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迎春：居延，汉简保存的历史记忆——“简牍之旅”居延考察行记

侯勇

居延：汉简保存的历史记忆

——“简牍之旅”居延考察行记


李迎春

    1927年5月9日，北京西直门火车站，徐炳昶、黄文弼等10人作为中瑞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中方成员等待着西去的列车，历时七年的中瑞中国西北联合科学考察即将拉开序幕。他们可能不知道，他们即将与贝格曼等外方团员一起，揭开汉代居延古城鄣的面纱，掀起居延汉简的盖头，开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一个新时代。

    还是5月9日，只是年历拨到了2012，地点转换至甘肃兰州。这一天锦江阳光大酒店门前熙熙攘攘，参加“简牍之旅”的各位专家、书法家从全国各地纷至沓来。

    八十五年前的那次科考，极大影响了近代中国学术，上万枚居延汉简从博罗松治、破城子、大湾、地湾、宗间阿玛等遗址破土而出。这些历经桑沧的斑驳木片，把我们带回两千多年前的秦关汉塞。它们所提供的不见于《史记》、《汉书》的历史信息，让我们领略了汉帝国历史的另外一面；而记载历史信息的那些或娟秀细腻、或粗旷雄浑的字迹，作为书法史上的珍贵材料，也同样让我们痴迷惊叹。如果能亲临其境，观察一下两千年来居延汉简的“住所”——黄沙覆盖下的汉代城鄣烽燧遗址的构造，聆听一下那吹拂了汉简两千年之久的古道西风，用心灵去体验一下汉简背后的金戈铁马、孤烟驼铃，该是多么美妙！当然，如果能用目光轻抚那神奇木片上古人的墨迹，对于常年只能就着字帖临摹汉简的书法家来说，应该更是一种震撼心扉的体验。

在甘肃省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的支持下，在熊双平先生的全额资助下，大型学术公益活动“简牍之旅”于2012年5月顺利起航。这次活动有四十多位简牍研究者参与，以参观简牍实物、重走简牍出土地和学术、艺术交流为主要内容，给从事简牍研究的史学工作者与书法家提供了一个接触简牍、感悟简牍、多学科深层次对话的学术平台。活动历时10余天，以兰州出发计，行程4000多公里，探访了金塔地湾、金关，额济纳博罗松治、布都布鲁克、破城子，敦煌小方盘城、大方盘城、马圈湾等汉晋简牍出土地，参观了武威汉简、居延汉简、敦煌悬泉汉简等简牍实物，取得了良好效果。笔者作为简牍研究的新兵，有幸全程参与了此次考察活动，收益良多。

侯勇

一、居延汉塞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唐·王维

在兰州参观、学习、交流两天之后，“简牍之旅”的车队离开了这座国内保存汉简数量第一的城市，开始了第二阶段的活动——深入大漠，奔赴金塔、额济纳参观居延汉塞。汽车驶过黄河大桥，沿着丝绸古道，逐渐进入河西走廊。过了乌鞘岭、武威，进入永昌之后，公路边开始不断出现烽台、鄣堡遗址。不久，连绵不绝的明长城展现在了大家面前，在这些雄伟的明代边墙的下面和周边山上，则是已难觅踪迹的汉代堑壕遗迹。就在大家陶醉于明长城的雄浑、感叹汉塞的无以寻觅之际，忽然有人发出振奋的呼声，原来车窗南面焉支山来到了我们身前。稍读汉史的朋友都知道，焉支山曾是汉匈争夺的焦点。西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春，骠骑将军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汉郡名，治所狄道，在今甘肃临洮县），经黄河，大概沿着我们今天的路线，过焉支山千余里痛击匈奴，“得胡首虏万八千余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据说，匈奴人在丧失焉支山、祁连山之后，曾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过了焉支山，就进入了山丹河流域，山丹河在古代又名删丹西河，是弱水的上游，《汉书·地理志》“删丹”条下引《水经》作者桑钦的说法“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弱水发源于今山丹县西南的穷石山，西北流至张掖市甘州区与发源于祁连山里的黑河（汉名羌谷水）汇合，过临泽、高台后转北流，出合黎山口的正义峡入金塔县，西汇北大河后，再北流进入内蒙古额济纳旗，之下被称作额济纳河，最终流入居延海。删丹河、弱水、羌谷水、黑河、额济纳河，以及在额济纳河下游又分叉出的穆林河、纳林河、伊肯河，名字虽然纷繁复杂，其实只是一个水系，只不过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叫法而已。出土了居延汉简的包括今甘肃金塔县和内蒙古额济纳旗在内的古居延地区正是弱水的下游。汉代西部边塞的很长一段是沿着弱水构筑而成的，从删丹（今山丹县），经觻得（今甘州区西北）、昭武（今临泽县东北）、会水（今金塔县东），抵达北大河汇入弱水的河口。由此河口向西，就是至敦煌玉门关、阳关可以出西域的酒泉塞。由此河口继续沿着弱水向东北方向则是曾出土大批简牍的张掖居延塞，其包括南部的肩水都尉府塞和北部的居延都尉府塞。

秦帝国的西部边境大体以黄河为限，从中卫、靖远，到兰州、永靖的黄河在当时是华夏文化圈与羌戎的边界。从秦到西汉前期，河西地区主要居住着月氏、乌孙等民族。汉初，匈奴强大起来，公元前二世纪初，其势力延伸至河西地区。成功驱逐月氏、乌孙等民族之后，匈奴的浑邪王和休屠王成为河西走廊的主人。西汉前期，由于经济凋敝，汉王朝对匈奴的逼人攻势采取了隐忍退让战略，以和亲等方式换取和平。但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即位时，国家经济已十分繁荣，据《史记·平准书》载，当时“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在汉匈力量对比已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汉武帝以“复九世之仇”为号召，从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开始对匈奴采取攻势。至元狩二年，汉王朝的河西战役取得重大突破，霍去病率领汉军春、夏两次对河西的匈奴军队予以重创。尤其是夏季战役，汉军“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里，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得胡首虏三万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史记·匈奴列传》）在这种情况下，匈奴方面负责河西事务的浑邪王担心单于责罚，最终于当年秋与驻防于黄河边的汉大行李息取得联系，投降了汉王朝，从此河西地区成为汉帝国的势力范围。

河西归降之初，汉王朝并未打算对其直接管理，而是派遣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希望能劝说西迁的乌孙重返河西故地，与汉联合，以断匈奴右臂。但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张骞回朝，乌孙不愿回归故地。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最终下定决心，由自己经营河西，使其担负起“阻隔羌胡”的作用。之后汉王朝于河西驻兵屯田、设置郡县，并开始以令居（今甘肃永登）为起点，修筑汉塞，经过十几年的经营，汉塞已延绵至于敦煌、玉门，甚至“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边防系统已深入西域腹地。

除了构筑贯穿河西走廊的东西防线外，为了更好地抵御匈奴骑兵的突击，汉王朝还开始沿着河西地区的南北向水道修筑汉塞，将一把把匕首直插进蒙古高原上的匈奴腹地。居延塞的构筑，张掖居延都尉府和肩水都尉府的设置，正是这一战略影响下的重要举措。古弱水下游流入居延泽，作为水名的“居延”与“祁连”为一音之转，有“天”的意思。这一片地方原属匈奴，匈奴人经常以此为基地，沿着弱水侵扰酒泉、张掖等河西地区，给汉朝军民造成不少损失。太初年间（公元前104—101），汉朝与大宛的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匈奴人趁此机会加紧对河西酒泉的侵扰。汉武帝在极端困难情况下，“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史记·大宛列传》），通过设立居延军事防御区的方式向匈奴示威。至太初三年（公元前102），汉王朝的国防政策走出更积极一步，面对匈奴的侵扰，汉武帝“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鄣列亭至庐朐，而使游击将军韩说、长平侯卫伉屯其旁，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史记·匈奴列传》）在今包头地区的五原塞外和居延地区同时设立鄣塞，二者东西呼应，于河西汉塞之外又建起一重防范体系，恰似一巨钳，阻隔了匈奴的入侵，并将汉王朝西部边境对匈战争的前沿阵地向北推进了近四百公里。从此汉人在居延地区建立军事、屯田基地，并沿河立塞，开始了大规模开发建设。

汉王朝于弱水下游入居延泽的地区设居延都尉府，管理防御、屯戍等相关军事事宜。沿古弱水（古弱水干流从今额济纳旗布都布鲁克东北流过黑城遗址汇入古居延泽，此河道今已干涸，古居延泽也已严重萎缩，仅余天鹅湖等少量水面）及古弱水西支（即今天的纳林河）分别构筑鄣塞，并设置以候望、烽火为主要职责的卅井和殄北、甲渠等候官。而在卅井、甲渠候望区之南，沿着弱水干流也设鄣置塞，从北向南建立了由肩水都尉府管辖的广地、橐他和肩水候官。从汉武帝后期到东汉前期，张掖居延汉塞起到了抵御匈奴入侵的历史作用。在居延和肩水两个都尉区内，来自内地的戍卒屯田、戍边，不少移民逐渐定居、繁衍生息。近二百年的时间内弱水下游的这个地区既上演着一幕幕汉代军民保家卫国的雄歌壮曲，也谱写着和平时期人民安居乐业的祥和诗篇。然而由于时代久远，关于汉匈战争、汉人生活的种种细节早已淹没在了历史长河中，我们本无缘得知，但20世纪这片土地上30000余枚居延汉简的破土而出，却给了我们一个和汉人亲密接触的机会。

侯勇

二、居延汉简

经过一天的跋涉，“简牍之旅”的车队在傍晚时分来到了酒泉。今天的酒泉市肃州区，在汉代叫禄福县，是汉酒泉郡的治所。酒泉市南接祁连雪山，北临瀚海大漠，向西二十公里外即是明代万里长城第一关——嘉峪关，军事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从酒泉市区向南眺望，可清楚地看到晚霞辉映下的晶莹雪山，令人神往。在酒泉休整一夜，想着明人

马上望祁连，奇峰高插天。西走接嘉峪，凝素无青烟。对峰拱合黎，遥海瞰居延。四时积雪明，六月飞霜寒。

的诗句，大家对接下来的行程更是充满了憧憬与期待。

第二天，车队沿着北大河，向东北方向行驶。过了鸳鸯池水库，进入金塔县境，地势越来越平坦、开阔，自然景观与河西走廊有了较大差别。待汽车驶过黑河大桥之后，我们知道已进入了古居延地区，具体来说已到了汉张掖郡肩水都尉府辖区。中午时分，我们驶离公路，来到了一片戈壁之上，映入眼帘的是一处方形的土筑堡鄣遗址。土鄣位于弱水东岸，呈正方形，边长21.6米，保存比较完整，四周还存留着一些用来阻挡匈奴骑兵行进的虎落尖桩和梅花桩遗存。从鄣堡和残存的竹木尖桩，可以看出两千年前此处在军事上的重要性。这个四四方方的土鄣叫地湾城”（编号A33），20世纪30年代此地曾出土近2000枚汉简，其中不少作为信封用的封检上都写着“肩水候官”、“肩水候官行者走”、“肩水候以邮行”等字，据此这处堡鄣应是汉代肩水都尉府肩水候官所在地。地湾城附近汉塞烽燧遗址众多，是汉代肩水都尉府防区的核心地带。其西南七、八公里处，就是夹河而建的汉代肩水都尉府治所——大湾城（编号A35）。我们从地湾城向东北方向望去，不远的地方（直线距离不到600米)有一座风蚀严重，不太起眼的烽燧遗址。烽燧附近则是一些稍有起伏、似曾有人工痕迹的低矮土堆。谁能想像，这座残存烽燧和周边低矮土堆，就是汉代居延地区最为重要的关卡——肩水金关留在地面上仅存的痕迹！金关（编号A32）在汉简中大名鼎鼎，它是进出河西腹地、北通居延都尉的咽喉门户。在烽火连天的岁月，其拱卫着南面不远的肩水都尉府和肩水候官，担负着保障酒泉、张掖郡等河西重镇安危的使命；在安定太平的和平时期，其又是居延地区与河西地区官民、商旅交往的孔道，熙熙攘攘，繁荣非常。金关曾出土一件21×16厘米的红色织物，墨笔篆书“张掖都尉棨信”[①]，有学者认为其是张掖都尉出行时作的仪仗器物。据此可想象当年金关附近幢棨羽葆、鼓车歌车的盛况。据1974年的考古发掘，可以发现汉代的金关建筑群规模是比较宏大的，当时这里设有关卡、烽燧、通道厩三个机构，坞堡关城一应俱全。然而，岁月的风沙早已将一切吹散，今天我们即景感慨，发思古之幽情，除了大漠残烽外，只能借助于曾在这里出土的12000余枚简牍。

近代中国出土简牍的历史，可追溯到20世纪初西方探险家的中亚考察活动。1901年1月，匈牙利人斯坦因受英国政府委派赴新疆考察，在尼雅遗址获得魏晋汉文木牍40余枚和佉卢文木牍524枚，拉开了近代中国简牍出土的序幕。同年3月，瑞典人斯文赫定在罗布泊楼兰遗址也发现了120枚汉文简牍和大批佉卢文木简。此后，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国人周炳南等在黑城遗址、楼兰海头故城和敦煌小方盘城也都曾发现简牍。尤其是1906—1908、1913—1915年，斯坦因在其第二、三次中亚考察中收获尤大，发现了大批汉文和佉卢文文书。其中仅第二次考察在敦煌以北的疏勒河流域汉代烽燧遗址中就掘得七百余枚汉文简牍，罗振玉、王国维先生的简牍学名著《流沙坠简》就是根据这批简牍的照片考释而成。而第三次考察在安西、玉门、金塔等地又掘得汉简166枚，20世纪30年代张凤在《汉晋西陲木简》一书中对这批材料曾有著录。

总体来说，1900—1920年代出土的简牍数量有限，且主要由西方探险家掘得，绝大部分简牍实物流落在欧美各大图书馆、博物馆中，除王国维、罗振玉等人外，中国学者普遍在简牍研究方面热情不高。而这种情况最终得以改变，在中国学界掀起一股简牍研究高潮的无疑是1930年大批居延汉简的出土。

“居延汉简”的概念比较复杂，其指的并不是某一批汉简，而是不同时间在弱水（额济纳河）下游古居延地区[②]的不同具体地点出土的多批次汉代简牍的概称。从1930年代至今，古居延地区已有近30个地点出土过简牍，其中出土简牍较多的遗址有甲渠候官遗址（破城子，编号A8，总计出土汉简13000多枚）、肩水金关遗址（A32，总计出土汉简近12000枚）、肩水候官遗址（地湾，A33，总计出土汉简2000枚左右）、肩水都尉府遗址（大湾，A35，总计出土汉简2600枚左右）等。大规模出土主要集中在1930—1931、1972—1976、1986、1999—2002几次考古发掘中。而1927年启动的中瑞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则称得上是居延出土汉简的破冰之举。1927年春，受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委托，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再次来到中国准备组团赴中国西北考察、探险，此举遭到了觉醒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抵制。后经协商中瑞双方决定联合成立科学考察团赴西北各省考察地质、气象及收集古物，协议规定采集发掘的一切动植物标本、矿物样品和文物都是中国财产，采集品留在中国，观测资料和文字数据则由双方共同所有。考察团由27人组成，斯文赫定和徐炳昶分别担任外方和中方团长。1930年4月，瑞方团员贝格曼在额济纳旗博罗松治汉代烽燧遗址发现了汉简，此后的近一年时间内额济纳河流共出土简牍11000余枚。1931年5月底，这批汉简运至北平，陆续由刘半农、马衡、傅振伦、劳榦、贺昌群、向达、余逊等学者进行整理研究。抗战爆发后，整理工作中辍，简牍也辗转运至香港大学图书馆。由于时局紧张，1940年8月，在胡适、傅斯年等人的干预下，居延汉简又离开香港远渡重洋，于10月中旬运抵华盛顿中国大使馆，并于10月26日存入美国国会图书馆。至1965年11月，居延汉简最终由美国国会图书馆运回台北，入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③]

居延汉简的第二次大规模出土是在1972—1974年。甘肃省居延考古队对额济纳河下游的汉代遗址进行调查（当时额济纳旗在行政上属甘肃省管辖），并试掘了破城子（A8）、甲渠塞第四燧（编号P1）、肩水金关（A32）三处遗址，采集、发掘汉简19700余枚，其中仅在金关一处就掘得11500余枚，可谓是前所未有的大发现。这批汉简出土后，与大致同时出土的马王堆帛书、睡虎地秦简、银雀山汉简一样受到国家文物局高度重视，包括张政烺、李学勤在内的全国第一流历史、简牍学者参与了整理、校读工作。此后，居延考古队继续对额济纳河下游进行普查，并于1976年在卅井塞次东燧遗址采集汉简173枚。

1986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大湾城（A35）进行了全面发掘，继1930年代的1500枚汉简之后，这里再次出土汉简1000余枚。

居延汉简的最近一次集中出土是1999—2002年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额济纳旗汉代烽燧遗址采集、发掘的500余枚。

八十余年过去了，分散在台北、兰州、呼和浩特等地的30000多枚居延汉简为我们研究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期间汉王朝的军事防御、行政体系、民族关系和屯田戍边情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一份份汉代的簿籍文书把我们带回到了两千年前汉人生活的世界，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刑狱诉讼，乃至文化教育、精神信仰的具体情景都活灵活现的映现在了这些布满沙尘的方寸木板之上，让人回味、令人感叹。

参观了地湾、金关之后，我们继续启程，在戈壁、荒漠中行进了几个小时后，来到了额济纳旗政府驻地达来呼布镇。在达来呼布修整一夜，第二天我们迎来了“简牍之旅”活动的重头戏——参观额济纳旗境内的博罗松治、布都布鲁克和破城子等汉代烽燧、鄣塞遗址。

从达来呼布镇驱车赴博罗松治，穿行茫茫戈壁和沙丘土壑，路况十分恶劣，颠簸异常。这条路线，穿过的是原汉代居延屯田区的核心地带，其南边、西边分别是古弱水及其西支流，东边在当时是浩瀚的居延泽。汉代的居延都尉府、居延县以及居延屯田区都在这个区域之内。甚至直到元代这里的自然环境也比较理想，依然是重要屯田区，作为西夏黑水军司和元代亦集乃路总管府治所的黑城遗址就坐落在这里。然而元明之后，这里的生态环境急转直下，汉代弱水的干流早已荡然无存，当时的西支流即今天的干流（即穆林、纳林、伊肯河）也岌岌可危、时断时续，而昔日烟波荡漾的居延泽更是早已不见踪影，只留下天鹅湖那一弯清水感叹岁月的嘲弄。一路行来，只有黑城附近的古代田舍、沟渠遗迹和路边残存的一些生命力异常坚韧的芦苇类植物似乎在向世人述说这里也曾经有过荻芦苍苍、牛羊成群、疆场翼翼、黍稷彧彧的景象。

经过三个小时左右的车行，我们来到了一片旷野之上。一望无垠的空旷中突兀着一片高地，高地上矗立着一座烽燧，这就是博罗松治（编号P9）。博罗松治是卅井塞最东端的一座烽燧，从此地出土的封检可知，它是汉代卅井候官的所在地。在汉代，博罗松治处于居延泽的南端，周围是盐泽，其烽燧建在一个高约30米的台地上，居高临下，四周敌情一览无余。烽燧东侧是两间简单的小屋遗址和通向燧顶的阶梯，由于此处较为蔽塞、两千年来受到的人为破坏较少，所以构筑烽燧的土墼和房屋的构造至今仍清晰可见。台地下面的向阳处，则有一处方形的坞墙遗址，应是当时卅井候官的办公及生活区，至今地面上仍有不少散落的碎陶片和完整土墼。在烽燧的砌土中，依稀可见不少鱼骨，也许是两千年前戍边将士食余的残骸。汉时这里不但有居延泽烟波浩渺的水面，人工沟渠、水利建设也很发达，我们仅从“甲渠”、“卅井”、“肩水”等候官名就能略知一二。据居延汉简《建武三年甲渠候粟君所责寇恩事》简册，我们可以知道，当时这里的居民，一次就可以用车“载鱼五千头”赴四五百公里外的觻得县销售，可见此处水产品的丰盛。

博罗松治之所以在居延汉简历史上重要，不是因为它所出简牍的数量，而是因为它是中瑞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贝格曼发现第一枚汉简的地方。正是1930年4月27日博罗松治汉简的出土，30000余枚居延汉简开始陆续走进人们的视野，中国简牍学研究的大门正式打开了。其实，严格说来，贝格曼并不是发现居延汉简的第一人，因为据《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等书的记载，早在1927年10月，中瑞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成员黄文弼就已在居延一土堡中发现汉简4枚。但遗憾的是，黄文弼在发现这几枚汉简后，没有进一步大面积发掘，而是转移到了其他地区考察，最终将大规模发现居延汉简的殊荣交到了同是考察团成员的瑞方专家贝格曼手上。居延地区有出土汉简的传统，据《太平广记》卷368“居延部落主条”所引李德裕《玄怪录》记载，一千四百多年前这里就曾有简牍出土的记录。北周静帝初，居延部落主勃都骨低曾令人掘一古宅基，

深数尺，于瓦砾下得一大木槛，有皮袋数十，槛旁有谷麦，触即成灰，槛中得竹简书，文字磨灭不可识，唯隐隐似有三数字，若是“陵”字。

这一记载虽出自《玄怪录》，有一定奇幻色彩，但与近代以来居延地区不断出土大宗简牍的情况相合，应是简牍作为书写工具退出历史舞台、失去了在现实生活中的意义之后，人们以奇异目光看待此事的结果。

侯勇

三、往事历千载

在博罗松治停留了两个小时后，越野车再次启动引擎，横穿荒漠，带我们驶向另一个重要的简牍出土地点——破城子。时值午后，汽车在被阳光耀的发白的沙碛上奔驰，令人很自然联想起王维的《出塞行》：

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

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

    破城子位于额济纳河下游分支的伊肯河西岸与纳林河东岸之间的戈壁砾石上。站在遗址北边，感觉其是一座自然形成的小土丘，但转到南边则会发现这是一处规模较大的障坞遗址。由于1974年甘肃省考古工作者曾对此遗址进行过全面发掘，所以其内部结构清晰可见，阶梯、门道、一个个小房间都一览无余的陈列在那里，供人凭吊观览。据出土简牍可知，破城子是居延都尉府甲渠候官所在地。甲渠塞位于居延都尉府防线的中段，其北接殄北，东连卅井，南部又与肩水都尉府广地塞相邻，处于整个弱水防线的中心位置，战略地位重要。破城子是1972—1974年居延考古队重点发掘的三处遗址之一，在居延汉简出土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简牍有以下特点：

第一，数量巨大，占目前30000余枚居延汉简的三分之一以上。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此地掘得汉简5200多枚，1974年居延考古队又在此发现汉简近8000枚。破城子之所以能有数量如此之巨的汉简出土，一方面得益于发掘工作的彻底，另一方面也应该是其战略枢纽地位的体现。

第二，材料发表及时，研究工作深入。1972—1974年所出居延汉简，主要集中在破城子和肩水金关。破城子出土的汉简在上世纪90年代初已全部刊布，而肩水金关汉简由于种种原因却未能及时公布。因此，最近二十年来简牍学界的居延汉简研究主要指的就是甲渠候官汉简的研究。

第三，完整册书较多，意义重大。居延汉简是我们今天了解汉代历史的资源宝库。但遗憾的是，由于年代久远，许多在汉代作为公文运行的完整册书，在出土时都已成为残缺的零简碎牍，完整性、系统性较差。虽然研究者也试图通过编连、缀合等工作恢复一些简册的原貌，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然而1974年破城子所出汉简中，有不少是比较完整的文书册。尤其是坞内一处不足6平方米的房屋（编号F22）中，竟出土汉简900余枚，其中包括从王莽统治末年到东汉建武初年的约四十册基本完整的文书，极具史料价值，以致被史学界认为是发现了东汉初年甲渠候的文书档案室。

秦汉帝国行政系统的正常运转几乎全靠文书簿籍，睡虎地秦简《内史杂》中就明确规定：“有事请也，必以书，毋口请，毋羁请”，要求下级向上级请示必须采用书面形式。破城子所出汉简中的完整册书比较全面的为我们展示了汉代边疆的屯戍行政管理情况，及吏卒日常工作、生活的面貌。

据汉简的记载，边塞戍卒的主要工作是“儌迹候望”、“通烽火”，即观察和传递敌情。1974年破城子曾出土一编比较完整的《塞上烽火品约》，提供了汉代烽火制度的具体内容，十分珍贵。该《品约》是由居延都尉府颁发的，明确规定了各种情况下应使用的不同烽火信号。边塞吏卒应根据入侵匈奴军队的人数、入侵时间和行进方向，向邻近烽燧传递包括烽、表、烟、苣、积薪在内的信号。由于按照《品约》通烽火是候望吏卒的基本职责，故汉简文书中多次出现上级部门要求基层烽燧组织吏卒诵读《烽火品约》的内容，并对诵读情况予以检查，如被发现“未习”，则要受一定惩罚。烽燧线上通过烽火传递敌情的效率很高，一时（汉时一昼夜有18时）可行99汉里（1汉里约相当于325米），从居延前线将烽火传递至汉都长安仅需30多个小时。

边塞士卒观察敌情有巧妙的方法，据汉简所载主要是依靠“天田”。“天田”在唐代被称为“土河”，《通典》对其有较详细的记载：“于山口贼路，横断道，凿阔二丈，深二尺，以细沙散土填平，每日检行，扫令净平，人马入境，即知足迹多少。”就是在塞垣外侧，挖一道沿塞墙走向的浅沟，然后用细沙填充，匈奴骑兵如果越天田入塞，就必然会在天田上留下印迹，守塞士卒通过观察天田上的人马足迹，就能确定入塞匈奴军队的人数。当然，天田不只是对侦察敌情有效，如果有士卒外逃也一样可轻易观察到。汉塞上每一个烽燧都管辖一段天田，戍卒每日需按照规定的距离巡查天田，这就是“儌迹”，又称“日迹”。汉简中有许多吏卒的“日迹簿”，如果日迹达不到要求或“不迹”显然要受到惩罚。

边塞吏卒的工作很辛苦，也很危险，除了候望、日迹、传递烽火外，还有“备寇虏盗贼”的职责，要准备各种守御器械以防备匈奴骑兵的突袭。汉简中有不少《守御器簿》和《日作簿》。前者是需要准备、保养的防守器具清单，从长斧、长棓、羊头石等防御兵刃，到出火具、烽干、烟灶、鹿卢等烽火信号用具，再到惊糒、惊米等警备食品可谓一应俱全。后者则是以维持生活和准备器具为中心的劳动的记录，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戍卒在候望之外，还要承担诸如作墼（制土坯）、涂泥（粉刷墙壁）、伐茭、积苇、绳（编绳）、养（做饭）等多种工作，有时还得作为“省卒”被派遣到其它地方做工。如果劳动的不好，或者作为低级官吏监督劳动的工作没有做好，则要受到严厉处分。破城子出土的《候史广德坐罪行罚檄》就是一则处理低级官吏——候史广德的通告公文。简文称候史广德“不循行部”，没有起到监督所属烽燧从事“涂亭”、“具诸当所具者”等工作的作用，造成了“部糒不具”、“不会会日”等恶劣后果，而被府都吏检举，最终遭受了“督五十”的处罚。

边塞的候官除了组织戍卒进行各种工作外，也担负着传达朝廷政令、对所属吏卒进行日常行政管理的职责。通过相关简牍材料，我们可以从边郡候官这样一个缩影中，看出汉代社会、政治的种种情景。破城子F22出土的简册中有一些有意思的内容，东汉光武帝建武四年（公元28）五月戊子（初八）这一天，代行甲渠候事的甲渠塞尉放处理了几件公文，主要是对两封诏书进行回复。诏书的主要内容是讯问各地官员，各自辖区内是否存在办理婚事铺张浪费花销超过15000钱、屠杀牛马、砍伐树木、犯四时禁等情况，如果有的话，基层政府应将相关人员名单报送朝廷进行处罚。通过这些诏书，我们对东汉初期政府对社会事务控制的严密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两《汉书》中都曾记载，婚丧嫁娶铺张浪费是两汉时期的严重社会问题，但政府以诏书的形式严禁花费超过15000钱，则超出了我们此前的认识；《礼记·月令》中曾按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原则对四季十二月每月行为的禁忌有过规定，但政府法令将这些原则提高到法律层面，以“四时禁”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则是传世文献很少记载的；至于有关屠杀牛马、砍伐树木的禁令，无疑也反映了社会秩序恢复之初、国家休养生息重农立本的决心。

徘徊在破城子遗址，脑中浮想联翩，时间过得飞快。

太阳已经西垂，车队重上征途，一路北驶，在浩瀚戈壁上越过一座又一座甲渠塞的烽燧遗址。在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上体验着汉代的烽燧交通线，不由不想起两千年前那些在交通线上传递文书的邮卒。道路、邮驿建设，是统一国家维持政令运转的必要之举，汉人对此尤其重视。据《汉书·酷吏传》记载，汉武帝就曾因“道不治”而衔怒右内史义纵并最终将其诛杀。而居延汉简也有许多关于邮书传递的文书，如邮书刺和邮书课。邮书刺是关于邮书传递情况的实录文书，邮书课则是根据邮书传递情况对相关传递人员的考评。汉代规定，由邮卒传递的行政文书一时应行10汉里，按照此规定，邮书传递所需时间在汉简中被称为“当行几时几分”，而传递实际耗费时间则被称为“定行几时几分”，如果“定行”时间符合规定就是“中程”，如其超过了“当行”时间，即迟到，则被称为“过程”，反之如果能提前到达则被称为“不及行（程）”。破城子出土EPT51·357号汉简是一则比较完整的邮书课，“正月戊申食时，当曲卒王受收降卒敞；日入临木卒仆付卅井卒得。界中八十里，定行五时，不及行（程）三时”，应当用八时完成的邮书传递，邮卒仅用五时就予以完成。汉朝官方设置专门考核邮卒的文书邮书课，规定一时行十里的标准，不但反映了国家对邮驿传递的重视，也体现了当时邮卒的劳动强度，而这一史实正是由于居延汉简的出土方为世所知。

往事虽历经千载，但简牍却提供了解锁尘封历史的钥匙，也许这正是居延汉简的魅力所在。夕阳西下，越野车渐渐远离了这片戈壁，在最后的斜阳余晖中，我想到了著名居延汉简专家劳榦先生的诗句“行役尚未已，日暮居延城”。是的，“简牍之旅”行役未已，汉简研究行役未已。路，还在前方！


注：本文已全文刊发《艺术品鉴》杂志。

侯勇

[①] 《说文解字》称：“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四曰佐书，即秦隶书，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张掖都尉棨信”六字，是篆体但在书写上又故作蜿蜒，且书于幡信之上，当即“虫书”、“鸟虫书”之类。

[②] 其实，古居延地区也只是我们概括性的不严格说法。如前所述，这片地区在汉代分属张掖郡肩水都尉府和张掖郡居延都尉府，古居延的概念严格来说并不能涵盖肩水都尉府辖区。但自从20世纪30年代，人们就已习用“居延汉简”的概念来称呼包括居延都尉和肩水都尉辖区所出土的全部汉简。后来陈梦家和台湾学者马先醒从学术规范的角度提出用“张掖汉简”或“弱水简牍”的概念取代“居延汉简”概念，但并未能改变人们的习惯称谓。当然，随着今天学术研究的日益规范，在简牍学界，人们已尝试用具体的出土地点来分别命名“居延汉简”的不同批次，如1999—2002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甲渠候官第16燧等烽燧遗址采集、发掘的汉简即被称为“额济纳汉简”，2011年甘肃省简牍保护研究中心也正式提出了“肩水金关汉简”的概念。

[③] 居延汉简运美及返台的情况可参阅邢义田《傅斯年、胡适与居延汉简的运美及返台》一文（载邢义田《地不爱宝：汉代的简牍》一书，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89—424页）。

侯勇

其实早在去年早些时候，就得到了这个活动的通知，心下自觉甚好，只是机缘不凑巧。其时，正逢《怀素自叙论争》讲座，无法抽身，后来，其它网站对此活动有所报道，然印象不深，也就作为一件很平常的事便过去了。

值新春，西安熊双平先生来电，方忆起此事，其中便有这篇佳文，虽无一图，却如深临其境。妙哉。

佛家谓成佛之路有八万四千法门。在书法人生的路途中，我们究竟有哪些适宜自己的方法，同样值得深思！
在书斋中临习历代先贤法帖，惟妙惟肖，在大好山河中，人文风情，故土遗迹中，寻觅那人文的情素，是否应了那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接下来，便是一连串的省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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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斤小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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