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观：郑志刚论文落选！（3）

李丰原

四、西门豹祠残柱刻石书迹
      西门豹祠残柱刻石，立于后赵建武六年(公元340年)，1975年左右发现于安阳县安丰乡丰乐镇西门豹祠遗址，现藏河北临漳县文物保管所。
    包括曹操高陵在内，“西门豹祠”是“邺城”周边一系列北方墓葬的一个公共方位坐标。《三国志•魏书•武帝记》有载，曹操葬于“西门豹祠西原上”的“高陵”。有两重证据可以证实，西门豹祠在漳河南岸、邺城故城西侧，即今安阳县安丰乡丰乐镇附近，故址尚存。西门豹祠残柱刻石（一称“赵建武中所修也”勒铭石柱）便是这两种证据之一，另一个是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浊漳水》。而西高穴大墓，恰好位于西门豹祠遗址西侧7.15公里处，与历史文献相互印证。[13]
      关于西门豹祠残柱刻石，赵明诚的《金石录》亦曾录载：“右《赵西门豹祠殿基记》云：‘赵建武六年，岁在庚子，秋八月庚寅，造赵西门豹祠殿基。’其下刻物象甚多，如土长、强良、硕章、舒悽雀之类，其名颇异。”
    此柱石现残存隶书10行、百余字（右侧另有榜题“圣人”二字单列），内容大略释作：赵建武六年岁在庚子秋八月□□□□□□□□□□□□；丈南北五丈高三尺五寸壁三□□□□□□□□□□□□；七尺上作回头殿屋三间间长□□□□□□□□□□□□；一丈五尺用杂材五百四十□□□□□□□□□□□□□；四尺五寸石夫高二尺栌拱□□□□□□□□□□□□□；尺搏基安白头委柱陌□用□□□□□□□□□□□□□；山采石筑基成殿用功三百五万□□□□□□□□□□□；世靳奴王身陈午张安匠孟黑燕□□□□□□□□□□□；吏臣杜波马孙殿中司马臣王基□□□□□□□□□□□；骑都尉臣刘諠左校令臣赵升殿□□□□□□□□□□□。
    有学者将此残柱与《鲁潜墓志》作逐一比对，发现凡是二者“互见”的文字，其结构都是一样的。[14] 从书法艺术视角作整体观照，兹石书迹行列匀整、字态端重、线质瘦挺、波磔略显夸张，较之鲁潜墓志，方锐不及而宽朗过之。但无论魏晋隶书怎样具有局部“亮点”，就时代大风气而言，移用启功先生的比喻，都已是汉隶之“蔗渣”了。

                          五、造猨戏绞柱石孔刻石书迹
      造猨戏绞柱石孔刻石（46×45厘米），刊于后赵建武四年（公元338年），民国年间出土于河北磁县，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
    磁县毗邻安阳，亦在“邺城”之大范围内。在地理半径、时代半径及书风半径等方面，造猨戏绞柱石孔刻石与曹操高陵石牌、鲁潜墓志等书迹颇多接近，可尝试作集束考察。
    此中孔刻石用为柱础，石孔右侧竖镌“赵建武四年泰武殿前造猨戏绞柱石孔”，隶书双行，行八字，有学者以为“是传世柱础刻字之最古者”。兹石书大小错落、有行无列，整体看来，右行前六字略显细弱谨饬，自“武殿”开始，笔力粗重、字形阔拓、势态恣肆，气格为之一振。
    这件作品虽为典型隶式，但一种倔实的楷书味儿，还是如盐在水般渗化于字里行间。与《鲁潜墓志》及曹操高陵石牌不同的是，这十六字隶书，点画并不强调锐厉直露，倒有沉实凝健之致。或许是露天存放、年久风化的缘故，此石书迹多圆笔，横画起笔重按，中段直进，行笔轻提，至尾则略按后上扬，状若扁舟。着重夸张凸显的，是主笔“雁尾”，弧形起伏或波状滚搓之后，重按而出，形成肥硕豪宕的波磔效果。

                                六、“西高穴体” 汉晋刻石书风
      曹操高陵石牌（汉末，220年，安丰乡西高穴村）、鲁潜墓志（后赵，345年，西高穴村）、西门豹祠残柱刻石（后赵，340年，安丰乡丰乐镇）、造猨戏绞柱石孔刻石（后赵，338年，河北磁县）等书迹，仅有百余年的时空差异，呈指掌团拢状，共处于汉晋“隶书楷化”的特定大氛围中。
    从书法艺术风格集约化归属的角度，我们可以尝试以“西高穴体”这个概念来统领它们（包括今后在此地域内陆续发现的同类书迹）。“西高穴体”汉晋刻石书风的主要特征是：“楷意”笼罩之下的隶书，体势宽扁、横线朗直排叠、线质挺健；“蚕头雁尾”的效果营造稍嫌过分，方锐峻板、手法雷同，不同程度地沾染了程式化习气；在楷、行笔意掺杂的情况下，局部时有或朴拙、或天真、或清逸、或奇崛、或沉凝、或恣肆、或强悍的新理异态，殊具别味；士大夫阶层的主流书写与民间匠作的率意所为，往往有较大的视觉差异。多数情况下，后者毫无挂碍、天性发溢的挥写，冲决了某些特定的书体条框限制，反倒更具生命活力和视觉冲击力。等等。
    事实上，对于在地域、时代、字体及艺术特性等方面具有趋同倾向的局域书风的命名，向来不乏例子。比如，近年来学者施安昌根据3世纪至6世纪的碑志和古文书，先后提出“西晋洛阳体”、“北凉体”、“北魏邙山体”等各具特征的地方性书法风格。拿其中的“北凉体”来说，施安昌总结为“点画峻厚，章法茂密，形成峻拔、犷悍的独特风格。”[15]
      就目前所见，“西高穴体”的适用范围大致有：“遣册”性质的陵墓石牌、画像石榜题文字、墓志、叙事题记刻石、柱础石、瓦当（邺城遗址出土的后赵“大赵万岁”、“富贵万岁”瓦当）等。整体来看，“西高穴体”多用于相对典重的场合，求取一种凝肃、端严的效果。


注释：
[1]刘庆柱.曹操高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A].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曹操高陵考古发现与研究[C].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177.
[2]韩国河.有关河南安阳“曹操高陵”的几个问题[A].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曹操高陵考古发现与研究[C].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88.
[3]王镛（主编）.中国书法简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73.
[4]王镛（主编）.中国书法简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87.
[5]叶培贵.学书引鉴[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57.
[6]王镛（主编）.中国书法简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79.
[7]张怀瓘.书断[A].见：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 [C].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183.
[8]朱熹.晦庵论书[A].见：崔尔平.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C]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147.
[9]王镛（主编）.中国书法简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87.
[10]张怀瓘.书断[A].见：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C].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182.
[11]刘庆柱.曹操高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A].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曹操高陵考古发现与研究[C].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180.
[12]郑志刚.“鲁潜墓志”略说[J].书画世界.2010.9（总第141期）：23.
[13]焦南峰.安阳西高穴墓地应是曹操高陵[A].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曹操高陵考古发现与研究[C].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33.
[14]唐际根.谁来传播“曹操墓”真相[A].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曹操高陵考古发现与研究 [C].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225—226.
[15]施安昌.北凉体书迹叙录——兼谈铭石书与写经书[A].见：第五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