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题翻新】顾廷龙、季羡林、冯其庸、李学勤、金维诺评价《中国书法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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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其庸：

新疆我去过五次，确实看到了维族人民很喜欢自己的文字，在书写方法上也很讲究。因此，《中国书法全集》中，是否可以适当地增加以少数民族书法为主的分卷；另外，在全集重印或再版时，建议适当增加图版特别是新发现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并且要尽量改用原作进行照相制版。为什么有些人觉得日本人出的书好？就是因为他们的制版和印刷精良。最近，故宫举办了‘晋唐书画真迹展’，大家不妨一看。几十年前，我曾看到苏东坡的一件书法真迹，简直象刚写的一样，纸好、墨好用笔也好，通篇给人的流畅自然的感觉。但现在同一件作品的印刷品，较之原作在精神与气息上就差远了。一般说来，多一道手续，就会减掉一层甚至几层原作的神采与形态，因此高质量的图集必须尽量用原作拍照的制版。建议《中国书法全集》各分卷前的彩印部分，在今后再版或出精华本时，作较大幅度的增加，因为这样一来书的档次自然会更高。

值得一提的是，在全集的编辑中，既要注意并精选历代那些无名书家的作品，同时要对号称为‘书法家’而实际上并没有多少艺术水平与价值的，严格把关，这是主编及各分卷主编的原则。不能因为他的名头、写了多少大的招牌就认为他是真正的书法艺术家了（众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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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集》工作任重道远

刘正成：

听了各位学界前辈的发言，我有四个方面的难题要向老师们请教。

首先是‘全’的难题。《中国书法全集》是白手起家，对我们来说，要把几千年来与书法篆刻有关的文献、资料作全面的收集与整理，工作非常艰苦。特别是传世的法书精华，大多数分布在大陆、台湾、日本和欧美各国。其中国内的东西，由于现在各大博物馆的收藏尚没有进行必要的整理与出版，有些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即便知道，也因为资料的封闭等原因而拍原作费去很大劲；台湾的收藏绝大多数是明代以前的精华，现在这部分东西由日本人出版了，他们印得较为传神逼真，为方便起见我们有选择地翻印了部分。要台湾方面提供原作的照片，数量少尚可，大量就很困难了。至于国外，以日本收藏中国古代的书法篆刻作品为多，但要见到原作，也不是一件易事。置于散布于欧美诸国的东西，由于上述国家对中国古代艺术特别是书画不大重视的缘故，很少公开，除了已出版的外，我们也知之甚少，更难以一睹其真容了。

至于我国民间的书法资料，当然很多，新发现或新出土的东西也不在少数，但对此我们又涉及到一个怎样选择与使用的问题，工作量极大。中国的艺术特别是书法艺术，还有雅与俗的问题，作为《中国书法全集》，既必须重视文人书法，又不能忽视民间与书法有关的一切，但怎样从这浩如烟海的作品中，挑选出有代表性的、有艺术价值或潜在艺术价值的东西，做起来非常困难与棘手。如墓志，数量那么多，却只能选出百种来。并且，在这百来件作品中，既要有代表性，又要有阶段性，还要尽量挑选未曾公开或很少见到的东西等，过程很复杂。现在我们《全集》一出，不出两个月，世界上各大博物馆就有了，他们很注意其中的新鲜作品与资料，但无论从艺术史的角度，还是从学术的角度出发，《全集》又不可能只是或将重点放在新资料与新发现作品的罗列上。无疑，这是我们一个很难两全与解决的矛盾。

其次，则是文献方面的问题。对《全集》中所收的所有作品，我们在作考释过程中，都要求要找到相应的文献资料，以便考释的展开，甚至还要尽量起到补充或更正某些文献失误的作用。如我们在徐渭卷的编撰中，就根据其墨迹校正了文献资料中的错误之处。当然，对墨迹与文献相矛盾处的甄别把握，又是一件需要很多知识支撑的很困难的事情。又如赵孟頫，虽说是各世界知名的艺术大家，却至今尚没有一个较为完整的年谱，我们经过努力，好不容易在浙江博物馆找到了一部并不全面的赵氏年表的手抄本，其中甚至连他的出生地也没有。但这些工作我们又必须去做并尽全力做好。日本出的《王铎书法集》，就是因为缺少应有的资料和对资料的灵活应用，印刷再好，在学术上也是有缺陷的。我们一旦放松这方面的工作，《中国书法全集》的学术水准马上降低！正是因为我们给自己出了难题，提了较高的要求，使我们的工作出现了一些无法独立或立即解决的问题。在此，希望各位前辈对我们多作帮助。

再有一个难题是艺术分析的难题。我们各分卷的主编，都是当代书法篆刻界的精英人物，但知识结构与特长却各不相同。因此，用什么样的眼光去分析和研究具体的书法篆刻作品，决不是用资料与文献的堆积就可以解决的。现在有关书法篆刻的艺术分析能够借鉴的东西很少，工作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同时，在进行艺术分析时，怎样使各分卷的主编们尽量地吸收当今先进的艺术分析方法等，也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要使百卷本的《中国书法全集》，在分卷之间达成一种内在的默契和统一，是很困难的。

对《全集》中所收历代法书作品的鉴定，我们也很慎重，除了应用最新的研究成果外，还非常注意老专家们的意见。如张旭的《古诗四帖》，谢稚柳、杨仁凯先生说它是真的，而徐邦达、启功等先生则说它是假的，并各有其一套道理。说它是假的，理由当然很充分，如其中的避讳有错等；说它是真的，理由也很充分，因为它的写法与字法，唐之前没有，唐之后也没有，艺术水准极高而非张旭所不能为。谢老等的看法，虽然没有什么直接的文献依据，但他是一个有着极高艺术修养的艺术家，我们当然相信他对好坏的问题的艺术眼光；但徐邦达先生的看法想来也不会有错。因此，对这样的作品，在全集中的处理方式，是我们必须解决的大难题。我们曾在《柳公权》分卷中，将徐邦达先生与曹宝麟先生有关《蒙诏帖》的文章放在一块，一说真、一说假，意见相左，这是万不得已的。总之，不圆满的解决上述问题，《全集》的‘含金量’将打上折扣。

国务院古籍规划与出版领导小组的同志，之所以关注并肯定我们的工作，我想是因为这项工作是有意义的。但另一方面也向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很任务。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对于一部大型的丛书，并不是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扬就是完美无缺了。实际上，在某些地方只要有一、两个专家发现问题，就足以影响书的声望与质量了。美国的傅申先生是西方研究中国艺术的佼佼者之一，在研究中很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当然，他看了《中国书法全集》后，认为书法研究的中心还是在中国大陆，因为从中很难挑出原则性的毛病与问题。又如美国的李惠闻，她研究董其昌的主要着眼点是董氏的交游考和签名，前者是历史学的问题，后者则是鉴定上的问题。可以说在这两个方面现在中国大陆超过她的人并不多。我们《董其昌》分卷一出来，她所关注的并不是董其昌的艺术本身，而非常注重其中有关董其昌的文章与年谱中是否有误或有没有新发现资料的应用等。又如日本二玄社的总编，是一个中国通，我们每出一本书他都看，对其中的图版从何而来，是否是新东西，他一清二楚。总之，从这个意义上讲，除了书法本身外，我们必须经得起各方面专家学者的检验。若在某一方面有错误或疏忽，是逃不过这些专家学者的慧眼的。

现在外国人做工作也做得很细，日本的中田勇次郎先生与顾先生同庚，对黄庭坚很有研究，我在日本时曾听他讲述他在日本京都一寺庙三百年前的故纸堆中发现并找到有关黄庭坚资料的故事。这是一个日本江户时代的刻本，记叙了南宋时一个名叫虎啸的日本僧人到中国见到黄庭坚墨迹后的题跋。这样的精神和仔细的工作，对我们是有感触的。我们要在努力发现新的东西的基础上，做好、做细有关的评传和考释工作。在研究方法上也要进行必要的改进与创新，以便使《全集》的整体水平有更大的提高与发展。

最后一个难题是如何使《中国书法全集》在宏扬民族传统文化中起到更大的作用的问题。这部书编辑部的财力有限，出书由民间投资，要加大资金投入也有很大的难度。现在纸张特别是《全集》所必须的进口纸张，涨价幅度很大，但一涨书价，必然会增加国内读者的负担，其社会影响当然也会受到相应的损害。《中国美术全集》之所以很难传到民间并产生相应的作用，就是因为它定价太高之故，大概只有专家学者才买得起。（金维诺插话：‘家学者也买不起，我至今只有六本书，是主编三本并作三本分卷的顾问所得来的，其它各卷我也买不起’）因此，《中国书法全集》既要承担宏扬书法篆刻艺术的重任，又要出得好、出得精、出得便宜，之间的矛盾很大。现在全集的国外发行工作也不容易展开，有些国家的保护主义很强烈，在韩国甚至还出现了将《中国书法全集》的封面换掉作为自己的东西进行销售的侵权行为等等。

对各位前辈所提的意见与建议，再次表示深深的谢意！

                                                                         （朱培尔根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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