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廷华]书法文化的当下缺失及长久出路

书法在线

作者寄语——

我在燕郊时写了这篇文字，因广东的华人书法院征文。最近得知此文获得二等奖（一等奖空缺）。此文略有新意是谈到书法文化的出路在政治体制改革，否则，一切弊端无从改变。广东的社团登记似乎已经放开了，这个趋势是无法阻挡的。帖出乞读者批评。廷华。

书法文化的当下缺失

及长久出路

◎李廷华

书法艺术的文化本质及特征

中国有句老话：“武无第二，文无第一”，以书法艺术而论，更难有一致的衡量标准。王献之以为自己比父亲王羲之写得好；米芾固然尊重苏东坡，但对蔡京的吹捧却更露骨（参见曹宝麟《抱瓮集》“米芾与苏黄蔡三家交游考略”）；邓石如以篆隶见长，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却认为邓石如草书在王铎之上；康有为写《广艺舟双楫》，更公然说苏东坡不会用笔，他若见苏东坡，要打他的手心。当代学者郑振铎先生更明确认为书法不能称为艺术，而海外学者熊秉明先生则认为书法是中国哲学之核心。这些，都应该算书法评价学里的悖论，也可以说是书法文化的悖论。中国书法艺术的融汇性，造成作品评价的复杂性，也给今天的书法文化发展带来许多新问题，需要我们深入研寻。

人类发展至今，大多数民族国家均有自己的文字，也都有自己文字的书写艺术，但是，还没有一个民族国家若中国形成了独立、系统的书法艺术和书法文化。到东汉时期，中国人的文字书写以硬器刻凿转变为以纸面书写为主要表现形态，绵延至东晋，以王羲之的出现为标志，中国书法从记录朝廷官府的典章政令为主衍变为士大夫表现感情文采为主，书法的实用性与艺术性均得到充分发挥，这样的发展趋势，就形成直到今天还在衍变的书法文化的丰富形态。

中国社会的长期超稳定状态，形成书法艺术及文化的“楷范”崇拜，经长久反复，只是在“个性”层面加以微观改造，基本形态依然故我。面对这样的书法文化形态，各具个性之文化人、书法家，又殚精竭虑，试图表现出不同特色，而中国书法之形态区别，并不能对其先前传统起颠覆作用。如对王羲之书法的推崇即经过近两千年反复筛选、扬弃和澹定。官场地位造成的声名只是表面现象，王羲之的实际人生是因为听从心灵驱遣，毅然脱离了官场，他的书艺既规范成法，又变幻无穷，成为以后无数中国文人通过笔墨寄托精神理想的符号。与王羲之性情与经历有很大相同点的苏东坡，也是这样的典范。他们都以儒家入世精神为一生行为基础，又融汇道家、佛家精神，在人生长途里将书法修炼作为毕生功课和最得意的艺术表现工具。从王羲之的《兰亭序》，我们可以由“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明丽风光和雅致笔墨渐次进入“死生亦大亦，岂不痛哉”的人生感慨，明了“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的往还无穷；从《丧乱帖》的顿挫笔触里，我们可以体会困顿人生里的百感交集。从苏东坡的《表忠观碑》，我们可以体会从徐浩、颜真卿得来的大唐气象；而在《寒食诗》里，却若见江云弥漫，冷气飘潇。“吾生须臾”，“长江无穷”，人生的曲折幽回皆从字里行间显现。凡此种种，都须从书法家的思想底蕴、人生经历、文学表现和书法呈示间往复品味，方可得其精神。可以说，中国书法历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经典作品，都具有这样“融合”的文化特征。

中国书法传统遭遇的破坏

一百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遭遇自我怀疑及外部侵凌的双重困境。自内部而言，长期超稳定而乏变革的封建制度，使得与此融合的文化形态，面临制度困乏及审美疲倦。清代中叶发生的“扬碑尊帖”的书法潮流，就是这样基于内部的改变；至清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时风在书法文化方面的表现，则是康有为在政治变法之际也在其《广艺舟双楫》里表现出对传统帖学的全面质疑。以后，中国传统文化更因为民族灾难之纷仍而沦胥难挽，至“文化大革命”终遭扫庭犁穴之祸。事物的运动规律，发展到一个极端，就可能反方向运动，文化形态亦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国文化出现复兴之势，书法艺术亦为其一端。不同以往的是，因为“全球化”环境给中国文化及中国书法提出的全新课题，使得旧困惑与新问题纠缠混淆，把握书法艺术与其他文化形态若人格修养、社会影响、文学造诣诸方面的关系，是今天衡量书法家成就最为复杂也最为暧昧的问题。而正视这些困惑，厘清这些问题，又确实成为中国书法文化在新时代健康发展之必要。

影响书法理想主义的主要困惑

1、精神底蕴的缺失

传统书法经典的基本特征，是以书法技艺（表现手段）与知识文采（表现内容）及精神趣味（表现底蕴）融汇而成。书法技艺是一种特殊的艺术能力，有人著作等身，功德盖世，但在书法技艺方面并未达到高标准，故虽然写字作书终身，亦不能称为书法家，最显著者如现代学者刘师培。可见，书法技艺也并非时下某些议论所云，是只要有高深文化即可以若高屋建瓴般直接掌握或可以在很短时间就实现的东西。强调此点，为避免在论述书法艺术的融汇性时发生偏颇。现今书法状态，因为三十多年来书法教育及比赛的普及，在书法技艺即表现手段方面的进步是比较明显的。知识文采及精神趣味方面则又显见不足。有诸多学者已经指出：当今书法缺乏文化。在基本同意此判断的前提下，需要进一步指出，缺乏文化的深层原因是缺乏精神趣味，即书法文化里最根本也最隐藏的人格底蕴。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除却要诚恳学习世界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还应该对自己民族精神最宝贵的成分深入理解并切实自重（一些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有深入了解的先贤若陈寅恪、钱穆、吴宓等先生，对此论述甚详）。多年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游移，物质力量的极度张扬，市场经济初创中的规范反复，对社会人群的精神成长发生多种影响，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书坛。正是因为精神底蕴的缺失，才使得中国书法在取得广泛社会参与的态势里，并未能达到前人所有的文化高度。也可以说，具有融合文化性质的理想主义的书法家，还未能在当下社会成为书坛普遍追求的目标。

2、以经济为推动力造成的弊端

近三十年的社会经济发展，使得大批进入书法行业者改变了贫困的经济状态。首先应该承认这是历史的进步。四十多年前，书法家林散之曾经对弟子说：“十足斋若能常收我的字，哪怕一张一块五毛钱，我也可以养活你们啊”（笔者1996年7月在南京采访林散之弟子桑作楷先生记录）！高二适先生与林散之先生会面，经常要为节省五分钱车资多走两站路。这是当时书法家生活状态的写照。现在情况大变，历史上还没有任何时代的书法家，敢想象今天一般的收入。按照价值法则，中国书法既然属于艺术作品，就自然会有市场价格，而与当今世界艺术品市场价格比较，中国顶尖书画家的作品价格还只是世界著名画家作品价格的零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与中国经济发展相适应，中国书法作品的价格还会持续上升。若要求当下书法名家们减少收入，不会得到任何响应，不会有任何人以为自己的财富已经多余，即使富裕如李嘉诚，向社会捐献一亿与捐献十亿，取得的影响及回报必然不同。在这个意义上讲，“不差钱”对任何人都是空话。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书法界现在的热闹，主要推动力还是经济。与中国社会在经济发展时又因为分配不公面临的问题相类，书法界在获得空前的社会、经济效益时也陷入空前的精神文化空虚的怪圈。孟子云：“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是之谓大丈夫也”。中国书坛现在的最明显弊端即既为富贵所淫，也为威武所屈。中国书法在历史上的实用阶段，作为科举应试工具，自然不能说与富贵无关，但是，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通过严格的多轮考试，取士的规范是严格的，结果是基本公正的，但科举成功并不是成为书法家的途径，所有成为书法家者，都并非因为其参加考试的馆阁体的成功，而是抒发自身情感文采的“自由体”的成功。可以说，越是带有文化融合性质的个性化的书法，越远离富贵，而成为精神慰藉的工具和行为。当下中国以财富为主要推动的书法潮流，其吊诡表现，其实在化解书法的本质和精神。中国古典理想主义的书法作品，若《兰亭序》、《寒食诗》，都是在席草临流，吟风傲月间自然生发。如今书坛则夸富竞奢，临写的是《兰亭序》，目迷心驰则是“金谷园”。当下书法家的成名之途主要是展览与得奖。“展览效应”促进了技法普及，但也因为展览主持人的权力影响造成求进者的追鹜之风，得奖如同中举，但考试规范远非封建时代之严格，这样，也造成了一代速成之书法家，其基本状态是技法过关而知识文采阙如，精神底蕴更难为言说。

3、“官本位”造成书法团体的行政化与官僚化

中国传统社会无疑是皇朝统治下的官本位社会，但是，文化艺术往往能保留一定的独立地位。以北宋为例，欧阳修成为文坛宗主，虽然也因其朝廷重臣身份，但主要还是因为他的文学成就，以后，苏东坡继承其地位，既出于欧阳修的委托，更得之文坛公认，唯独没有朝廷的委任。以书法家而论，唐代的颜真卿以朝廷重臣之身，提携揄扬出家人怀素，使其书法名动朝野。皇室重要碑版为宫廷书家若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等人专擅，怀素这样的民间书家亦自行其道。可以说，中国传统书法经典的产生多出于陈寅恪先生在王国维悼文中所强调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作为文化艺术一脉的书法，离开了这样的人文环境，也是难以健康成长的。当下中国书法文化的诸多缺失，与书法团体的行政化、官僚化有直接的关系。在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之初，参加书协的领导干部均出于兴趣及文化责任，即使在书协担任职务也多为顾问、“名誉”等虚职。近些年来，大批党政官员担任各级书协的领导，直接操控书法团体，左右书法市场，对书坛热闹虽一时似锦上添花，但实际上却是加重了书法权力横行，造成书坛官位争夺不穷与“权力寻租”水涨船高的恶劣风气。若胡长清、陈绍基、王有杰等罪大恶极者，更是给中国书法界的名誉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中国传统文化时代，人的地位有尊卑贵贱，自然对书法家地位造成影响，但因为传统文人极少有直接靠书法谋利者，也就没有形成与书法市场相对应的书法权力。当下中国书坛热闹的主要动因是书法市场，在市场经济还未能与法制社会建设同步进行的状态下，“书法权力”便应运而生。现代社会，人的精神解放，人格独立，公平正义应该成为主流价值观念。作为艺术家，文化人，书法家的精神追求应该处于社会前列，但中国书坛的现实情况，却与此大相径庭。

寻找书法出路导致的悖论

1、“泛文化”不能解决书坛的文化缺失

在面对当今书坛的诸多弊端寻找解决途径时，出现了各种意见和主张。提出加强书坛的文化建设，自然是合理之倡。但问题继续下去，就出现分叉，在书法融汇因素里的知识文采及精神趣味两种因素里，如果未能进入后者，则对前者的强调依然是无本之木，插架之花，不会有真正的血脉生命。

书写内容与艺术形式融合，在书法文化里的重要特征，是书写内容必须是书家领会喜爱，甚至是自己创造的心血之作，传统经典基本如此，最终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之人格表现，如果脱离了这样的人格精神，即使孔孟满纸，李杜盈篇，并不能说明具体的书法作品里就有了文化，有了精神。作为中国文人终身修养行为，书家在人格培养方面讲求坦率自然，实事求是，而最高标准是人格修养、文化修养及书法修养融汇而成之“风骨”。当下书坛的主要弊端，带有社会转型期以“官本位”及“权钱勾结”造成的畸形市场效应，有急功近利造成的文化缺失，有满足于功成名就不思进取的颓败，这些，都需要有自觉性的文化人从历史文化发展的高度及自身反思相结合而加以警惕及抵制。“书法热”对社会其他行业人员的吸引，根本动力是经济，而已经取得权力地位及其他社会影响者，必欲以最小代价迅速取得书法权力，最容易以“泛文化”进行书法投机。现代社会，高学历不等于高深文化造诣，高官隆位也不代表高尚品质。古人所谓“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并非旅游及泛览，而是身体力行于社会生活实践，古贤若王羲之、苏东坡既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又以文学与书法之“双翼”，形成生命之全貌。而“泛文化”只是将文化之标签加之书法，试图将几十年以技艺表现为中心的书法热回潮到“伪名人”书法。以前之名人，若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甚至实业家，为多年积累，在本身事业方面建树显著，以余事视书法，初不以书法为意，也不以书法谋利。现下诸多其它行业具有各种权力及影响者纷纷转鹜于书法，其目的主要在于利益，趁当下书法市场之不规范而以其更加不规范乱中造势乱中谋利而已。

“泛文化”话语还表现在对书法艺术的作用随意拔高，将其视为对外文化输出之利器。书法艺术及书法文化产生在中国文化及其影响的东亚文化圈，所谓书法文化输出，早在唐代就已经达到高峰，延续至今，日本、韩国等国家的书法发展，与中国确实存在互相学习与交流。但如果说到中西方的书法文化交流，显然还未成事实，因为西方社会没有形成书法文化，也谈不上和中国人交流书法，他们对中国书法基本停留在好奇心态，经过一段时间学习中文者接触到书法，也还在初期的学习状态。谈书法文化，切忌与意识形态等量齐观，既不可以“文化输出”姿态夸大其作用，也不必为作谦虚状侈谈“中西方书法文化交流”。这些不负责任的“泛文化”话语的提出，对于解决当下书坛状态毫无作用，对书法家、书法学习者的个人水平提高也毫无作用，对已然浮躁的书坛只能更加助长大言煌煌，游谈无根之风。

2、对书法传统失望的“去文化”倾向

书坛“去文化”的主张主要出于信息时代对传统文化“解构”而发生的困惑。中国书法作为一门古老的传统艺术，其中的美术性、结构性因素与西方造型艺术有相通之处，而西方美术的现代派也摒弃了造型艺术对形象准确性及意念完整性为规范的传统，追求瞬间感觉、瞬间效果及视觉刺激等心理因素。如果从意识形态框架对这样的探索性表现进行限制及批判，就可能有悖于人类精神追求无限性的原则。现代美术无论在国内外都得到了发展，其成长消亡应该由艺术家的创作激情和受众的接受心理两方面来影响和决定。只是，中国书法艺术及书法文化的发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脉，也有其在传统规范里自然发展的“内在理路”（参见余英时著《戴震与章学诚》）。如果把现代美术的理念作用于中国书法，则将对中国书法的融合性质发生消解，而正处于文化复兴中的中国书法，对于传统的有益价值还远未充分吸收，特别是文化、精神因素对于书法艺术的融合作用还远没有得到多数书法家的实践。“去文化”主张首先是对书法艺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发生混淆，如笔墨分明是实现书家意念的表现工具，却被夸大为内容，那么，知识文采和精神趣味又将置于何地呢？如果脱离开对具体表现内容的深入研寻，只在笔墨与形式构成上寻找变化，这样的变化又能导致何等结果呢？如果片面扩张视觉刺激因素而扬弃内容的精神底蕴，中国传统书法的规范性就必然弃置，笔墨也将最终“等于零”。没有任何人会公开反对文化，中国书法文化的当下困惑分明是文化精神的缺失，而所谓“去文化”，则是出于对中国书法现代发展面临问题的困惑。在终身性的书法实践、文化实践中，相信一切出于真诚的困惑最终会寻找到解脱与升华。

中国文化复兴的长远任务

文化复兴，根本在于全民族的精神建设，书法作为最易为人群接受的载体，有其天然优势，所以广被人群，在此基础上，若进而寻求书法文化的终极意义及高尚理想，就不得不承认中国古代经典的恒久价值。如果说，中华民族对于人类的贡献，对于人类精神成长的影响，以其古典文化最为显著，那么，书法艺术无疑处于前列。也正是在这样的认识意义上，我们的社会观念不论如何激进，而对于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对于中国书法的古代经典，必须长存礼敬。对“泛文化”的超越，而进入文化本质；对“去文化”的拨正，而不离文化本旨，正是要进入对书法艺术和书法文化的理想追寻。如果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算起，中国社会的稳定状态已经延续三十年以上，而从那时候参与书法活动并逐渐进入专业状态者，已经以书法为主要表现形态及生活来源已达三十年以上。中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持续的“书法运动”。在解决基本生存条件之后，身为书法家，文化人，就应该考虑自己对民族精神建设的作用，考虑中国文化复兴的根本途径。在世界各大文化里，既有融合也有博弈，而今后世界必然向更加文明更加进步的方向前进，这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共同愿望，也是这个地球上共同生存者的必然选择。在这样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中国书法应该发挥的作用，就是表现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培植形成的高尚精神情操，而书法家要养成这样的情操，还是必须深入认识中国书法的深远传统，从人生的全面修养和技艺的深入研寻诸方面进行长久培植。中国书法的经典作品是以“全人”形式完成而彪炳千秋，中国人对书法的欣赏习惯也是以“全人”形式加以接受并形成“集体无意识”，这就是民族精神的积淀与定格。“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是不可阻遏的趋势，其中的书法文化复兴，强调其高雅高尚乃至于高贵的精神属性，决非保守，而是从民族精神与文化建设的本质关系出发，提出更加艰难也更加符合书法文化本质也符合人情趣味的目标。强调书法家的人格和精神，是否就可以提出“人格书法”和“精神书法”？其实，这是与“文化书法”、“艺术书法”之类一样的荒谬。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赅，早就对事物的多元性质有自己概括的表述，其圆融通贯，根本不需要井中造影，壁上栽花。只要回归其本义，知行合一，持之以恒，历史不会中断，传统亦必得继承。

书坛出路与政治体制改革息息相关

如果不革除已经在书坛形成的官本位痼疾，就不可能为广大书法家及爱好者的成长道路形成公平公正的学习环境与竞争环境；如果书法界已然形成的“权力寻租”风气不受到公开揭露及严格限制，就不可能有书坛本来应该具有的清正风气；如果书法家长期被金钱与权力笼罩阉割，要求书法艺术的风范骨力也就成了自我欺骗。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必然先导，从1976年结束“四人帮”的文化专制开始，改革与复兴就在曲折进行之中，今后岁月，这样的改革必然更加深入。中国书法界是中国社会人群之一脉，绝无脱离社会发展而自我存在的可能。世界先进文化与中国优秀传统的融合，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之路。只有在规范的市场经济建设的基础上，中国书坛的官本位及权力寻租现象才可能得到遏制；只有在公平正义原则下，书法家的人格精神才可能得到坚持，只有在民主原则及制度保证下，书法界的人才遴选及领袖产生才具有广泛认同及实际影响。而所有这些属于政治体制改革范畴的问题，最终都归结到人的精神建构，没有健康的人格就没有进步的文化，书坛的所有弊端，离开了全社会的改革进步也只能故步依然。改革是现代性的社会变化，而书法艺术是中国的传统，它们似乎是反方向的存在。这又是一个极富趣味的“吊诡”，为当代书法文化提供了繁难话题。其实，社会越进步，改革越深入，中国书法的优秀传统才越得发扬。历史上最优秀的书法家若王羲之、苏东坡，都是他们时代的良心与作手，今天的书法家，若要超越现有局限，也还要向前贤学习，成为以书法艺术表现文化情采及精神趣味、人格风范的理想主义者，成为对社会生活发生积极影响的艺术家和文化人。可能，这样的理想与当下书坛现状相去甚远，但是，只要对中国文化及中国书法的历史有所了解，只要对人类社会的前途有所观瞻，只要对中国社会的改革前景充满信心，就不会为浮云遮望眼，荆棘乱步履。在不断的探寻与澹定里，在健康的书法批评促进下，书法艺术的融合性质，它要求的技艺高度，知识文化高度，精神趣味即人格高度的融合，必然会成为越来越多书法家的追求。上个世纪以来，中国书坛又有了于右任、谢无量、潘天寿、林散之、高二适等堪比前贤的融合性书法家，在新的世纪里，随着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化格局里的价值更加彰显，他们的队列后面必然还会有新人出现。中国书法的复兴，也必然是在继承前贤优秀传统而又兴会时代风云的开创者手中实现。

明澈书院

书法的发展需要文化的支撑

老妖

“文化”已经成为很多人的遮羞布。
我们现在最最缺乏的是道德，是良知。

楼上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