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当下中国需要讲什么，我能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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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2月27日 14:07
来源：南方日报 作者：钱理群

《梦话录》
钱理群著
定价：29.80元
漓江出版社2012年2月

《二十世纪诗词注评》
钱理群袁本良注评
漓江出版社2011年10月
定价：38.00元

《我的精神自传》
钱理群著
漓江出版社2011年10月
定价：35.00元
核心提示
今年1月，著名学者钱理群先生用三年时间倾心撰写的《梦话录》正式出版，面对经济的崛起、民族主义的高涨、消费主义的蔓延、各类思潮的纷涌，针对当下中国社会转型的大问题、大是非，钱理群先生以自觉的民间立场，强烈的底层和现实关怀，提出制度建设、文化建设、价值建设、生活建设等四大主张，显现了一个人文思想家的深刻洞识与全局性关怀。
《梦话录》以钱先生近年来从校园到社会，从书斋到企业，从大陆到台湾的演讲实录为基础，出版前经过精心编改，内容更为精密完善，文采与思想交融，批判与实践并重。在书中，钱理群先生主要面对青年群体，就鲁迅与“五四”传统、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改造与发展、高校教育与大学生就业、中国人为什么不幸福等话题侃侃而谈，并戏称为一个“老理想主义者”的“梦话”。
在《人生如梦》一文中，钱先生还总结了自己一生“做梦”的三个阶段。先生总结道：“我最感欣慰的是，自己的人生三部曲都发展得比较完整、充分：学生时期梦做得最彻底，工作以后现实和梦的矛盾特别尖锐，晚年的梦依然做得彻底，实现起来却更为从容。这应该是我最基本的人生和治学经验。”对于当今青年而言，这本书可谓提供了一个最切实的指引。
1
关于价值观重建
与青年人只探讨不做“导师”
南方日报：您在《梦话录》中开宗明义指出，当今中国面临四项亟待解决的任务：制度建设、文化建设、价值建设、生活建设，那么您是怎么看待这四个“建设”之间的关系的？对于完成这一系列建设任务，您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时间表？
钱理群：不会有时间表这一说，因为我提出这四个建设，是我个人对当今中国的一种观察结果，一种朦胧的期望，提出来是想和大家一起探讨，而不是一套具体的社会实践设计。
也就是说，要创建一种最适合中国国情的，能够让每一个中国人过上幸福生活的，为中国老百姓所能接受并且欢迎的新的制度，新的文化，新的价值观和新的生活方式。从另一个角度看，其实也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改造与发展问题。
说到四个建设之间的关系，应当说“制度建设”是最根本、也是难度最大的，普通公众很难介入；核心则是“价值重建”，生活建设和文化建设都是围绕价值建设展开的。我这本书的目标读者群体是80后、90后当中那些对于社会现状及自己的生活心存疑虑、想要寻找出路的年轻人，对于他们来说，面对物质主义、实利主义、消费主义、虚无主义、犬儒主义等等思潮的兴起，树立一种合理的价值观、找到理想生活方式，显得尤为迫切。就“价值观”来说，关键是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二是个人与社会、国家、乃至人类和全世界的关系。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要学会“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南方日报：您刚才也提到《梦话录》的目标读者，是年轻人当中比较理想主义的那一部分。您在后记中也谈到，在各地演讲过程中时常碰到一些啼笑皆非的事情，比如有学子请教您怎么在学校里“搞好人际关系”。您是否担心这些“梦话”有过时的危险？
钱理群：《梦话录》可以视为我的另一本书《致青年朋友》的姐妹篇，我的演讲不可能、也不应该面对所有的青年，大体上可概括为鲁迅说的“醒着”的或者希望“醒着”的、“要前进”的青年，年轻人有权利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愿意听或者不愿意听，或者听了毫无反应，甚至产生曲解，都是正常的。
这些年由于年龄、加上退休的关系，我也不可能与当今的80后、90后广泛接触，这些演讲基本上是一些小范围的交流。我并不期待它们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毕竟社会现实的力量是很强大的，我的期望就是两点：第一，能让年轻人听到一种和“流行的主流观点”不一样的声音，至少多一种活法；第二，演讲这种形式或许会激发瞬间的感动，久而久之被听众所遗忘，这也是很正常的。假设他们日后偶尔能回想起来一点，这就足够了。
和青年朋友打交道，我一直坚持一个原则，必须真诚，不要掩饰自己。面对青年人，胡适很自信，采取的是“导师”式的态度，可以包办青年的一切疑惑。不过，在今天要是摆出一副导师的姿态，是很容易引起反感的；鲁迅就不一样，他一开口就说“我实在不愿意来讲，因为我不知道该讲什么好”。这绝不是谦虚，而是真心话。他还特别怕学生鼓掌，说你们一鼓掌，把我弄得昏昏然，那就害死我了。他还经常质疑自己的看法。
我赞成鲁迅的态度，我觉得有很多疑惑，是我和今日的年轻人一起面对的。只是出于年龄、阅历上的一点优势，我愿意谈谈自己的看法，也欢迎和大家一起探讨。
2
关于北大
读书是为一辈子安身立命找到信仰
南方日报：在《梦话录》中您也谈到了对北大、包括对高校现状的一些反思，比如您提到北大正在自觉、不自觉地培养以做“成功者”、“人上人”为目标与动力的“伪精英”。在您看来，北大应该着力于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钱理群：关于北大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胡适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就是要培养引领思想、文化、学术潮流的“精英”。
鲁迅也说，北大的传统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
在我的心目中，理想的北大，不仅要培养一般实用性人才，更要着力培养那些具有创造性思维潜力的人才，包括思想家和学术带头人，北大不仅有这个传统，也有实现的条件，更是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
从历年报考北大的生源和国家建设需要来说，北大人要做精英，这本身并不错。问题是，这是怎样的精英？我理解的真正的民族思想文化的精英，必然是民族与人类良知的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必然有强烈的人文关怀、社会关怀，对世界、国家、民族、人民有高度自觉的责任感、承担意识和牺牲精神；同时，又是有着强烈的底层关怀的，既要“脚踏大地”，又要“仰望星空”。
但现实的所谓“尖子”学生，有相当一部分往往是一些“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论知识与能力，他们都属一流，但致命的问题是没有信仰，最大限度地谋求个人利益，也会最大限度地利用体制的弊病，迎合体制的一切需要，以谋私利，恰恰是这样的人，最容易成为、而且事实上已经成为现行体制的接班人，从而成为国家、民族未来发展的根本性的隐患。
南方日报：目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可说是一年比一年严峻，甚至“读书无用论”又有抬头趋势，您对此怎么看？上大学究竟图什么？
钱理群：爱因斯坦曾经强调：大学并不只是一个知识的传授所、职业的培养所，它的最基本的任务和职能是培养“和谐的人”。这其实也是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把“养成健全的人格”放在第一位。也就是说，上大学，不仅要求知识、学技术，还要培养自己的人文关怀，为一辈子的安身立命找到信仰，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
我曾经说过，某种意义上今天的80后、90后是最不幸的一代，中学阶段遇到了应试教育，大学毕业又碰到就业教育。据我的观察与了解，当下中国年轻一代最大、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生活没有目标。那么大学阶段如何确立自己的信仰？我有两个建议：首先，要自由地读书、自由地思考。大学阶段的自由读书，应该有两方面，一是古今中外基本经典的精读，另一方面是尽可能广博地泛读，尤其是专业之外的书。在广泛阅读基础上，必然会发现和你“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大师，作为你一生治学和做人的基本精神支柱。除此之外，还要适当参加社会活动，特别是到农村去志愿服务，这对你了解中国国情民意，大有好处，这也是为学、做人的基本功。
真正能实现“精英梦”的永远是很少一部分人，大部分人都得做“泥土”。鲁迅也说过，做“天才”固然很好，但“泥土”也是不易做的。我想，假如那些奋斗在基层岗位的北大毕业生，能坚持培养自己终身学习的能力、研究能力、创造性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问心无愧地做有思想的“泥土”，那么他们在同一行业中的表现也一定不会“泯然众人矣”，必有过人之处的。
南方日报：最近几年，高考状元弃北大投奔港大的消息引起议论纷纷，您是怎么看待这个现象的？
钱理群：我很早就提出过老北大的辉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而今日的北大，不大可能再像“五四”时期一样，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思想和文化的发展产生如此深远、浩大的影响。用一个有点悲观的词汇来形容，可说是“大势已去”。
今天的学生不一定要以上北大为目标，他们有更多选择。那么，在这种前提下，今日的北大应该放弃“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惯性，放下身段，主动调整心态和策略，积极参与生源、人才及学术领域的正常竞争。
3
关于网络公共知识分子
韩寒的聪明在于对自我身份的警醒
南方日报：您没有开通微博，或许不少读者会为此感到遗憾，您怎么看待微博时代“底层民意”的崛起和网络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
钱理群：这些年我对网络的看法始终不变，网络技术兼具革命性和破坏性：一方面它的确具有打破时空、促进沟通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随着网络在现代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也给人带来一种新的“奴役”的危险。微博的出现当然很好，多了一个发表意见的平台，但我觉得也不要把“底层民意”过于理想化，网络上最大声、最热门的声音是不是一定等于底层民意？我的意见是不能完全画等号，只能是部分代表。
我对所谓“网络公共知识分子”也持保留态度。比如韩寒，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人物，在他身上综合了“网络红人”和“公共知识分子”双重身份。我记得他说过一段话，大意是有时候会发觉自己有被粉丝所操纵的危险，会不由自主地说一些大家希望听到的话。也就是说网络是一个陷阱，会无形中制约在这个平台上发声的人，如果过分自我陶醉，对这一点不清醒，就容易出问题。
包括最近很火的“韩三篇”我也读了，我觉得这些文章说明韩寒想要突破自己，要朝“公共知识分子”的方向进一步发展，他必须往前走，也非常适时地抓住了中国当下思想领域最热门的关键词；但另一方面，这些文章也暴露出他对文中涉猎的重大课题，思考还不够成熟、存在不足。无论你对他的回答满不满意，他的聪明之处就在于对自己的身份比较警醒，也不断在反思和自我解剖。怕的就是不清醒。
南方日报：您怎么看待目前网络争鸣的现状、它的作用和需要注意的问题？
钱理群：当今的中国需要百家争鸣，需要在一个公平、理性的环境中各抒己见，把问题摊开来谈。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防止“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既不要过分理想化也不要妖魔化。举个例子，过去对民国时期评价很低，基本上就是“黑暗的旧社会”；我看到现在网上对民国时期的溢美之词又颇为盛行，一派清流绝响、风骨盖世，但真实的民国既不是一片黑暗也不会是彻头彻脑的光明。包括我们看台湾大选、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都应当防止这种片面化思维。
我主张鲁迅的原则：对任何一种文化、制度、发展模式，都要采取分析的态度，未加反思，就搬用到中国来，是最危险的；这也包括对自己的文化、制度、发展模式，如果不作反思，一味唱颂歌，那就更危险。当下最大危险，就是“不清醒”，不作反思和自省。
另外一点，我注意到现在网络上的对话，参与者普遍缺乏一种平和的心态，我不赞同那种把自己的见解视为真理、给不同意见加上各种“污名”的做法。即便对于反对的声音，也应保持尊重，而不是动辄指责对方是“汉奸”或者“五毛党”。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太复杂了，谁也不敢保证说自己的意见就是百分百正确。
4
关于文化复兴
现代化目标“根柢在人”
南方日报：名人故居“保护性拆除”之类的事件不断出现，作为一名人文学者，您怎么看待“文化强国”，中华文明往何处去？以及知识分子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钱理群：首先，我认为中国的确处于一个文化复兴的大好时机，所谓文化重建，当然不是凭空创造，而是要总结我们自己发展的经验之外，广泛吸收各种思想精神资源，包括向东西方文明学习，回归中国传统（包括以孔子为代表的古代传统和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以来的现代传统），回到民间。所谓“现代化”、“现代文明”，还是鲁迅说的那句老话，“根柢在人”，这也是他一直倡导的“立人”的文明观——现代化目标的深意：“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必尊精神而张精神”，在鲁迅看来，“人的个体精神自由”才是现代文明之根、现代化的根本目标。
也就是说，我们要建立的不是“富国”，而是“人国”，富国是手段、过程，人国才是目的。
此外，在鲁迅看来，无论传统知识分子或现代知识分子，都非常容易失去自己的独立性和主体性。知识分子要处理和“官”、“商”、“大众”的关系，不要沦为这三者的帮闲，要做到“定”、“清”、“静”，这一点在今天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人物档案
钱理群，l939年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19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最受关注的人文学者之一。他以对20世纪中国文学和社会的深刻研究，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审察，对20世纪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的总结和反思，对当代社会及文化思潮的批判，受到了海内外的高度重视。
主要作品有《心灵的探寻》、《周作人论》、《周作人传》、《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合著）、《学魂重铸》、《话说周氏兄弟》、《走进当代的鲁迅》、《钱理群讲学录》、《生命的沉湖》、《我的精神自传》等等。曾主编《新语文读本》，影响深远。
延伸阅读
南方日报记者郭珊
记者手记
关于“老钱”二三事
1998-2002年，在北大中文系读书那四年，正好赶上钱理群先生在北大工作的最后四年。那时候，中文系师生无论长幼，都爱称他“老钱”。毕业那一年，先生也退休了。转眼已经十年。
当时，先生除了给我们中文系的徒子徒孙开设中国现代文学史，还向外系学生开设了鲁迅作品精读等选修课。记得有一回，讲鲁迅的散文《腊叶》，先生一句一句地读、逐字逐字地品，四五千字的小短文，讲了整整一堂课。
讲到腊叶颜色一段，“一片独有一点蛀孔，镶着乌黑的花边，在红，黄和绿的斑驳中，明眸似的向人凝视。”先生一手执书，另一只手抬起来在空中比划着，好像真的捏着一片“明眸似的”叶子，对着灯光反复赏玩。
学生们私下感叹，这才叫精读啊，原来自己读书连“牛嚼牡丹”都不如。
老钱的课很自由，随时可进、可走，甚至可以当场打断授课，欢迎“抬杠”。那会儿凡是经历过高考的人，估计对列为“必考点”的鲁迅都无甚好感，老钱也时常畅谈中学语文教育之弊端，为鲁迅“正本清源”。有一回在课堂上，他朗声向在场学子宣布：“请你们忘记上大学之前接受过的一切语文教育！”如风过麦浪，莫不伏倒。
老钱也是个“金句王”。怎样才不算在北大白混四年？他提出三点要求：学会怎样读书；结识一位值得终生交往的挚友；谈一段无愧于心的恋爱。据说“钱三点”在网上流传甚广，这次采访时，老钱笑着澄清：你们总结得太完整了，爱情是可遇不可求的，怎能作为硬性指标？我不过是提醒你们，机缘到来时别轻易错过罢了。
电话那头，老钱还是像记忆中那样平和、豁达。和他谈“妥协”，他说：妥协是肯定要的啊，年轻人一点不妥协，肯定会头破血流，没有一点成就感作支撑，也很难在妥协中坚守信念。所谓“不妥协”，是指守住底线。作为一名老而弥坚的“理想主义者”，先生将自己的经验总结为，年轻时做梦做得比较彻底，基础打得比较牢，所以才耐得住寂寞、抵得住诱惑。接着，他又感叹一声：追求真善美，应该从小学就开始打底子，等到大学才来弥补，为时已晚咯！
老钱今年已经73岁了。他告诉我，退休后谢绝了许多应酬和讲学邀请，每天至少伏案7、8个小时，每年至少要写50万-60万字，手头上正在写的，是一本关于中学语文教育的新书。十多年前，因为给应试教育挑刺，他惹了点麻烦，当时风传他要赴国外“休假”一阵。有一天中午，我去系里办事，经过老钱办公室时，透过虚掩的门缝，瞥见老钱端着一个大海碗在吃面，吃得满面通红、酣畅淋漓，吃完还咂咂嘴、抹抹汗，一派意犹未尽的样子，无半分落魄的影子，至今仍深深印在我脑海里。
我问他：在这个时代，有思想的人是不是必然是孤独的？他说：孤独是肯定的，但孤独不代表不快乐。我的原则就是“想大问题，做小事情”，我越是孤独，就越是思考、越是做事，所以每一天，我都过得很踏实、很快乐。
忽然想起，有一年中文系团拜会，学生们送给老钱的礼物是一个浑圆矮壶，与老钱的面孔有些神似的意趣。老钱笑呵呵地捧着壶，和师生们合影——他一直都那么快乐。
南方日报记者郭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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