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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患有“恶行失忆症”的文化名人提个醒·胡适家属致余秋雨的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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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9-27 21:34:3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余秋雨先生阁下:
  读了7月22日《南方周末》上整整两版的《余秋雨有话说》以及你“质询媒体”的七问,我不能不为你颠倒黑白的勇气和厚颜无耻的谎言感到深深的震惊。二十九年前先父临终时的一幕又再次涌上我的脑海,使我强忍悲愤提起笔来给你写这封信。主要谈以下两点:
第一点,你在“质询一”中责问批评者说:
  你们一再宣布,我在‘文革’中用所谓‘石一歌’的笔名写过许多错误文章,必须忏悔。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等待着你们能举出一篇实例,却至今没有等到。现在,我再降低要求,举出一句也好。请问,你们还要我和海内外读者等到何年何月?
  此外,你在《余秋雨有话说》里还公然宣称:
  我现在发出悬赏:有人如能指出我用‘石一歌’的笔名写过一句有他们指控问题的文章,只要一句,我就支付全年薪金作为奖励。
  这两段话,听起来气壮如牛,威势十足,其实是耍了个自作聪明的花招。根据当年写作组一些老人在报上的揭露,“石一歌”只是写作组下属文艺组的一个外围组织,发表文章都是用这个集体的笔名。现在时隔二十多年,不看原稿,当然无法举证哪一篇、哪一句是你余秋雨写的。其实你心里很明白,自己的主要问题不在“石一歌”,而是发生在1973年5月14日被朱永嘉上调到写作组文艺组以后。从1973年11月到1975年10月,你先后在“四人帮”帮刊《学习与批判》上,发表了四篇篡改历史、无限上纲、乱打棍子、血口喷人的大批判文章,署名都是用的“余秋雨”。这里,为了给患有“恶行失忆症”的阁下提个醒,我根据当年先父遗留下来的旧杂志,把它们一一开列在下面:
  1973年第3期《学习与批判》(11月出版)发表《尊孔与卖国之间——从鲁迅对胡适的一场斗争谈起》(署名秋雨);
  1974年第1期《学习与批判》(1月出版)发表《胡适传(五四前后)》(署名余秋雨);
  1975年第8期《学习与批判》(8月出版)发表《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署名余秋雨);
  1975年第10期《学习与批判》(10月出版)发表《评胡适的〈水浒〉考证》(署名余秋雨)。
  面对这些无可否认的“历史文献”,请问阁下,你还敢不敢让人举出大作中的一篇或一句,然后把你全年的薪金奖励给他们?我想你即使脸皮再厚、胆子再大、钞票再多,也是不敢再出来拍胸悬赏的,只能三缄其口,彻底沉默。
  第二点,你在《借我一生》和《余秋雨有话说》中还宣称:
  十年间我从未参加过任何大批判。
  这么多年来,如果有一个人提出来,余秋雨伤害过什么人,那我就服了,我向他赔罪和道歉……我没有做过任何一件伤害过他人的事,这是我最值得骄傲的地方。
  对于以上这些话,一般的读者也许找不到有力的证据来驳斥你,但我却有这个资格和条件。你说你十年间“从未参加过任何大批判”,“没有做过任何一件伤害过他人的事”,这完全是谎言。当然,你并没有拿着刀子去杀人放火,谋财害命,但你在当年秉承“四人帮”的旨意、配合他们篡党夺权阴谋赶写出来的几篇歪批胡适的黑文,确确实实伤害到了一个无辜的知识分子的家庭,使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精神备受摧残,过早地含恨离开了人世。这悲惨的一幕,对于你这个早已步入“大康”生活极乐境界的“文化名人”来说,是不会也没有兴趣去顾及并写入你的“记忆文学”的,但它却像恶梦一样永远留在了我和孩子们的心中。现在,每当他们从电视上看到你那一脸伪善做作的媚笑、指摘嘲弄青年歌手的模样,听着你那添油加醋、不知道重复了多少遍“痛说家史”的腔调,都会举起手来直指荧屏,不约而同地高喊一声:“又是这个余秋雨!”
  下面,我就来揭开这段历史的隐秘,让普天之下的读者都来看一看:你这个信誓旦旦、说的比唱的好听的“谦谦君子”,究竟有没有批判和伤害过别人?
  我的父亲胡念柏,祖籍安徽绩溪,上个世纪初出生于上海。由于种种客观的原因,他与家乡断绝了联系。30年代初,他告别祖母去北京求学,学的是理工科,但业余爱好文学。后来经过通信,与仰慕已久的胡适先生有了联系。在一次见面时,胡适先生问起先父的家世,发现两家还有一点远亲的关系,便与先父认了同宗。先父小他一辈,从此两人以叔侄相称。先父在京期间,无论学业或生活,都得到他的关心和帮助。先父学成后回上海工作,在一家大企业担任工程师,仍与胡适先生保持着通信联系。有一年,胡适先生来上海看望祖母,特地将一套《胡适文存》赠送给先父,还亲笔题辞:“念柏贤侄惠存 愚叔胡适”。
  1948年底北京解放前夕,胡适先生仓促离京赴宁,第二年又去了美国。他的次子思杜却留在了北京。
  1951和1954年,全国两次掀起了批判胡适思想的高潮,政治空气十分严峻,使先父感到了很大的压力。虽然通过学习,他从政治上认识到了胡适先生的错误,但从思想上仍然难以割断和叔祖的情缘。此后他对外人绝口不再谈起胡适先生,只是埋头工作,以求得心灵的安宁。
  1957年,思杜叔叔在北京被划为右派,自杀身亡。先父得到消息,一连几夜都无法入睡。幸亏单位里不知道他跟胡适先生的这层关系,加上平时工作勤奋,人缘也不错,总算逃过了“反右”一劫。
  厄运的真正降临是在“文革”初期。先父刚刚退休。一天,他从报纸上看到几位文化学术界人士对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评论,颇有同感。其中有位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李俊民先生是先父的朋友,先父就写了一封长信给他,同他交流了自己的看法。李俊老很快回信,信中涉及对这篇文章发表背景的猜测,也对姚文元无限上纲的观点提出了批评。随着形势的发展,李俊老在报上发表的言论受到了批判。造反派搜去了朋友给他的有关信件。先父的信被转到了单位。从此他也被责令每天去单位集中学习,反复检讨,在造反派那里挂上了“怀疑无产阶级司令部、发表错误言论”的号。夏秋之交,全国范围刮起了一阵猛烈的“扫四旧”风暴。一天,单位里的造反派,带着一帮红卫兵闯到我家,把书架上的线装古籍和解放前出版的封面黄旧的书刊一扫而空。有个大学红卫兵发现了那套《胡适文存》和扉页上的题辞,立即责问先父:“胡适是你什么人?”在这帮人的追逼下,先父只好据实回答:“跟我同籍,有点远亲关系。我年轻时在北京读书,和他见过面,所以以叔侄相称,但解放后从未通信和来往。”
  那个红卫兵说:“胡适是个反动文人,早已批倒批臭。你解放后没有和他来往,却保存着他送给你的书,说明你们思想上一脉相承,臭味相投,难怪你会攻击姚文元同志。”
  当天,先父被押回单位,断断续续地批斗了近一个月。所幸胡适先生早已于1962年去世,“文革”期间不过是只“死老虎”。中央两报一刊基本上不再提到他。先父的单位又不属文化学术系统,许多职工根本不知道胡适为何人,因此风潮一过,他便被释放回家,不再引起造反派的兴趣,总算在家里过了六、七年比较平静的生活。由于受到这次冲击,他变得沉默寡言,烟抽得越来越厉害,心脏也经常发病。
  1973年11月,他在刚出版的第3期《学习与批判》上看到了一篇署名“秋雨”的批判胡适的文章《尊孔与卖国之间——从鲁迅与胡适的一场斗争谈起》,买回来细细阅读,越读越感到气愤。我下班回家,他就把这本杂志递给我说:“这个‘秋雨’是什么人?怎么可以这样乱扣帽子、无限上纲?他说你叔祖胡适‘尊孔’,这完全不符合事实。‘打孔家店’的口号,就是你叔祖提出来的。他骂你叔祖是‘反动的买办文人’,甚至是‘卖国贼’、‘反革命’。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看了一下文章说:“‘秋雨’这个名字没听说过,大概是个笔名吧!‘文化大革命’开始到现在,好像连汪精卫、蒋介石也没有批过,现在怎么突然又把叔祖拉出来批判了。不知道背后有什么内幕。”我劝慰先父不要去多想,我说:“反正叔祖已经去世多年,他生前没有攻击过毛主席,也不会活过来反对‘文化大革命’。再上纲上线也牵扯不到我们的头上。”
  谁知过了一个多月,1974年第1期《学习与批判》上又发表了署名“余秋雨”的《胡适传(五四前后)》。这篇文章长达16000多字,先父连夜读完后对我说:“帽子越扣越大,棍子越打越重了。说你叔祖‘投靠美帝国主义’,是个‘把中国嫁给帝国主义’的‘卖国贼’,是‘一小撮反动派’、‘一个炙手可热的政客’。全盘否定他在‘五四’期间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特别是说他1904年到上海后,‘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逛窑子’,‘过着糜烂不堪的生活’。这些话其实都是你叔祖在《四十自述》中对自己年轻时一段短暂的荒唐生活所作的反省。他当时已是名满天下的学者,却能这样自责和忏悔,是很不容易的。这个余秋雨还要把它拿出来丑化和糟蹋,实在太没有人性了。”
这两篇连续批判胡适先生的文章,对先父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他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在惶惑不安之中度过了半年。冬至那天,终于因心脏病突发送进医院抢救,治疗了一个多月才出院。
  1975年上半年,总算太平无事。天气转暖以后,先父的身体得到进一步恢复,精神和情绪也好得多了。大概在8月末,报上发表了毛主席评《水浒》的最新指示,其中有一条是:“《水浒》这本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记得先父看了以后对我说:“毛主席确实高明,他对《水浒》的评论与众不同,别开生面。宋江后来接受朝廷招安去打方腊。方腊平定以后,梁山好汉也死得差不多了。宋江自己也被毒死。结局是个悲剧。你叔祖生前也写过《〈水浒传〉考证》,好像还有个《后考》。可惜这部《胡适文存》被抄走了。否则我倒想再看一看。”
  先父说这番话的时候,心情相当平静。但他万万没有想到,高悬在他头上的那把达摩克利斯剑正在悄悄降落,自己的生命已经走到尽头。
  一个月后,我在书店里看到了刚刚出版的第10期《学习与批判》,顺手一翻,赫然入目的是一篇署名“余秋雨”的《评胡适的〈水浒〉考证》,估计有五、六千字,也无心细看,立即买回来交给先父。
  唉,现在想起来我真感到后悔。我本来不该把这本杂志买回来给他看的,因为他那衰弱的心脏,已经承受不起过度的刺激,而且愈到迟暮之年愈加化解不开对叔祖追忆思念的情结。记得当时我还没有走出他的房间,转眼一瞥,只见他上身猛地一颤,骂了一声:“胡说!简直岂有此理!”我上前一看,知道触怒他的是文章开头的第一句话:“胡适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臭名昭著的投降派。”我怕他气出病来,就夺过他手里的杂志,劝他早点休息。先父说:“没关系,你让我看!毛主席过去批过你叔祖,但也没有这样骂他嘛!我倒要看看这个姓余的还能骂出什么话来!”我给先父沏了一杯热茶,陪他坐了半个多小时,就回自己房里去了,但一直没敢入睡。大约到了子夜时分,忽然听到隔壁一声巨响,马上急步赶去,只见先父蜷着身子倒在地上,手边是那本摊开的《学习与批判》。我去邻居家打电话叫救护车,和妻子一起将先父送往医院抢救。谁知没进医院大门,他就已经停止了呼吸。
  后来,我翻看《学习与批判》上的那篇文章,发现先父在几段话的下面用笔划上了横线:
  胡适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臭名昭著的投降派。他叛离五四新文化运动,投降过北洋军阀,投降过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
  抗日战争前夕,胡适曾向日本帝国主义献出过“招安”整个中华民族的策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更是完全在尽忠日本天皇了。
  彻底批判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把胡适之流曾拼命阻挡过的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也许今天一些年轻的读者会不太相信:“难道这几句话就会导致一个人的死亡?他的神经也太脆弱了!”也许你秋雨阁下更会站出来振振有辞地反驳:“我那篇文章批的是早已去世的胡适,没有点其他任何活人的名字。胡念柏我不但不认识,连面都没有见过。他自己心脏病发作死了,与我有什么相干?”然而,凡是曾经生活在那个年代、了解“四人帮”制造反革命舆论惯用手法的过来人,都会对他们以笔杀人的伎俩有着深切的感受。
  其实,你这篇居心叵测的大批判黑文所伤害的,又岂止先父这样一个区区的平民百姓。其锋芒所向,表面看来对着早已作古的胡适,实际上是别有所指。谁都知道,“四人帮”一伙都是政治野心家。他们从来不是为历史而研究历史。借历史人物来影射现实,是他们创造的“影射史学”、“影射文学”最根本的特点。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林彪集团覆灭以后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批到后来就变成了“批周公”。只是由于周总理的崇高威望和深得民心,才使“四人帮”的阴谋没有得逞。1975年秋冬之交的批《水浒》和“投降派”宋江,其性质也是如此。这在毛毛所著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有着详尽的记述和分析。
  1975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了一号文件。已经复出的邓小平同志被任命为党中央副主席和解放军总参谋长,立即着手对铁路、农业、军队和科技等各个系统进行全面整顿。经过半年多时间,全国的经济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毛主席对整顿所取得的成绩是肯定和满意的。但在政治上,他又绝不容许有人怀疑和否定“文化大革命”。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正是抓住毛主席的这种“文革”情结,千方百计地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时机,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邓小平同志和身患绝症而又全力支持他的周总理。这一年中,“四人帮”先后制造了“批经验主义”、批电影《创业》《海霞》等事件,频频发难,但都没能掀起大浪。
  8月14日,毛主席因眼病手术后不便看书,让北大中文系教师卢荻为他读《水浒》。毛主席一边听,一边随意地谈了一些自己的评论。卢荻把记录整理成文。姚文元得知后,当天就写信给毛主席请求发表,同时经过精心策划,先后在《光明日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评《水浒》、批“投降主义”的文章。《人民日报》那篇的三个小标题是:一、一条投降主义路线;二、一个投降派的典型;三、一套投降主义哲学。毛毛在她的书中指出:“但凡明眼人,一看这些触目惊心的小标题,便可知道该文蛊惑人心的用意。《人民日报》的文章发表后,由‘四人帮’一手制造,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评《水浒》’、‘批判投降派’的运动。”
  北京的信号弹发出以后,上海的“四人帮”御用写作组立即闻风而动。阁下作为朱永嘉的“一号种子选手”,受命于战斗的关键时刻,果然不负厚望,在9月中就写成了一篇6000字的长文《评胡适的〈水浒〉考证》,发表在10月出版的《学习与批判》上。这篇黑文的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其他许多人都是围绕着宋江大做文章,而阁下因对胡适深有研究,就创造性把他拉出来跟宋江捆在一起,作为古今两个“投降派”的代表人物狠批痛打,真可谓一帜独树,心裁别出。但也正因为如此,我那不幸的先父,便交上了华盖运,精神备受刺激,当夜就含恨去世。我想,你这种违背事实、无限上纲的恶骂,对于当时侨居海外的胡适后人,也是一种人格的侮辱和伤害。就做人的道德而言,你应当受到良心的责备。
  除了伤及无辜以外,这场所谓“批判投降派”的运动,还对当时政治形势的逆转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据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的记载,小平同志和周总理都曾严辞斥责过“四人帮”的这种倒行逆施:
  邓小平在部分省委书记座谈会上说:
  评论《水浒》是怎么一回事?主席把七十一回本读了三个月,读了以后,主席发表了这一通言论,有人借这做文章,想搞阴谋。
  周总理说:
  他们那些人(指的是‘四人帮’)有些事情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
  最明显的是,9月20日,周总理在最后一次施行大手术进入病房以前,用他生命的全部力量,大声地喊:
  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以上这些实录性的话语,都从政治上对“四人帮”精心策划的所谓“批判投降派”的运动定了性。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
  最近,我从阁下的《借我一生》和回答记者的访谈中,发现你又在玩弄一个新的花招:竭力把自己打扮成反对“批邓”的先知和英雄。你一再声称当时离开写作组是为了“抵制批邓”,说什么“刚刚听到批邓风声便立即离开上海到浙江山间,虽说养病,却是借口”,又说自己没有写过一篇批邓的文章。那么请问阁下:你这篇《评胡适的〈水浒〉考证》,究竟是批邓还是保邓?你在文章最后写道:“彻底批判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把胡适之流曾拼命阻挡过的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胡适那个时代的中国,有什么“修正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这不明明是指现实中的“文化大革命”?所谓“胡适之流”,这阻挡“文化大革命”的“之流”,在“四人帮”眼里,不就是指正在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进行全面整顿的邓小平吗?你说自己是在1975年冬天才离开上海去“浙江山间”养病的。根据文献记载,“批判投降派”的运动,从8月下旬已经开始。而你这篇长达6000字的《评胡适的〈水浒〉考证》写成于9月中,发表在10月的《学习与批判》上。这就充分表明,你是撑着病体、争分夺秒、冲向火线,打出了这发重磅炮弹以后才抽身离开的,哪里谈得上什么“拒绝”和“抵制”!而且据你的密友胡锡涛透露,关于养病的地点,写作组头头王知常原来给你安排在北京的《红旗》招待所,更加贴近战斗前线。胡起先已经同意,后因故改变初衷,你才不得已返回浙江。至于说你的文章中没有点邓小平的名,那是由于时机未到,而不是什么“抵制”和“拒绝”。众所周知,你发表这篇黑文时,小平同志还是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当然不能点名。到了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四人帮”加大了“批邓”力度,也只是用了“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来影射,仍然没有公开点名。直到“四五”天安门事件爆发,小平同志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报上才开始点名批判。所以阁下想用没有点名来抵赖你那篇黑文批邓和影射、攻击周总理的罪恶用心,完全是徒劳的。
  今天,我在这封信里用详尽的事实,分析了你这篇《评胡适的〈水浒〉考证》在当年“批邓”高潮中所产生的恶劣影响和严重后果,并不是要跟你算历史的旧账。事情完全是由你自己引起的。如果不是你一而再、再而三地通过各种媒体,用自述、答记者问、反驳批评者、发表回忆文章、创作记忆文学等方式,企图颠倒黑白,篡改历史,推翻组织上通过清查和复查对你“文革”中表现所作出的结论,把自己刻意美化成一个受尽苦难而又圣洁无瑕的完人,那么,谁会对你家族的兴衰荣辱和你个人过去的美丑好恶引起那么大的兴趣和关注呢?什么“从未参加过任何大批判”,“没有做过任何一件伤害过他人的事”,你的话也说得太不像样了!完全是在混淆是非、自欺欺人。所以我要以一个被批判、被伤害过的家属的身份,出来揭穿你的谎言,给你这位走红暴富以后变得目空一切的“文化名人”提个醒。先父的不幸去世,你确实没有法律的责任,我不能也不想归罪于你。但他的突然发病暴卒,又毫无疑问是你那篇批判胡适的文章引起的。就凭这一点,难道你不应该感到内疚?不需要以人类的道德和良知作一点起码的反省?希望我的质问和我在信中提供的全部事实,能够引起你的追悔和深思。
  祝
你心态平静,不再扯谎骗人
                                                         胡子暄 
                                                      二OO四年八月
 楼主| 发表于 2004-9-27 21:38:14 | 显示全部楼层

给患有“恶行失忆症”的文化名人提个醒·胡适家属致余秋雨的公开信

                             余秋雨有话说


                    南方周末    2004-07-22 15:38:20



  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的余秋雨  徐乐民 摄
  □本报驻沪记者 张英
  □实习生 陈中小路 许维
  7月15日出版的2004年第4期《收获》杂志,发表了余秋雨以“记忆文学”为名的《借我一生》。
  父亲去世以后,余秋雨在父亲紧锁的私人抽屉发现了大量的文字资料。这些文字资料为什么留存到生命的最后,却又不愿意在生前让后辈看见?由这些疑问出发,余秋雨开始逐一寻访自己前辈的人生历程,发现最重要的答案已经随着父亲的去世而永远失去。这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写作冲动。
  由于一切从自我感觉出发,全书的主角很快从前辈转移到作家自身。因此,现代民间生态史只是成了背景,真正的着笔重点是成长史。作品对于“文革”灾难的民间版本、对于由“大揭发”和“大批判”组接成的整人模式、对于二十几年来经济转型和文化保守主义之间的巨大落差、对于仕途和学界的社会百态,特别是对于文化灾难的复燃机制和蔓延机制,进行了描述与思考,也对作者在近十年来受到的众多批判作出的回应。
  7月16日,闭门创作两年的余秋雨,在与本报记者长达4小时的谈话过程中,情绪一直处于激动的状态。当谈到自己的新书时,余秋雨说,“我历来不赞成处于创造过程中的艺术家太激动,但写这本书,却常常泪流不止。”
  余秋雨表示:“如今,《借我一生》写完,心愿已了。等把四卷本学术文集修订完,我再没什么遗憾了。我将闭门搁笔,彻底告别中国文化界。”
  学术和做官
  记者:人们已经忘了你是一位学者。你再版4本学术文集是基于什么考虑?
  余秋雨:这四本书是我在“文革”结束以后花了8年左右的时间完成的。其实最早的动机是给自己补课,不是为了写书。

  余秋雨新书《借我一生》封面
  我们这一代失去了受正常高等教育的时间,这使我感到一种追赶的责任感,一切从零开始。但当时我有几个优势,对中国古典文化很熟悉;中学有一个非常优秀的英语老师。“文革”中我也一直在读英文。“文革”后的主要补课是系统地阅读西方原著,进行完整地研究。
  在大量的阅读过程当中,因为我看的都是英文原版书,看不懂的时候,我就去问当时一些英文非常好的老人。看懂了,就做一些笔记。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我对14个国家的思想文化经典做得比较细致,我的《戏剧理论史稿》里面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资料都是我自己翻译的,花了很长时间做这个事。当时想的是充电,另外也是为了谋生,因为我在上海戏剧学院任教。“文革”结束以后,因为需要教材,所以就把我的笔记当中和戏剧有关的部分整理成书,虽然我做的笔记是远远超过戏剧领域。
  《戏剧理论史稿》这一整理出来就是68万字,西方东方14个国家的戏剧理论思想都涉及了。《戏剧理论史稿》被认为是当时中国大陆首部完整阐述世界各国自古代到现代的文化发展和戏剧思想的理论著作,后来就评上了文化部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那次一等奖全国只有两本。这是我的第一本书。此书还获得了全国首届戏剧理论著作奖。
  第二本书是《戏剧审美心理学》,其实就是观众心理学,前面一本书我只能将传统理论讲到19世纪。20世纪讲下去理论也很多,但是对戏剧美学来说,进入了接受美学时代,接受者的心理活动对你的艺术原则很重要。比如你去看电影,那么观众集体的心理波荡就比亚里士多德说的话更重要。你就要研究观众的心理原则,怎么让他们感情发生变化,怎么能强化他的注意力,怎么才能作出思考。为了在中国讨论这些问题,所以我就写了这么一本书。它的写作难度在于必须做这方面的资料汇集,另外还要把中国传统的戏曲、演员的表演心得结合起来,组合成在一起。在当时,这可能是中国第一本研究戏剧审美心理的书。这本书获得了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奖。
  在写第二本书的过程中我又想到,集体心理加在一起就是民族心理,中国的民族心理是什么样子呢,然后就写出来第三本书《中国戏剧文化史述》,是当代中国第一部以文化人类学观念研究中国戏剧文化通史的著作。它实际上是借着戏剧的话题来研究中国民间集体心理。因为民间集体心理在看戏过程当中最明显。比如一首诗,没有文化的人就很难理解。比如朱熹讲过什么话,这话到底被多少人接受就很难说。但是中国的戏剧文化就不一样了,一定要在一代又一代观众的掌声当中被接受的,民间的道德传播,乃至官场的礼仪规程,都是通过戏剧来完成普及的,所以戏剧是最能表现集体心理的。

  余秋雨的父亲余学文
  在研究集体心理以后,我发现那是保守的心理,是导致中国不发达的心理。我们对这种传统心理,不能光了解、不改造。因此我要从艺术的角度呼吁不断地创造,然后就有了《艺术创造工程》,这本用散文笔法来探析艺术创造全过程的书,在当时成为了学术畅销书。
  记者:这四本书是在一个怎样的背景下完成的?
  余秋雨:当时刚好由于“文革”结束,百业待兴,思想解放运动开始,较多的人在政治观念上谈解放,也有一些人在文化上。我当时觉得这个太浮躁,就想离开热闹,去做学问了。
  当时几代文化人,年纪大的像季羡林先生、钱锺书先生、金克木先生,年纪比我大但也算和我同代的像李泽厚、刘再复先生等,都在做这样的思考。因此,当时写一部部的书,是群体的行为,不是个人的行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半年以后,在庐山开了全国文艺理论研讨会,我当时被选为全国文艺理论协会秘书长。当时我才30出头,那时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我全部放弃了,完全埋到书堆里了。
  那些年里,我的全部心思都投在补课性的学术研究上。那时候我年轻,记性也好,对康德的哲学、黑格尔的美学、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只要研究过就很难忘了,完全进入我的逻辑结构。精力全部投入在这个上面了,这四本书就是这样出来的。
  当时我年纪轻,职称名额都要让给老教师,因此当个讲师都困难。后来复旦、华师大、北京高校的教师对我的著作进行评审,结果是他们联合推荐我当教授。复旦一位老教授说,这么多学术著作,任何一本在复旦都可以做教授。就这样,我没当过一天副教授,就成为全国最年轻的文科教授。
  当时搞学问再好,和经济没有什么关系,我经济很贫困。我记得当时上海报纸都登了一个消息:鉴于余秋雨的杰出的学术成就,上海市人事局准备提拔两级工资。也就是把月薪从78块加到了87块,加了9元人民币。学校还开了个庆功会,一些同事买了些东西来喝酒,很热闹。
  记者:为什么后来会中断学术生涯?
  余秋雨:我很不愿意中断它。
  我在云贵进行傩文化考察的时候,胡耀邦同志提出选拔领导干部民主化,我们学校当时是文化部的试点单位。提拔干部搞民意测验,结果连续三次我都是第一名。在这种情况下,文化部教育司的司长方先直接来找我谈话。我以为他让我当系副主任,因为我们缺一个系的副主任。我就没想到,做一个系的副主任,哪要文化部出面啊?结果一谈,是让我当学院的主要行政领导,先做一段副院长过渡。
  现在有很多讲我在“文革”中有污点的人有一点不明白,当时的政审主要是看你有没有“文革”问题,因为当时的政策已经把社会关系和家庭出身的问题全部取消了,主要看你“文革”表现。“文革”表现只要有一点污点的,当时连科长都不能做。
  上海戏剧学院是正局(厅)级单位,当时与我一起开会的干部,后来有很多担任了国家领导人。一开始我还是坚持不当官,我要做学术,没有答应,结果我们当时一个叫张连顺的教务处长找我,他对我说:“你16岁来读大学的时候我已经是教务处长。你们真可怜,进了大学就下乡整天劳动。我们学校从来没有太平过。好不容易我年纪大了,看到一线希望了,就是全校选择了你,你如果担任的话,我还继续做你的教务处长。”当时我毕竟年轻嘛,一个我的老师这样对我讲话,我感动得流眼泪。就这样,就做了副院长,后来又做了院长。
  其实我是不愿意当官的,6年的行政管理工作,就没有时间搞学问了。当时是百废待兴,我们一方面要恢复大学老师的尊严,另一方面又要向老师说明,他们中的大部分不具备大学老师应该有的知识。原因很简单,老是搞政治运动,他们没有任何学术上的积累,也不知道国际教育的规范,知识结构不行。既要尊重他们,又要让他们知道自己不行,这个很难。所以这个6年时间搞行政工作花费的精力是巨大的。
  记者:你考大学考上海戏剧学院是什么原因?
  余秋雨:考上海戏剧学院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我当时得了上海作文大赛的一等奖,我的作文已经成教材了,我的老师在讲我的课文。这时我就觉得读什么大学都无所谓,只想考一个最难考的学校。那一年文科最难考的是上海戏剧学院。要考9次,英文要考两次,巴金的惟一的女儿也在考这个学校,华师大许杰教授的女儿也在考。当时郭沫若在科技大学看到化学系高年级有一个学生剧本写得特别好,也让他来考。所以我当时出于虚荣心就来考了,一考就考上了。考完了很后悔,我爸爸不同意,每天写信给招生委员会,因为我已经考上了军事外语学院。姚力是上海市招生委员会主席,他就亲自对我说,我们国家由于长年的战乱,军事人才太多,艺术人才缺乏。
  但是,进了戏剧学院我就后悔了,当时社会已经是阶级斗争为纲了,看的剧本全是左倾的剧本,而且每天去劳动。
  记忆和文学
  记者:你的新书《借我一生》在《收获》杂志上是以“记忆文学”发表的,你怎么理解记忆文学?
  余秋雨:记忆文学这个概念,首先这不是传记,是我的记忆片断。如果是传记,就是有一些很乏味的事情你也要提到,好多事情对别人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记忆是流动的,我一上来就写我的手摸在爸爸身上的感觉。我强调这个作品的主观性。在这本书里我不是历史学家,不能总结(“文革”)这个历史过程。我当时还是个年轻人,只是一个被打倒的干部的大儿子,一个挑起了全家重担的年轻人。如果我伪装成当时整天思考中国和上海的形势,思考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那是不可能的,那都是假的。因为当时考虑的是家里人怎么吃饱饭,吃了一顿再考虑下一顿,这是实实在在的。现在不少批判者乱写那个时期的我,因为他们都吃饱了饭。
  我只能从我的眼光看出去,我更多看到我的爸爸妈妈,看到我的祖母,看到我的外公,看到我的弟弟,我很难再看到别的。我的一切行为理由都非常具体,都非常个人。因为我从小学艺术,有一些大事情我可能会忽略,但是有一些细节我会记得很清楚。搞艺术就是有这个特征。那么当一个细节变得非常清楚的时候,这个细节和那个细节会产生勾连的时候,就会产生“结构”,那就带有很高的文学素质,细节和结构如果很突出的话,就会进入文学的本性。
  我个人认为结构是文学的基本特征,而不是虚构。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里面讲,结构最重要。结构不是说我故意去构思一个故事。我突然想到了很远的一个细节,这个细节与生命过程当中的另一些细节遥相呼应的时候就构成结构。现在国际上有一些作品,素材真实,非常主观,充满质感细节,而结构又巧夺天工,这就是文学。文学不一定要虚构。
  记者:两年前就有新闻说余秋雨在写自传。
  余秋雨:把这些说成传记也无所谓。把传记的范围扩大来说也可以。但是我强调这是一种新的文体。我不喜欢现在的某些文学,作家的思维彻底的社会化,完全不见主体化的灵魂挖掘,更乏艺术的思维方式,因此我认为记忆文学是一个蛮有趣的概念。
  我个人并不重要,当然这几年媒体炒作是另外一回事。实际上,我的身份,我的经历,我爸爸的身份,我爸爸的经历,都不重要。什么东西重要呢?带有艺术素质的记忆很重要,这是通达人性的。
  记者:那么,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它的可信度有多少?
  余秋雨:这本书里写到的,全部可信。但对那些永远倒过身子来看世界的人来说,当然不可信。让他们相信了,事情一定是假的了。真实性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我毕竟在恭敬地写父母亲、外公和祖母,不可能在长辈面前讲假话,或者拿着长辈讲假话,这如何面对他们的在天之灵?我的世界,有一个灵魂的天地。另外,我相信读者凭着直觉和良知就能判断字里行间的真实性。我提到很多人,我的同学,我的朋友,我写出了名字的,他们都在。
  记者:你在书中写道:“在整个民族的人格文化还没有重新建立的时候,个人的名誉算什么?于是故意不作任何洗刷,成了我深入文化领域的一个决绝举动,近似破釜沉舟。我让自己在屡屡传言中形象模糊,以便让仕途成为陌路。”但是你还是自我辩护了,为什么会写这本书呢?
  余秋雨:我要在我自己的读者面前说明一些情况,免得广大读者疑惑,但肯定不是针对诽谤者而作自己的辩护。他们不值得我面对,就那么几个人,而且他们过去的经历我也知道。你还没看到我在《收获》杂志上还没发表的部分章节,我都会提到。但是在这么一个民族的非常巨大的灾难当中,人是怎么过来的?这没有必要回避,有时,我也讽刺一下。比如我当时饿得要死,几十年后有人批判我,说我余秋雨飞黄腾达。其实我都饿得快死了。
  我有幸经历了中国历史最重大的转折,我从一个乡下的孩子,从一个非常小的村落里,来到了上海,接受教育,也接受灾难,后来去考察欧洲,去考察中东。今后很少有人会像我这么大的转折,走遍了全世界。我需要把它写出来。
  如果我是用写书这样一种方式为自己辩护的话,我就把这件事做小了。相反,我是不断地赞叹着历史用灾难的方式对某一些人群作出特殊的奖励,这个奖励是历史和大地给予的。
  “文革”和“忏悔”
  记者:一个真实的余秋雨是什么样的?他是一个大奸大恶之徒吗?你为什么不对批评做回应呢?
  余秋雨:我确实没有回应过。这就是传媒的一大问题了,回应都是他们制造的,他们还制造过我和余杰的辩论,什么时候辩论的?我怎么不知道。余杰从别人处听来的谣言,说我是“文革余孽”,对这样的人身攻击,惟一的办法是打官司。但当时魏明伦说余杰刚刚结婚,为了他的新娘和他的老人安心,我写了一封非常温和的信给他,表示我不会诉诸法律,这是一个很善良的举动,我原来以为他能理解。
  记者:有人批评你是“石一歌”的成员,这是一个怎样的组织?你是否是它的骨干成员?
  余秋雨:石一歌是一个教材编写组的笔名,这个教材编写组是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具体指示成立的,为刚刚复课的工农兵学员编教材。但工农兵学员文化素质太低,初中甚至是小学水平,编的教材也是这样,完全是讲通俗故事,我只写了鲁迅在广州这一段,根本没有一个字跟当时的现实政治有关。这个教材组存在六年,我第一年就离开了。骨干?组长是华师大教师,副组长是复旦教师,核心组员有好几位,而又有一半是工农兵学员,他们也是领导。我恰恰在他们的领导之下。但是我现在要说,连他们,也没有什么问题,现在也都是担任着重要工作的教育工作者。
  有人讲我写过两篇文章,讲鲁迅和胡适,这完全是我的署名:余秋雨。我现在发出悬赏:有人如能指出我用“石一歌”的笔名写过一句有他们指控问题的文章,只要一句,我就支付全年薪金作为奖励。
  记者:也有人以你的同事的身份作证,证明你在“文革”中有污点。你从来没承认过。
  余秋雨:问题是他们是诬陷,我怎么能低头。就比如有人说你在中学的时候偷过人家的东西,但是你没有偷过,这是不存在的事情啊。而且,那个“同事”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文革”之后,我被提拔为大学校长,他却连找工作也很困难了,躲到一个图书馆去打杂?一个永远的“揭发者”和诽谤者,给我一生带来无数灾难,现在趁人们失忆,又跳出来了。对这样的人,怎么突然成了今天的“媒体英雄”?
  当时,巴金等于是反革命,谁敢去看他?我当时经常去看他。而且在上海“文革”受难的黄佐临、谢晋,都成了我的好朋友。他们太讨厌有“文革”污点的人了。
  最简单的问题是,戏剧学院那么多教师,那么多干部,“文革”受到这么多磨难,为什么在院长评选的时候,连续三次全票投了我?我怎么可能认错呢。
  在我这本书最后一章,我给我爸爸认错。我们家当时没饭吃,没衣服穿,爸爸被造反派关着,回不了家。在看守所里,他吃不饱肚子,我也不能够经常去看他。他还不断向造反派写借条,企图借到一些钱、粮票,当然都没有借到,但他还是写借条了。我当时在外面,情况再怎么坏,也比他的情况要好啊,我借粮票不是比他容易得多?
  我完全有可能救他,我如果跟戏剧学院的造反派认识,为什么不跟他们拉关系呢?如果关系好一点的话,可以托他们去告诉关押我爸爸的造反派头头,不要做得过分。但是当时我就坚持自己,讨厌那些造反派,不愿意接近他们,讨厌他们的观点,看不惯他们打人啊什么的,但是我作为一个大儿子,我失职了,结果就是我爸爸受到这么多难。
  我对不起的就是我爸爸,所以在书的最后我实际上是给我父亲道歉。
  记者:在你的传记里有这么一个“我”,是一个正直高尚的人。给人的印象是,让你去做很多事情是时世所迫,不得已而为之。
  余秋雨:也是胆怯的,无奈的,高尚谈不上。挨饿,也没有和他们斗争。坏事肯定不做。
  记者:在“文革”中,你的亲人包括你在内,都受到了冲击和迫害,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你的行为有没有让别人受到过伤害呢?
  余秋雨:没有,不可能。这么多年来,如果有一个人提出来,余秋雨伤害过什么人,那我就服了,我向他赔罪和道歉……我没有做过任何一件伤害过他人的事,这是我最值得骄傲的地方。因为在“文革”中,能做到这样的人很少很少。我一直在戏剧学院,要是伤害人一定在戏剧学院。在戏剧学院那么久,如果说我伤害过一个人,这个人在我快要做院长还没做的时候,他要写个报告给组织部,那我一定是不能做院长。
  记者:“文革”最厉害的时候,你在养病,那段隐居生活给你什么?
  余秋雨:当然身体不太好了,可是有一个重要的特殊原因,我的老师是盛钟健,复旦大学毕业的一个古典文学的老师,他是我的带班老师。这个老师我现在还非常感谢他。他当时被造反派赶出上海了。
  其实“文革”不是十年都很黑暗的,有一段时间,就是林彪下台以后,周恩来和邓小平主政的时候,那段时候有不少可以肯定的行为。特别是邓小平。他大刀阔斧地搞整顿。周恩来反复强调大学要复课,连文科大学也要复课,因此具体指示,编教材,编词典。邓小平就更厉害了,勇敢地把知识分子送到重要岗位了。还恢复大学学报,解放老干部,打破文艺的“样板戏禁锢”。大家都能写文章了。忽然,又批判邓小平了。
  盛钟健老师悄悄到上海来,看到了我愤怒的样子,而且日子也过得非常的不好,很可怜,家里又没东西吃。他对我说,到我老家去吧。后来通过一个好心的大姐和一位画家,给我找了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在现在看来很难生活,不能吃饭,也没有厕所,也没有烧开水的地方。但是安静,有好多书,我喝水就是喝泉水,吃饭就到镇上去买一些干粮,很糟糕的干粮。基本上就这么过日子。
  在那里呆的时间不长,半年多,但是半年多影响我一辈子。非常安静非常安静的日子。不想外边的事了,脑子全在书里边了。
  记者:你对“文革”的观察很生动,你的注解填补了很多空白,在以往的电影里,坏事都是年轻的“红卫兵”干的,学生横行霸道。
  余秋雨:完全不是这样。有过一段时间莫名其妙的行为。上面说阶级斗争很严重,他们就很天真,搞起了运动。虽然在大学里我不是造反派,但是我为造反派辩护。学生那么年轻,他们懂什么?
  大学的造反派掌权最多半年,后来他们的影响力主要限于学校里。“文革”十年有九年半是工宣队他们领导的。奇怪的是,“文革”结束后,大家都追查学生造反派,放过了工宣队。大家都觉得工人阶级不会做坏事,坏事都是学生做的。但是在“文革”中,工人造反派一定做了大坏事。主要是他们统治的嘛。
  “文化革命始于1966年,闹了半年。1967年上海发生一月革命,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宣队虽然做了这么多坏事,可是到了“文革”结束的时候,完全给保护起来了。
  军宣队应该说比工宣队好一点。好一点的原因是,他们毕竟受到部队的很多制约。工宣队是真正地掌权。这个和背景有关,工宣队的背景主要是王洪文、王秀珍这些人,他们掌管所有大大小小文化单位,长达八九年。
  记者:根据你的分析,“文革”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仇恨心理是怎样形成的?
  余秋雨:本来中国历史上就有互相觊觎互相扑杀的传统,在“文革”里得到了释放,虽然“文革”结束多年,社会和经济得到了变革,但是“文革”对人精神造成的创伤和摧残的后遗症并没有得到清理,到现在都没有消除。
  我一直很忧心,如果哪一天老百姓当中不相信一切真实和善良了,这个民族就完了。“文革”的前提就是虚假,打倒人的理由都是假设的,不真实的。我爸爸就是个写照。紧接着就是不善良,他们单位的人都知道我们家有八口人,工资就他一份,没有任何来源,但是他们停发他的工资,我们全家挨饿,他们单位造反派哪怕有一个人有一点点善良,也不至于采取这样的手段。
  真实和善良,说来简单,做起来并不容易,比如“文革”过去那么多年,突然有一天,有人说你在“文革”中做过坏事,把一些没有的过错安在你头上。事情是否属实大家都不管了,先看看热闹,甚至还为谎言推波助澜,就是不去核实事情真相。起码应该做点调查工作吧?不仅没有调查,反而开始了以谎言为基础的大批判。在这个过程中,善良更不见了。
  五年了,我冒着生命危险,走遍了中东,走遍了中亚和南亚,从欧洲到北极,考察活动在日本和韩国等地方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我走的时候,已经50多岁了,身体也不太好,只为考察文明而拼命,如果人们有一点善良,至少应该同情吧?在这种情况下,每次回来看见国内的报纸,都是大批判。
  而且这么一个人,没有求助过任何官方的力量,制止这场大批判。面对那么多的人身攻击的文章我没有向任何人求助。这可以证实我是个善良的人吧。
  对于这么一个连对手也不想伤害的人,年年月月却有几千篇的文章都砸到他的头上来,这是怎么回事呢?
  记者:作为一本自传,这本书为中国人在“文革”十年中的遭遇,提供了一个很生动的历史注解,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你对“文革”的反思好像远远不够。
  余秋雨:现在对“文革”的反思我觉得有很多都是错误的,隐瞒了太多的东西。那一场革命造成了那么多人的死亡,每个普通家庭都涉及到了……这个人打倒过那个人,那个人又打倒过这个人。对它的反思,还远远不够。
  任何一个有法制的国家,都是通过法律和各种力量,把这个恶压着。而在当时的中国,却把这个恶放了出来。通过我的经历证明,人间的每起灾难,除了自然灾难,大多都是人吃人。像我爸爸这样的人都要打倒。并不是上面的命令,是谁把他吃了,都是朋友。我的反思比较不中听,因此好像不是反思。
  记者:你为什么不能像卢梭那样,从自我经历、内心出发,来审视、批判人性、心灵集体的扭曲,得出你自己的结论呢?
  余秋雨:我只凭自己的经历说话。“文革”是上层发动的,但是有社会基础。我认为“文革”之所以这样,主要问题出在文化心理上。文化思维的严重问题,这文化表面都是平静的,比如所有的人都希望看到残酷的打斗,所有的人都不动手,希望有人动手他看着。这个心理在中国很普遍。然后,文化界需要通过对人家批判来表示自己英雄。那种所谓的道义就在批判别人过程当中慢慢显现出来。
  这个批判是不是带来家破人亡,他们完全不管了,这就是中国的文化思维锻炼了他们。
  同样残暴的力量,在不同时代加上一些不同的标牌罢了。“文革”中是工人斗争知识分子,让他们交待,“解放前,害过多少人?”“我没害过。”“不可能!”“你为什么在上海不到延安去?”“延安去不了,延安太远了。”“不到延安去,你就是要和国民党住在一起。和国民党住在一起你每天就是干坏事情。”这样的有罪推理逻辑现在仍然在起作用。
  记者:这种道德优越感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每个人有权对他人进行道德评判?
  余秋雨:因为中国没有普及现代意义上的人文主义,道德本身是经不起推敲的,他们居然不知道骂人毁人是最不道德的。平白无故把一个不认识、也不了解的人在所有报纸上痛骂,这个是违反法律也违反道德的,他们也完全不知道。他们以为“文革”中你搏斗至死才是最道德的,但是如果把当时死亡的人材料拿出来,他们又觉得不行了,因为其中很多人也是响应上级号召的……他们思维就是这么建立的,他们是永恒的攻击者,而不是正常的文化。而且按照现代精神心理学分析,极端主义者多半都有点精神上的疾病。
  结果,老百姓渐渐相信了一切匪夷所思的东西,相信了世界上的宗教极端主义,把一些东西推到死路、狭路上。遗憾的是,我们的传媒喜欢这种危言耸听的东西。
  记者:你为什么不辩护?
  余秋雨:我刚解释几句,就有成倍、成百倍的批判文章扑过来,那就不辩解了,继续上路,进行文化考察。作为一个文人,我希望大家可以听一听,一个被骂了十年的人发出的声音。
  我已经被人骂了那么多年,我没有做过任何回答。开骂的阵地是传媒,被打击的是个体文人。即使是犯人,到了被枪毙的时候,他能有一个辩护。现在,你在这里采访我,所有的问题是你问我的,我才可以有几句辩护。
  批评和破坏
  记者:有人将你比作“文化界的韩乔生”,不少人积极找你书中的硬伤,对这种现象,你怎么看?
  余秋雨:批评我的就是两点,一个是历史问题,一个是差错。他们的目的就是从人品和学问上把你搞臭。是先断定你有罪,再猛烈攻击。这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文革”中很多屈死的知识分子身上,动不动就搞运动批判,过去他们对吴晗就是这么干的,把明史典故的争论放到亿万民众眼前,其实亿万民众没有分辨这种专业问题的能力,他们让没有分辨能力的人民当审判官,现在他们拿着一些民众无法辨别的文史细节对我进行全国性声讨,我如果向他们妥协,就对不起我爸爸和惨死的叔叔,我不想跟他们打斗,也不想跟他们怎么样,那我不予理睬总可以吧。这个时代,人们可以不理会街上向我们大骂的这个人那个人。
  记者:在很多批评者眼里,你总是顽固地不认错。这引来了更多的批评。你还把批评和盗版商人联系起来。
  余秋雨:不对,有个无锡的中学语文老师,他给我写过信,指出我文章中的错字,我立即道谢,他在报纸上有文章说我是中国文化界最从善如流的人。我还决定,下一本书就会找他校对,所以《山居笔记》的校对是他。
  《文化苦旅》里有一些排校错误已经改过了,每版都在改。看过《文化苦旅》的人,包括已经去世和活着的一流大学者,为什么他们没看出来就你看出来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盗版。我没有讲批评者就是盗版者,我只是说盗版集团为了让盗版案件被名誉案件掩盖,组织过对我的诽谤,而不是说批评者就是盗版集团。我的书十分之九是被盗版,也就是我十分之九的利润在盗版商那里。我肯定有一点是,某些盗版者与批评者有联系。我自己接到过电话,“余先生,如果和我们合作出版的话,外面的批判三个月就可以全部消失。”还有北京的记者透露,有一段时间,凡是发表批评余秋雨的文章可以拿到三倍的高稿费。而且有关的人告诉我,这些人防止我去追查盗版,首先在名誉上、情绪上把你弄坏,把你搞臭。
  没有人支持我,很多人来批评我的反盗版宣言是在自我炒作。在中国,连反盗版宣言都遭到批评。文化人从来不批判盗版,这太奇怪了。
  记者:为什么在面对批评的时候,不是批评本身,而在意的是批评后的动机呢?
  余秋雨:事实就是这样。我举个例子,我很清楚有些人在写文章骂我,他们其实都是非常想对我好的人,如果我去拉拉关系的话,就什么都没有了,可是作为文人,我不能这么做吧。例如湖北的那位古先生,他对我的吹捧已经到了世界上都很少有的地步呀!我拒绝这种吹捧,不久,他就开始骂我。还有北京的萧编辑,大学毕业刚工作,在电话跟我说什么“中国文人里我讨厌的是王蒙和王朔,最佩服的就是张承志、张炜和你余秋雨,要和他们斗争到底”之类的话。我说王蒙是我的朋友,王朔是很好的作家,你刚刚从大学毕业,不要这样看问题。后来他就开始骂我!我想了很久,发现这个现象就是国外的“破坏心理学”。
  记者:你说过,没有一篇你满意的批评,这句话到现在还成立吗?
  余秋雨:在十年前还有一些批评,到后来就全部都是骂人了。书都没读就开始骂了。
  我是很温和的人。但不能谦虚地到处点头哈腰的来过一种安全的生活。
  记者:难道这些批评没有一点对的吗?
  余秋雨:我的书涉及范围广,一定会有不少差错,我一直欢迎广大读者提出。但是,我不能因此接受诬陷和污辱。打个比方,你如果晚上和你的朋友说话的声音响一点,隔壁邻居不是提醒你,而是要把你的家烧掉。这样的批评者的动机是善良的吗?
  我为什么从学术界出走?因为我觉得从书本到书本不是真学问。所以我必须要从现实的考察过程当中来校正错误。而现在哪儿也没走过的人,就在这儿,抱着书本,对发展变化中的世界说,这里错了,那里也错了……
  是的,人人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但是,就学术问题发表观点,有个学术等级的问题呀。在这点上,文科很吃亏的,似乎任何人都可以评论,其实不是这样。比如,人家一个戏,可能筹备了三年,或者是拍了一年,花多少精力,你写那么一篇文章,就全部失败了。传媒往往分不清,这不是有资格的批评家,只是一个偏激的观众。
  记者:你已经为批评打了两起官司,很多人觉得你不应该这么做。
  余秋雨:一定不能用我们的谦虚去宠邪恶,邪恶是不可以被宠的。邪恶一旦被宠,那么邪恶总会膨胀,到最后把正义、把善良全部消灭。在这种情况下,生存策略不能剥夺大公平大正义。如果谦和一点的话,他们的市场就越来越大,他们就是横行无忌了。
  简单说来,我绝不允许“文革”灾难局部的复燃。如果你在街上遇到坏人,他拿个刀子在对你,你跟他说对不起,哪能这样呢?它不是学术探讨,那么我当然不能用学术方法来解决。
  我国法律在保护公民名誉权方面还比较薄弱,我还会继续采取一些法律行动,“现身说法”,促使法律健全。
  学者和明星
  记者:1994年的时候,我在复旦大学听过你的演讲,你提到要做一个行动的知识分子,利用电视和其他传播手段,传播文化,影响社会,参与时代进程,现在,这十年来,你做了哪些有价值的事情?
  余秋雨:十年中,我参与了凤凰卫视的两次文化考察,去的都是最危险的地区,每天电视直播。在中东、中亚和南亚,天天都有被绑架的可能。哪一个年过半百的学者能够像我一样有胆量去参与这样的活动?我可以骄傲地说,不多。这样的文化活动,不仅影响到国内,也影响了东南亚和世界上很多不同的地方,经过我的介绍,他们认识了中国文明曾经有过的伟大、辉煌和忧伤。
  我也参与了一些能够普及文化的活动,比如中央电视台的歌手大奖赛的活动,我对歌手大奖赛没有兴趣,但是中间有一些文史知识的评述,我觉得既然收视率已经那么高,针对许多大学毕业生不具备中学生的文史知识,我就利用电视这样普及的平台进行文化传播,效果很好。但今年由于不想重复,婉谢了。
  记者:你对公共知识分子这样一个角色定位满意吗?
  余秋雨:国内还没有几个西方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国内的“公众知识分子”,就是骂人的那帮人,他们的批判性远高于建设性,而且影响极大。
  我走了这么多城市,给城市的领导人提过那么多意见,比如厕所问题、城市雕塑的问题,建筑样式的问题。比如我对上海石库门的改建,海宁的农宅建设问题,花了很多时间,还有城市的大广场建设热等。
  但是,有人在我头上泼污水,就把我的嘴堵住了。那些以骂人为职业的“公共知识分子”不允许其他“公共知识分子”的存在。
  记者:学者明星化的趋势近年来越来越多,作为先行者,你怎么看这样的趋势?
  余秋雨:在我之前已经有很多学者参与电视了,比如世界大学生辩论赛的时候,他们找了一些专家学者,我只是其中的一个。北京有多少学者在主持节目、在参与电视?要数起来并不是一个小数目吧?我相信那些真正的学者参与这些影响力大的文化活动的话,社会影响会很好。
  《新周刊》和网络的朋友投票选我是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第一人,这是广大观众的选择。为此,我深表感谢。
  记者:这样的“明星”形象是否影响了你作为学者的工作呢?
  余秋雨:当然没有,我即便是书面的文化建设,也远远超过那些骂人的人。他们除了骂人,还忙着做代表、做委员、开会、拉帮,我从不参加这类活动,连手机也没有,因此我可能是全国拥有最多个人可控时间的人。
  那些恶意批评我的人,请拿出你们的学术著作来,比比看,谁在荒废?
  记者:你担任一些城市的文化顾问,会因此获得什么好处?
  余秋雨:我说过,我是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几乎完全不参加任何会议的人,更不会用奇怪的手法谋利。但我可以用考察世界多地的观感,给城市的文化发展提提意见。
  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我没有因此而获得任何好处,没拿过什么报酬。
  记者:听说《借我一生》是你最后的作品,真的要封笔了?几十年来一直身在文化圈,这么容易就能脱离?
  余秋雨:本来早就结束了。只不过我从“千禧之旅”回来后,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比较高的评价,因为我一路看到的,其他几大文明都消亡了,但这个带有感情的评价是不公平的。我当时已经想淡出了,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必须做,就是我必须到欧洲去,去寻找中华文明的弱点,我必须走完我才能结束。
  现在看起来,在《千年一叹》里我对中华文明好的一面说得太多了,必须看它另外一面,因此有了《行者无疆》。我把我的记忆,留在了《借我一生》里,然后把我以前学术著作整理出版,其他就结束了。
  其实,我一直是个自由人,我没参加作协,没参加文联,除开我自己写的文章外,和任何单位都没有关系,完全脱离所谓的文化圈。以后连文章也不写,也不再住在上海和深圳,到一个冷僻的地方,让他们继续骂去吧。
  我想很多年以后,大家终究会知道余秋雨这个不得不被十年骂声驱逐的人,是个非常善良的人,是个从来没做过坏事的人,一个从来没有伤害过人、招惹过人的人,一个在荒漠地区拼命行走的人。
  (本访谈经余秋雨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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