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寿田：再论《自叙帖》真伪论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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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自叙帖》真伪论辩  
  （选自《书法》2006年第5期）
姜寿田

　　关于《自叙帖》的真伪问题，几十年来，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但是，相对来说，对书法史写作的影响不大。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本书法史史著，对怀素《自叙帖》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可见，书法史学界在《自叙帖》真伪问题上还是相当谨慎的。由此，关于怀素《自叙帖》真伪问题，在史学界关注的人并不多，也没有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兰亭》论辩那样形成一个波及面甚广，引起学者普遍关注、参与的论辩高潮。相对于大陆史学界，台湾学者对《自叙帖》真伪问题关注较多，研究也较深入，李郁周、王裕民、傅申等皆出版有《自叙帖》真伪考辨的专著。专题研讨方面，近年成果也颇为显著，二○○四年十月，由中华书道学会、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中华文物学会联合发起主办了“怀素《自叙帖》唐代草书学术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由于集中了海峡两岸一流学者参加，并对《自叙帖》原作进行了实地鉴赏观摩，同时台北故宫博物院还与日本东京产文化财政研究所合作，借助科学手段进行了检测，因而这次研讨会在海峡两岸书法史学界引起普遍关注。研讨会较为一致的结论和科学检测结果，否定了《自叙帖》“摹本说”、“伪本说”，确证台北故宫本《自叙帖》为怀素真迹。傅申还在会议期间出版了专著《书法鉴定——兼怀素〈自叙帖〉真迹临床论断》一书，针对李郁周《自叙帖》“文彭摹本说”及启功、徐邦达、萧燕翼等学者的摹本说、临本说、临写说进行了系统的反驳。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石守谦认为：“怀素台北故宫《自叙帖》的真伪是哗众取宠。”大陆学者黄惇、穆棣也持《自叙帖》为怀素真迹的观点。鉴于这次会议的高端性，加之辅之以实物观摩与科学检测，因而其得出的台北故宫卷《自叙帖》为怀素真迹的结论较为令人信服，甚至给人一个印象，以这次研讨会的研究成果为标志，在很大程度上宣告了怀素《自叙帖》真伪论辩的终结。

　　但傅申在二○○五年第十一期台北《典藏》杂志，发表《确证台北故宫本〈自叙帖〉为北宋映写本——从流日半卷本论〈自叙帖〉非怀素亲笔》一文，依据最近发现的一件流传于日本的怀素《自叙帖》墨迹残卷珂版印刷本，完全推翻了自己在《书法鉴定——兼怀素〈自叙帖〉真迹临作诊断》一书中所得出的台北故宫本《自叙帖》为真迹，非文彭摹本的结论，转而倾向于他过去极力反对的李郁周“摹本说”，从而使《自叙帖》真伪论辩又峰回路转，波澜再起。

　　据李郁周介绍：“这卷残本只剩三纸三十行（自第六十五行‘之奔蛇’起至第九十四行‘转奇诡’止；三纸共有四处合缝印记，第一纸右侧印记只剩左半，第三纸左侧印记只剩右半；第一、二纸之间与第二、三纸之间的合缝印记完整无缺；卷尾剩有南宋滕仲固与倪祖义两跋。滕氏谓系从黄庭坚四世孙黄存之处获观。滕倪两人题跋时，此卷《自叙帖》应仍是完整不缺的全卷，不知何时全卷被割分，三纸与滕倪二跋归于一人之手；一九○○年之前，这件《自叙帖》残卷成为日本藏家的插架宝物，这件残卷印本末尾有铅印的原收藏者石川舜台（一八四二—一九三一）观赏谷铁臣（一八二二—一九○五）与其后购买者内山松世（一八六四—一九四五）的跋文，内山松世跋称一九三四年从石川舜台的孙子石川现雍处购得，存放在柳原文库中，并于一九三五年以玻璃版（珂）印刷面世。”（见二○○六年第二期《书法》，李郁周《台北故宫卷〈自叙帖〉是一件作伪的摹本》）。

　　傅申作为海外资深的中国书画研究鉴定专家，在没有获得新的证据的前提下，他当然不可能轻易改变或推翻自己的学术观点，因而他的这一新观点的提出，自然不能不使人倍加关注。一直持《自叙帖》“文彭摹本说”并受到傅申系统驳难的李郁周，对此便做出了积极回应。他认为：“傅申教授发现日本残卷《自叙帖》，确证台北故宫卷绝非怀素真迹，这是了不起的研究成果，值得击节喝彩。知识可以错误！常识不可以错误。”

　　对傅申新提出的台北故宫卷《自叙帖》系北宋摹本的新观点，当然应该严肃慎重对待，但这一观点是否合乎史实，依据日本新发现《自叙帖》珂版墨迹残卷是否就能确证《自叙帖》为摹本无疑，我认为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因为这中间还存在很多疑点。

　　一、不能以日本珂版《自叙帖》墨迹残卷反证台北故宫《自叙帖》墨迹本为摹本。

　　据介绍，傅申先生最近发现的日本珂版《自叙帖》墨迹残卷出版于一九三五年。珂版即印刷品，而不是墨迹，这样一来，我们不免首先要发生疑问：依一个《自叙帖》墨迹残卷的印刷品，怎么能够用来反证全本存世的台北故宫本《自叙帖》为伪本？按鉴定常识，对传世文物是不能依印刷品定真伪的，而傅申先生则恰恰相反，反而对存世墨迹全本台北故宫卷《自叙帖》不予置信，而以一个日本《自叙帖》墨迹残卷珂本来证明台北故宫卷《自叙帖》为伪本，这不是有些违反鉴定常识吗？

　　在某种程度上，用印刷品来作为传世文物的考证依据是极不可靠也极其冒险的——印刷品无论史料价值还是真实性都是要大打折扣的——况且这里面还存有很多疑点：（一）日本《自叙帖》墨迹残卷既然是珂版，应该印数较大，即使是限量印刷，至少也应印刷几十本或几百本，否则便失去印刷的意义，为何至今只发现孤本？（二）一九三五年出版的《自叙帖》残卷珂版，离今天只有七十年，应该藏家很多，也较易发现，为何至今只有独家发现？（三）日本向来极为重视中国书法，像《自叙帖》这样的传世巨迹，无论公私收藏家，都会引为无上荣耀，并会示人以自贵，为何至今只有珂版而无墨迹本面世？

　　此外，据介绍，日本珂版《自叙帖》墨迹残卷上有南宋腾仲固、倪祖义二跋。腾氏谓该卷系从黄庭坚四世孙黄存处获观，由于是印刷品，又系残卷，这只能阙疑，而未足采信。当然，如果墨迹本则又另当别论了。退一步讲，即使腾仲固、倪祖义两跋可作参考，则台北故宫卷《自叙帖》南唐李煜时即入内府，后为米芾《宝章待访录》存录，并一直流传有序，从年代上讲，也早于日本珂版《自叙帖》残卷。由此，又如何能够以晚出的《自叙帖》残本印刷品来反证早出的现仍存世的全本台北故宫本《自叙帖》为伪呢？

　　至于这个最近发现流传日本的《自叙帖》残卷珂本背景真相如何，还有待进一步地研究、关注。

　　二、揭开《自叙帖》真伪之谜的证据即在台北故宫本《自叙帖》本身。

　　我认为长期以来围绕《自叙帖》真伪论辩，之所以疑窦丛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学者先入为主的成见造成的。因为始终不相信台北故宫藏《自叙帖》为怀素真迹，而将其视为伪本，因而便不惜连篇累牍地进行考证以证其伪，或者像傅申先生那样，因发现一日本流传珂版《自叙帖》残卷，便马上据此以证台北故宫本《自叙帖》为伪本便是必然的了。我认为，上述做法，不仅不能真正解决《自叙帖》真伪问题，反而会离《自叙帖》真伪问题的解决愈来愈远，如治丝益棼，徒增混乱。

　　事实上，《自叙帖》真伪的谜底就在台北故宫本《自叙帖》自身，而不在其他。只是长期以来人们不愿意面对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罢了。道理很简单，只要证明台北故宫本《自叙帖》是写本而非摹本，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证明台北故宫本《自叙帖》为怀素传世《自叙帖》真迹无疑；而这对像傅申这样长期供职台北故宫博物院，经常有机会亲睹台北故宫本《自叙帖》原作并长期以之作为研究对象的资深学者、鉴定家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据说“傅申与何传馨先生是极力主张要观察台北故宫卷原物的”，但李郁周先生却认为：“细看原物与否，对‘真迹’与‘摹本’的鉴别结果，并未产生正反完全不同的影响。”从李郁周先生上述语焉不详的话中我们似乎只能得到当事者不愿意弄清真相的印象。而傅申先生对此也说过“科学鉴定的结果只能辨伪，不能判真”这样颇为暧昧的话。辨伪的结果就是判真，既不能判真又如何辨伪？这种观念的含混为傅申先生后来的立场转向埋下了伏笔。

　　因而，颇令人诧异的是，对台北故宫本《自叙帖》究竟是写本还是摹本，台湾学者长期以来始终拿不出一个像样的结论，而是陷于无休止的真伪辩论中。如果说启功先生因无缘看到《自叙帖》原作，仅从印刷品上得出《自叙帖》为摹本的结论，尚属情有可原的话，则亲睹台湾故宫本《自叙帖》真身的台湾学者连其是写本还是摹本都搞不清楚则实属可笑了。毕竟写本与摹本差距是巨大的，而对举世瞩目的一件国宝级文物，至今连写本还是摹本都难以搞清实属闻所未闻。传世文物真伪鉴定的难点一般在作者归属问题，而文物本身是写本还是摹本的鉴定则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台湾故宫本《自叙帖》真伪的考辨作者归属问题在其次，而首要是究竟是写本还是摹本，这个问题解决了，则其他问题也就随之解决了。但长期以来台湾学者在台湾故宫本《自叙帖》究竟是写本还是摹本问题上，却分成针锋相对的两派：一派以李郁周、王裕民为代表；一派以傅申、何传馨为代表。李郁周长期从事《自叙帖》研究，发表数十篇考证文章，结集为《怀素〈自叙帖〉千年探秘》、《怀素〈自叙帖〉鉴识论集》二书，他受启功摹本说影响，认为台北故宫本《自叙帖》系文彭一人伪造；王裕民也持与李郁周相同的观点，认为《自叙帖》是摹本、假国宝。傅申针对李郁周观点，写成考证专著《书法鉴定——兼怀素〈自叙帖〉临床诊断》，从流传、纸张、收藏、题跋、钤印、笔法各个方面加以考证鉴识，给予摹本说以有力的反驳，彻底否定了《自叙帖》摹本说。

　　不过如上文所述，最近傅申先生在观点上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尽弃己说，转而转向支持李郁周的《自叙帖》摹本说。

　　应该说，在台北故宫本《自叙帖》原本俱在的情况下，正确鉴定其为写本还是摹本应是昭然立判的，这即使是从笔法方面分析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自叙帖》凡一百六十二行，近七百字，如是映摹本，在书写速度上或用笔上必定滞缓、均匀，在转笔或长线条表现时一定会有补笔接笔处。而摹本在线条力度上也必无写本之力度，并且不会有强烈的擒控提按和自然流畅的节奏，如果对光反背映照肯定会有笔法破绽，而这些弊端在台北故宫本《自叙帖》皆不存在。《自叙帖》几乎是一气呵成，节奏强烈自然，线条流畅而富有力度、纵笔而往，无一犹豫懈怠之笔，也无一失控浮滑之笔，在保持高速运笔的情况下，仍一以贯之地体现出圆劲的篆书笔意。点画精谨，绝非摹勒所能为。像《自叙帖》这样的狂草，要得其形似已属不易，而要得其擒纵之势与神韵则更是难矣。周星莲《临池管见》说：“擒纵二字是书家要诀，有擒纵方有节制，有生杀，用笔乃醒，醒则骨节通灵，自无僵卧纸上之病，否则寻行数墨，暗中索摸，虽略得其波磔往来之迹，不过优孟衣冠，登场傀儡，何足语斯道矣。”《自叙帖》之超人处，全以气势撼人，而其笔法之精绝，犹可谓功侔造化。

　　颇具说服力的是，在“怀素《自叙帖》与唐代草书学术研讨会”期间，台湾故宫博物院与日本财政研究所合作，“通过对院藏怀素《自叙帖》墨迹卷进行八千八百万像素的数码高精度拍摄、红外线反射及透射、荧光数位摄影，对此卷的物质状况，如纸张、修补、装裱、隔水和隐盖在印章下的印章进行了科学检验，使其有更清晰的呈现”。检测结果表明台北故宫藏《自叙帖》为写本无疑。

　　三、误读的缘由

　　台湾学者李郁周认为台北故宫本《自叙帖》为文彭摹本的观点虽受到启功“摹本说”的影响，但主要还是因对台北故宫本《自叙帖》文彭跋语中“谨摹一过”一语的误读而造成，或者换句话说，对文彭“谨摹一过”之语的误读加深了他对摹本说的确信。事实上，文彭跋中“谨摹一过”一语，只是勾摹之意，而不能作以摹充真解，试想，如果文彭真要伪造《自叙帖》，他如何会在《自叙帖》跋语中不打自招地道破天机呢？而且，文彭有临本《自叙帖》传世，风格笔法也与《自叙帖》差之甚远。关于苏舜钦补本《自叙帖》的流传、收藏以及他自己观摩《自叙帖》和将其勾摹上石的情况，文徵明在《自叙帖》跋中曾有一段清晰的说明：“藏真书如散僧入圣，虽狂怪怒张，而求其点画波发，有不合于轨范者，盖鲜。东坡谓如没入操舟，初无意于济否，是以覆却万变而举目自若，其近于有道者邪。若此《自叙帖》盖封锁毫发遗恨矣。曾空青跋语谓，世有三本，而此本为苏子美所藏。余按，米氏《宝章待访录》云：‘怀素《自叙》在苏泌家，前一纸破碎不存，其父舜钦补之，又尝见石刻有舜钦自题云：素师《自叙》前纸糜溃不可缀辑，书以补之。’此帖前六行，纸墨微异，隐然有补处，而乃无此跋，不知何也。空青又云：冯当世本后归上方，而石刻为内阁本，岂即冯青氏所藏邪。又此帖有建业文房印及升元重装，岁月是曾南唐李氏，而黄长睿《东观余论》有题唐通叟所藏《自叙》亦云南唐集贤所蓄。则此帖又尝属唐氏，而长睿题字乃亦不存。以是知转徙沦失不特米薛刘三人而已。成化间，此帖藏荆门守江阴徐泰家，后归徐文靖公。文靖殁归吴文肃，最后为陆家宰所得。陆被祸遂失所传。往岁先师吴文定公尝从荆门借临一本，间示徵明，曰：“此独得其形似耳，若见真迹，不啻远矣。盖先师殁二十年始见真迹，回视临本，已得十九，特非郭（廓）填，故不无小异耳。昔黄长睿谓古人拓书如水月镜像，必廓填乃佳。廓填谓双钩墨填耳。余既获观真迹，遂用古法双钩入石，累数月始就，视吴本虽风神气韵不逮远甚，而点画形似无纤毫不备，庶几不失其真也。”

　　由文徵明跋语可知，明成化年间，文徵明最初是从他的老师吴文定处见到吴文定借临荆门所藏的《自叙帖》临本。吴文定自认自己的临本只是得其形似，而与真迹相差甚远。吴文定去世二十年后，文徵明始得见《自叙帖》真迹，将吴文定临本《自叙帖》真迹相较，已大得形似，只是因为不是廓填勾摹，故稍有异处。于是文徵明便依真迹双钩上石，前后用了数月时间才完成，此即为水镜堂刻本，其母本即苏液，亦即台北故宫本《自叙帖》。

　　傅申先生认为水镜堂刻本是由文徵明、文彭父子共同勾摹完成，刻手为当时名手章简甫。这可以由台北故宫卷《自叙帖》后的跋文中得到证明。文徵明的跋文写于“嘉靖壬辰六月廿又二日”，文彭释文写于嘉靖壬辰夏五月望日，几乎写于同时。李郁周先生认为《自叙帖》为文彭勾摹伪造的，而所依据的就是文彭跋语中“谨摹一过”一语，实际上“谨摹一过”即指文彭与其父文徵明于嘉靖十七年（一五三八）共同勾摹《自叙帖》水镜堂刻本。文彭在当时即以擅勾摹称。王世贞便称文彭“临摹双钩，是吾朝第一手”。除《自叙帖》水镜堂刻本外，嘉靖元年（一五二二）文彭还与其父文徵明勾摹《真赏斋帖》三卷（也为章简甫所刻），可见“谨摹一过”即指水镜堂刻本。

　　四、不是结论的结论

　　围绕《自叙帖》真伪考辨，论证其为伪作者，前后有启功的“摹本说”、“伪作说”，徐邦达的跋真帖临说，萧燕翼的跋真帖摹说，朱关田的伪托说，李郁周的文彭摹本说，傅申的苏舜钦或苏沂摹本说，可谓众说纷纭，各逞其奇。我认为，在台北故宫本《自叙帖》原作完整存世的情况下，不论认为其是怀素真迹还是伪作，台北故宫本《自叙帖》都是问题的核心。因而，《自叙帖》真伪论辩的前提条件，首先便需搞清和确认台北故宫本《自叙帖》到底是写本还是摹本，这是《自叙帖》真伪论辩的关键，也是揭开《自叙帖》真伪之谜的关键。将这个最核心的问题弃置一旁，而不停地在史料跋语中寻行数墨，寻找不着边际的旁证或漫作抽绎推理，只能徒增混乱，使《自叙帖》真伪论辩陷入误区。

　　事实上，《自叙帖》真伪论辩的起因，即是因为从一开始就没有搞清台北故宫本《自叙帖》是写本还是摹本而引起，后来论辩之所以愈来愈歧义迭出，愈来愈复杂混乱，也是因为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台北故宫本《自叙帖》是临本还是摹本问题。如果将台北故宫本《自叙帖》是写本抑或是临本问题彻底搞清，则《自叙帖》真伪问题也就面临解决了。正如黄惇先生所言：“只要推翻了摹本说，其余关于摹本的所有推论都是天方夜谭！”因而我认为，目前《自叙帖》真伪论辩的核心问题，不是从文献史料上剔抉爬梳寻找证据，以证其真或证其伪，而是应围绕台北故宫本《自叙帖》本身作一彻底鉴定，最终搞清其到底是写本还是摹本。为此，应再次组织海峡两岸专家、学者专门召开一次《自叙帖》真伪专题鉴定讨论会，结合实地原作观摩、鉴识，对《自叙帖》真伪做出权威的鉴定。对《自叙帖》这样一件传世墨迹完本，确定其是摹还是写应该不是太困难的事，因为还没有听说哪件传世书法珍品连摹本还是写本都无法搞清的事。如果海内外一流书画鉴定家、学者，连《自叙帖》这样一件国宝级的传世巨迹，究竟是写本还是摹本都始终鉴定不清，那么，即使写再多的《自叙帖》考证文章，出版再多的《自叙帖》考证专著，又有什么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