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艺术网”----季羡林、王岳川对刘正成畅谈书法

李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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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王岳川对刘正成畅谈书法
时间:2004-09-27
季羡林、王岳川对刘正成畅谈书法 一 中国书法与文字改革问题  

正文:
刘正成 ：季老，欣逢您九十大寿，我们来向您拜寿。我们也代表《中国书法》杂志的广大读者祝您生日快乐。我写了一幅寿对：“愿效嵩呼歌大寿，还随莱舞颂期颐。”向您老祝寿，希望您喜欢。非常感谢您能安排时间来接受访谈。
季羡林 ： ( 高兴地观赏寿联 ) 谢谢 ! 谢谢 !
季羡林： 我在清华读书的时候，一位德国人教德文。教室里，前边有一黑板，后边有一黑板。我们学生好奇，上课前，在后边黑板写了几个字。这位德国人一上课就看着后边的黑板不动，学员一看他怎么不讲课？他说，我不认识中国字，我看中国字是看线条。你们写的字，也能看出一些线条来，就是线条美。我认为，过去提倡美育，北大基本上还是有兴趣，过去当政的某些人大抵喜欢书法，好坏不说。王汝斌是写得不错的。提倡美育，有的是与世界一样的。中国书法别的国家是没有的，日本、韩国都是中国传过去的。
刘正成： 日本在明治维新时代就曾提出过汉字使东方落后的观点，认为日本要现代化，就要改用西方文字，所以有两种主张：一种是让日本文字使用罗马文字，使之拼音化；一种主张干脆就用英文，把日本文字废除，争得很厉害。直到本世纪初，我们中国很多学者如钱玄同、刘半农也持基本相同的观点。在当时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字对中国文化、中国的科技发展要起到过重要的作用。不论中国也好，日本也好，最终发现东方文化不能用西方的语言文字来改造。季老研究已经消失的梵文、吐火罗文等这些印欧语系的文字，因为它们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文化历史。日本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讨论汉字要不要的问题，现在一直还在讨论：汉字是限制使用，还是不限制使用 ? 书法在发展，包括日本、韩国，正是东方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继续。季老，您是东西文化研究大师，中西精通。现在我们已步入新的世纪，您在前些年的《中国书法全集》学者座谈会上提出：二十一世纪是东方的世纪。这个观点，对我本人及书法界影响很深。现在是不是可以请季老从文化观念的角度，谈一谈书法在全球化趋势下的价值，以及它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
季羡林 ：中国文字在“五四”时代的改革，最先是鲁迅，他主张的不是文字改革，而是语言改革，改革语言。胡适也是个观点。他们认为中国语言落后。在当时有点矫枉过正，也是可以理解的。日本的文字改革当然是与明治维新有关系。建国以后我就参加了就文字改革委员会，现在叫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从 1954 年成立就参加。当时吴玉章先生是主任。吴玉章上面是胡乔木，胡乔木上面是毛泽东。
刘正成 ：周总理是不是也过问 ?
季羡林： 对文字改革委员会，总理当然也过问。最初是文字改革。 1954 年日内瓦会议周恩来总理参加了。这可能是建国后参加的最大的一次国际会议。周总理在日内瓦就很感慨。有什么感慨呢？大会发言用拉丁文字和其它字母的国家，第二天可以见报，就这么快。而中国呢，先把外文翻成汉文，再把汉文翻成字母，再用拉丁数字来代替，打回国内，在国内再根据拉丁数字翻成汉文。汉字影响通迅，罪莫大焉。当然实际不是这样。毛泽东的意思是废除汉字。当时没有宣传，因为那时牵扯到统战工作，国际统战工作，外界华人反对废除汉字，不敢讲，说你们文改会里边也别公开说。废除汉字毛泽东提出了很原则的一句话：民族之形式，科学之内容。文字委员会人很多，吴玉章是头，后边有老舍、侯宝林、魏建功、王力等，参加会议研究民族之形式。方块字是民族之形式，字母就算是科学之内容。研究后怎么也行不通。后来就反映。第二次指示就说，要把整个的文字去掉，像越南一样改用拉丁字母。这个解放区就曾做过。后来一个最大的理论根据，就是电脑发明了，要输入电脑，字母输入得快。后来，有争议，到现在我不知做到了没有，说是方块字更快。
王岳川： 20 世纪上半叶不少学者思想激进，宣传汉字拉丁化，这无疑具有相当的危险。因为汉字作为“东方魔块”，具有文化稳定的功能。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三十年代全部拼音化、拉丁化了的话，中国所有的古籍将在三十年内不再会有人懂，只有象季先生等这样搞语言和文献的专家能读懂。所以我们汗牛充栋的经史子集，只需一代两代人就会失传，这种文化毁损非常可怕。我们读《左传》《论语》或读经史子集哪一卷，你读出原文来当代人会听不懂。如《老子》“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这样的话，如果用拼音可能没有人能听懂。很多古籍，象《易经》、《诗经》更是这样。这不是一个小小拼音文字取代方块汉字的决议问题，而是紧密联系着中国文化的寿命问题。中国这么多民族，这么多方言，举个例子：四川人说的“哎呀，我的鞋子（读成 haizi ）丢了。”北方人听了就非常吃惊，觉得孩子丢了，赶快找呀。四川人从地上把鞋子拿起来时，北方人会说这简直是开玩笑，这是“鞋子”不是“孩子”。声音（能指）不一样，所造成的意义（所指）就不一样。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文化的传承力，不是一个小事情。书法将汉字美化雅化，使得汉字从那种简单传达意思记载语言的工具变成一门玄妙的艺术。我认为这是东方艺术中的一个奇观。季先生在这方面有很多想法，他自己就是一位学者书法家，给我写的一幅书法：“极高明而道中庸”，就颇能传神。
季羡林： 我小的时候写过仿。
王岳川： 写欧、写柳还是写颜 ?
季羡林： 最初是柳体，然后是颜。
王岳川： 您现在的字，您觉得是像柳颜还是像欧 ?
季羡林 ：象柳，当时在济南，比较规规矩矩。后来就不管了。
刘正成： 颜筋柳骨。柳字比较挺拨。
季羡林 ：后来到国外很多年，没有毛笔，墨也没有，就没有用毛笔写过字。近些年写字是赶着鸭子上架。现在汉字没人再讲废除了，过了几关。
王岳川： 毛泽东主张汉字拉丁化，他晚期的狂草书法却有传统的影子。
季羡林 ：书法归书法，应用归应用。我自己做为一个语言文字委员会的委员，不应该发表反对意见。文字当然要变，这没问题。从甲骨文到大小篆到隶书都在变，但是由政府来指定变的，秦始皇指定过，一般都是由老百姓开始。我们现在简化字的问题不少。如前後的“後”和皇后的“后”，云彩的“云”和当说讲的“云”，老出问题。第五批简化字撤消了。为什么取消了呢？当时是根据毛泽东的同音代替。同音代替，然后就可以变成把汉字取消了。同音代替怎样解决？如“元”、“圆”都用“元”。“元旦”是过新年的元旦，还是圆圆的鸡蛋。
刘正成： 这是否造成思想的混乱 ?
季羡林： 这是一种“左”的表现。文字改革都经过人民代表大会的，不是随便改的。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把第五批简化字取消了，把同音代替取消了。要不然用到现在的话，将造成大混乱。至于美术字，毛泽东并不主张不用汉字，就象画画一样，追求线条的美，是艺术的汉字。
刘正成： 季老，街上的繁体字招牌要换， 96 年、 97 年搞得很厉害。关山月先生他们六位老人写了一封信给江总书记和李鹏总理。批示下来，岚清同志做了讲话，说书法要保留，招牌是手写体的就不用去破坏。人民代表大会做了一个规定，可以用一个简体字在旁边标出来。要是全部改招牌，将造成很大的浪费。
季羡林： 后来不是讲了，书法可以写繁体字。我们三代领导人，都习惯写繁体字
刘正成 ：历代都是写简用繁，写和用是两回事。英文也有小写、大写，它的体也不一样。汉字包括书法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代表，如果把这个去掉，民族文化就失去了它重要的载体。
二 书法传统经典与当代书法走向
季羡林： 汉字改革委员会，里边总觉着有两派。每一派都是从消灭不消灭汉字而来。要消灭汉字的，是激进派。侯宝林、罗章培、王力、叶绍钧 ( 圣陶 ) 等是保守派。使繁用简，是袁晓园的口号，这个口号没错。繁体字要使，不使怎么行呢 ? 这个也受到“左”派的攻击。做为艺术来讲，现在并不限制你写繁体字。启功先生是主攻书法的，第五批简化字的“家”下面不是猪 ( 豕 ) ，而是“人”（ 王岳川 ：象“穴”一样。 ) 家下面这个“豕”好写，宝盖下边一个“人”就不那么好写了。家里面怎么有猪，而应有人，这也是左派的观点。
王岳川 ：季先生，您认为当代有些人写书法不写汉字，那还是书法吗 ?
季羡林： 画画与书法不同。大概有人把画和书法合在一起，比如写“荷”字，下面看上去是藕，上面是荷叶，看上去像个荷字。这个我不大懂。这又何必呢 ? 书法是书法，画是画就完了。当然画荷也有各种流派。最近一期《中国书法》，我看完了。最后一篇是曹宝麟的文章，对比王羲之的《圣教序》和《兰亭序》。后来我看那个表，那个字的结构，我觉得中国汉字一个是线条，一个是结构。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知识》那几个字据说也是集的王羲之的。我看了曹宝麟那篇文章，从结构上讲是王羲之的，别的不讲，正符合我的口味。王羲之字的美我形容不出来，就是感觉着好。
王岳川： 我对王羲之书法非常喜爱，长年临习。在感受王书风范的同时，日益明晰地意识到：注重传统的传承和升华出新的中国文化精神，是当代学者艺术家不可忘怀的内涵。在书法方面当代中国有一种过分现代的情结，事实上，任何过分都会受到历史文化精神脉络的修正。二王传统对中国书法而言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说从事中国古代思想的人，对经典要保持一种传承之后的创新思想；另一方面说帖学与碑学不可偏废。当代人从粗犷的民间书法吸收一些营养，从大气的碑学里边学到一些豪放之气，从 雄强的 摩崖石刻中学到一种气脉——真正的大气，我觉得很重要。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精粹典雅的东西也应进一步推陈出新，继续创造。季先生看到《文史知识》，说是集王羲之的字，并眼睛为之一亮。其实是中国文化中长期积累下的，对华夏审美趣味的共鸣。这种趣味，有可能经过历史的演变，王羲之的字本来在隋代以前，差不多 二三百 年间也不受重视。当时受重视的是王献之，但是到了唐代王献之的字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从唐代到现在经历一千三百多年王羲之的字占有很高的地位。我认为近十几年的书法实验和先锋书法，可能是对二王传统的过分忽略。在这里我想到一个问题，文学界在讨论“文学性”的问题，戏剧要有“戏剧性”，戏剧性就要突出人格、命运、悲剧情景，戏剧才所以叫戏剧。文学没有文学性，那么同新闻报纸，一些流行的故事，一般传说和街头巷尾的闲谈就没有什么根本区别。那么，书法是否有一个“书法性”的问题？书法性是什么 ? 现在有一种说法，现代书法是反书法，反书法性，这种说法很值得分析，也很值得思考。我倒觉得如果电影没有了电影性，文学没有了文学性，音乐没有了音乐性，就会成为另类东西。书法没了有书法性，当然也就不再是书法了。所以书法的书法性并不是僵化的东西，它是在二王书法传统中整合了民间书法、碑刻书法等形成的一种新的传统、新的整合。可以说，我们书法本身审美的东西不能丢掉，不能抹杀，要开创出新，要坚持书法的书法性，书法构成线条的美、结构的美和它那种长期的人文的艺术的文化美。
刘正成 ：季老，几年前，在荣宝斋开会的时候，送了您二十几本《中国书法全集》，现在把后来出的十几本再送给您，现在一共出了四十四卷了，请您指点一下。
季羡林 ：不敢，不敢。当时顾廷龙先生还在。相当好 ! 中国书法，是世界上独特的。《中国书法全集》是开天辟地的，为我们民族立了一大功。
刘正成 ：我们根据您的意见，把少数民族的文字诸如西夏文等也计划编一卷。这样可以体现多民族国家在文字和文化上发展的关系。
季羡林： 少数民族中的东巴文，前几天有人送给我一副对联。西夏文，可以会写了。别的少数民族文字，我就不敢说了。
刘正成 ：彝族文字也是从中国古文字改过来的，可能受殷商文字的影响，慢慢改过去的，就象韩文、日文从汉字改过去的。
季羡林： 蒙文和满文是一个体系来的。
刘正成： 元朝有八思巴文，是一个新造的文字，也没有在社会上通行开。这一方面是因为元朝时间短，另一方面这种造字法本身有很大缺陷，所以只在当时的上层少数人中使用过。后来成了一种死文字。
王岳川： 东巴文是纳西族的文字，还是不错的。我最近正好到云南丽江去作了一次考察，感受到东巴文字的朴素，但是其书写否可以称为书法还可以讨论。
季羡林 ：他们送的那副东巴文对联，从美学的观点看，不美。
王岳川： 主要是文字结构行气比较散。季先生，当代书法您认为在二十一世纪怎么发展，应该是写怪怪的字、写丑丑的字呢，还是写清丽文雅、生动神俊的字呢？您喜欢什么样的 ?
季羡林： 刚才讲了，我的欣赏能力是保守的，还是喜欢王羲之那个传统。看着曹宝麟的那个表，看着字的结构，我也说不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的。我喜欢《兰亭序》，颜真卿的《争座位表》，怀素，宋朝我最喜欢黄山谷。
刘正成： 最近《中国书法全集·黄庭坚》就要出版了，出版后马上给您送过来，请您指点。
季羡林： 在江西庐山不远的一个地方—石钟山，看到黄山谷的碑刻，那真是惊心动魄！另外清代我喜欢邓石如。清代恐怕他是大家，第一大家。他写赋，那是十二赋吧 ? 现在捐给故宫博物院了。原来清华展览过一次，看了之后，不是精神上的震动，而是生理上的震动！这幅作品原是北大邓以蛰教授收藏的。他是邓石如的重孙。这幅作品字大，刚才说《圣教序》《争座位表》字都很小。我最怕刘墉、翁同和这样馆阁体，毫无美感。
刘正成： 季老，请您为《中国书法》题几个字，可以吗 ?
季羡林： 好的，好的。（起身为《中国书法》题字 )
三 书法文化意识与学者书法的崛起
季羡林： 弘扬中国文化，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弘扬我们书法文化，书法不仅有实用功能，还有艺术功能和生命陶冶功能。这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独特之处。
王岳川： 对书法文化这个学统，今天有不少书法家已经数典忘祖。我目前一直关注中国当代书法诸多问题，如中国书法中民间书法问题、反精英主义问题、背对传统的“丑怪”书法问题、书法中的后现代“矮化”（比矮）问题、日本书法的横向挪用问题、历史虚无（经济全球化使然）问题、消除历史维度的书法空间张力问题，以及书法艺术边缘化问题等方面，做些学术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在反书法性的“书法潮”中，我更加感到“学者书法”在当代中国的重要性。书法一般而言在今天有三个类型：一是“书法家书法”，二是“名人书法”，主要是指政府官员、名流等的题词，三是不太为人注意但是极为重要的“学者书法”。这些学者也可能是名人，也可能是他们去世若干年后发现的新名人。很多学者在世时，可能是默默无闻，包括曹雪芹在世的时候，穷得举家食粥，但如今“红学”养活了多少人。所以，很多学者在生前并没有求发达之思。但是他们的书却藏之名山，传之后世，泽被后代。后人日益感到他们学问和境界的高远。因此现在活着的学者，尤其是高龄学者几乎几十年、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花在了著书立说上，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思想史的见证和缩影，他们的思想浓缩在了他们等身的著作中。而他们的书法，他们对书法的倾心爱好，其实是他们的一种生命情怀。从这种意义说，当前书法试验的东西太多了，尤其是现代和后现代书法实验多了些，而象心迹心电图那样反映学者人格和心境的书法可能是少了些。我认为技巧实验和心灵体验二者不可偏废。学者的书法也可能是“法”，世纪风云浓缩在他的字当中，因而他们的字往往写得比较温润含蓄，在温润和含蓄中呈现出学者的文化积淀。因此，如果书法家的书法更多走向了市场，名人书法更多走向万人追逐的传媒，那么学者书法也应该走向民间，走向大众，走向社会，走进千家万户。除了他们的学术思想广为人知外，他们的书法艺术作品也应该成为当代中国书法中的珍宝。
刘正成 ：王先生刚才谈到了二王传统和学者书法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季老休息时，还想请您再阐发一下季老刚才的意思。
王岳川： 季先生对《中国书法全集》编撰的评价为“中国书法，是世界上独特的。《中国书法全集》是开天辟地的，为我们民族立了一大功。”这一评价是相当高的。事实上正成先生主编这套书有着不为人们了解的意义。它在表面的恢宏与风光中，有数不清的艰辛和困难。他们面对日本《书道全集》已经出版三十多卷的挑战，要超越日本人编出一百零八卷书法全集，是非常艰难的。这种艰难不仅在于收集一些世所罕见的墨迹和拓片，同时还要对这些作品做出历史的鉴定和阐述，历史的分期，发掘一些为世人少见和盲视的东西。当然在商品经济时代做这样大型的文化建设事业，经费的奇缺，发行的困难，这些都能想象到的。季先生对他评价之所以这么高，是看到了书法不仅仅是技术，也不仅仅是艺术，书法是中国历史中最璀璨的一颗文化钻石。它所反映出来的是一个民族在其实用性文字——在白纸上写黑字中留下踪迹的一个书写行动，而变成了一种高妙绝伦的艺术和文化。这是中华民族一个了不起的创造。刚才我们已探讨了西洋文字、少数民族文字的书写，是否称得上“书法”还值得研究的问题。汉字书法称之为书法，是当之无愧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一人之力组织一批中青年学者编撰一百零八卷书法全集，功在当今，利在后人。同时，我对《中国书法》感情颇深。我既是《中国书法》的读者，又是撰稿人之一。我觉得这份刊物有自己的独特理念，即一定要面向当代，不是把历史墨迹和历代拓片集成一期就发行出去。在群众书法大潮近二十年当中，《中国书法》更有责任也更有想法要出精品，出书法的高尖人才。我想这可能也是季先生对《中国书法》和《中国书法全集》评价这么高的内在原因。我也是 做如是观 。
刘正成 ：前面，季先生一开始跟我们讲，讲了一个我认为是书法性的问题。他说，一个德国人从黑板上看了汉字并不认识，但看了很高兴，季先生从这一点引发出书法艺术的魅力。一个并不懂得中国文化，并不认识中国字的外国人，为什么对中国书法感受到线条美、结构美呢 ? 我想请王先生从中国书法文化，或者是美学角度，或书法本身审美形象的辐射力，来谈谈这一问题。
王岳川： 这个问题，我曾经好几次跟季先生讨论过。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下的中国书法，是否能够成为人类的审美共识，成为东西方共同的审美对象？季先生对此持肯定态度。他通过上面这样一个例子，谈了书法具有线条的美、结构的美、黑白对比的张力的美，这是人类所共有的。西方现代艺术受中国书法影响是很大的，包括结构的减法，气息的流动，墨色黑白二色的运用对比——天地间一切纷繁的颜色，精简为黑白二色。通过老子“反者道之动”的减法，将墨色极度精简，按西方现象学来说是“还原”，把繁杂的东西去掉剩下最简洁的东西。最简洁的东西就是老子所说的道之动。道之动，就是双鱼图那种阴阳互动的宇宙生命态势。其实书法的黑和白，书法每个字的结体，字与字之间章法的流动，都跟道之动有关。我们看到一幅不美的书法作品（恶札）时，线条僵硬，呆板机械，浅薄人为。同样看美术字觉得反不如徒手线那样自由、灵动、飘逸。在这一点上，季先生说的那个德国人看了中国的书法后坐了半天而不能起，说明他对中国的线条的内在神韵有心灵感应。但是，当代中国书坛有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就是不写汉字的线条，是不是书法？我坚持认为，写汉字的书法才是书法，其他的可以称为别的什么。因此，尊重汉字珍惜汉字，增加书法家的学术含金量，增强线条魅力和作品文化内涵，将是当代书法努力的审美方向。
四 中国书法精神与书法人格教育
刘正成： 我注意到，季先生刚才有很大的篇幅回忆他从五十年代起参加中国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做了很长一段历史回顾，当然这里边关于汉字的种种学术问题，先不讨论。在他的谈话中间还有一种很重要的感情，他说自己是保守派，同时还有几位如叶圣陶等都是汉字改革的保守派。他把汉字做为中国文化眼珠一样生怕破坏它。每一改动都牵扯到他的情感，我感觉到他在参加文字改革中间怎样保护中国的传统文化。现在回忆起来反映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深的情感。他是在国外工作很多年的学者，对西方文化也非常了解，而反过来象爱护眼珠一样来对待中国的汉字及汉字所负载的中国文化。今天已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季先生做为这样的一位学者，他带着这样的一个历史历程做了回顾，他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 王岳川先生做为中西当代文化研究的学者，请您站新的世纪，站在中西方文化碰撞之间，对季先生的思想，还应该做什么样的学术阐发 ?
王岳川： 季先生说他是保守，是虚心的说法。港台一些学者不把 conservatism 译成保守主义，而是译为“守成主义”。保守在中国词里是僵化或不求发展。而守成呢？我守的是已经成功的而抛弃的是不成功的，当有扬弃的因子在其中。守成是守中国传统中的美好的东西，历史上积累的经典的东西。这经典是历代学者艺术家经过千百年才可能葆有并传承的，任何创新只能是在这经典之上的创新，不可能在经典之外之下之偏的追新。在人类发展史上，四大文明中的三大文明已基本上消失了，而唯有中华民族的文字、中国的书法和中国古典的许多文本保存下来。一个简单例子就是玄奘取经。 公元 647 年，就在玄奘到印度取经返回中国后的两年，得到玄奘赞美和推赏的印度戒日王的帝国被推翻，随后，印度的各小国进行无休止的自相残杀的战争。印度佛经的消亡于战火，还需要从玄奘的汉译重新翻译成印度语。 所以，中华民族保存的那些文化价值，非常重要。没有好的氛围和条件，文化的中断不是不可能的。今天季先生做为一位印度学的学者，作为一个跨国文化研究的学者，对文化的衰退的历史基因更清楚。东方十九世纪末期，政治境界和文化都处于劣势。由于政治经济方面的落后，就使得文化方面的超前就变得气短。近代以来，东方权力中心逐渐在外退，中国不再是世界的中心之国，而是成为一种“东方主义”式的边缘文化。如果中国全盘西化，甚至连汉字都要拉丁化的话，中国文化的传承弘扬将成为一种空话。如今，我们只能在保存我们经典文化中，为西方提供一种“另类文化”，提供一种“他者文化”，提供一种差异性的文化认同。当今世界一流学者在东西方文化问题上，基本上是求差异而不是求同。西方文化成为本民族文化的一种映衬参照。文化的多元性将造成不同文化的互动。文化堪称是此起彼伏，此伏彼涨，而不可能某一种文化永远处于高势位。作为第三世界我们更要保持自己文化的个性，当经济逐渐发展起来以后，经过“拿来主义”之后整合的中国新文化，就将逐渐实现自己的文化“输出主义”！
刘正成： 季先生刚才为《中国书法》题词：“继承传统文化，把书法艺术做为继承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句话体现了季先生把书法放到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大背景下，特别强调这一问题，在这一意义上，您是怎么看的 ?
王岳川： 我觉得一个大学者，以广阔的文化胸襟气度来看书法精神，就能见人之所未见。也许一些书法家将书法看成一种技术，一种实验，或者有些看作是谋生之道。相比之下，季先生更高、更远地看到了中国书法的发展。他把中国书法看成一种国粹，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一种。对照起来，当代中国书法的危机感不轻，可以说过去的学者，大都可以写书法，而历史上的大书法家几乎都是大学者。王羲之就曾经写出《兰亭集序》，现在是哲学课本上的选篇——散文是著名的散文，书法是精妙绝伦的书法；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从文字到书法都是心手合一，真气逼人；苏东坡的《寒食帖》更是心灵和命运焦灼统一在笔墨的运行中。而今天的情况似乎不太乐观，当代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能够写书法的寥寥无几。学者不写书法不看书法不喜书法，大中学生不学书法不写书法不爱书法， 21 世纪的书法家将从什么地方产生出来？作为一位世纪老人，季先生看到这种危机感，所以反复强调书法的重要。我认为，书法尤其能抒发中国人特殊的审美心境的，如果在电脑时代，这门独特的艺术失传了或者试验歪了，将是当代中国学者和书法家的失职。
刘正成 ：季先生和王先生作为北京大学老一代和中年一代的两位教授，刚才谈话中显示出对书法的关注和文化重建的热情。我想知道在北京大学的书法教育中，您认为季先生的观点也好，您的观点也好，将对大学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
王岳川： 季先生刚才谈到了书法教育，他认为在今天学生全面发展当中是一种很重要的审美教育，情感教育，也是一种精深的文化教育。北大著作等身的专家教授非常多。但现在与过去的时代不一样，过去写作是用毛笔，象鲁迅等很多学者都是用毛笔写作，后来都慢慢发展到钢笔写作，今天敲键盘写作，写毛笔书法的人越来越少。当然通过一些展览和相关活动，会形成一些影响和培养一些兴趣。我们北大中文系最近就搞了一个师生书法展，在北大三角地展出，看的人很多，可惜作品少了点，三十几幅，跟北京大学中文系好几百学生，一百多老师相比，占的比例是比较少了。最近北大图书馆正在举办已故的一些专家教授的书法展，名家如云，好多信札、手稿等，参观的人很多。很多学生去不是感受他们写的文章，而是感受他们行笔中的人格气质和精神风貌，感受那种儒雅大方和雍容大度的大儒气象。学生们看后非常感慨，特别是有几位老教授的蝇头小楷，写得非常精到，纤细如发，可谓精妙绝伦。从而感受到人生的一种诗化和艺术化。如果用钢笔或者电脑写一篇文稿，就只是实用的，是用来排版的，或是为发表什么的。而用毛笔写的手稿，就使得写作生活诗化了。北大今后我相信不管是艺术系还是文学院将会进一步重视书法。北大已举办多期书法进修班，除了讲求书法技巧外，大部分时间是上文化专题课。但学生上完各门文化课后，他们书法的进步反而比光教技巧要快得多。这说明文化既是“软”的看不见的东西，但也很有力量的“硬”的东西。因此，只有体悟了深厚的中国文化精神，才能陶养出生命的浩然之气，才会写出具有浩然大气而又浑厚通脱的书法佳品，才能使中国书法成为东方文化魅力的独特呈现。
刘正成 ：谢谢两位教授。
季羡林简历：
季羡林， 1911 年 8 生于山东临清， 1934 年清华大学毕业， 1941 年获德国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46 年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先后任东方语文学系主任、南亚研究所所长、副校长。长期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现任北京大学校委会名誉副主任。曾被选为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六届全国人大常委，多次当选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中国外国文学会等学术团体的会长、副会长等。著有《季羡林文集》（三十二卷，已出版二十四卷）等。近年主持国内几部大型丛书的编纂工作，如《传世藏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总编纂，《东方文化集成》等大型丛书的主编等。
王岳川简历：
王岳川， 1955 年 9 月生于四川安岳， 1993 年起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1994 年列为“北京大学中青年学术骨干”， 1995 年列为北京市“理论人才百人工程”专家， 1996 年列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委员会”评审委员， 1997 年列为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 1998 年到日本金泽大学任客座教授两年， 1999 年成为享受国家特殊津贴专家。现为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文化书院研究员，并任复旦大学等六所大学的兼职教授。除了出版《艺术本体论》等十部专著外，主编著作有：《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下）、《文艺现象学》、《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文艺学美学方法论》、《中国书法文化大观》、《牟宗三学术文化随笔》、《宗白华学术文化随笔》等。

朴洁居

认真读过!

圣教序

支持刘老师，您可是我心中的偶像，心中的太阳

林荫下

好极!!!
我把文字复制到WORD文档,以后慢慢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