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中国」的历史论述

昨夜雪落

《二十一世纪》2005年10月号目录·编后语


写在创刊十五周年之际
4          金耀基　中国的二十一世纪的想象
7          许倬云        问明日谁主苍茫
9          陈方正、金观涛、刘青峰　《二十一世纪》面对二十一世纪
　　
二十一世纪评论
        后共产时代的东欧改革
13         阿佩尔　东欧私有化的教训
24         奥斯塔　东欧劳工运动的变迁
40        金　雁　走向公民社会：转轨时期的东欧民间组织
百年中国与世界
58        段怀清        对异邦文化的不同态度：理雅各与王韬
69        王宏志        南来文化人：「王韬模式」
经济、社会与传媒
78        曹立新        走向政治解决的乡村建设运动
89        赵聚军        当代农民利益表达形式的转型
95        李忠林        晚清经济史研究范式再讨论──从彭黄之争谈起
科技文化
100        专论        曾镜涛　石油能源的警钟──在产量高峰过后
景观
117        樊婉贞        威尼斯双年展中的东方概念
人文天地
126                邱加辉                影像香港：王家?的八部电影与六个香港
135                吴冠平                当代中国电影创作述评
        
读书：评论与思考
145                魏文享                在帝国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之间──
                                评介《中国的大企业──烟草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        
                书介与短评
152                崔效辉                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
157                朱崇科　王德威：《历史与怪兽：历史，暴力，叙事》
162                蒋余浩　季卫东：《宪政新论──全球化时代的法与社会变迁（第二版）》
166                王向民　奥伦：《美国和美国的敌人：美国的对手与美国政治学的形成》
170                付海晏　白凯：《中国的妇女与财产：960-1949年》
174　《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5年8月号、9月号目录
174　图片来源　　　175　三边互动　　　178　编后语

编后语
这本以新世纪命名的学术文化期刊自1990年10月创刊至今，已整整十五年了。在这样的时刻，金耀基论中国的二十一世纪的想象，许倬云问明日谁主苍茫，陈方正、金观涛、刘青峰谈中国发展和知识分子面对的新问题，五位编委希望透过与读者分享、讨论他们对这些尚未有答案的问题的思考，来纪念创刊十五周年。
本期「二十一世纪评论」的「后共产时代的东欧改革」专题，是继去年十月号「九十年代以来的俄罗斯改革」后又一组评论苏东改革的专辑。阿佩尔讨论一开始就全面铺开并同时兼顾起点公平原则的东欧激进私有化改革，时至今日已推行十余年，单以经济指针和当地民众的评价来衡量，这种急速转轨可以说是失败的；但如果说民主社会必须以市场经济为保证的话，东欧这种以不流血方式达成的私有化，可以说已完成了经济体制转型的目标。奥斯塔则考察东欧的劳工运动，分析工会及其领袖在1990年前后发生的变化：之前，其影响力、凝聚力很大并直接促使社会转型；之后，工会领袖的社会地位以及其与政府、资方的关系发生根本变化，工人普遍对工会失去热忱；专业技术工人和被视为弱势群体的一般工人在工会中的功能和价值取向已完全不同。这种状态到2000年后开始逆转。这也正是金雁所谈到的，在向现代公民社会转化的过程中，东欧民间组织一直面临一个深刻的悖论：是走向公共权力政治化，还是将自己定位于第三部门？这三篇文章不仅为读者提供了一幅东欧社会变革的动态图画，也有对中国相关问题的比较和评论，值得关心中国未来发展路向的读者参考。
本期佳作甚多。段怀清在分析比较晚清传教士理雅各与著名民间知识分子王韬对异邦文化的不同态度后指出，即使王韬长期流亡并对西方文化有相当的了解，但他对西方依然缺乏真正的认知兴趣。同样是以王韬为分析对象，王宏志则从他「羁旅」香港二十三年经历概括出「王韬模式」，这也是随后一个多世纪?若干批南来文化人所沿袭的模式。今年是中国电影诞生百年，本期吴冠平评述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电影创作思想，指出影响至今的政党逻辑如何异化了艺术创作方法；邱加辉则分析王家?的电影如何以一种独特的悖反方式回望变动中的香港，香港成为一个「具无限可能的空间」。此外，从曹立新、赵聚军、李忠林、崔效辉等四篇研究中国农业经济史或相关争论的文章，则可以显示中国的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社会发展的头等重要问题；而樊婉贞一文生动地描绘出今年威尼斯双年展中的中、港、台、新加坡和泰国这些亚洲国家及地区的东方概念。
最后，特别要向各位推荐曾镜涛〈石油能源的警钟〉一文。作者从百多年来石油储存量和开采速度的翔实数据分析得到一个惊人结论：在新世纪，人类即将面临「油断」的危机。除了石油总储存量是一个定量和能耗快速增长外，在技术上看，油田开采到一定程度后，抽取就会愈加困难，效益极为低下。今天尚不能预见这会导致甚么更深的后果，但「石油安全」已成为各国紧要的战略问题。而在中国，至今还没有形成一套有效防范国际石油风险的战略体系，不能不引起重视。

三边互动
为了纪念创刊十五周年，本期扩充十六页版面，也使这个小小的栏目增添了一页，容纳更多读者的意见。令编者欣慰的是，读者在阅读本刊文章时，都能提出不同意见或进一步的思考；尤令编者吃惊的是，一位居乡间的离休老干部竟然能够读到本刊2月号有关重评陈独秀的一组文章，并发表见解。
从来，读者的意见，不仅对作者有启发，更是对编者的激励。本栏虽小，但作用不可谓不重要，希望继续得到读者支持。──编者
宋以后中国就形成了民族国家吗？
葛兆光〈重建「中国」的历史论述〉（《二十一世纪》2005年8月号）一文，对于重新认识与研究中国历史很有启发性，尤其是其关于与欧美相比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独特性的论述。不过，对于其认为传统中国在宋以后就已经渐渐形成了民族国家的论述，笔者认为还有商榷的余地。
在葛文中，他认为由于历史上「政治王朝」「始终有一个清晰延续的脉络」，以及始终存在「一个相当稳定，不断积累」的文化传统，并认为宋之后中国开始慢慢形成了民族国家。在这?，葛先生实际上忽视了民族国家中一个最为核心的认同，即政治认同。政治认同最为核心的要素，又是对「国家是谁的国家」这一问题的反思与回答。可以说，没有政治认同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政治认同恰恰是传统中国最为缺乏的。因此，仅仅从葛先生所指的意义上称传统中国从宋开始就慢慢形成民族国家是不恰当的。
我认为政治认同主要是在以下两个层面上使用：
一个是国民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超越了对其他亚政治文化与区域的认同。比如对种族、宗族以及地方政治单位。在这一方面，传统中国是极端缺乏的。近代中国有两点最经常被提到，一个是群体意识与合作意识的淡薄，一个就是没有国家观念，「民不知有国」，「国不知有民」。
另一个是在国家权力配置过程中，国民某种形式的参与。正是由于国民参与了「国家权力配置」过程，所以国民才认同国家。从这一点看，传统中国也不具备。国民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参与国家权力的配置，因此大多数国民认为国家是皇帝的「私产」。
实际上，这种现代政治认同本身是需要一系列条件的，尤其是交通与传媒，从这方面讲，民族国家实际上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物。
在传统中国，人们最为根本的认同不是政治认同，而是文化认同，也即葛先生所说的人们认同的是「炎黄子孙」。这种文化认同对共同体的维持的力量远远大于由政治认同而带来的向心力。但是近代中国很多知识分子为了重构人们的政治认同而对传统文化的认同进行了颠覆，实际也消解了人们的文化认同，这一点也需要今天的人们加以反思。
余艳红　北京
2005.9.8

东亚史观的建立需从长计议
诚如白永瑞在〈东亚历史教科书和历史教育〉一文（《二十一世纪》2005年8月号）所言，「历史战争」构成当今东亚的特殊景象，在2005年这个年份弥显刺眼。其一，部分日本人否认侵略史实，甚至美化其残忍行径，宣称要摆脱他国强加的「自虐史观」，恢复其历史本原；其二，中韩朝回顾过往屈辱时，难以割舍强化民族凝聚力和政治传播的大好契机。此外，在推行一致对日的「历史战争」的同时，中韩朝之间的局部「历史战争」也蠢蠢欲动。因此，特别是针对日本的不负责历史态度，中日韩三国民间学者为阐述三国历史共识而编撰共同历史教科书。
我们应该以最大善意来解读这一探索，但我们更应该以冷静态度来分析未来事态。
首先，东亚史观是甚么？是不是东亚历史的机械相加？各国兴衰都应是东亚整体史观的重要环节，而不能流连于国家沉浮的情绪。日本的过激民族本位和抗拒反省的心态，是其最大绊脚石；但一致对日，也不能构成东亚史观。尽管教科书以平行编年来演进，但其割裂痕迹依旧明显；各国都希望东亚史观偏向于本国立场。尽管编纂时的颇多争论限于学术范畴，但其蕴涵的民族主义仍显露无遗。
另外，树立东亚史观固然重要，但民族国家依旧存在，倘若国族史还处于孱弱地位，那么仓促建立超越民族国家的史观，就有好高骛远之嫌。历史问题并不能都归咎于日本。就中国而言，海峡两岸的不同版本历史叙述和韩朝对峙只会两败俱伤。各国都背负着过重的历史累赘，众多未决的历史纠葛使东亚史观步履艰难。
所以，东亚史观仍需从长计议。但不论结果如何，共同历史教科书是个不错的开端。对学者而言，应该继续以「理念人」的姿态追求还真相于东亚民众；对国家而言，面对尊崇强者的日本，也许实力在这个冷战痕迹明显的地区更为重要。
毛维准　天津
2005.9.7

以文化的名义
如同海德格尔借荷尔德林的诗歌阐发人类本真的「存在」，日本的文学批评家江藤淳从川路柳虹的《魂兮归来》一诗中发现了日本文化中「独特」的风景──「与死者的共生感」，如此富有诗意的演绎充满诡秘与玄妙。其实逻辑很简单：既然日本文化中有「与死者共生」的独特传统，那么祭拜靖国神社就属应有之义，外人就不得说三道四，从而达到「从日本文化本原出发，来论证首相、天皇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合理性的目的。然而，靖国并非日本的文化传统，高桥哲哉的文章〈靖国是日本的文化吗？〉（《二十一世纪》2005年8月号）以大量事实轻易戳穿了这个荒谬的逻辑前提。
以文化的名义寻求「靖国」的合法性，来掩饰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喧嚣，这是文化论者的潜在意图。「是」抑或「不是」，高桥教授只是关注内容层面的问题，在这?我想就「以文化的名义」这种表述方式接着说几句。
名不正，则言不顺。大凡一种社会行为，须得有个依据，而「古已有之」是最方便的遁词。与传统对接，或干脆抽象出一种文化模式，涂饰上卡里玛斯的神圣色彩，为自己的行为张目，这并不是甚么新招。「文化」这个东西太驳杂，内涵太丰富，谁都可以在其中「取一瓢饮」，江藤不就是很方便地在日本文化中发现了「与死者共生」的传统吗？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作为，在国际上塑造出强悍的形象，引人注目。于是，人们抑制不住从文化中探究深层原因的冲动，文化论甚嚣尘上，批评家从诗歌?发现传统，政治家从历史中发现传统，人类学家则从日常行为中去寻求传统。江藤并非文化论者第一人，真正的滥觞者是美国的人类学者本尼迪克特。她坦言自己未在日本待过一天，却在《菊与刀》中简便地概括出日本不同于西方「罪感文化」的「耻辱感文化」传统。更让人困惑的是，这份报告成为美国战后在日本制定政策的依据，促成保留天皇制度，美国人以文化的名义为军国主义的复活预留了地盘。
用文化塑造出来的日本形象，在菊花与刀的幻影中透露出几分威严，让他人敬畏，反过来又促成一种自恋，这种自恋正是滋生军国主义的温?。「魂归何处，何罪之有？」川路柳虹的诗句正是文化论者不经意的流露。
易前良　南京
2005.9.4

改革与继承二者不可偏废
罗志田在〈数千年中大举动──科举制的废除及其部分社会后果〉一文（《二十一世纪》2005年6月号）分析了清末废科举的前因后果。作者认为，废除科举对中国造成了两个影响深远的社会后果，即城乡逐渐分离；乡村中士与绅的疏离。作者观点极富洞察力，也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文章指出，中国传统士人的耕读生活模式，多数人是在乡间读书，继而到城市为官，但候缺、丁忧、告老时，读书人多半要还乡。这就意味着人员、信息、资金等多渠道的流通，从而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循环流动之中。而废科举后城乡差距日益加大，成为中国社会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作者认为，传统中国基层地方大多在官督之下实行以乡绅为核心的自治。但随着科举制废除，「乡绅」与「知识」的疏远可能意味着相应的道义约束日减，容易出现所谓「土豪劣绅」。传统的士人主要以道德说教，自身的模范去调适、化解地方矛盾，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就应更多地以法律手段去解决，这又是传统士人所忌讳的。所以科举制的改革又是必要的。
但问题在于废科举后中国既没能实行选举制，又没实行文官制，而是以任命制代替科举制，不能不说是一种严重的倒退。好的东西没有通过改革引进来，却将具有公开、公正性的考试取士制丢掉了，难怪作者认为废科举是中国二十世纪一系列斯文扫地活动的开端！
储昭根　南京
2005.7.1

利益链和利益链之外
城市外来人口现象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缩影，它所展现的各种主体利益的博弈，不但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社会和生活，而且是中国进步的一个尺度。在陈映芳〈「利益链」如何形成〉（2005年8月号）一文中，政府、企业、老市民、外来人口，这四个涉及外来人口问题的主体，都表现了复杂的态度和行为。政府的角色尴尬是最明显的：一方面它不能拒绝外来人口对本地经济的贡献，另一方面又不愿支付外来人口的市民权；它既要对外来人口采取就业的身份歧视，却不能贯彻它的意图，甚至城市基层政权与外来人口混为一体；一方面它不断削减对外来人口的限制，另一方面又发现完全取消限制会带来巨大的城市危机。关于后一点，北京最近频频拉响了控制人口的警报，政府的担忧与市民的支持在这一点上表现出空前的一致。
城市化虽然是现代化的普遍规律，但是，一个有十三亿人口国家的城市化，世界还未有先例。考虑到中国的人口基数如此庞大、资源又相对短缺，世界市场容量的限制，以及城市本身的发展规律，中国的城市化还面临着诸多考验。就算中国城市化的指针是70-80%吧，也就是说会有十亿左右的城市人口，这么大量的人口如何在城市生活？又有哪种形态的城市规模和类型，才能适应这种城市人口？
──不过，这是另一个问题了。但我以为是很重要的问题，我希望能看到城市研究学者的回答。
王霄　北京
2005.9.3

对重新评价陈独秀的感受
在中国当代变革史上由于受极左文化的干扰，在表述历史事件和人物之时，存在着太多的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困惑，其中对陈独秀的评价极为典型。这一两年来，从大陆出版的《炎黄春秋》、《同舟共进》这些刊物上，已经出现了重新评价陈独秀的文章，为这一历史文化课题开辟了新天地。但由于受当今主流文化的制约，对陈独秀的评价还没到位，就像是对毛泽东的评价尚未到位一样，至少比《二十一世纪》2005年2月号刊登的郭德宏、唐宝林和王福湘文章所表达的观点相差很远。
其实依我愚见，科学和公正地评价陈独秀和毛泽东，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对陈独秀和毛泽东的评价是当代中国历史文化的焦点和核心。因为毛、陈思想差异之争涉及到中国社会变革的根本问题，是项重大的历史文化工程，应该很好地完成。也就是说，只有正确评价历史人物，才能使愚昧专制的文化失败，才有科学民主思想的胜利；中国才有光明的前途，并有利于整个世界人类文明的事业。这就是本人阅读三篇评价陈独秀文章的感受。
中共党员离休干部　杨枫　莱州
2005.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