香港教授：中国合格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

昨夜雪落

                   香港教授：中国合格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10月26日 01:00 中华工商时报
　　
　　                         本报记者 曲力秋

　　丁学良批评国内经济学家一心为利益集团代言
　　2005年无疑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多事之秋。民众和网络不绝于耳的批评和指责，使一向风光无限的主流经济学家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对中国经


   



济学现状的认识和评价，可能将成为我们对改革路径的反思和探讨的由头。日前，本报记者就相关问题对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进行了专访。
　　《中华工商时报》：在过去20多年的改革历程中，中国思想界的舞台上几乎只有经济学家在长袖善舞，经济学家因对政府决策独特的影响力而成为社会科学界最为耀眼的明星。与此同时，我们几乎听不到来自其它学科的任何声音，你怎样看这种现象？
　　丁学良：我想这是因为在过去长达25年的时间里，我们没有把一个社会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以及建设和谐社会这样的更高目标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设计我们改革的制度和政策。我们总是在一段时间里，让一个目标压倒一切目标，这样做的后果是我们的改革出现了很大的偏差，一些利益集团已经建立起来，等我们要纠偏的时候才发现要付出的代价已经很高。
　　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思想界几乎听不到其它学科发出的声音，而老是经济学家在唱独角戏，就是因为在这些年里，很多人误认为发展经济就是经济学的事情。其实不是，在任何一个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里，经济的发展都是一个系统工程。在这个系统工程中，法律、社会学、政治学包括经济学本身还有不同的学科，他们所起到的作用都是在某一个具体政策上。不同学科发挥的作用可能不大，但在整个过程中他们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像社会学重视的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公正，法学重视的是程序的公正，而政治学最重视的是政府的效率和成本。不可以剥夺其它学科只让某一学科讲话，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特有的研究重点，这就是为什么在英文里，社会科学是复数而不是单数。只有让不同学科的人在一种正常的、常规的方式下，互相对话、互相辩论，然后才能让决策层汲取不同学科的合理经验，使之变成一个综合工程中的合理元素。
　　《中华工商时报》：在您看来，中国的经济学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水平上？
　　丁学良：在西方经济学最先进、最发达的国家，经济学并不是一个公共的学科，经济学和物理学、数学一样，所讨论的都是非常专业化的问题。经济学怎么可能变成一个很Public(通俗的)的学科呢？
　　中国的经济学太热闹了，什么人都可以说自己是个经济学家，什么问题他们都敢谈，这说明中国的经济学还远远没有走到经济科学的门口来，经济学在中国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科学，严肃的学科一般不可能是闹哄哄的。
　　《中华工商时报》：您怎样看由经济学家倡导并参与制定的政策所造成的失误，如教育改革？
　　丁学良：在过去很多年里，中国很多所谓的经济学问题其实都不是经济学问题，在国际上，这些问题属于其它学科研究的领域，就是因为不让其它学科讲话，才出现了搞经济研究的人什么都可以谈的情况。再加上在中国，经济学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科学，所以很多不是经济学的思考方式和讨论方式，最后都以经济学的名义在说话。这样提出的建议和对策不出问题才怪。
　　《中华工商时报》：为什么最近一、两年民众和网络对主流经济家有那么多的批评和指责？
　　丁学良：民众和网络对主流经济学家的批评，原因很复杂。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把太少的精力用来做经济科学研究，把太多的精力用来为某一利益集团说话。在中国的经济学家中，你能找到为不同产业代言的人，在西方也能找到，但很少。西方从事经济科学研究中最优秀的人不是这样的，这样的人只能受银行、投行的雇佣，从事产业经济学的研究。中国绝大部分所谓的经济学家所做的事情和西方国家银行里的经济分析师比较像，他们是为一个产业说话，只是水平还不如他们。国外最好的经济学家都是在全世界最好的经济系当教授、做研究。
　　《中华工商时报》：您觉得中国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
　　丁学良：最多不超过5个。国内有的著名经济学家连在国际上最好的50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有的经济学家还没有对经济科学做什么样的贡献就想着获诺贝尔奖。
　　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首先要把经济学当作一门科学来对待，而不能把它当做个人发财、出名和当官的路子。如果那样的话，是不可能在经济学领域做出独立的研究来的。在西方，也有经济学家当大官，但他们是在经济学领域做出非常独立的、优秀的研究后，才短期进入政府或大银行等部门，然后他们会很快就回到经济科学的研究中，而并不是研究做的不怎么样就开始想着赚钱和当官。

昨夜雪落

香港教授丁学良：谁是中国5个合格的经济学家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11月09日 09:51 中国青年报

　　曲力秋
　　一句“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以下简称“5个论”)把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推到了备受争议的处境。这之前，虽然也拥有一系列令人艳羡的履历和头衔，如哈佛大学博士、思想大师丹尼斯·贝尔(此人曾于1980年被美国评为健在的、对美国社会影响最大的十大知识分子之首)的关门弟子、在同行中享有“社会学界的杨小凯”之称……但在国内，能说出丁学良是何方神圣的人可能不多。近日，本报特邀“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一文作者曲力秋对丁学良教授进行了独家专访，这是继10月26日“5个论”发表后，丁学良首次接受媒体采访。
　　“不超过5个”是比较客观和宽容的说法
　　曲力秋(以下简称曲)：有人将您的“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这句话称为是2005年最为经典的语句之一，您本人也被《时代人物周报》评为“2005年十大敢讲真话者”。您怎样看您的这一观点在媒体和公众中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
　　丁学良(以下简称丁)：我想这可能是因为国内的学术界、媒体甚至包括最广大的公众都看到了这些年国内经济学界出现了一些不符合这个学科应有面貌的现象。一个基本的情况是，中国的经济学在过去的27年里是显学，资源很多，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很容易得到各种资源，很容易参与决策，也很容易出名、发财和做官。任何一个学科，只要有这样优越的条件，就一定会对各种各样的人产生巨大的吸引力，所以，很多人都跑到经济学研究领域，都想成为经济学家，并且都以经济学家和经济科学的名义讲话、做事和捞钱。这种现象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大家都感到无法忍受，我不过是把他们想说的话说出来了而已。其实，海外的很多学者早就说过这样的话，只不过是没有在主流媒体上说而已。
　　曲：您的“5个论”是信口开河呢，还是有根据？如果有根据，这个根据是什么？
　　丁：这个说法绝不是信口开河，不过需要澄清的是，我的这个讲法并不包括老一辈经济学工作者，因为他们的学习环境、研究环境和工作环境与中青年不一样，他们中的很多人是我的老师和恩师。另外，这个讲法也不包括现在在海外最好的或比较好的大学经济系里任教、目前暂时回到国内兼职的教授。
　　至于我所说的合格与不合格依据的是什么标准，我想，虽然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的评价标准要困难很多，但在社会科学中间，经济学的发展还是比较规范的。从国际上看，怎样评价一个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和他的贡献，比社会科学中对其他学科专家评价的争议要少很多。稍微懂一些专业的人，只要他去看一看国际上经济学界那些最重要的学术刊物，在过去的10年或15年的时间里，有多少文章是来自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家，他就会知道我的这句话还是比较客观和宽容的一种说法。有一位从中国大陆出去、现在是华人中做计量经济学研究做得最好的一位学者，曾经很感慨地说过，中国国内很多大学经济学系教授的水平之糟，甚至还比不上他所在大学经济学系一年级博士生的水平。所以，只要是对西方经济学比较了解、同时又对国内经济学界也基本了解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看法，这个话题在我们这些海外学者中已经议论了很多年了。
　　曲：媒体和公众猜测最多的是，这五位合格的经济学家都是谁？
　　丁：这并不是我想说的重点。我要是把这五个人的名字都讲出来的话，极容易在公众中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就是我是因为和这些人有个人恩怨才出来说这句话的，这根本就不是我的意思。我要讲的是学科的发展和做学术研究的基本规则。
　　曲：那么，在您的内心里，是不是很清楚地知道这五个合格的经济学家都是谁？
　　丁：那当然。不光是我，如果你把那些从中国大陆出去、现在在海外最优秀的经济学家的眼睛蒙上，然后，让他们各自写出这五个合格的经济学家的名字，我想他们的答案基本上是一致的。因为这个标准是相当客观的，当然，是4个、5个还是6个并不会像数学上那么精确。
　　“我虽然不是学经济学出身的，但对经济学的基本评价标准还是相当了解的”
　　曲：一个很具体的问题是，您是一名社会学家，并不是学经济学出身的，您觉得您有能力评价中国大陆经济学家的水平吗？
　　丁：这是一个很合理的问题。虽然我不是学经济学出身的，但这些年来，我对大学的改革和发展一直非常重视，在大学发展过程中，经济学系在国际上任何一所优秀大学里都是非常重要的系，所以，我非常关注这个领域里面的学术规范、学术准则和学术评比。特别是我在海外的朋友和同学中，一半以上都是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他们当中有相当部分是华人中最优秀的经济学家，我和他们的友谊和交往将近20年了，在私下里我们经常议论这些事。所以，坦率地说，虽然我本人不是学经济学出身的，但我对经济学的基本评价标准、国际上哪些大学的经济学系大概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水平和位置等，还是相当了解的。我可以很诚实地说，我在这个领域里面收集的信息，得到的资料都不是外行给我提供的，而是这些华人中最优秀的经济学家提供给我的。
　　曲：对于中国大陆经济学界的现状，很多人都有与您同样的感受，为什么别人不说，您却要说？
　　丁：人嘛都是这样的，想得罪人的毕竟是少数，我也不想得罪人。虽然讲这番话的用心是好的，但往往会引起很大的误解。可是看看这些年中国经济学界趋炎附势的风气确实很着急。这些年中国经济学界在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的训练方式和经济学系的发展方面其实没有取得什么进步，很大程度上是靠着过去27年里送出去的最优秀的留学生帮忙，靠着国际上一些更资深的经济学家的帮助，虽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中国有的经济学系这些年也做了一些很好的改革试点，但总的来讲，有着清楚的目标也就是瞄准国际上经济学发展科学的大趋势并要缩短中国和它们质和量上差别的经济学系和经济学院还是太少了。而有着这样清楚的目标并把这种目标变成一个很系统的改革方案的人就更少了，这实在让人着急。中国的经济学有这么好的资源和条件，如果还像现在这样搞下去的话，那么时间越长，以后纠偏和走向正轨、走向主流的成本以及代价就越大，并且对中国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和对中国经济本身都有很大的副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愿意出来讲这个话。我希望公众能理解我讲这番话与个人恩怨并没有关系。
　　对经济学家也要实行阳光政策
　　曲：在今天这样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尽最大努力使自己生活得更好，经济学家为什么就不能追求个人利益？要求经济学家独善其身是否公平？
　　丁：什么叫独善其身？我们每个人都是血肉之躯，每个人都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人当然有追求自己个人利益的权利，但你得遵守一些基本的游戏规则。西方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包含50多个学科，经济学显然是有着更多的机会来追求财富方面利益的一个学科。但即便是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时候，你也要遵守游戏规则。举个简单的例子，在西方国家，假如一个名牌大学经济学系的教授被某个烟草公司或白酒公司雇用了，充当他们的顾问或董事，那么他在学术场合或在媒体上为一些公司说好话的时候，就必须要把他的多重身份讲清楚。如果不讲清楚，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他就是在滥用他的经济学教授的身份。在西方市场经济社会里面有一系列的关于“对公众负责”、“不要滥用自己特有身份”的规则。经济学家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时候必须要遵守这些规则。
　　曲：充当利益集团代言人的经济学家能不能参与政府的决策？
　　丁：在法制比较公平和严明的国家，利益集团都可以雇用自己的说客游说，都可以雇用自己的咨询和顾问，但是雇用过程本身是要对外公开的。譬如说在美国，特殊利益集团像石油或军火公司，他们都会雇用公关公司或顾问试图影响美国的立法和行政机构，以便对他们的行业更有利。被雇用的教授可以去国会游说，但不会出现某个利益集团付了钱给某个教授，然后这个教授同时又到政府部门做官员或顾问，这种严格的利益冲突，在绝大部分市场经济社会里面不仅是不被允许的，而且是犯罪行为。这样的事情要是发生了就会受到各方面的批评和追究，其中相当一部分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曲：您是不是认为，对经济学家也要实行阳光政策？
　　丁：任何一个牵涉到名和利的领域，一定要有阳光政策，一定要有一套非常系统的互相制衡的制度。否则没有任何一个行业，能够公公正正地为社会利益服务，这是人之天性。西方人未必比我们中国人的觉悟高，但是他们有那样的制度在那里。
　　改革失误的主要责任不应由经济学家承担
　　曲：有人把公众和媒体对中国经济学家的批评归咎为国人的仇富心理进而仇视经济学家，您是否同意这种观点？
　　丁：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没有理由地仇视一个学科呢？我想除少数人有切身利益的冲突之外，可能还是要检查一下在过去的这些年里，中国的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中国的经济学家作为一个群体，在公众中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应该更多地反思一下，这个学科、这个群体在多大程度上是以自己的学术研究为公共利益服务，是为推展学术研究做事，而不是以经济学的名义在为自己捞好处。
　　在海外最优秀大学的经济学系里面，绝大部分的教授都是在很认真、很刻苦地做经济科学的研究，虽然他们的成就不一样，但他们是在务正业。如果中国的经济学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在做这样的事情，我想中国的公众就不会对他们有那么多的负面评价。
　　社会科学中的任何一门学科，都会和国家宏观的发展和政策有关，这些学科都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你是不是尽可能地保持一个相对独立的位置，从事这些学科研究的人，能不能尽可能地保持一种独立的学者的身份。这一点，对于经济学这样的显学尤其重要。因为它获得的资源以及对公共政策和对公众的影响远远地超出其他学科，从这个意义上讲，公众对你的要求就更多了。
　　中国的经济学家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有那么多积极的参与，既参与官场又参与商场，公众当然对你很关注了，而且你在为个人利益和利益集团说话的时候还都是以经济科学的名义，我想公众的不满主要是来自这里。至于说仇，我觉得还远没有到这个程度，什么是仇，你走在前面，人家想把你捅死，这才是仇。香港社会的贫富不均也很厉害，香港的基尼系数在全世界也是名列前茅的。但我没有看到香港的老百姓对一个学科或一个群体有那么大的不满和抱怨，就是因为在香港大学不管是哪个系，都有一些基本规则，任何一个大学任何一个系都不会对违反这些规则和专业道德的现象放之任之。
　　曲：近一两年，经济学家屡屡成为公众攻击的靶子，是不是还有这样一层深层次的原因：公众对过去一些改革失误的不满，找不到发泄的渠道，只能转而发泄到经济学家的身上？
　　丁：公众对经济学家的不满中肯定有误解的成分，因为有不满就要找个地方发泄。有些人并不了解某一项政策的失误，根源究竟在哪里，只是乍一看是在经济领域里，于是就埋怨起经济学家。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些人也了解某一项、某两项政策的失误根源在什么地方，但他没办法指责这种根源，那么经济学家就不幸地被误当作靶子。
　　我曾经和朋友们说过，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学界被批评、被攻击的这些问题，在西方国家是不会出现的。因为这些问题在西方国家大部分是属于公共政策领域，是属于法律领域或社会学领域。而在中国，就是因为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没有给其他学科发展空间和说话的机会，所以，中国的经济学把在西方发达国家由社会科学中其他学科做的事情和讲话的空间全都垄断了。你在垄断了这些话语空间的同时，也就垄断了被公众埋怨的机会。
　　曲：在您看来，经济学家该不该为一些改革的失误负责，如教育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
　　丁：经济学家不应承担改革失误的主要责任。因为他们毕竟不是最高决策层，在西方国家一般是官员问责制，所以，对于改革中出现的一些失误，经济学家有责任但不应承担主要责任。
　　“我没有看过郎咸平的文章”
　　曲：有人将由“5个论”掀起的这场讨论，与去年的郎顾之争相提并论，认为这两场讨论具有同样的影响和作用，您觉得二者具有可比性吗？
　　丁：去年一年我都在学术度假，学校给了我一年的时间不教书、不做论文，然后可以在全世界各个地方跑。所以，大部分时间我是在东南亚这些地方做学术研究。对于郎、顾他们争论的东西我还真的是一篇都没看。后来回国的时候有很多人给我讲这件事，坦率地说，我的观点是：一，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确实有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二，改制中虽然出现了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但我们还是不能回到原来的体制下，两害相权取其轻，改制比不改制要好。所以，我的观点和他们争论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不一样。

吴建军

发人深思

昨夜雪落

邹恒甫：张维迎是九流经济学家 林毅夫算三五流
南方人物周刊  
　　从2004年到2005年，邹恒甫失去的太多了。去年，他的老师董辅礽先生永远离开了他；他的朋友让?雅克?拉丰(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永远离开了他，还有他早在武大时就已结识的杨小凯也逝世了。
　　“他们都是患上癌症逝世的，难道作经济学研究的都要得癌症？”直到此时，他还不忘幽默一下。
　　今年，他又面临着自己一手创办的IAS将被拆分，“没办法，人生总是充满了欢乐，充满了悲伤，这真是太好玩了。”邹恒甫轻轻地摊开了双手。
　　但当他面对友人，率性豪饮、纵论天下时，却吟出了陈寅恪的一句诗：“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我和林毅夫是三五流，张维迎是九流，大多数人都不入流
　　人物周刊：你把中国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编成“三纲五常”、“林海张杨”，多次在公开场合毫不客气地点评他们，有人说你太过癫狂了。
　　邹恒甫：当然太狂啰。他们中有些人根本没有任何学术成就，有些人在学术上我是看着他们长大的，我太了解他们出名的情况了。
　　我去年在上海财大作演讲时就说过，“他们著名，都著名在哪里呢？都发过些什么文章呢？都摆出来看看嘛！”
　　张五常在六七十年代做出过杰出贡献，杨小凯是在研究劳动分工上做出了成就，后来就走向了一个极端，他这个人的心理爱随着环境改变，一生变了好几次，一点都不好玩；林毅夫有两篇有价值的文章：第一篇谈大跃进时期，中国如何饿死人；第二篇讲家庭承包制怎么改进农村劳动生产力；最后，他和易纲都走向了政治，当官去了。我们不会变，我们就是一竿子搞到底。
　　其实我一点都不狂，我调侃他们，是因为我知道怎样才算有本事。郎咸平知道我是扎扎实实办教育，知道我在国外还有点小文章，他说张维迎他们连门都未入呢。所以，我说我和林毅夫是三五流，张维迎是九流，大多数人都不入流。
　　人物周刊：难道在你眼里，他们对中国经济发展没有作出丝毫贡献？我们又如何辨别其中的浮躁与虚幻？
　　邹恒甫：我们都是神交，有些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我还把田国强、白重恩，李稻葵，周国富，谭国富，加上我，凑了句“李白杜甫”、“国富国强”，就差一个姓杜的，还联不起来，所以没说出来。田国强知道此事后，哈哈大笑。他们知道我办事的干劲和学术上的爱好，所以都能承受住我的调侃。
　　这批人在中国普及当代经济学教育上，还是起了作用的。但其中有的人后来走向了媒体，走向了仕途，这就脱离了学术。
　　谈到辨别，中国经济学家编的教科书，我们内行根本不看。我把世界上一流的师资领进国内，把最好的原文版书籍引进国内，就是为了把学子从迷途中引出来。
　　中国大学生都有潜质和能力在三五月之内阅读使用英文原版教材，我在武大办学十多年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但是，从北大到武大到中大，他们就是喜欢用高鸿业编的《西方经济学》，和张维迎编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真是误人子弟！
　　初级西方经济学，我们有曼昆、斯蒂格利茨和萨缪尔森的英文原版；对策论我们有福登伯格和梯若尔、奥斯波恩和鲁宾斯坦、迈尔逊等英文原版。这些教授们就是不用这些世界级大师的英文原版，反而要用自己编的教材。更为甚者，他们还组织学生去翻译这些教材，错误百出，笑话连篇，还在课堂吹嘘卖得多好。我真的不理解为什么中国青年学生放着世界最好的英文原版不用，而读那些低劣的二手货和翻译品。
　　张维迎动不动就说自己是“中国产业经济学第一人”，我不知道中国的产业经济学家们对主流的产业经济学，作了什么贡献。
　　我们培养的学生，要比我们好1000倍
　　人物周刊：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你办的数理经济与金融班太偏重数学和技巧，而忽视了思想和经济直观，是这样的吗？
　　邹恒甫：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我是学历史、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出身的。在武汉大学的五年半时间里，我在历史系、哲学系和数学系到处听课。由于对分析哲学的爱好，我才学数学。后来学西方经济学，才知道数学有用。到了哈佛，正好如鱼得水。我把经济学、数学、哲学、社会学乱学一通，什么都没入门。
　　正是基于这种广泛的爱好，我还在武汉大学IAS创办了中西比较哲学实验班、世界史实验班和国学实验班。这三个实验班都必须在本科和硕士阶段用英、法、德语阅读西方典籍。我们高度重视人文素质教育，我们给数理经济与金融班的所有本科生，开设了《四书》、《老子》、《庄子》等八门人文基础课。学国学的还必须懂日文。
　　前者是为了实践余英时先生的倡导：不懂英、法、德，不谈文、史、哲；后者是为了洗尽从陈寅恪就开始饱尝的“到日本学中国史”的羞耻：“群赴东邻修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
　　那些口口声声强调思想的人，未必有什么经济思想。李稻葵有思想？周其仁有思想？林毅夫有思想？张维迎有思想？自欺欺人罢了！
　　人物周刊：记得你好像说过“我连自己都瞧不起，还瞧得起他们，他们爱说什么随他们好了”，那么，你瞧不起自己什么呢？在当代经济学者中，有你看好的人吗？
　　邹恒甫：我的原话是“我瞧不起别人，但我最瞧不起自己”。我什么都不行，我可以嬉笑怒骂，是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比我更差。我历来如此，有学问的，当然我崇拜。对没学问而又上媒体吹拉弹唱、欺世盗名之流，我就喜欢挑战嘛。
　　比如我崇拜陈寅恪先生，他通晓10多种语言，《资治通鉴》、《全唐诗》、《全唐文》，烂熟于胸，这是多么高深的境界！至于董辅礽老师，他是长者，我尊重他，但我并不觉得他的学问有多么高深。有人问过我，中国什么时候可以产生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我直言在25年以内都不会有谁摸着这个奖！其实普林斯顿大学的邹至庄教授对我早就说过这句话，他最有资格下这个结论。
　　董老师曾说过，属于诺贝尔奖的在搞学问，中国人在搞新闻。现在的风气是“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商，商而优则学”，权和钱这两样东西太吸引人了，这两样东西还能互换。有些学者就是想着权和钱，这样怎么能静下心来做学问呢？应该是“学而优则学，仕而优则仕，商而优则商”才对。
　　人物周刊：有人说武大IAS被拆分，也与你的个性有关系。
　　邹恒甫：我的个性不是让人爱，就是让人保持距离，绝不会有人走中间路线的。至于说被拆分，其中的具体原因，我不好说，肯定是涉及到了“利益”两个字。
　　1994年，我就对中国一些著名的媒体经济学家说过，我办IAS的目的，就是要让你们在中国找不到讲台，我们培养的学生，要比我们好1000倍。
　　胡祖六说我们当时是雁过拔毛、靠剥削朋友的友谊办起来的，这一点都不假。当时条件艰苦，我是一张纸、一支笔、一间厕所开始，把家里的书都搬来了，我的同事和朋友，有书的出书，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IAS办到1999年，才把名气打出来。
　　所以，我们邀请的全是国际上一流人物，全是哈佛、耶鲁等名校的一流学者。还请了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与学生交流，像James J.Heckman、Robert. Lucas、Laffon、Tirole、Maskin等等，我自己从2001年起都不上课了，也成了一个跑腿的。
　　由于我请全世界最好的经济学家、管理学家来讲课，搞得其他人非常不舒服。这样就等于是另起炉灶，把几百号人放在一边了，这不是相当于砸掉了他们的饭碗？那他们是不是要找我拼命？你说我能不癫狂吗？我想走正常程序，怎么走法？
　　人物周刊：也有评论说，你们办的IAS对国内教学和科研风气并无实质影响？
　　邹恒甫：有没有影响，在青年经济学子的心中自有明断，我感到青年学生一直是我强有力的支持者，这正是我屡败屡战的动力。为什么有人恐惧我，想方设法搞得我难受？他们有危机感。这不是影响吗？
　　人物周刊：网上也有人传，IAS的被拆分，与7月15日刘国光先生就当前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所发表的看法有一定关系，你看呢？
　　邹恒甫 ：这我不知道，我不能乱说。但刘国光先生必须重新学习当代数理马克思主义，认真阅读John Roemer关于剥削、阶级、公正、平等、革命等的理论。如有机会，我愿意跟刘国光先生多多交流。如果董辅礽先生还在就好了，我们三人的交流，一定会充满了火药味和学术味。
　　人物周刊：听说你除了爱说自己是农民的孩子，还爱说自己是走狗？
　　邹恒甫：是的，我永远都是穷苦百姓的走狗，永远都是中华民族的走狗，也永远都是武大的走狗和癞皮狗。
　　现在很多经济学家喜欢当资本家和暴发户的走狗，记住一句英国谚语——每笔财富后面都隐藏着罪恶(Behind every fortune，there is a crime)。在中国赚钱致富的人都应该有良心。我们的政府和企业，要把减少贫困、促进公平发展作为首要目标。
　　人物周刊：你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邹恒甫：去北大、中央财大、上海财大、浙大、中大上课去，他们很高兴我去，当然还有武大。我想IAS一定还会干起来的。只要不为了钱走穴，只要不当新闻媒体经济学家，只要不从政当官开会，一个人是会有大量的时间看书、给学生上课、和写点可以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英文论文的。这样会过得心安理得。“读书不肯为人忙”，陈寅恪先生的这句诗说得太好了。
　　人物周刊：最后想问你一句，如果你没有在世界银行的物质保障，只是国内的一介普通学者，你还敢于放言抗争么？
　　邹恒甫：我想依着湖南人的个性，还是会垂死挣扎的，我还是会执着于自己的教育事业。当然，斗的方式可能不一样，狡兔有三窟，人就应有九窟。只要哪儿需要我，我就会到哪儿报到。
　　用自己的钱办学最过瘾，用别人的钱办学也过瘾，为钱办学最不过瘾。希望中国所有的经济学家和海龟用这三面镜子照照自己，我作为中国人民的走狗谢谢你们了。

昨夜雪落

郎咸平:中国经济学界唯一值得敬重的是邹恒甫
　　与郎咸平共进午餐后，记者陪他匆匆赶往武汉大学EMBA中心的一个讲座课堂。在车上，记者与他谈及中国经济学界的有关事情，谈及这次邀请他到武汉大学来讲学的邹恒甫教授，郎咸平对我说：“邹恒甫教授是我在国内最敬重的人，不是之一，而是唯一。可以说邹恒甫在中国经济学界是我唯一敬重、景仰的经济学家，完全可以用唯一这个词。”
　　记者问郎咸平为什么，他说：“邹恒甫教授是一个真真做学问的人。你不管他的观点怎么样，这都不重要，你要知道他是一个真真做学问的人，而且是扎扎实实地做学问，不像别的人。这在当今中国是非常难得的。”
　　郎咸平又说：“邹恒甫教授是研究宏观经济学，研究数理经济的，我读过他的一些文章，很喜欢，学问非常扎实。当然，有一些文章我也不一定看得懂。他现在又投入很大精力在中国办教育，这也是非常不简单的。”
　　提到邹恒甫教授，这位非常年轻(年仅42岁)的来自世界银行的高级经济学家，在中国经济学圈内乃至国际经济学界，名气却非常的大。著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曾对世界银行的人说：“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经济学教育做得最多、贡献最大，没有人可以与邹恒甫相比。”能得到“同行竞争者”如此厚誉，可见邹恒甫绝非等闲之辈。有资料表明，邹恒甫十余年来在中国艰难地推进全新的经济学实验教育，在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相关院系，他几乎把经济学教育的课程和教学观念翻了一个个儿。他领导的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已成为中国向世界一流大学输送经济学优秀人才的最重要的基地。
　　邹恒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哈佛大学毕业的中国第一个经济学博士、也是第一个进入世界银行研究部的中国经济学家。他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也是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和中山大学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邹恒甫在国外主要杂志上发表了40多篇有影响力的论文。由于在宏观经济学领域所作的突出贡献，他在去年初全球10多万名经济学家和5500名著名经济学家的大排名中名列世界第247位。根据2000年国内文献情报中心的SSCI检索结果，仅仅由于邹恒甫一个人所发表文章，就把武汉大学在这一领域的排名从第十几位上升到了第三位。
　　前不久，邹恒甫从美国回来，应著名经济学家田国强教授之邀去上海财经大学举办讲座，他以耳闻目睹大陆经济学界之怪状，以其切身体验和感受，直指某些“海龟”经济学家之痛处，“大骂”从国外回来的海龟“绝大多数”都是“欺骗中国人民”的欺世盗名、沽名钓誉之徒。这些人“到国外就很老实，一回到国内就开始癫狂，就开始装大”。邹恒甫认为经济学家不要从政，不要去企业作报告，要呆在自己的大学里、研究机构里好好地做学问，为青年学生树立一个好榜样。上海财经大学的师生多次报以邹恒甫教授热烈掌声，两个多小时的讲座让挤满教室的近四百多名听众大呼过瘾。据说邹恒甫在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的一些讲座无不场场爆满，受到学生热捧。
　　极为自负的郎咸平，据说除了对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和数学泰斗丘成桐等极少数大师表示尊敬之外，他自恃海内无对手：“企业家跟经济学家在我心目中是一个水平，要好好学习。”在喧嚣的中国经济学界，在目空一切的没有值得郎咸平尊重的中国经济学家群体里，惟有邹恒甫是一个例外。
　　郎咸平其人：现任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讲座教授，长江商学院教授。1986年获得宾夕法尼亚(UniversityofPennsylvania)大学沃顿商学院(WhartonSchool)财务学博士学位，曾经执教于沃顿商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多家知名的商学院。郎咸平曾担任世界银行公司治理顾问,现任深交所公司治理顾问和香港政府财经事务局公司治理项目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