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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强:《中国书法全集-两晋南北朝写经写本卷》编纂札记

发布者: 书法在线 | 发布时间: 2013-2-22 13:43| 查看数: 2751| 评论数: 2|帖子模式

中国书法全集•两晋南北朝写经写本卷

编纂札记



张永强




2013年1月31日,春节前夕的北京城霰雪霏霏。突然接到全集编辑部主任刘智先先生的短信,全集“两晋南北朝写经写本卷”印刷装订完毕,刚刚样书送来了。

这真是一个好消息。冒着小雪,我前去领取了样书。

全集主编刘正成先生正患重感冒,刚刚勉强起床。寒暄一番,我请刘先生题字纪念。他打开精装的图录塑封,提笔凝思,写道:“永强吾友辛苦了。刘正成记于泥龟梦蝶堂。”写毕端详了一下,又提笔加上了一句:“五年辛苦不寻常。”这让我非常感动。

随后,刘正成先生又在赠我的样书扉页上写了题识数行,曰:

“永强君硕学士也。做有学问事,多有乾嘉遗风,考证精严,颇多高见,书法全集因而有幸焉。壬辰岁暮,两晋南北朝写经写本卷面世之际有感。正成识。”钤印:刘正成、梅花草堂主人。

这样的褒奖,我实在是愧不敢当的。而刘先生此则题识的书法潇洒,才气洋溢,这本签名了的书法全集更是我难得的珍藏了。

事实上,本卷的出版,刘先生本人更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编辑过程中,他曾多次亲赴英伦,在大英图书馆观摩、拍摄了珍贵的写经图版,如著名的西凉写本《十诵比丘戒本》(S.797)、北朝写本《老子想而住》等斯坦因劫掠的北朝经卷,并亲自拍摄了全卷,此次均收入在本卷中,堪称这些北朝写经从书法角度的首次面世,弥足珍贵。

关于本卷的编纂,自2005年起,苏州大学图书馆研究员华人德先生和苏州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毛秋瑾博士已经先后做了一些前期的工作,华先生提交了大作《论六朝写经体兼及兰亭论辨》,该文最早发表于1999年苏州“《兰亭序》国际学术研讨会”,最近又收入《华人德书学文集》(荣宝斋出版社,2008年8月北京一版),毛秋瑾提交了综述文章《两晋南北朝写经书法探析》,是在她的硕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写而成。她还对30余件写经做了作品考释,并编写了有纪年的写经年表,但在图版方面并没有准备。

本书尽可能地集中了我国多位著名敦煌吐鲁番学学者的研究成果;图版主要来自于国内外学术单位的支持,如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中国国家博物馆、敦煌研究院、首都图书馆、旅顺博物馆、日本书道博物馆、大英博物馆、法国国家图书馆等。

恩师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原馆长、善本部主任、金石组组长徐自强先生担任了本卷的学术顾问,亲自审阅了书稿,提出了精辟的意见,并亲笔做了修改,使得本卷的学术质量有了保证。故在此表示谢意!

一、本卷编写前的相关研究、出版概况

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0)是中国历史上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大分裂之后的大融合,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基础,开启了隋唐盛世的先声。这一时期也是中国文字和书法演变过程中的一个典型阶段。“书圣”、“草圣”都诞生在这个时代。异彩纷呈的书体演变现象,灿若星辰的著名碑刻与传世法书名迹,与之前的两汉、之后的唐代构成了中国书法史上的三个高峰。而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写经写本书法,是这一时期书法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上个世纪初以来,丰富的考古新发现资料,为传统书法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课题方向,值得重视。故《中国书法全集》特辟专集予以介绍,十分必要。

然而,自1900年敦煌藏经洞发现后的近半个世纪时间里,学者们关注的,多是敦煌写经的文献价值。发现藏经洞的道士王圆箓曾将敦煌经卷献给当时的安肃道台满人廷栋,而廷栋却认为敦煌写经的书法还没有他写的好。此后半个多世纪以来,写经书法在中国一直不被重视。日本中村不折是最早系统关注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学者。他所著《禹域出土墨宝书法源流考》(西东书房1927年出版;李德范中译本,中华书局2003年版),选择了部分藏品作为插图,品鉴书法并加以考释。中村不折的全部敦煌吐鲁番藏品,直到2005年,才由矶部彰编集为大型彩色图录《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在东京作为非卖品出版,只印刷了数百部赠送,一般读者根本看不到。最早撰文研究敦煌吐鲁番写经写本书法的也是日本人。西川宁1938年前后发表的博士论文《西域出土晋代墨迹书法史研究》中,大量引述了敦煌吐鲁番写经写本墨迹,以此为第一手素材,研究中国的书法史。约在1932年前后平凡社出版的《书道全集》中,刊布了较多的敦煌吐鲁番写本墨迹。此后日本的书法杂志中陆续刊布的写经图版和研究文章也较多。

相比之下,中国的相关研究和发表情况比较薄弱。目前为止,关于敦煌书法最具权威性的综合性大型丛书,仍当属饶宗颐先生的《敦煌书法丛刊》(29册,东京二玄社1983年初版),1993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改名《法藏敦煌书苑精华》。饶先生以敦煌学者的视野,选择莫高窟所出遗书中书法价值、文献价值并重的写经写本百余种,分为拓本、经史、书仪、牒状、诗词、写经、道书七类,每卷后加以简要考释和精辟解说,其意义又超出了简单介绍书法之外。唯一的遗憾是这套丛书介绍的是只有法藏文献。此后,徐祖蕃、秦明智、荣恩奇选编了《敦煌遗书书法选》(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遴选了甘肃省博物馆、敦煌研究院和敦煌县博物馆中一小部分书法有特色的写经写本;敦煌研究院也选编了《敦煌书法库》一至四辑(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1996年),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次系统地按年代选编敦煌书法作品出版,有开凿之功,遗憾的是编写较为粗糙,错误较多,图版质量较差,不堪临池之用。沃兴华从书法教学的角度编写了《敦煌书法艺术》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前言是有关综述文章,利于初学。不足之处是所用图版多翻拍自法藏文献,清晰度差强人意。此后,一些书法好的写经在国内作为字帖零星出版,但内容纯粹是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写经字帖好像还没有。近年来,由中国国家图书馆等组织编写的大型图录《国图藏敦煌文献》、以及《浙博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文献》、《俄藏敦煌文献》、《英藏敦煌文献》等,注重的主要是文献的价值,书法价值在其次,故图版往往较小,但每卷前所附彩页大都比较精美。如今,敦煌藏经洞发现已逾百年,敦煌吐鲁番学已经成为世界显学,举世瞩目。故编写一部全面概括敦煌吐鲁番书法的综合性图录,很有必要。

二、编纂方法和特点

本书收录的写经写本基本囊括了中外收藏单位中的藏品的精华,其中国内单位包括: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研究院、旅顺博物馆、安徽省博物馆、中国书店等,国外单位包括大英博物馆、法国国家图书馆、日本东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俄国远东学院等。编纂过程中,尽可能观摩著名的写经写本原件,通过亲自观察,充实作品考证文章。《全集》主编刘正成先生两次亲赴英伦,在大英图书馆馆观摩了斯坦因劫掠的写经;又如著名的东晋早期写本《三国志•吴书•步骘传》、《孙权传》,十六國北涼庚午歲(430)八月十二日寫《金光明经》(编号65TIN:29)等,笔者都尝多次寓目鉴赏,写出考释。

1、最大限度收集流散世界各地的代表性经卷,注重研究新成果。首次将世界上有明确纪年最早的汉文佛教写本西晋元康六年(296)《诸佛要集经》残卷旧影与新发现的此经残页缀合发表,嘉惠艺林。1915年日本出版的《西域考古图谱》首次公布了元康六年(296)《诸佛要集经》的后十八行经文与五行题记,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遗憾的是,自此以后这18行经文和5行题记的原件即下落不明了。2003~2006年间,旅顺博物馆与日本龙谷大学合作,在对馆藏26000多件新疆出土的佛经残片整理时,重新发现了14片与《图谱》着录的西晋元康六年(196)《诸佛要集经》同属一卷的残片,并进行了缀合,这些残片与同时发现的北凉承阳三年(427)《菩萨忏悔文》残片被认为是此次合作的重大学术成果。另外,本卷还收录了敦煌研究院新收集的北魏兴安三年(454)《大慈如来告疏》、北魏和平四年(463)《佛图棠所化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1966年在吐鲁番地区出土十六国西凉(400—421)《毛诗•关雎序》(现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编号66TAM59:4/1)等写本;俄国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俄国探险队上世纪初在库车、吐鲁番地区佛寺遗址发掘的十六国西凉写刘昞注《黄石公三略》残纸(编号Дx-17449),是该书目前所见最早的写本,在我国古代军事文献史上有重要的价值,其清晰图版也是在国内首次刊布。

写经部分编辑完毕后,又根据《全集》主编刘正成先生的意见,增补了几种代表性的南北朝写本文书的图版和考释。

2、尽可能选择有纪年的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代表性书法作品,以冀发挥其断代标示作用。关于这点,不可否认是受到了郭沫若先生《两周金文辞大系》编纂思想的影响;同时注重写经题记的文献价值,对写经卷末的题记尽可能予以保留。

3、另外撰写了两篇综述文章,即《魏晋南北朝写经铭刻中的书体演变现象》和《十六国甘露元年譬喻经写本考》,通过对这一时期的铭刻和写经、墨迹进行探索性的比较研究,以期揭示魏晋南北朝这三个半世纪里书体演变、特别是楷书体发展与定型的大体脉络。在资料的选择上,尽可能将现在发现的日藏北凉沮渠安周写经高清图版全部刊出,如北凉承平十五年(457),书吏樊海写《佛说菩萨藏经第一》、北凉写沮渠安周供养经《佛华严经苐廿八》等,以利于学者与著名的《沮渠安周造寺功德碑》(承平三年,445)拓本进行比较研究,以探求西晋十六国以来河西至西域一带的书法世家索氏书风的面貌。据笔者所知,这在国内还是首次。

同时对著名的写本《甘露元年譬喻经》进行了个案研究。日本书道博物馆藏甘露元年《譬喻经》一向是被认为是有纪年的重要早期佛经写本。由于其书法接近传世钟王法帖,水平高妙,故备受重视。但近年来包括此卷在内的不少日本所藏敦煌写本,藤枝晃先生认为都是赝品。关于它的确切书写时间、所属年代和地点,也先后有多种说法。近年来,随着吐鲁番出土文书和高昌史研究的深入,我们知道吐鲁番同样也有过酒泉城,即今吐鲁番鄯善县吐峪沟乡政府南十公里洋海地区,毗邻高昌故城与吐峪沟千佛洞。故此笔者倾向认为此卷甘露写经,很可能是北凉沮渠政权在高昌地区的写经,与敦煌无涉,是可以信赖的珍贵名品。

4、考释了以前未定名的佛经。这部分主要是罗振玉在民国期间珂罗版影印的藏品,原件有的已佚有的流散,原始印本目前也只有很少人才能见到。如北京故宫所藏“晋唐写经残卷”(新179084),罗振玉旧藏,王素先生定为西晋写本。此卷向无定名,经考或即《法本斋经》之佚文。又如罗振玉《贞松堂西陲秘籍丛残》“魏晋间书残律三种”,经考分别为《十诵比丘波罗提木叉戒本》之别译佚经、曹魏时康僧铠译《佛说无量寿经》卷上部分之疏记,以及《十诵律》或《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之异文,从而发前人之忽略者。

5、对部分散失写经进行了缀合。如现藏浙江博物馆(编号浙敦一一二、浙博〇八七)的《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戒本》,册页左侧有张宗祥旧跋,书法大小参差错落,隶意明显,与罗振玉复印件北朝写经长卷宛然出于一手,或为一卷散佚者,当同为隶楷之变过渡时期的典型作品。

6、增补了毛秋瑾的考释,将她原来选定的34种,增加到现在的83种,在内容上更为丰富了。统一了体例,补充了考释。对毛秋瑾作品考释中无法找到清晰图版的10余种写经,只好割爱处理。

7、本卷的另一个突出的特点,体现在学术上的包容性。在编辑过程中,《全集》主编刘正成先生随时与笔者联系,探讨、指导相关工作。如对旧写本《步骘传》的年代确定,他就根据自己的多年研究和艺术理解提出了意见,最终确认该写本的书写年代应为西晋末期、东晋早期。这一观点被本卷所吸收。故本卷不仅尽量吸收了敦煌吐鲁番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和观点,还对这一时期的一些重要书法现象的不同研究成果兼收并蓄,以资学术争鸣。又如华人德先生在他的综述文章《论六朝写经体——兼及“兰亭论辨”》“六朝道教写经体之揣测”一节中认为,道教写经目前已经“荡然无存”,而“北魏道教常见的经书,其抄写之体,庶几与之(《大代华岳庙碑》和《中岳嵩高灵庙碑》)相近。”以及华先生关于“兰亭论辨”中引写经为据的看法,我都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在我的综述文章《魏晋南北朝写经铭刻中的书体演变现象》中也体现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比较。

三、关于图版的收集使用

可以说,在魏晋南北朝书法研究史上,本卷还是第一次将那个时期如此众多有代表性的、内容丰富的写经写本墨迹汇集到一本书里,而贯穿其中的主线,则是它们风格各异的书法艺术——这些墨迹的作者,既包括译经的高僧大德,宫廷经生,落魄文士,也包括下层的普通僧侣和平民百姓。因为写经的初衷、内容、背景以及书写者的身份、年代等多方面的差异,这些写经写本的风格各异,基本代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写经写本不同层次的书写水平,见证了汉字的演变脉络。

在图版的选择和汇集方面,本卷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1、尽量择取不同收藏单位的代表性藏品,重视未全面发表或初次发表的新材料。如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六朝写经,本卷可谓第一次选择其精华,以高清图版集中发表。又如现藏东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的北朝写本《戒本注》,1932年日本平凡社出版的《书道全集》影印了前56行,现将此卷后60行予以原大影印,使全卷发表。

2、尽可能择取能找到的写经和写本的高清图版,保持原大;对精彩的局部放大,使读者可以观察到古人真迹“细入毫巅”的精妙之处,便于展卷临摹、披览欣赏。

3、经文尽量连属,便于阅读。对于一些精彩的墨迹,限于篇幅,只选择了开头和中部至结尾部分。这样的作品不在少数,实在有些遗憾。而对于第一次全卷在中国发表的著名写经墨迹,如东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藏甘露元年《譬喻经》,则全文原大刊出,与卷前的相关考释文章相呼应,便于读者临习与对比研究。

4、对于已经遗失的著名写经写本,则利用了较为少见的清晰出版物,如罗振玉在民国时期利用当时刚刚普及的珂罗版技术复制的《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等,以及1931年12月神州国光社珂罗版影印的比丘惠进书《增一阿含品第廿七》,为民初甘凉道尹许承尧旧藏,许氏藏古写本一度达到百余卷,此为精品之一,然原件已下落不明。则这些民国时期的高清复制品,其价值就可谓“下真迹一等”了。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这些百年前珂罗版印刷的墨迹,其清晰度是令人满意的。  

四、缺憾与不足

此卷的编纂在时间上依旧有些仓促,资料的收集并不是很全面,一些有名的经卷没有被收入进去。一些书法精好的经卷图版,尽管得来不易,但限于篇幅,也没有全部使用,这些不能不说令人遗憾的。其次,由于大量的写经写本实物分散在世界各地不同的收藏单位,有的已经做了全面的整理,发表了图录和研究成果,有的却仍被视为珍秘,我们无由得以观摩研究。比如日本某处收藏的数量达百卷的李盛铎旧藏敦煌吐鲁番文献,据说最近已经在日公布,但我们仍无缘得见。第三,随着国内吐鲁番考古的进行,一些新的文书不断出土,其中书法较好的写本,我们收录的也很少。其中有名的如伯兹克里特出土的北魏写本《金刚经》,就没有收入。

疑伪经也没有收入本卷。敦煌吐鲁番写经的作伪大约在民国初年就开始了。现首都博物馆所藏西晋太康四年(283)《孝经》残卷(卷末题记“泰康四年岁在癸卯五月十六日张儁写”),就是这样的伪迹之一。另一个有名的写经,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所藏孙吴建衡270)写本《太上玄元道德经卷》(卷末题记“建衡二年庚寅五月五日炖煌郡索紞写已”),其真伪问题也存在着较大的争议。近年来,藤枝晃先生更是语出惊人,认为日本现在所藏的敦煌写卷中,凡钤有李盛铎“德化李氏凡将阁珍藏”、“木斋审定”印章的,百分之九十八都是伪物。另外,敦煌研究院所藏南朝建武四年写《金刚经》,也可能是民国时所造的伪品。被怀疑为伪品的写经,基本上都是非考古发掘的写本,时间涵盖清末至民国中期。写经的辨伪研究已经成了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近年来,随着科学考古发掘与研究的深入,许多新出土材料给我们辨别疑伪写本、重新审视传世法书提供了可能;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字流变轨迹,还原真实的书法发展史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本卷本拟收录有代表性的疑伪经写本数种,附于卷末,一如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祛伪》体例,以供学人参照。限于篇幅,只好割爱。

另外,相对写经部分,本卷的写本部分收入的数量较少,披露的精品和新发掘品也少,这些都是有待于以后继续补充的。


附记:

佛教讲求的是机缘。此书的编纂,我也有感受。2008年秋,我尚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任职,整日从事着与书法毫无干系的工作。休沐之暇,协助恩师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原馆长、善本部主任徐自强先生整理、校勘《敦煌莫高窟题记汇编》书稿,以及房山石经题记,为此正在学习佛教和敦煌学的相关知识,去北京图书馆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查阅文献的次数较多。后经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徐清教授介绍,与刘正成先生相识。刘先生是我自少年以来钦佩的艺术家。承刘先生抬爱,委托我继续此卷的编纂工作。因为我对书法素无研究,对我来说,编纂本卷其实就是一个边干边学的过程。故首先应该感谢的是刘正成先生,给了我这样一个难得的机缘。

让我感动的是,2010年4月,百年敦煌文献研究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召开,由于我不是正式代表,为了让我能有一次参会学习、结识更多国内外敦煌学者的宝贵机会,徐自强和吴梦麟先生私下里为我垫付了参会的数千元费用,还介绍我加入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为正式会员。此情此谊,更成了我学习敦煌学和佛教知识的动力,也为编写此卷做了知识上、资料上的必要储备。

为本书提出宝贵意见和具体指导的知名学者还有:北京故宫博物院资深研究员、著名碑帖专家施安昌先生,我国著名敦煌学者、故宫博物院王素先生,敦煌研究院研究员侯灿先生、李正宇先生,著名梵文专家、中国佛学院法源寺法映法师、中国佛教文物图书馆馆长圆持法师,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徐清老师,日本青山学院大学土屋明美老师等,可以说本书中也凝聚了他们的心血和智慧,是我们应该一并感谢和铭记的。

特别感谢本卷的责任编辑刘智先先生为此做出的大量具体而扎实的工作,美编陈化强师弟等也付出了辛苦的劳动,我们的合作至始至终都是愉快而高效的,他们严肃认真的作风让我钦佩。在此一并致谢!

最新评论

黄英华 发表于 2013-2-22 15:31:35
仔细拜读,各位主编辛苦!久违了《中国书法》当年刊登的“全集编撰札记”!
胶水船夫 发表于 2013-2-22 17:14:23
祝贺全集“两晋南北朝写经写本卷”出版发行!祝贺永强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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