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棣：近七十年来《自叙》论争综述

书法在线

近七十年来《自叙》论争综述
        ——兼及晋唐名帖鉴定之思考

◎穆棣/文

序

书法艺术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作为书法艺术经典的晋唐法书名帖（简称名帖）则是国之瑰宝，是五千年文明史的标志性见证及重要的实物传承。就象临床外科必须凭借解剖学的原理为基础一样，名帖的真实身份唯有通过鉴定才能确证，方能显现其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底蕴，非如此，则何以彰显菁华，彪炳史册？因此，名帖鉴定不仅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更有助于世界对中国的了解，这在与世界日益接轨的当下，对于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尤具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然而，名帖鉴定的现状却令人堪忧，主要表现在“过度”与“不足”两大方面。所谓“过度”，一般是指辨伪，即一些公认的、流传有序的名迹被轻率否定为伪迹，否定的理由多似是而非，貌似理直气壮，实则无立论余地；又指以非原迹者（如仿、刻本）为真，导致名迹、真迹谬定为伪迹。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即是。其原因不外是目力不逮，间有刻意以假乱真者。“不足”则多指因思想上、方法上的守旧因循、无所作为，致使研究停滞不停，难以深入，不能与时俱进。具体表现在对名帖为什么是真无法列举确切的依据，或者对其深刻的内涵、丰富的底蕴发掘不力，浅尝辄止，以致人们无法全面地、真正地理解名帖。

从表面上看，“过度”与“不足”彼此间似乎并无关联，其实不然。名帖之所以遭受轻率否定，很大程度上还是归结于证据的缺席，加以对一些错综复杂现象观察不深、不透，只重表象的归纳，而忽略本质的探索，例如忽视其所以产生的深层次的历史、社会等原因，因而往往如缘木求鱼，南辕北辙。坦率地说，这些都是研究的不到位，也就是“不足”。 “不足”因在未知之列，属“隐患”、“哑谜”，容易被忽略；“过度”则因危害性明显，往往为人备加关注。两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因“不足”必然导致“过度”，“过度”则显然是“不足”的必然趋势。其实，从事任何事情，“过度”与“不足”都不能得其正，也就是不能得其真谛。二千多年前，孔子就是这样教育他的学生子贡的，“过犹不及”就是渊源于此。“过度”与“不足”实际上就是“过犹不及”。不过，鉴定还牵涉到个人心态的问题，心态不正，即使面对真迹，面对种种证据，照常可以说假。一般来说，辨伪易而鉴真（即证明是真迹）难，鉴真必须对名迹及其相关的一切问题作全面深入的研究，并掌握所有证据。辨伪只要攻其一点，推翻前人之说，以炫耀自己的学识和才能。故号称大家者流往往言必称伪，借以示其眼界之高、水平之高，其实是不正确的辨伪心理。

今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国之瑰宝怀素《自叙帖》（以下简称故宫本），自1930年代来先后反复经历真伪之辨的轩然大波，堪称“过度”“不足”交叉并存、互相渗透、兼而有之之典型公案。

其“过度”主要表现为：(1)1983年，启功以《契兰堂法帖本》（下称《契》本）遽断故宫本为“伪摹”（所谓“帖伪跋真”），乃自古以来辨伪嚆矢；1987，徐邦达撰文，亦持“伪本说”（所谓“帖临跋真”）。启、徐为“伪本”说之主戎，其中启文尤为新千年来翻案风的理论基础。1995年至2004年间，北京故宫萧燕翼，台湾李郁周、王裕民明等分别凭假启、徐之说，接踵否定故宫本。李郁周尤以故宫本为全卷皆伪的“假国宝”，系明“文彭摹本”；（2）2005年10月底，傅申《确证（故宫本自叙帖）为北宋映写本——从<流日半卷本>论<自叙帖>非怀素亲笔》（刊台湾《典藏古美术》2005年第11期，以下分别简称为《映写》、故宫本、流日本），以流日本为切入口，误断《自叙》传世三文本——故宫本、流日本、《契》本俱伪，系“量产”的“多胞”“映写本”（实即描红本），均非怀素亲笔。（启、李之谬在2004年台北怀素学术研讨会初步得以纠正，致使翻案风波暂告段落。旋因傅氏“映写说”之异军突起再度引发新一轮翻案风波。）傅氏既得风气之先，凭藉其声望、资历，以大量出版、网络传布、频繁讲演（每以幻灯放大、透明投影片重叠比较字迹等作展示）为手段，屡屡制造轰动效应，大肆渲染，以广其说，使之无远不届。傅氏《映写》推翻其本人一年前巨作《书法鉴定——兼怀素<自叙帖>临床诊断》（以下简称《诊断》，台湾典藏出版社2004年10月版）中的主要论点。又一年后，即2006年，傅氏以《台北故宫本自叙帖为北宋映写本后续讨论》（以下简称《后续》）投稿《书法》试图解释缘由，结果是弄巧成拙，越解释越糊涂。在客观上导致概念极度混乱，新旧疑案重叠交叉、混淆弥甚，愈益扑朔迷离而疑似难辩。三年来，已形成 “一人唱之，众人不加深究而和之，积非成是，使真的淹没变成伪的”的局面（傅氏《诊断》，页34），乃至专家学者望而却步，视作畏途。然其实质，则无非是一开始便进入误区，遂致鉴考俱失，通盘皆错而已。

其“不足”方面甚多，殊难偻指，此处不容细说，详考请俟专文。

惟据七十余年来《自叙》之论争事实，拟分三个阶段加以综述。

一、1937年至2004年，由怀疑到全面否定的翻案风波

考诸书史，千余年来，故宫本向被古今鉴家一致论定为最享盛名的北宋苏舜钦家藏本而居之不疑；其驰毫骤墨、奔蛇走虺、笔势连绵、一泻千里的书迹如柔翰之下的激荡电流，不啻风靡历代书家，成为其毕生心摹手追的楷模令范，故其无愧为中国书法史上的狂草里程碑。

然而，近百年来，特别是1930年代以来，对于故宫本的质疑却络绎不绝，不乏其人，其趋势逐步升级，1990年代之后，日见严峻。始而起于青萍之末，仅置疑而已。此乃正常现象，千年古迹，孰能无疑？新千年以来陡然汇成辨伪乃至否定之狂飙。究悉其因，无不导源于启功伪摹之说而渐移默化，终乃成为否定论者有恃无恐的理论基础。逮至2003年至2004年间，形势苍黄，骤然激变为波澜四起、惊世骇俗的全面翻案之风。此一进程，大致包涵如下三个阶段：

1、1937年马衡凭假明詹景凤《东图玄览编》“怀素《自叙》”一条首致疑窦（参见明詹景凤《东图玄览编》卷一“怀素《自叙》”该条，页５－６。马衡致疑事详见启功、李郁周等文。）；

2、 越四十余年，启功先生于1983年循马衡之疑，推波助澜，以为故宫本疑窦丛生，作伪痕迹明显，所撰《论怀素〈自叙帖〉墨迹》一文（《文物》１９８３年第１２期，页７６－８３。以下简称“启文”，如无特殊注明，即指此文），断故宫本为通篇皆用“细笔描摹和干笔擦抹而成”，为用以“影射苏藏本”的重摹本，因而可径称“是伪本，也并不算不公平了”。此论刊出，舆论大哗，学界顿起轩然大波。

1991年，启功先生另撰《论怀素〈自叙帖〉墨迹本与宋刻本》，此文辑于《启功丛稿&#8226;论文卷》（《启功丛稿&#8226;论文卷》页１１５－１２５。）

与前文相较，基本持论大同小异。所异者，前文激昂刚断，情溢乎词，大有稳操左券、不容置喙之势；后文宛若菩萨低眉，一派委婉平和气象。据其重新考量，故宫当重新正名”，“只称它是‘墨迹大卷’”，但于“伪本”之说是否有误不著一词，是以两说大可并行不悖耶？

3、伴随启文之刊行，《自叙》真伪之辨渐次拉开帷幕，其形势苍黄亦始于此。迄自１９９０年代中后期起，台湾李郁周以启说为理论基础，先后凭假《绿天庵本》《水镜堂帖刻本》，末到置，谬断故宫本为“帖摹跋真”及“文彭摹本”的伪本，李氏在台北《故宫文物月刊》、《中华书道》、《书法教育》等多种公开性刊物上连篇累牍发表否定《自叙帖》墨迹的论文数十篇，进行“地毯式轰炸”。新千年以来尤甚，李氏论著《怀素〈自叙帖〉千年探秘》、《怀素〈自叙帖〉鉴识论集》次第梓行，王裕民论著《假国宝———怀素〈自叙帖〉研究》亦同时问世。要之，诸书皆为洋洋数十万言之巨著，令人动心骇目（以下分别简称为李氏《探秘》，王氏《假国宝》）。（李郁周《怀素〈自叙帖〉千年探秘》，《怀素〈自叙帖〉鉴识论集》分别由台湾蕙风堂笔墨有限公司于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４年出版。王裕民《假国宝——怀素〈自叙帖〉研究》，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３年７月初版。）

两人声援启文甚力，其中特别是李文，进而全面否定故宫本，直断为“帖伪跋伪”，无非是彻头彻尾的假国宝而已。李说尤为惊世骇俗，视启说大为过之而无不及，孰云非后来而居上者耶？至此则翻案之风达于极致，大有“摧枯拉朽”，“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细绎二人持论，虽不甚相同，但大抵视启文为绳墨引申发挥，李文则尤为发愤激烈，攻势凌厉，似有必欲置诸死地而方休之感（王裕民态度明朗，在其“结论”部分，明确“认同启功的说法”，见其书页２２０；李郁周未明确表态，然其文以启说为基石毋庸置疑。）

王裕民、李郁周、萧燕翼等否定论诸家无不以启文为理论基础引申发挥，从王氏《假国宝》、李氏《探秘》、傅氏《诊断》均可一一追溯、印证其来龙去脉。王裕民《假国宝》开宗明义即直言不讳：“启功提出的诸项疑点（指启文），都是成立的，且难以驳斥。”又述及疑伪、否定诸家无不以启文为理论基础的事实，称：“启功之后，陆续有研究者对此发表呼应或反对意见，认为自叙为伪的有朱关田、李郁周与萧燕翼等人，朱文甚至全盘否定《自叙帖》出于怀素之手（笔者按，朱文刊《书法研究》1986年4期，后辑入其著作《唐代书法考评》）。李郁周则以来历不明且款署有问题的‘绿天庵本’来与故宫本墨迹互证，李氏未先辨明‘绿天庵本’自叙帖的可信度，使两两互证，实为一大败笔。李文认为故宫墨迹本为摹本的摹本。（李氏《怀素自叙帖墨迹本的书法——从绿天庵刻本看故宫墨迹本》为‘1995年书法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收入其《书理书迹研究》，台北市蕙风堂1997年版，页183—213）。萧燕翼延续启功之文的论点（萧文《关于怀素<自叙帖>的成见》，辑于《第二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并从书法本身和钤印提出诸项疑点，并认为故宫墨迹本乃是当日文徵明双钩入石的底本，而其子文彭配上原自叙帖的真跋，重新包装，藉以高价售出的假古董。文中并对文彭作伪的行径与草书风格有所论述，此文补强了启功的论证，自叙真伪问题似乎更为明朗”（以上转引自王氏《假国宝》页3-20）。笔者按，萧文以《自叙》为先钤印后书写，实为误鉴。至于文彭配真跋出售假古董事更是臆测无稽，文氏父子从未藏有《自叙》，当时收藏者陆氏摹勒《水镜堂帖》，文氏父子仅为陆氏董其役。又何来伪配乃至出售假古董事？其文实乃折中启、徐二说以作申论，惜考核未详，是以难免穿凿傅会。对于李郁周“文彭摹本说”实乃滥觞于萧文之启示，傅氏《诊断》一针见血，称萧“对文彭独到的研究”，无疑成为激发李氏“文彭摹本说思维”之先导（《诊断》149）

至于李郁周的持论变化，最为令人注目。1982年，其大作《怀素及其自叙帖》对故宫本推崇备至，极尽顶顶礼膜之能事，乃至于无以复加之程度，可见不愧为绝对的肯定论者。其文略云：“……中锋用笔，耒去纵横，转折圆劲，奔放流畅，神彩动荡，虽狂怪怒张，而点画波发，瘦劲婉通，飞动中见圆转之妙，豪迈中具淳穆之气，用笔极尽变化，而几无毫发遗恨……”
待到1983年启老一马当先颠覆传统，首断故宫本为“伪摹”，对李氏而言，无疑是振聋发聩、震撼不已。其后，李氏持论便有了180°的转变，判若二人。其《探秘》称启文以故宫本“有意影射苏藏本，有伪造冒充之意，可称为伪本。”（该书页33页）又断帖中苏印皆伪，乃以是援启说为依凭：“历来认为此卷墨迹本上的印记是伪刻，以启功为最早……他在……（指启文）一文，直截了当地说……”（该书页119）

由王文及李氏自述大致可以照见李氏1995年以来何以一反以往之礼赞有加，而骤然变卦为全面否定故宫本的原委，其间李氏刊发否定故宫本的文章数十篇，出版专著两本半。可见1995年李氏早已戴“有色眼镜”进行鉴识，此时的《自叙》已不复“神彩动荡，……几无毫发遗恨”，而仿佛是“百病缠身”“沉疴不起”，被斥责为“行笔迟缓软弱”，“写得如此不堪……怀素未免太浪得虚名了。”（李氏《鉴识》页321，转引自《诊断》页154）嗣后否定逐步升级，达于巅峰，乃断为“文彭一手伪摹”，所谓彻头彻尾的假国宝而已，其说视启文之“帖摹跋真”大有过之而无不及，颇有出蓝之誉。直至2004年台北会议，李说被彻底推翻，仍持论不变，“不动如山”。又于2005年先后投稿上海《书法》等，一再宣扬其‘一锤定音’的‘文彭摹本论’（转引自傅申《后续》，页20）。同年年底，撰《故宫本卷 自叙帖是一件作伪的摹本》（台湾《书法教育》104期，同上，《后续》，页23），声援傅氏《映写》，“认为傅申追根究底的研究结果，可以信服，也感谢傅氏为他‘平反’。”（台湾《中国时报》2005年10月29日）

顺便提及，持否定论者如朱关田、徐邦达、萧燕翼等数家，其文从多方面、多角度置疑甚多，限于篇幅，恕不缕述（对其代表性问题，拟于附文次第辨析）。

观诸上述，不难辨析，马衡之说虽开风气之先，然与否定不甚相关；其实际否定今本之始作俑者则舍启功先生而莫属。这不仅是启说标新立异，率先颠覆传统观点，更由于作为后起之秀的台湾李郁周、王裕民等的“闪亮登场”，其全面否定之持论乃是端赖启说为基石，贵远舍近，向声背实， 前后一脉相承，遥相呼应，遂成气候。是以真正形成翻案之风者，启文功莫大焉。其说俨然成为否定论之核心支撑，其文实乃翻案风之风源，无或疑焉。

笔者以为，纵然当今辨伪疑赝之声不绝于耳，而翻案之风尤为炽烈异常，然其能否立论，则尤待于验证。鉴于否定之说，持论甚多，所置疑窦纷纭繁复，遂至扑朔迷离，疑似难辨，因而一时不易缕析。古语云“抓纲举目，纲举而目张”。故验证之举，自当以其中坚人物启氏持论首当其冲，此诚正本清源之举也，且于其余问题之辨析足以起到迎刃而解之作用。

启文持论简析如下（以下引语均启氏原文，从考证角度分析，可分两大部分，即所谓先鉴后考，故其结论乃是由鉴考并举而来）：

1、通过目鉴，对于墨迹笔法、点画、结构全方位细意考察，断为“从头至尾”，都是“细笔描摹和干笔擦抹而成”的“重摹”本，因而非苏本，一反近千年来古今鉴家之定论。

在此前提之下，运用文献典籍继作穷考，认为其影戤之斧凿痕迹历历在目，不能掩饰。

2、揭示其大端如次：

（１）由宋刻本知苏本有苏跋，而故宫本无之，足见其非苏本。
（２）故宫本中北宋苏耆、李建中题名摹在南唐邵周、王绍颜衔名之前殊不合理（宋刻适为相反），乃作伪者“常识不足”所露马脚；又，邵、王后当有“总管监督的大官”（衔名），故宫本阙如，则原卷上“衔名已被割去许多”。以上两点皆与苏本不同，故非苏本，再次否定故宫本为苏本。
（３）故宫本“前六行的字迹，笔法不但在本纸上是一律的，即和后面全卷相较，也是统一的，可见确是一次重摹而成，并非苏本。”
（４）综合明代文徵明的蓄疑、文嘉的闪铄其词、詹景凤所记之戏剧性故事，以及清代高士奇“皮里阳秋”式的“否定观点”，汇而考之，无一不是故宫本的系伪迹的重要辅证。
启氏结论为：故宫本既是作伪者所重摹，且“有意影射苏本”，目的是“要伪造冒充来欺骗人，那便直接称它是伪本，也并不算不公正了”，但以帖后诸跋为真，即所谓“帖伪跋真”者也。
按，启文结论从表象观之，颇似由鉴考并举而来，然其目鉴“摹本说”既已大失其考，则在此前提下的考据势必是毫厘千里，适得其反。经笔者考辨，其主要持论在于，以有苏跋者为苏本作命题，竭力演绎有苏跋者为苏本（如《契》本），而无苏跋者非苏本（如故宫本）这一逆命题，显然是蔽于一隅之见，其实质无非是似是而非的悖论甚明（详见穆棣《怀素<自叙帖>墨迹疑案辨析》，《名帖考》卷上辑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7月版）。

二、2004年10月台北“怀素《自叙》与唐代草书国际学术研讨会”

就《自叙》翻案形势之严重而论，台岛尤甚于内地，倘袖手作壁上观，任其自流，其负面影响势必不可设想。在此情形之下，由台北故宫、中华书道学会，以及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等仓促应对，联手倡议召开“怀素《自叙》与唐代草书国际学术研讨会”通过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之形式，冀其或效，达成共识，还《自叙》以本来面貌。

会议于2004年10月30日至31日正式召开，论文征集凡十篇，其中窥涉《自叙》争辨者七篇，论文集名称为《怀素<自叙>与唐代草书学术讨论论文集》（中华书道学会等2004年10月出版。简称《论集》）


2004年台北《自叙》研论会相关论文简表

2004年台北《自叙》研论会相关论文简表

序次	作者及论文名称	主要持论	备注
1	阮鸿骞《怀素<自叙帖>衍析》	赞同李郁周故宫本系文彭一手伪摹之说。疑帖内“建业文房之印”“秋壑图书”“群玉中秘”三印皆伪。	其文既以李文为是，而无新意，可见乃快附骥尾者而已。文中论及名帖中古印错讹甚多，兹不殚述。
2	傅申《怀素<自叙帖>临床诊断》	以李郁周“文彭摹本说”为通篇皆错：一、从纸质诊断，《自叙》“纸白且厚，纤维稍粗，似有麻料，……（并援引清安歧之说作印证，以为“透明度很差，是不适合于作摹本的”），又强调说：“映摹时使用粗纸，透明度更差……单就纸的材料而言”，“就绝不会是一个‘摹本’了。”二、从书迹诊断：自称据其本人对故宫本“从头至尾一再以几十年验证墨迹的经验，找不到可以绝对证明为‘钩摹’的痕迹”。三、从对书迹进行目鉴的角度检验启功“摹本”说、徐邦达“临本”说，以及萧燕翼“摹兼临”说，以为如三人同看原迹，当成共识（当指与傅文共鸣之意，实为一厢情愿之揣测而已）。四、小结：1、重申故宫本帖文用纸“是较粗的麻纸”，非薄纸或较透明纸”。2、绝无重描、勾廓、乱丝等现象。五、其他诊断（略）结论：故宫本是写本，为水镜堂刻本的母本，非“文彭摹书”。关于断代：《诊断》论及故宫本之断代，其表述方式不一而足。细绎其说，莫不闪铄其辞，带有相当的假设语气及不确定性，使人不易捉摸，略选其例如次：1、“从客观而论，……并不排除……邵周等四人题识记年代的真实性，故而能将墨迹本《自叙帖》的下限……从……北宋末的邵叶，提到北宋中期的苏舜钦或更早”“在理论上如果故宫卷不是真迹，也不排除是南唐以前的仿本。”（该书页258-259）2、“《自叙帖》帖文书迹极可能不是真迹，也非摹本。如果不能证明‘建文文房之印’及苏耆和李建中的题记为真的话，则其下限定为北宋前半期，极有可能出自苏舜钦之手。即使不能定为怀素真迹，仍然是怀素狂草的最佳代表或替身……”（同上，页261）3、“保守地说：故宫墨迹卷《自叙帖》帖文，也包括帖尾苏耆、李建中、邵周等题记，如均出于苏舜钦一人手临，则苏氏诸印皆真。而卷后题跋皆真，其合装成卷或至少同藏一处的下限在北宋邵叶。”（同上，页271）	1、傅文为其考鉴专著《书法鉴定——兼怀素<自叙帖>临床诊断》（以下简称《诊断》，台湾典藏出版社2004年10月版）一书中第二部分之节录（该部分尚有诸多内容）。2、该文系会议论文，故仅为节录，但与整个部分乃至全书的最终结论——故宫本为水镜堂刻本之母本、非“文彭摹本”，及其年代判定基本无异。3、《诊断》对故宫本的断代亦其重点，囿于会议论文之篇幅未能辑入，兹择其要列于“主要持论”之中。4、有关傅文名称，《论集》目录与文章篇名略异，今从后者。5、笔者按，傅氏断代结论，附带多种“可能、极可能，如果不能”，以及“客观而论，在理论上”等假设、条件，使人难以揣测其真切含义。不过，其以故宫本为写本非伪，下限至少不晚于北宋之末当属无疑。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亦不绝对排斥为北宋中期或南唐之前。
4	何碧琪《对研究方法的思考——以怀素《自叙帖》有关研究为例》	该文“从材料运用（钤印、拓本）、比较方法等审视有关故宫墨迹本研究之论点及论据，以助澄清论者对故宫墨迹本的臆断，同时检讨书画鉴定方法及研究材料引用等问题。” “……刻本刊刻精良，非常接近底本，……方能勉强作为判断真伪的参考资料，而非主要研究依据。”（均转引自《论集》肆-1）	该文旨在方法之思考，并不直接关涉《自叙》真伪之辨，故具体内容从略，然其主要观点不同意李郁周之“文彭伪摹”说。
6	李郁周《故宫本<自叙帖>是苏液本<自叙帖>的摹本》	以故宫本（包括自两宋至明李东阳题跋在内）为明代文彭在1524年至1530年间一手伪摹。此乃李氏弃绿天庵刻本而取水镜堂刻本为据之后之一贯持论。然而基本事实显然与此迥然相异：故宫本为写本而非摹本；其年代至晚在于北宋。故李文之谬犹洞若观火，可置勿论也。	李文之所以大谬，不啻在于对证据的本末倒置、主次不分，更在于囿于先入为主的成见而迷途忘途。
7	穆棣《怀素<自叙帖>墨迹疑案辨析》——与启功先生商榷	一、检索近70年来，对于故宫本由怀疑而激变为全面否定的翻案风波之导源及其理论基础，乃是始作俑者启功先生的伪摹之说；二、凭假目鉴，足断故宫本为写本，与摹本无涉，印证启氏目鉴已入误区；三、遍检宋元以来书画著录等文字史料，所谓同为舜钦（子美）补书、亦即有苏跋之墨本不一而足，故以此类墨迹为底本的复本，以及复本之复本（亦包括刻本及重刻本）理应皆有苏跋。倘如启说，岂非全系苏本？故启文主要持论之一——有苏跋者为苏本，无苏跋者非苏本无非悖论而已，因而不能成立。至此启文鉴考并失，通篇俱谬，已成定局；四、论苏舜钦家鉴藏方式之特征通过对苏氏鉴藏世家郡望、世代官宦故事，后世绍美家声、继为好事，谱系检索、名迹鉴藏概况、苏氏鉴藏印记底蕴之钩稽、统计等大量实物暨史实的全面考据，确定苏氏之鉴定方式即宋初开风气之先的、题印并重的科学方式；再次论证题识可凭而不可全凭；真实可靠之印记尤足为据。五、论故宫本为苏舜钦藏本，恰是两宋以来绝大多数鉴家之共识。1、启、徐所谓伪苏印之说或为无根之谈，或乃臆侧无据，皆不足论；2、故宫本本帖十四条接缝线上除南唐“建业”印、宋赵鼎、明项元汴诸印外，余皆舜钦印，其底蕴与苏氏一一契合，无有差讹；3、钤印规律探赜，十四缝线之上，舜钦印记凡五，条著四印，纵横均有定式，印数、印序咸有规律。不仅如此，自第四缝线起，其第二印记部位一式均钤“舜钦”而固定不变，显系舜钦于补书之后，而重装之前同时亲钤；4、对卷后最早宋跋——舜钦岳丈、故相杜衍于1054年（时距舜钦谢世六载）为其外孙题诗底蕴的钩沉探幽，可证所题确系苏氏世代相传之至宝——舜钦藏本，亦即今故宫本《自叙》。小结：启氏凭假文献史料辗转考得苏本确有苏跋并其文字，此与前人著述足资互证。然其据此推断今本因无苏跋而必非苏本，则未免失诸以偏概全，诚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惟据上述，今本纵无苏跋，而苏本之证据凿凿，无乃历历在目者也：累累宋印，无一不是舜钦之印，恰与苏氏鉴藏方式相契合，此其一也；诸印钤盖俱有定式，印数、印序咸有规律，一一皆为舜钦亲加钤盖，此其二也；卷后衍翁题诗，无论年代、身份、所题内涵，悉为舜钦子辈所题，亦复昭然可鉴，此其三也。有此三证，则故宫本的系苏本，又奚疑之有哉？然后知就今本而论，其有无苏跋，正不害其为苏本也！结   论宋元间怀素《自叙》墨本传付虽众，然自两宋迄今鉴家莫不以北宋苏家藏本、亦即今储台北故宫博物院之墨本为至善。虽间有疑伪之说，又何足道也。迩来否定乃至全面否定之说忽起，层见迭出，渐而汇成翻案风气。细察其说，无不以启氏之说为圭臬。然据笔者全面考辨，启说种种持论大似理直气壮而实无立论之依凭。简析之，启氏误宋刻有苏跋者为苏本真面，囿于先入为主的成见，看朱成碧，仅凭主观印象，臆断故宫本为伪摹而无所据依；继以一偏之见，竭力演绎有苏跋者为苏本，进而断定故宫本非苏本，殊不知乃悖论而已。而否定诸家，震其盛名，推波助澜，竞相追风而不察，弃实据而事附会，何异舍本以逐末，良可令人扼腕浩叹者也。笔者不敢因循违误，复深恐久而积非成是，遂至积重难返，特作考辨，冀复其原云尔。质之启功先生，未知以为然否？	1、本文以穆棣《米芾<参政帖>帖文考》、《怀素<自叙帖>中“武功之记”考》（分别刊于台北《故宫文物月刊》96年第七期、97年第八期）为铺垫的基础上撰成；2、辨析李、王谬论固然重要，然而启说特为尤甚。盖全面否定之翻案风波既以启说为理论基础，则揭示其谬讹真相，使之无立锥之地，则由此衍生之各式谬论（如李、王诸说）必将不攻自破，所谓“皮之不存，毛将安傅”者也。
8	黄惇《怀素<自叙帖>考证中的若干问题质疑》	一、故宫本为写本而非摹本，启说不能成立；李郁周“映写”“映摹”之说，概属脱离原作之臆测；“文彭摹本”之说更是荒唐无稽；二、关于故宫本上南宋赵鼎藏印以明代佳刻多种中印记摹刻时见舛讹之例，论证刻帖上印章“不能成为考证真迹的绝对参考”。以回应王裕民以《晋唐小楷》中“赵氏藏书”与故宫本相差甚大，而视作故宫本之“真伪关键的证据”，指出其持论不能服人，认为颇有必要再加讨论。三、论故宫本为水镜堂刻本之母本四、以历史名迹为例，印证故宫上诸多明印为真，再次指出不能先有成见，再罗致“证据”。以刻帖上印比对墨迹之做派为不可取，因刻帖上印本身太不可靠。	其尾语称，“不主张在研究中脱离墨迹卷本身，更不主张因假设、推理而曲解墨迹卷的真相。”指出故宫本与水镜堂刻本（包括其《自叙》刻本）的祖孙关系被人为错误地颠倒，致使名迹被贬受损，期望通过科学分析，早日还其真面。
10	何传馨《故宫藏怀素<自叙帖>墨迹本及相关问题》	一、首纸目测印象为“色泽稍淡，与其他各纸有差异”（凡亲览原迹者皆有同感，因其晰然可鉴，笔者亦不例外），而此“至少符合苏舜钦本必需是以另一张纸补书的必要条件。”二、装裱、收传印记、题跋问题1、本帖至少经历过三次装裱；2、宋明题跋共13纸，首、二纸间有北宋（1093）间“邵叶文房之印”，首纸右下角亦见此印，可见邵氏鉴藏之证；三、书迹残损修补情况首纸与后各纸，通过“透射光观察，原纸较透光，且显露横簾纹，补纸（亦即首纸）处较不透光，没有簾纹。”……四、本卷与水镜堂刻本的关系李以《水镜堂》本为底本，断故宫本为其摹本，并以本帖、宋明题跋皆文彭“映摹书写”而成。何据前文“本幅与拖尾题跋的纸质、纸幅、墨色、残损及装裱的实况”之详情，并据目验结果，可证“都是不同的人，在不同时间，用不同的纸、笔、墨书写”，则李说显然不能成立……（笔者按，此节内容详赡，恕不缕述）。六、结论故宫本为写本，非“摹本”；其本帖、题跋非李氏所论乃文彭一手伪摹；此卷递藏之迹脉落清晰，系由北宋苏舜钦辗转递传至明陆氏，直至今日（以上见《论集》拾1—28）。	何传馨先生为台北故宫资深研究员，其文从故宫本“实物的现况，针对各家所关心的问题，提出个人观察所得”，并辨析异同。所论至为精详、客观、理性，具有极高之学术参考价值。

说明：

1、文章序号以《论集》之“目录”为凭；“7”、“8”系大陆学者，余皆中国台湾学者；
2、以论文内容而论，真正参与论辨者实六篇而已；

3、启说“铁杆”追随者王裕民受邀而未莅会，仅使人在开幕式时散发其最新巨著——《假国宝与三流学者——怀素〈自叙帖〉研究续集》，秀威资讯科技股分有限公司2004年10月版。

按：《自叙》夙为烜赫晋唐剧迹，断其“伪摹”，启文洵为滥觞，其为翻案风波所以勃兴之理论基础，已成学界之共识。萧、李、王辈例皆沿袭风从，争先恐后，其为附庸，犹车、马之于将帅，故与启说之关系实乃本末之间耳。是以揭示其本质，李、王固亦其重要方面而不容回避，然其根源既在启说，则自当以启说为质的，而直取主帅。傅氏徒以“良医”自许，实乃避勍敌而击其羽翼，故其所谓“诊断”，治标而不治本者也。其“自序”既称：“……因为要澄清故宫墨迹卷究为摹本或写本，所以要将墨迹卷作一个完整的‘临床诊断’，而不是切脉、望色、听声而已。……”（《诊断》，页5-6）今李氏痼疾虽获诊断，然则启、王犹有望“妙手回春”乎？启说不破，《自叙》将何由还其真相耶？然此似无可厚非者，因其坦言始而“只是一个读者（《诊断》页132），仅”“无端参与”（台湾《典藏》2005年10月，页86），继而骑虎难下，欲罢不能。且其论辨目标清晰可寻：——仅以李说为论辨对象。所谓“本文目的只在于检验《自叙帖》是否‘摹本’及其断代，以及宋明人跋是否为真迹？”并一再郑重声明：“无意断定”为“怀素真迹”，期望读者不要“误会”是在“捍卫国宝”，乃“纯书法研究的学术讨论”。（皆见《诊断》页129）。

拙见与傅说不无出入，故宫本确系苏家至宝，亦即南唐内府之本，其为国家顶级瑰宝奚疑之有？故其所论均为捍卫国宝，还其本真而作，此乃光明磊落之举，又何必举止羞涩，犹抱琵琶半遮面耶？启说既颠覆传统观点，疑而无征，信口月旦，遽作惊世之语以惑天下，遂使谬种流传，危害匪浅，故匡谬纠讹，自当以启文首当其冲，擘肌分理，击其要害，使天下咸知其所以荒谬之由。如此方能彻底杜绝祸患。启说分崩离析，李、王诸说当不攻自破，“譬如破竹，数节之后，迎刃而解，无复著手处也。”此不战而屈人之兵耳，又何庸深辨者乎？

笔者夙以故宫本为舜钦故物，前后一以贯之，恪守不渝，乃是研究有素，成竹在胸，有所凭假，有所据依，故能不惑于时势。简言之，此种底气源自多年以来对北宋武功苏氏鉴藏世家（特别是苏易简祖孙三世）全方位的搜遗抉奇、钩深探幽，以及对故宫本及其相关问题勘审参稽、纵深研考，其的系两宋以来古今鉴家交口赞誉之舜钦旧藏断无疑义。笔者关注启文凡二十余载，明知其说舛讹滋甚，而人微言轻，世未之许。故任其稿草搁置箧笥久之，几饱蠹鱼。先前所能竭其鄙诚者，惟以《参政》《武功之记》两文旁敲侧击，冀其省悟，亦聊作铺垫，预作先导之意也。故忝列台北会议，撰文直指启氏之失而略不疑滞，乃深思熟虑而所为。所以然者，不能听其沿讹，冀复旧观，以正视听而已。尽管当时黑云压城、迷雾笼罩，翻案之声汹汹，不绝于耳；挞伐之文源源，层见迭出，义不反顾也。会议期间，笔者有幸两度谛审《自叙》原迹，如对至友。复亲睹台北故宫、日本合作之科技检测图版（翌年即有专书梓行）之展示。笔者深感全面解疑释难、去其覆蔽、还其真相的时机业已臻于成熟。其扫尾问题主要在于对启氏其余谬论（尚有其三）的摧陷廓清，如此而已。

台北会议，酝酿一年，有如“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其成果自是有目共睹的。泛言之，其共识为：故宫本非摹本，更非“文彭伪摹”，而至少是北宋写本无疑。析言之，黄、何（传馨）与笔者皆持北宋苏家藏本，亦即南唐内府本之说；傅氏纵然不越雷池一步，但至少亦持北宋末写本之说。李氏自知其谬，孤掌难鸣，难免黯然神伤，势使然也。

三、2005年10月，《映写》再掀翻案狂澜

讵料好事多磨，狂澜再起。此一风波缘于傅申先生《确证<故宫本自叙帖>为北宋映写本》（以下简称《映写》，刊于台湾《典藏&#8226;古美术》2005年第11期）所创“不可逆”之“映写”新说，如石破天惊，惊世骇俗。据其考斠，《自叙》传世三大文本——故宫本、流日本、《契》本皆出北宋时一人一手一时，以同样的毛笔、笔字、纸张、底稿所“映写”（笔者戏称其为“六同”。又，“映写”者，傅氏自称乃其杜撰，即俗所谓“描红”是也），因而“三本皆伪”（《后续》，页21），均非怀素亲笔。自信其说足以填补千余年来《自叙》是否怀素所书的悬案，故《自叙》可因此而盖棺论定云。其文反复强调，以墨迹论，流日本与故宫本“无法分出优劣”，“同样是绝对放笔书写的写本”，“两本之间绝没有互相钩摹或‘映摹’的问题”，“同是根据同一祖本映著底本快速书写的‘映写本’双胞本。”（以上均援自《映写》，不详注）。又在演讲现场每每通过取样，以三组书迹作“透明投影片重叠比较”（亦即幻灯放大），以示学术公正、透明（受众多为专家、学者），故其结论在某种意义上乃是叠经无数专家学者反复验证之结果。无怪乎其自信“映写之说”“不可逆转”，尽得风流乃尔。时距台北会议曾不一载。惟其风头之劲，来势之猛，实属史无前例，遂使前此不久的会议共识虚有其表，淆紊弥甚，视先前之翻案风潮则大有过之而无不及。《自叙》之辨至此愈益扑朔迷离，歧异纷繁，直恐是“河清不可俟”矣。

傅申先生宏文《映写》，洋洋洒洒四万余言，崇论闳议，考核精审，气势恢宏。《典藏》特撰“编辑手记”《学术宏文惊世发见》冠诸篇首，竭力推介，肆意渲染，又称“引爆重量级学术话题”。“在断代的鉴定提出了较之于以往更具说服力的最新、最具体的证据”，盛赞该文为“殚精极虑的学术性巨作，堪称近世研究历代书迹中最具震撼力的立论，为中国书法史与鉴定研究提供了更为宏观与精确的治学态度”，令后学获益匪浅，是读者的最大福气，并以获傅氏首肯而担负首发该文重任而深感荣幸云云（均见该期页70）。另据悉，其文刊发之前，傅氏于10月28日在台北故宫文会堂演讲，展示其最新研究成果，“特以幻灯放大各种版本进行字迹比对，揭开《自叙帖》身世之谜，现场吸引两百多位学者专家与会”（同年十月二十九日，台湾《联合报》）。其余媒体报道大致仿佛，如台湾《中国时报》称傅“化身‘艺术界的李昌钰’，锲而不舍追究蛛丝马迹，……发表关键性研究结果”，透过三种文本交叉比对，“确认故宫藏本为北宋映写本，而非怀素真迹”，是其继2004年台北会议以来“获得重大突破”（同年十月二十九日台湾《中国时报》）。……

笔者细绎其说，“映写”之由来端赖流日本而来。经其钩玄，流日本大似“一登龙门，而身价百倍”，乃至堪与与国之瑰宝故宫本，相提并论，既“无法分出优劣”，又绝对是放笔而书的写本，两者书迹、行款、佈局，大抵仿佛，乃至帖纸大小、缝线、苏氏印记、南唐御玺均出同一套印章所钤，……于是千古奇案“量产”“映写”“多胞”、“六同”、 “舜钦伪作”、“映写制作之详细流程”等种种诡异、离谱之戏剧细节应运演绎而成，目下令人应接不暇之历史戏说恐亦只得自叹不如。其实，不论傅氏对流日本表示出何等的“惊讶”，乃至“惊异万分”；也不论其描述是何等的神乎其神，如天花之纷纷乱坠，读者只要稍稍冷静思考，便不难认定一个清晰而基本的客观事实：流日本既是在清末（1903）前已流入东瀛，先后且经大鉴定家、汉学家石川节堂（1842-1931）、谷铁臣（1822-1905）、长尾甲（1864-1942）等品鉴，1934年为外川内山松世购得，并于次年（1935）精印传世，在东瀛显属公开的资料，则该国现代专家学者，如中田勇次郎、神田喜一郎，内藤乾吉、外山军冶、木村英一、那波利贞等必有所见闻，然则诸家何以委而弗取？其中尤其是生活在整个20世纪，年寿届于期颐、以晋唐名迹研究著称的权威中田氏在其怀素及《自叙》等专题研究中乃至不著一词？即以闻见局限诠释，亦何至集体失语？此事至少可以另一侧面反映出流日本必不至于如傅氏之所张扬的那般离奇。退而论之，即在遗珠之列，亦不过尔尔。启功以其为摹本而漠然视之，并未形诸笔墨，即为一例（详见启文）。鉴此更可知其首要前提乃在流日本身份之验证。倘果如傅说，“映写”或有推导之可能；反之，则何异空中楼阁，天方夜谭！是以确定流日本之属性乃是勘验傅说能否立论的试金石。

经笔者反复审察甄别，尤于其细微之处细察慎考、剖毫析芒，流日本绝非写本，而是彻头彻尾、地地道道钩摹而成，其人工斧凿之痕历历可辨，岂可掩饰？因知傅氏于考证伊始，已犯“颠倒之见“，于是乎戴有色镜直入误区而不自知。既囿于先入为主的成见，自我陶醉于其间久之，无怪乎看朱成碧，而南辕北辙，终于迷途忘返。须知目鉴失眼，则由此所作推论，概无立论之可能，其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何异？故“映写”之说，实与乌托邦仿佛，镜花水月，子虚乌有而已也。

不过，鉴于傅氏“映写”之说先声夺人，首场演讲即在台北故宫举办，媒体极力渲染，推波助澜；故宫专家低调应对，不置可否；门生、粉丝（fans）着力追捧，顶礼膜拜；即其“论敌”李郁周亦五体投地、深表钦佩。其后三年间，傅氏频繁演讲，穿梭于海峡两岸、港澳等地，不遗余力，以广其传，因而在客观上，其错误持论业已造成负严重的负面影响。正如其《诊断》所云：“一旦制造出错误的结论，对大多数的读者而言，由于不易或无从辨别，而积非成是造成是非混淆，再要加以澄清，虽不像等待黄河之清那么困难，但毕竟没有比搅浑之前加以澄清那么容易了。若是参与辨论的人越多，头绪就越纷繁杂乱，使一般的旁观者更觉迷糊，不知所从，有时连专家们也望而却步！这种情形，往往须假以时日，方能澄清，……”（《诊断》，页32）

《映写》所造成的混淆已相当严重，主要在于以下诸方面：

1、以摹本与国之重宝《自叙》故宫本一视同仁，相提并论（其实，连最起码的类比的科学性也不存在）固已以假乱真，颠倒是非，使瓦缶雷鸣，其后果无非是黄钟毀弃。真是“假（仿）作真时真亦假”，由此引出一系列错误结论，使读者茫然不知适从。

2、使不久前的台北会议共识成为“昙花一现”；

惟据会议共识，故宫本至少是北宋写本，亦不排斥为宋初、五代间名迹。《映写》断故宫本、流日本“二者俱伪”“绝对不是怀素的亲笔真迹”（《映写》，页86），一笔勾销会议共识，已毋庸置辩。

3、使台北故宫、日本联手进行的高科技检测徒有虚名，似是而非。《映写》在《检测报告》正式发表之时，声称“应当对几乎相反的结论有所检讨与说明，以免读者产生新的迷惑。”云云。斟酌其说，无非是抽象肯定而具体否定（详见专文考辨）。
对于高科技检测，傅氏先称“对故宫本有正面的结果和新的发现”，“甚感振奋”。然而，当《怀素<自叙帖卷>检测报告》当（简称《检测》，台北故宫2005年10月初版）正式发表时，傅氏旋即改口，郑重声明“应当对几乎相反的结论有所检讨与说明，以免读者产生新的迷惑。”其“回应”分三点：

（1）检测结果，显示首纸与第二纸质明显不同，墨色“略有不同。”故宫指出“……不过至少符合苏舜钦本必需是以另一张纸补书的必要条件。”这正是苏家本必须符合首纸六行的纸质必须与其后纸质不同的先决条件。”但傅氏诘难云， “不排除复制者刻意为这一纸（即首纸）的六行选项用了不同的纸张，甚至磨了不同的墨汁……”

（2）检测南唐与北宋苏氏五印“略有深浅之别”或“色泽略近”，故宫解释为“可以确知（南唐及苏印）各用不同的印泥钤盖，符合其不同归属的情形。”傅氏质疑，提出 “不排除伪作者…选用不同印泥钤盖”……

（3）指出其限制与误区，引用美国科技鉴定绘画准确度约70%，以及医学上X光片“必须透过专家”方能得出结论……总之，傅氏称故宫本无论纸、墨、印情形如何，“都不能改变这是北宋复制的的事实”云云。（《映写》页127-130）

总之，对于检测，傅氏认为：一是检测“仍在起步阶段”，其精确度有待考验；二是使用不同纸墨作伪，“并非深奥的思维和难行的事”，其弦外之音，不言自明。

按，傅氏对检测，其实是抽象肯定而具体否定：先称 “甚感振奋”，具体回应却无不明示检测于判断、鉴别纸、墨、印泥之类无济于事，徒具形式。“因不排除（各类傅氏所提的可能）……”等。最终指出其限制与误区，着重于检测结果必须“透过专家的研判和解读”才能有正确结论。事实上，在《检测》中台北故宫专家团队皆有详细的解读，但傅氏显然不屑一顾，因而一概不能视作定论。人们不禁要问，何人方可荣膺此“专家”之重任？其人显然呼之欲出，当然是舍“我”其谁也！

4、傅氏《映写》甫出，李郁周立即表示赞同，其《故宫卷<自叙帖>是一件作伪的摹本》（撰于2005年11月，台湾《中华书道》2006年春季号，总第51期）称傅氏“论点可以服人”。不过特意李指出，《映写》推翻其研讨会及巨著《诊断》中 “绝非摹本”的旧说，给肯定论者以“断然的否定”。又否定持“写本”说诸家之见，以及两宋以来迄于明清苏辙等所有题跋者的眼光，“最重要的则是完全肯定启功‘摹本说’的立论”，（同上，页54），当然也赞同李自己的“摹本说”，并感谢傅为他“平反”……。这似乎使傅氏甚感唐突，大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之感。因傅氏研讨会论文及《诊断》的主要论点分明是故宫本为“写本”而非“摹本”，且为主要批驳李氏“摹本”说者之一。但李氏“让证据说话”，故宫本按傅说既属有底稿垫在纸下所写，则为摹本。因“摹本”的定义即“凡是书法作品母本垫在底下，然后依样写成、描成或钩填成，……即是‘摹本’。”李氏故意混淆视听，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且无限引伸，迫使傅氏捉襟见肘，有口难辩，虽力白 “并不推翻旧说”而不惮烦，但李氏“不动如山”，稳操左劵。盖其“摹本”说定义并无差忒。傅氏自相矛盾，进退两难，但又不能回避。倘默认李说，则后果明显是进入“颠倒梦想”境地：故宫本非写本而是摹本，启、李摹本说皆属正确，应予“平反”，而写本论者均误，傅氏自己推翻旧说……如此这般，台北会议成果亦似毁于一旦，写摹、是非、正误，大似浑然一体，无需分辨，亦难以辨明，……遂致一种不堪收拾、越发杂乱纷纠的局面。

其实，根本症结乃在正本清源，在于流日本固为钩摹事实的揭示，则“映写”纯属无根之谈而已。启、李伪摹说之谬妄既成铁案，岂容死灰复燃，东山再起？因而毋论李氏有心混水摸鱼，抑或无意栽柳，局面之混乱不堪已成客观之存在，傅氏自陷泥淖灼然可明。先前，对于李郁周误以水镜堂刻本为底本而诬故宫本为伪摹，傅氏《诊断》曾感慨系之，寄语李氏云：“刻本（指《水镜堂本》）原无陷井，幸勿颠倒视之，慎毋自陷其中。”（《诊断》，页301）曾几何时，而傅氏自堕“陷井”。然则，流日本何尝异于水镜堂本，傅氏又何必自陷其中耶？

2006年7月，傅氏以《后续》投稿《书法》，除申论《映写》观点、内容外，重点在于对李氏诸说加以辨解，一再声明不推翻旧说，从未倾向（故宫本）是真迹等问题等，其实是越解释越糊涂，事倍功半，而徒呼奈何。其于李说中“最重要的则是完全肯定启功‘摹本说’的立论”既不论辨，亦不予理会，大似采用鸵鸟埋头式战术以应之。

后记：

傅氏对流日本之误鉴，导致“映写说”等一系列荒谬推论，可谓错上加错，谬讹百出，在客观上，几欲使国宝蒙受覆盆之冤，造成学界莫大的纷扰。究其实质，殊非深奥学问之类，而是常识性的低级错误大杂烩而已。但问题在于，傅氏之说既已先声夺人，时人震其盛名，慑其权威，一味贵远贱近，信耳废目，惛惛然， “不加深究而和之”，遂使真伪莫辨，是非颠倒，而“映写”之说乃能风靡一时，令人喟叹。然后知“世多耳鉴，遂久莫辨”洵非过甚其词。古人云“言之者未必能行，行之者未必能言，”又云“毫厘千里”，信夫！

谦堂

::gif88::gif

黄英华

顶

陈默是

::gif88::gif::gif88::gif::gif34::gif

陈默是

::gif88::gif::gif88::gif::gif34::gif

陈默是

::gif88::gif::gif88::gif::gif34::gif

刘四海

进来学习一下！！

刘四海

::gif34::gif::gif27::gif

刘正成

::gif88::gif 洗耳静候穆、何二位高论！

老妖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