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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品读〗[刘正成新著]书法审美历程《书法艺术概论》下篇十章

发布者: 书法在线 | 发布时间: 2012-5-4 11:09| 查看数: 135542| 评论数: 184|帖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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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在线 发表于 2012-5-23 14:57:03
刘正成新著:
《书法艺术概论》下篇
书法审美历程(十章)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艺术的成熟期与书圣王羲之
张猛龙碑.jpg
始平公造像楷书.jpg
书法在线 发表于 2012-5-23 14:58:59
刘正成新著:
《书法艺术概论》下篇
书法审美历程(十章)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艺术的成熟期与书圣王羲之
泰山金石峪.jpg
张黑女墓志.jpg
书法在线 发表于 2012-5-23 14:59:49
刘正成新著:
《书法艺术概论》下篇
书法审美历程(十章)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艺术的成熟期与书圣王羲之
四山摩崖邹城铁山1.jpg
四山摩崖邹城铁山2.jpg
书法在线 发表于 2012-5-23 15:01:20
刘正成新著:
《书法艺术概论》下篇
书法审美历程(十章)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艺术的成熟期与书圣王羲之

四  写经与写本:王僧虔与梁武帝书论

1、敦煌文书  

魏晋时代正是儒教礼崩乐坏之时,从东汉末年传入中国的佛教,经过中土世俗意识的融入后异军突起,风行南北。北朝的云岗、敦煌、麦积山佛教石窟的宏大足以证明其传教声势。南朝接见过西来圣僧达摩的梁武帝,也和魏文帝一样甚至定佛教为国教,抄写佛经用于诵习、传播和供养,写经之风盛行。于是产生了一个抄经人即“经生”的庞大职业书法家群体,他们世代相传,并以手执纸卷、二指执笔、悬空作书的习惯,流行一种字形扁长隶意甚浓“平划宽结”的“写经体”书法。西晋元康六年(296)的《诸佛要集经》是其代表。由于受托抄经的供养人不同,其抄经的水平层级也不同。由于北朝多数抄经人无法得到名家字帖学习取法,只能照前辈写手依样画瓢,其写经书体往往滞后南朝楷书新体,始终呈现隶楷杂揉的现象,成为后世所称“写经体”。敦煌藏经洞所出梁《出家人受菩萨戒法券第一》,乃戴荫桐奉梁武帝敕书于天监十八年(519),由江南名刹瓦官寺释惠明奉持。戴荫桐书史无名,想必是当时的写经高手,其书隶意甚少而多行书意味,当是受东晋南朝书风影响。所谓“敦煌写经”,其实尚有不少史籍,以及道教经典、儒学文献和各种写本,其中有一隋《文选》抄本,书法极似王羲之《兰亭序》,足见南北朝晚期文化艺术交流增多的状况。北魏史籍写本《晋阳秋残卷》和写经《维摩诘经方便品》,用笔圆融秀丽,完全没有北朝碑刻书中的方折圭角,也足见从铭石书和墨迹的比较中,工匠斧凿所添加的技术因素,扩大了南帖北碑的形质差异性。

2、王僧虔的神彩形质论  

按熊秉明先生说法,西晋索靖的《草书势》与崔瑗的《草书势》一样均是书体拟于自然之美。南朝宋羊欣的《采古来能书人名》则是文苑传体裁记载秦汉以来书家人名,与虞和《论书表》一样,亦是品藻人物式的论书论人文献。而王僧虔(426-485)的《笔意赞》所提出的形神兼备论十分重要,其文虽短,足与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以及谢赫《画品》之绘画六法的美学精神相通的。《笔意赞》云:

书之妙道,神彩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6]

这里所说的“神彩”,当然是指人的神彩,即指书法是人的精神本质的表达,而非炫耀笔墨技术。而书之形质,即笔墨结构,是次于人物神采的第二位的东西。明乎此道,二者兼之,乃是论书的重要理论。

3、梁武帝与陶弘景、萧子云、袁昂论书  

梁武帝萧衍(464-549)是一位文兼武备的帝王,除了他研习佛学以外,对文学、诗歌、绘画、弈棋皆有造诣,与他交往的如沈约、谢眺、张僧繇皆文坛艺苑一时才俊,但他在文艺方面对后世影响最深的还是书法。萧衍经常与当世书家陶弘景、萧子云、袁昂等论书,並将自己喜欢王羲之、贬斥王献之的书法主张贯穿在与诸人的论书中。因此,宋人编纂的他的几篇书法论著如《观钟繇书法十二意》、《草书状》、《古今书人优劣评》等,君臣言论互相混杂不分此唱彼合,不排除帝王喜好而左右臣下的因素。他在《古今书人优劣评》中尊王羲之书为“历代宝之,永以为训”,而不喜欢东晋以来比王羲之书名更显的王献之,称其:
   
王献之书绝众超群,无人可拟,如河朔少年,悉皆充悦,举体沓拖而不可耐。[7]

这段文字与袁昂的《古今书评》相同。萧衍推崇钟繇,称其“如云鹄游天,群鸿戏海”,而冷淡与王献之表现主义精神相近的张芝,称其“如汉武爱道,凭虚欲仙”,从中可见其好恶。君臣相和的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中对王献之风行的潮流大加挞阀,称“元常(钟繇)老骨,更蒙荣造,子敬懦肌,不沉泉夜”。并论曰:

比世皆高尚子敬,字敬、元常继以齐名,贵斯式略,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8]

他还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迳直称“子敬之不迨逸少”。他说:

又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学子敬者如画虎也,学元常者如画龙也![9]

萧衍、陶弘景等君臣齐声推崇钟繇、王羲之,贬低张芝、王献之的书学主张,不仅严重遏止了东晋以来表现主义偏激倾向书风的发展,对隋唐以后的独尊钟繇、王羲之中和倾向的主流书法审美潮流起到了很大的定调作用。


还值得提到的是庾肩吾(487-551)和他的《书品》。他与其同事钟嵘著《诗品》一样,将品藻之法用于品书。《书品》中除了除了将张芝、钟繇、王羲之列为“上之上”,将王献之列为“上之中”,与前述萧衍诸人大同小异外,其用“天然”与“功夫”[10]的标准评论“上之上”三人优劣。所谓“功夫”,即指依靠纯逻辑和理性推论的技艺训练,而“天然”则指向了书法创作主体心理结构的分析,这与佛学的心源求证和心理分析学派的潜意识学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应该是中国中古时期十分重要的文艺理论成果。

〖侯勇品读〗

书之妙道,神彩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6]

这里所说的“神彩”,当然是指人的神彩,即指书法是人的精神本质的表达,而非炫耀笔墨技术。而书之形质,即笔墨结构,是次于人物神采的第二位的东西。明乎此道,二者兼之,乃是论书的重要理论。这句话的重点在非炫耀笔墨技术,如果形质为上,则成为了工艺品,装饰画。而离书之妙道远矣!
书法在线 发表于 2012-5-23 15:04:09
刘正成新著:
《书法艺术概论》下篇
书法审美历程(十章)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艺术的成熟期与书圣王羲之

注释:
[1] 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十四《法帖谱系》宋桑世昌《兰亭考》卷五。
[2] 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十二《永字八法》。
[3] [7] 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佩文斋书画谱》卷八《梁武帝古今书人优劣评》。
[4] 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晋书》列传第五十《王羲之》。
[5] 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明唐顺之《稗编》卷七十五魏文帝《典论论文》。
[6] 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佩文斋书画谱》卷五《齐王僧虔笔赞》。
[8] 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法书要录》卷二《陶隐居又启》。
[9] 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法书要录》卷二《梁武帝观钟繇书法十二意》。
[10] 参见本书上编第六章第二节引文。


〖侯勇品读〗


三国两晋以书体演变成熟为标志,书体完备,进入以审美高度为基础的理论和创作,进而为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为中国书法审美史的完善垫定了坚实的基础。
书法在线 发表于 2012-5-25 10:19:04
刘正成新著:
《书法艺术概论》下篇
书法审美历程(十章)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艺术的成熟期与书圣王羲之
11、 三国志吴书步骘传(3-1).jpg
书法在线 发表于 2012-5-25 10:31:50
刘正成新著:
《书法艺术概论》下篇
书法审美历程(十章)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艺术的成熟期与书圣王羲之
54、出家人受菩薩戒法卷第一-2.jpg
书法在线 发表于 2012-5-25 10:40:53
刘正成新著:
《书法艺术概论》下篇
书法审美历程(十章)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艺术的成熟期与书圣王羲之
43、晉陽秋-41.jpg
书法在线 发表于 2012-5-25 11:33:46
刘正成新著:
《书法艺术概论》下篇
书法审美历程(十章)



第五章 隋唐五代时期:书法艺术的高峰期与颜真卿

书法作为国家文化项目发展的高峰期。唐太宗以帝王之尊主导了王義之法则,继而确立了欧、颜楷法。这个时期的经典书家与经典作品,从技术、技巧层面为书法艺术形式确立了主流法则,并作为文化正统而繁衍于后世。在具有极大文化开放性的这一时期,作为“异端”也产生了张旭、怀素这样颠狂型创作状态的书法家。运用比较文艺学的观点来看,如果说欧阳询、颜其卿是诗歌中的杜甫的话,那么张旭、怀素则是诗歌中的李白。前者具有“日神”的理性祟尚精神,后者具有“酒神”的非理性浪漫情怀,共同将中国书法艺术推向了无与伦比的历史高峰。

一  隋代:融合与传承

隋代(581-618)结束历时200年的分裂局面,从行政上使南此书风得到融合的机会。隋文帝登基后,首创考试任官的科举制,并在国子监下首创书学等“六学”系统。他广收法书名画,并设立书学博士,招收学生。王羲之书风的传人之一王褒由南入北,北朝书家风从学之。虽立国30余年,却书法发展的一个转折期。

1、智永与《真草千字文》  

智永,会稽人,王羲之七世孙,由陈入隋的僧人。书法继承王世家法,并加以总结整理,使之法度规范系统,一时书名甚炽,求书者如市。唐何延之《兰亭记》云:“凡三十年,于阁上临得《真草千字文》好者八百本,浙东诸寺各施一本,今有存者,犹直钱数万。” [1]所谓“临”者,乃梁武帝命周兴嗣撰写、殷铁石摹写集王羲之真草二体的字书《千字文》。从传世藏于日本小川氏和敦煌所出唐蒋善进临本(残本)智永《真草千字文》来看,其楷书近于王羲之《乐毅论》,草书近于《十七帖》。张怀瓘《书断》云:炀帝“尝谓永师书云:和尚得右军肉。”[2]隋炀帝的评价得到唐人认可,这种“精熟过人,惜无奇态”[3]的传承王羲之书法的课本,毕竟是齐梁与初唐的桥梁。从现存的敦煌的许多隋人写经,结体、用笔均近于智永《真草千字文》的真体,传世隋人书墨迹本《出师颂》则近于其草体。由于智永这个文字工具书临本甚多,对王书起到了广泛传播的作用。

2、《龙藏寺碑》与《董美人墓志》  

隋代虽短暂,但存世碑刻甚多,碑碣、墓志、造像、刻经中,以楷书为多。去掉了北朝的粗拙,也消除了南朝的浮弱,兼收并蓄,融合南北,代表了隋代书法这种过渡期的特征。康有为(1858-1927)充分肯定了隋碑这种过渡性价值,他在《广艺舟双楫-取隋第十一》中称:

隋碑最承周、齐峻整之绪,外收梁、陈绵丽之风,故简要清通,汇成一局,淳朴未除,精能不露。譬之拼文之有彦升、休文,诗家之有元晖、兰成,特荟萃六朝之美,成其风会者也。

隋碑中,《龙藏寺碑》与《董美人墓志》最受后世推崇,其原因不仅在二碑的楷体纯正端方,书风精致宽博而刚柔相济,更在于从其中看到了初唐欧阳询、虞世南的的身影,並断定其为欧、虞书法的来源。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五》云:《龙藏寺碑》“字画遒劲,有欧、虞之体”。[4]康有为更是推崇备至称为“第一”,他说:“隋碑渐失古意,体多闿爽,绝少虚和高穆之风,一线之延,惟有《龙藏》。……此六朝集成之碑,非独为隋碑第一也。虞、褚、薛、陆传具遗法,唐世惟有此耳!”[5]


《董美人墓志》原石于清嘉庆、道光年间(1796-1820)在陕西西安出土,立石比《龙藏寺碑》仅晚十一年,但楷法已成熟了许多。罗振玉对其评价也很高:“楷法至隋唐乃大备,近世流传隋刻至《董美人》、《尉氏女》、《张贵男》三志石,尤称绝诣。”[6]如果说《龙藏寺碑》“有欧、虞之体”的话,那么,《董美人墓志》则更近唐人法度。如清汪鋆《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云:《董美人墓志》“字迹端妍含古意,与欧、虞伯仲”。[7]当然,欧阳询、虞世南原本也是隋人,他们的法式与隋碑相近完全合乎情理之中。欧、虞继承隋人精神,创变而成唐楷,也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


〖侯勇品读〗

开题点法。崇的是唐太宗以帝王之尊主导了王義之法则,继而确立了欧、颜楷法。这个时期的经典书家与经典作品,从技术、技巧层面为书法艺术形式确立了主流法则,并作为文化正统而繁衍于后世。


唐何延之《兰亭记》云:“凡三十年,于阁上临得《真草千字文》好者八百本,浙东诸寺各施一本,今有存者,犹直钱数万。”这句可以看出,唐代收藏之风已盛起,而且“犹直钱数万”。可见上行下效,对书法的尊崇这风。

还有一个知识点,隋代开科取仕。设书学博士,招收学生。可否也是盛唐书法中兴的基础?
龙藏寺碑.jpg
智永真草千字文.jpg
书法在线 发表于 2012-5-25 11:54:12
刘正成新著:
《书法艺术概论》下篇
书法审美历程(十章)



第五章 隋唐五代时期:书法艺术的高峰期与颜真卿

二  唐太宗独尊王羲之、欧阳询与褚遂良  

唐代书法步入中国书法发展史的高峰,除了其内在规律作为基础外,唐太宗李世民(599-649)起了三个重要促进作用:一、科举制度以书取士;二、教育制度设立弘文馆;三、推重书法人才。正是他从科举、教育和人才倚重这三项最重要的国家制度选择上,为书法艺术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优越条件。

1、以书取士:欧阳询和虞世南  

唐代宗本人酷爱书法,竞收天下王羲之遗迹真、行、草书二千二百余纸,不遗余地地推崇王羲之书法。还以帝王之尊亲自撰写《晋书•王羲之传赞》,批评钟繇“古而不今”,“长而逾制”,不满王献之“疏瘦”、“拘束”的字势,以及萧子云“无丈夫气”,而极力赞赏王羲之“烟霏雾结”、“凤翥龙蟠”,“尽善尽美”,天下一人。唐代科举设六科,其中就有“明书”科,考试内容主要是文字学和杂体书法。《新唐书•选举志》记载:“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 [8]书法家欧阳询、虞世南就是王羲之“以书取士”的宠臣,其中当然也包含了唐太宗“变古制今”的国家文化战略。


欧阳询(557一641年)在隋时就以善书扬名,在初唐影响更大,甚至远播国外。贞观初,他已年届70,受唐太宗重视,奉敕与虞世南同于弘文馆教习楷法。他的《化度寺碑》字小,结字、用笑颇近于王羲之《黄庭经》,但其一年以后的《九成宫醴泉铭》则是其“欧体”代表作。点画精致准确定型,尤其结字布局险劲,中宫收缩,外展逶迤,疏密聚散对比强烈,却具有超级隐定感。清梁巘《评书帖》称:

人不能到而我到之,其力险;人不敢放而我放之,其笔险。欧书凡险笔必力破余地,而又通体严重,安顿照应,不偏不支,故其险也劲而稳。[9]

中国汉字数万单字,最难在结构各异,其视觉造型的魅力亦在此,而又施以笔法,得其“险劲”,尤难。纵观古往今来书法,其结字准确无误而得“险劲”之美者,欧阳询堪称冠绝。欧阳询来源于王羲之,而实际胎息于汇聚南北书风的隋碑,并集其大成,其《九成宫醴泉铭》也成为具有馆阁体书法倾向的楷书典则。欧阳询还主编《艺文类聚》,足见斯人文才。


虞世南(558-638)小欧阳询一岁,浙江人,师从同乡智永,学王羲之书,“妙得其体”,深得二王法度,隋大业初授秘书郎。入唐,引为秦府参军,弘文馆学士。他出名晚于欧阳询,但很与欧齐名,甚至过之。原因是唐太宗学王未成,后通过虞世南学习二王有成, 深受唐太宗器重。后来书坛总将二人做比较,判其优劣。张怀瓘在《书断》做了一个很好的比较:

欧之与虞,可谓智均力敌,亦犹韩卢之追东郭(夋兔)也。论其成体,则虞所不逮。欧若猛将深入,时或不利;虞若行人妙选,罕有失辞。虞则内含刚柔,欧则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为优。[10]

所谓“成体”,应指欧阳询所建立的独立的楷体规范性;所谓“君子藏器”,即是唐太宗与梁武帝共同的审美顷向,喜欢王羲之更具“中和”的士大夫气,而不喜欢王献之的张扬之风,故偏爱更少个性化而“内含刚柔”的虞世南。这从虞世南最重要的作品《孔子庙堂碑》可以看出,结字不似欧阳询的方劲险峻,而以圆转为主,变化于微妙之间;用笔温润简洁,总有含蓄流美意趣。

以致虞世南死后,唐太宗痛哭不止,宣称:“虞世南于我,犹一体也!” [11]

初唐继承欧阳询的书法家甚多,但首推其子欧阳通,可以说是欧阳询的“克隆”,其代表作乃《道因法师碑》。虞世南影响亦及于一代,但可以入史者乃其外甥陆柬之,代表作有《文赋》。

2、弘文馆与褚遂良  

唐建国后,继续隋制,在国子监下设立书学。贞观元年(627),又在门下省置弘文馆,选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姚思廉等以本官兼学士,年轻的褚遂良(596—658)以太子舍人兼充为馆主,检校馆务。弘文馆学士在馆中讲学,议事、并传授书法。并于当年敕令在京五品官以上子,有性爱书学及有书性者,听于弘文馆中学书,从书法内出仕。从科举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双重保证下,书法一时成了显学。贞观十二年(638),虞世南卒,太宗叹虞世南后,无人可以论书,丞相魏征便推举了褚遂良,称他下笔遒劲,得王羲之体。太宗命为侍书,从此获得重用。最后褚遂良位至中书令,太宗临终时受命为辅佐高宗的顾命大臣。

褚遂良初学史陵,后受父亲之友欧阳询影响,又再学虞世南。当世皆称二王,但实际上大家仍被籠罩在齐周铭石书风的隋碑氛围中。张怀《书断》称其“少则服膺虞监,长则祖述右军”。所谓“视述右军”,其实就是北朝铭石书风的“造反”者,他用南朝翰札书风,改造了颇具北朝铭石书风的欧体楷书,破除了近于雕版化的欧、虞隋碑楷法,创造了一种生动、自然、富有工王行书意趣的唐楷。贞观中所书《孟法师碑》尚略有欧、虞遗意,其晚年《雁塔圣教序》则自树高标,创为代表作。孙过庭在《书谱》中云“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其实就是褚遂良“变古制今”的新法总结。朱关田在《中国书法全集•褚遂良》之评传中以刘熙载语撰题为《一代教化主褚遂良》称:“初唐三家,真正开启李唐楷书之门户者,实褚氏一人。”这是对初唐书法断代特征的精辟分析。

褚遂良书法影响及于有唐一代,如薛曜薛稷兄弟、徐浩、颜真卿、柳公权等,但在初唐至盛唐之间的武则天(624—705)时代则首推薛稷,其代表作《信行禅师碑》虽更为纤瘦,仍是最得褚氏体法者。因之,不少史家所谓“初唐四家”者,将薛与欧、虞、褚并置,亦可见其影响力。


“初唐三家,真正开启李唐楷书之门户者,实褚氏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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