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味泼辣——郑志刚解剖“俗隶”！

李丰原

按：此文乃书画批评家郑志刚应《中国书法》杂志之邀而作，见该杂志2012年第02期（发表时略有删节）。            

                       式微，式微！胡不归？
                                                                             ———当代“俗隶”现象卮议

                                                                                郑志刚

        隶书写得俗与不俗，其实是个很“相对”的话题，主要看作品所处的时代背景。时代坐标不同，审美习尚必然殊异。一个有趣而又发人省思的现象是，今天陆续出土、七彩纷呈、悦目动心的大量民间隶书遗存，在汉唐士大夫阶层看来，也许是不值一哂的。而类如《熹平石经》、《三体石经》等在隶书通行的汉魏时代用以昭示典重、被主流族群目为楷则的作品，依今日审美，反不如那些名不见经传的令史、书佐留下的书迹更具艺术价值。

    东汉那些辉耀书史的煌煌刻石，譬如《张景碑》（佚名书）、《鲜于璜碑》（佚名书）、《衡方碑》（朱登书）、《张迁碑》（或故吏韦萌书）、《石门颂》（书佐王戒书）、《西狭颂》（从史仇靖书）、《郙阁颂》（仇绋书）、《景君碑》（佚名书）、《西岳华山庙碑》（书佐郭香察书）等，实际上多为声名不彰的地方性书家（郡县行政官员的书记秘书）所为。比起陈遵、曹喜、杜操、王次仲、崔瑗、崔寔、张芝、蔡邕、师宜官、刘德升、梁鹄等名垂史籍、声被朝野、却没有可靠作品存世的汉代书家，这些留下彪炳千秋的隶书巨作的令史、书佐们的艺术人生，委实太过黯淡。

    或许可作如是揆度：即便上述著名书家群体有经意为之的可靠书迹，其艺术水准，也未必能突过这些众所稔知的东汉丰碑。有《熹平石经》这般例子，我们甚至可以较为肯定地说，名家名作为重重非艺术因素所牢笼拘羁，往往丛生习气，沦于刻板熟俗。而那些无籍籍之名的令史、书佐，书写情态较为沉潜、个性活力适度张扬，反倒在无意间“拿捏”到一个恰好的创作平衡点上，微微紧张、淡淡放纵，既有秩序，又富情采，杰作便水到渠成地诞生了。

    近两年来，我对少人问津的河南安阳曹操高陵所出的系列石牌书迹，进行了孤独地系统关注。还以这部分汉末隶书刻石为基点，在一个相对紧凑的地理、时空及书风半径内，对《鲁潜墓志》、西门豹祠石柱残刻等数件十六国时期的隶书作品，逐次作了个案考读。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了“西高穴体”汉晋刻石书风这一全新的艺术概念。这中间引人兴奋的一个亮点是，经过较为理性地推断，我斗胆得出这批曹操高陵石牌隶书，有可能出自梁鹄（或以梁鹄为核心的书法组合）腕下的结论。但是，客观地讲，尽管这批隶书有不少可推许处，但终究还是附生了汉末隶书在“楷化”过程中所渗出的刻板造作习气，与东汉诸名刻尚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如果将《熹平石经》、《三体石经》以及有可能出自梁鹄之手的这部分曹操高陵规范化“八分体”石牌，归入“俗隶”范畴的话，那么，千载之后充斥于今日展厅歪七扭八、刻意润燥、内涵浇漓的隶书作品，可否谓之另一个极端的别一种“俗”呢？并且，这种颇具浮躁时代“神经质”特色，或耸乳摆胯、或黥首刖足、或蓬头垢面、或装憨卖傻的“新俗隶”，之所以能在十数年间风靡全国，可否归咎于一些充斥了功利味道的展览以及在这些展览中掌控着评审大权的当代书法“名公”呢？

    隶书勃盛于两汉，至魏晋式微，说直接点，自南北朝至晚明，不再有隶书的舞台。所以，这个漫长的过程中，隶书仅成了一个若有似无的淡淡背影。信手拎出一个书法名家单子，王羲之、王僧虔、崔浩、智永、欧阳询、颜真卿、张旭、李邕、孙过庭、米芾、苏轼、黄庭坚、赵孟頫、文徵明、徐渭、董其昌、黄道周、王铎、傅山等，隶书都写得很差，但绝不丢人。因为在他们各自活跃的朝代，隶书不再是考量书家水准的“必修课”。迨及清初，金石学催发下的碑学运动开始揭幕，作为碑学书法的第一个隶书弄潮儿，郑簠在书史上的独有形象必将熠熠永在。郑氏一生沉酣隶事，初自明人宋珏入，孜孜廿载后，却有“日就支离，去古渐远。深悔从前不求原本，乃学汉碑，始知朴而自古，拙而自奇”之慨。可以说，他为隶书在清代复兴掘出了第一条光明通道，一扫时习，迥出俗流，有开山之功。之后，金农、邓石如、伊秉绶、何绍基、赵之谦等继踵谷口，千载上溯，直取汉法，遂得俱蹈高境、各领风骚。

    而我们眼前“展厅效应”操控之下的隶书创作，抢夺眼球却成了第一要务。故而斯文含蓄一朝荡尽，争相搔首弄姿、百般杂耍、当街叫卖，期求将评委大人的“感官刺激”撩拨到极致，尔后荣登获奖、入选之榜单。以隶书投展览，多巨幅鸿篇、色纸拼接、印章错杂、形式出奇、字态疯癫、枯浓强烈、展蹙变态、疏密失当，竭尽全力将作品妆扮成补丁四布的“百衲衣”形象。所有送稿者都知道，如果不考虑如上因素，后果将不堪设想。这样的创作与评审，说得极端点，与青楼选秀在本质上并没有多少区别。

    “新俗隶”之所以能俗起来，根本原因是世态浮躁、远去朴厚，与隶书这般静态书体所要求的基本艺术轨则，恰成枘凿之乖。在国内书法界，被“多元激荡”等道貌岸然的口号所掩蔽之下的苍白与谫陋、褊狭与油滑，日渐凸显出来。“书官”大小决定价位高低、“奖次”高低决定艺术优劣，这样的游戏规则主导下，岂只一“隶”，“五体”俱俗势在必然！

     具体说来，“新俗隶”大概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露头，越十年而俗风日炽。尤其近十年，在数位当代“隶书”名公领跑之下，隶书创作愈加背离“传统美德”，沦入刻意造作的“炫技”沼泽。隶书的渊厚文化背景，如陈年壁画般片片剥落。内质畸变、线条中糠、笔墨躁乱、面目雷同、神情滑稽，或自粘胸毛般强作雄悍、或翘臀露乳般招摇妖淫，或摆演天真、或捏造老辣，或夹篆杂楷、或裹行挟草，要之，越“野狐禅”越高明、越“四不像”越出众！

    逊清周星莲《临池管见》云：“字有筋骨、血脉、皮肉、神韵、脂泽、气息，数者缺一不可。”对于当代隶书创作而言，这些似乎都可以置之不理。相反，青年隶书作者们几乎谁都知道，拜个好“码头”、紧跟“主流”风，倒是丁点含糊不得的事情。类如山西某君一度将隶书写得如四川某“名公”之复印件而不以为耻；京城某书法培训机构在某“名公”大旗之下，将一众学员的隶书“培养”得尽皆“枯柴乱叠”等现象，在书界往往而有。“名公”之害有如此者。

    透过“名公”们的头衔与腰包所喷发出的万丈光华，我们也许不难发现，其实他们对隶书并未下过多少寂寞功夫。稍有浮名之后，在“功利”列车连拉带扯地催促之下，便失去了对隶书纯粹而深挚的感情。既不咋读书，也不咋临帖；既不咋访碑，也不咋交游（倒是飞来飞去地走穴、剪彩，常常穿梭于肉山酒海之间）。就这样凭借花拳绣腿的皮相招式，纵横“书法江湖”数十载而贪享鲜花、掌声及无穷无尽的谄媚笑脸。

    跟着这样的“名公”们作隶书，隶书能不“式微”吗？在若然“式微”的环境中写隶书，隶书能不越写越俗吗？

    式微，式微！胡不归？

菩提无碍

好文章，振聋发聩！然世风败坏已久矣，浮躁已成积习，改之甚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