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远去的村庄(散文)

朱中原

我的远去的村庄


朱中原


（一）


又到了新的一年。年前的时候，单位通知写总结，网站通知写感想。从2011年催到了2012年。终于现在，才猛然想到了该写一点什么。其实，不是为了向谁交差，而是为了给自己交代。因为，进入今年的农历6月，我就该31岁了。忽然想到，竟然过了而立之年。

人都说，新的一年，该有新的变化。我的2011年，该变的还变，不变的仍是老样子。

单位写总结，都要吹嘘自己干了啥成绩。过年回家，都免不了要向亲戚、同学、村人，炫耀炫耀，自己挣了多少钱，有了多高职位，买了多大的房，开啥牌子的车，有些在外做生意挣了钱的，还要大老远的开着车回老家炫耀炫耀，其实走在巴蜀的乡村土路上，到处泥泞一片，堵车堵得心发慌，我曾有“十万香车过泥泞”的诗句形容。变化最大的是红包。现在连小孩每见到一人都会说：“恭喜发财，红包拿来。”有些小孩子一个春节的红包收入，就比一个普通白领一年的工资收入还要多得多。有时想想，这世界变化的真是太快，我们都快赶不上了。我经常跟人开玩笑说，我是不是还生活在19世纪？

2011年的春节，我照例回了趟四川老家乡下。尽管不愿意回。这一年，我自己没什么好写的，就写写自己的村庄吧。因为，我和我的父母，将快要告别这个生活了几十年的村庄了。我的这篇絮絮叨叨的文字，也是写给我的父母和父母一直生活的这个村庄的。


（二）


算起来，我跟我的村庄告别有十多年了。每次回去，都很感慨。满眼的绿色和碧蓝的溪水，仍然没变。最让我喜欢的，是满山满坡的橘子树。我的老家濒临沱江，水草丰美，自古就是甜城。80年代的时候，我的老家资中县的球溪镇就有一个有名的国营糖厂。之所以有糖厂，是因为甘蔗多。那时，大车大车的甘蔗都拖到了糖厂。内江的甘蔗是很出名的，在我很长时间的记忆里，我甚至只知内江有甘蔗，不知有张大千。我记得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那时还很小，到了收获甘蔗的时节，村子里家家户户一家接着一家收甘蔗，那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一见到大片大片的白白胖胖的甘蔗，我就莫名的兴奋，于是，哪家收甘蔗，我们就跑到哪家的甘蔗地里，去蹭几节甘蔗，坐在那慢慢悠悠地吃。然后，就会看到乡村的土公路上，跑着一辆又一辆的大货车上，货车上装满了一车厢又一车厢的甘蔗，甘蔗很长，长长的甘蔗尾巴拖在车后，看了让人流口水，有些胆大的就在车屁股后面偷偷地拽着甘蔗尾巴拖下几根来，美美地吃上一顿。

甘蔗给人的是甜蜜的记忆，但是也有辛酸。那是关于我奶奶的故事。我的奶奶死的很早，关于我奶奶的死，我的父亲都差不多已没有了记忆。父亲告诉我，我的奶奶死的时候，正好是1960年代，赶上大饥荒。整个四川盆地，本来是富庶之地，但是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再加上全国大跃进，饿殍千里，四川人尤其遭殃，尤其是四川的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很多人称他是杀人狂魔——为了向上面邀功，硬是谎报四川的粮食亩产量达到了几万斤，结果到处搜刮粮食，把农民手里的粮食都悉数上缴，结果四川这个中国最富庶的地方，却成了全国饿死最多的地方之一。父辈们告诉我，当时每天早上村子里都有饿死的，要么就是饿得得了浮肿病而死。我的爷爷的父亲也是饿得受不了了，叫家人在野外挖了一个坑，在坑里洒上石灰浆，把他给活埋了。我的奶奶也是在那个年代死去的。

但是我的奶奶并不是被饿死的。而是饿得受不了，去偷了村里的一根甘蔗，结果被人发现了，要罚她的款，那时庄稼都是集体财产，她羞愧难当，要寻短见，第一次上吊被发现了，结果第二次却没能逃脱命运。奶奶如果能活到现在，不知道她还会不会羞愧？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的奶奶究竟死于什么时候，活了多大岁数，我的父亲也不知道。我的爷爷也早已死去了。我也不想去问那些父辈的人，我不愿意我的心灵中再承受不能承受之重。

一根甘蔗决定了奶奶的命运。

后来，80年代末，球溪糖厂垮掉了——不知是啥原因，有人说是糖厂有人贪污，有人说是国企改制，总之是垮掉了。再后来，村人就发觉种甘蔗没啥意思了，因为再也没人来收甘蔗了，甘蔗成了累赘，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钱使，再说还得有人打理，村里人都打工挣钱去了，哪还有心思打理甘蔗。于是甘蔗就越来越少了。只有少数人家种来自己吃。现在，农村里走村串户，连甘蔗都成了稀有礼品，也难怪，城市里的甘蔗这么贵。

现在，取而代之的是满眼的柑橘林。从竹林到甘蔗林到柑橘林，这个变化应该是不小的。我记得90年代的时候，我家房前屋后，除了各式各样的坟包之外，就是茂密的竹林，郁郁苍苍，每年还能吃到很好吃的竹笋。竹笋炒肉，那个香啊。到后来，竹子不值钱了，我的父辈们就把它一根一根砍掉了，现在，村里几乎见不到一根竹子了，而变成了柑橘。各式各样的柑橘品种。我老家所在的县，成了全国有名的柑橘大县，几乎每年一个新品种。我在北京城的超市里，甚至都还能看到资中县特产的柑橘。但是除了我只知道一种叫血橙的橘子之外，其余的我连名字都叫不上。有些柑橘名称还是当地的土话，用汉字都写不出来。但是，我看到的更多的柑橘，不是挂在树上的，也不是卖掉的，而是烂在地里的。我每次回老家，都很感慨，大片大片的橘子烂在地里，要在过去，你要是去偷一个村里谁家的橘子，一旦被发现，立马会挨打挨骂，但是现在，随便走在哪条路上，随手一摘，都没人管你。

为什么这么多柑橘会烂在地里？因为吃不了。为什么吃不了？因为卖不掉。为什么卖不掉？因为不值钱。早先的时候，还是一块钱两块钱一斤，后来的时候，是几毛钱一斤，再后来的时候，连一两毛钱一斤都没人要。于是乎，每次回家的时候，吃柑橘便成了我们的任务。寒冬腊月的四川农村，冻雨连绵，天色昏沉，人们哪也不想去，就都瑟缩在家里，门关得严严实实的，开着灯打着麻将扑克，吃着自家的橘子。越吃越冷，越冷越吃。吃不掉的，就送人，送不掉的，就只好烂掉。

有很多聪明的人会说，这么好的品种，为什么不运到城里卖？农村人并不都是脑壳不好使。因为运费昂贵，赚钱的只有城里人，农民永远也赚不了钱。还有人说，何不建一些乡镇企业，就地进行深加工。主意是不错，而且现在老家有钱的人多的是，根本不缺资金，只是，乡村权力关系错综复杂，要想干成一件事，比登天还难。

说到难，让我记忆最深的是乡村公路。从离我家最近的小镇到县城的公路，是上世纪70年代末就有的水泥路，那时就能跑大车。但是这条公路跑了几十年，也修了几十年，却一直没能修好。我记得我每次从成都回老家，路经成渝线的球溪镇，从球溪镇一出来，就是坑坑洼洼的土公路，颠簸不堪，一遇到下雨，就泥泞满地。我每次回老家都是颠簸着回去的。所幸的是，开车的司机都是老司机了，任怎么颠簸泥泞，也不会出事。公路修不好，其实老百姓心里都知道是咋回事。去年5月我回去的时候，听乡人说，原来国家下拨下来的公路款，被吞掉了。后来我又听到一个并不离奇的说法，说是县里一位副县长，贪污了2个多亿，于去年的去年，被抓了。一个并不离奇的说法是，这位副县长原来一家都控制着周边的公路。如果联想到这个事，公路修不好，自然也就很自然了。

这条公路，成了我关于乡村小镇、关于县城的最主要的精神记忆。小的时候，我的父亲，经常背着生病的我顺着这条公路到镇医院看病、打针、吃药，经常背着哇哇哭闹的我在公路上看过往的车辆，我关于汽车的最早记忆，就发生在这条公路上。那时我经常会看到一辆硕大的公共汽车（不是城市公交车）从小镇开往县城，从这辆车上，就会引出我关于县城的神秘想象。于是，后来的许多年里，我都在做着关于县城的梦。我一直把能坐着公共汽车去往县城当成一个梦。在我的想象中，县城应该有很多我所见不到的事情，那里有很多未知的东西。包括房子、车子、食物、漂亮的女人等等。后来，我生了一场大病，我的梦真的实现了。只不过，当时我是被父亲母亲蒙着头，迷迷糊糊中坐着大巴车去到了县城的。再后来，我就知道了，原来县城的什么东西都很贵。我知道，我的父母很不容易来一趟县城。

自从那次大病之后，我就几乎从来没有去过一次县城。再后来就是高考了。而且高考时我是第一次住旅馆。之前我去县城，父亲告诉我，我们是住在一个熟悉的村人亲戚家的，时时还得看别人脸色，我记得那时我和母亲、还有一个年迈的老阿婆睡在一张床上。对面，睡的是两个年轻的姐姐，我听到姐姐们在床上嬉笑打闹，还在逗我玩。从那时起，她们爽朗的笑声，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女人的温情。2011年，我再一次去到了县城，去领我和我爱人的结婚证。去也匆匆，回也匆匆。当天下午，我们就从县城坐车赶到了省城成都。县城再一次离我远去。

父亲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去过县城的，也是走的这条公路。那时，父亲和父亲的哥哥，我一直老实巴交而且单身的大伯经常顺着这条公路，夜里挑着一大担红薯去往县城卖，差不多一晚上一个来回。就像急行军一样。那时红薯几分钱一斤。但是村里种的红薯多，除了自己吃，喂猪吃之外，就是一大担一大担地挑去卖。那时县城的红薯比乡下贵，父亲和大伯为了能多卖几个钱，就宁愿挑去县城卖，那时劳力好啊。劳力就是一切。

我开始上学之后，这条公路就成了我去往乡村小学的必经之路。每次下雨的时候，当我穿着泥泞的胶鞋跌跌撞撞、歪歪斜斜地走到这条公路边的时候，我就会看见父亲戴着硕大的斗篷（那时还时兴戴斗篷），拿着雨靴，有点滑稽地站在公路边的小店门口到处张望，父亲显然是在寻我的影子，父亲一发现我的影子，便向我奋力地招手，他的目光很锐利，大老远就看到我走来了。父亲寻找我的时候瞪着大眼睛，有点惊惧的样子。

多年来，父亲一直带着这种惊惧的眼神。父亲的这种惊惧的眼神中，表现出一种不安全感。父亲曾经固执地认为，这个世界的很多人都不可信。于是，父亲外出的时候，都会把钱揣在最里面，甚至是揣在内裤兜里。那时，母亲特意为父亲的内裤缝了一个小兜，父亲每次到学校给我交学费的时候，就会把钱放在内裤兜里，那样睡觉时钱都是挨着身的。父亲始终相信，只有钱不离身才是最安全的。我记得有一次，父亲去我的中学给我交学费。当会计问父亲要钱的时候，父亲脸色显得很尴尬，神情慌乱，嘴里哦哦哦了几声，手就要往内裤兜里伸，但他马上意识到好像不妥，于是话也不说，飞奔向厕所把钱取了出来。事后，我把这事讲给了母亲听，母亲扑哧一声笑了。后来，母亲就专门给父亲缝了一个小钱袋，钱袋上穿一根小细绳。每次外出的时候，父亲就把小钱袋系在裤腰带上，然后把钱袋放进裤子里面，这样，就不会再闹笑话了。多年以后，我外出的时候，母亲也会给我一个小钱袋，叮嘱我一定要把钱放在里面。结果我嫌麻烦，半路上就把钱袋扔了。



（三）



母亲的身体一直就不大好。年纪不大，毛病不少。连我自己也搞不懂，她身上到底有多少毛病，只知道她最开始是妇科病严重，后来又有其他毛病，鼻窦炎、高血压、血糖高、脑供血不足等等，于是经常吃药，经常感冒，而且老是好不了，结果把胃病都吃出来了，前年还在县医院做了一下手术。于是乎，每年，我都要回去一两次看看她。但我又实在不想回去，公路难走，房子难住。我家的房子直到现在，还是修建于60年代的土墙，上面盖的是茅草。现在村里几乎只剩下我家是土墙加茅草了。墙体没有换过，茅草倒是换了不少。但到处漏雨。每次回家几乎都是冬天，阴雨连绵，凉风嗖嗖，晚上睡在床上，感觉风从四面八方吹进来，于是我盖了很多床被子，仍然感觉手脚冰凉。母亲就特意为我们买了热水袋，滚烫滚烫的。但热水袋捂得了手捂不了脚，捂得了脚捂不了脊背。于是我就埋怨父母早该把这房子重新修整一番。以前虽然紧巴巴的，但并不一定就缺钱修房子，父亲一直不修房子，他有他的考虑，一是为了省钱供我们读书，二是他知道，现在的年轻人，读了书，考了学，有了点出息，都会在城里买房子，谁还会回来守着那个烂蓬蓬啊。父亲并不聪明，有时很傻，傻得可爱，而且经常被母亲数落说笑，但父亲心里是明着的。他有远见卓识。当村里其他人都陆续把房子翻修一新之后，父亲并不着急，当村里其他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初中都没毕业就出去打工挣钱做生意的时候，父亲也不着急，父亲硬是熬出来了。我和妹妹都先后考上了大学。虽然我经常对人戏称是读了个烂大学，但在村人眼里，那是不得了的。后来，村里有些人终于知道父亲是有远见卓识的。后来的后来，村里的其他人就开始觉得父亲憨得有点伟大了，也开始效法父亲的做法。

但是，房子和人一样，毕竟老了。老了的房子就不能住了。于是，去年，我在成都郊区新都，给并不算年老的父母们购置了一套房产。这是我当时突然做的一个决定。这个决定缘于我突然做的一个梦。梦我记不得了，我只知道，那个梦之后，我的内心的不安全感更加增加了，于是我毅然做出了这个决定。其实我的心里很复杂。从内心深处来讲，我不愿意离开那个生活了几十年的村庄。父亲和母亲也不愿意离开。但是，从理智上讲，那里不能住了。守住那个荒草丛生的村庄，已没有多大意义。而且，我的两个妹妹都在新都，而我又没有能力让父母到京城来，这个地方只能来看一看，转一转，但我知道，这里不属于他们，也许以后，以后的以后，也未必属于我。于是，我就毅然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让父母的后半生在省城的郊区度过。川西平原毕竟比川中丘陵的日子要安逸得多，尽管城里的生活成本并不低。

今年的年底，也许，父亲母亲就应该搬迁了。春节的时候，我特意带了一个相机回去，把我的房前屋后，家里家外，包括墙上贴的我们三姊妹的奖状，都一一拍了照，还有墙上挂的我小学、初中、高中写的“书法”作品，都一一拍了下来。还有屋前的一棵老香樟树。这棵树的确是老了，老得和人一样，老了的树就瘦了，光了，不挺拔不好看了。自从我离开家之后，就再也没看到它长过。看到这棵老树，我就知道，我的父亲母亲，包括我，也开始慢慢变老了。母亲的脸上不光泽了，还生了冻疮，父亲在外面偶尔找点事做，还是体力活，如今吃得好了，饭量也还好，居然变胖了。父亲劳力好，当年是村里出了名的壮劳力，一担能挑三百斤，哪家哪户有事，都会找他，而只要叫上他，做饭时，都会多做一点，他那时的饭量大得惊人。一顿能吃几大斗碗白米饭。那时村里给她说媒的人特别多，据说我父亲说了不下十个女人，但她都没答应，最后却和我贫穷的母亲结婚了。父亲现在快到六十了，当然没有当年那么壮了，饭量也没那么大了，有时活重一点也知道累了——当年他是不知道累的。

春节的时候，我们叫上了村里的亲戚，还有我的两个妹妹，并不太多的一大家人，吃了一顿团年饭，和着这个老屋子，拍了几张合影。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笑容，也挂满了沧桑。还有我家的可爱的老狗也和我们合影了。母亲说，搬家的时候，这条老狗也要带走的。

其实这条狗很瘦很小，是那种永远都长不大的狗，典型的农村的土狗，不是宠物狗。我不爱城市里的宠物狗，不好玩，太娇宠，有些城里人喜欢得比自己的亲身儿女都还精贵，哪儿磕着碰着了就动不动还打官司。我喜欢农村的狗，野是野了点，但很顾家，能懂事，能知道深浅，既野，也温顺。农村人确实是把狗当狗养，城市人是把狗当儿子养。颠倒了狗性和人性。所有动物里，我是最喜欢狗的。我经常说，狗比人懂事，比人听话，比人像人。这个社会，很多人确实比狗都不如。

我家的狗懂事到什么程度呢？母亲说，她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就只有那条老狗陪伴着她。母亲去地里干活的时候，老狗看母亲快要出发了，就先跑到前面去等着，等你出发了，她就远远地在前面走，一路走一路尿。母亲走着走着，却发现狗不见了，等到走到地里的时候，却发现，狗已经坐在那乖乖地等着了。母亲在地里干活，狗就乖乖地坐在她旁边，等坐得不耐烦了，它就自个儿玩去了。玩够了，就又回来，却发现母亲还在地里，这时狗看看天，再看看地，发现天色灰蒙蒙的，大概是快要黑了，就使劲地用爪子蹭母亲的裤腿，嘴里发出吱吱吱的响声，母亲就知道，是狗催她该回家了，于是母亲就带着狗回去了。

母亲平时上街赶集的时候，狗也是事先知道的。每次母亲临出发的时候，狗就欢喜得不得了，于是摇头摆尾地送母亲一程，等送过山头的时候，母亲忽然回头一看，狗却不见了，母亲担心狗会不会走丢了，等到赶集回来的时候，却发现狗已经在院子里摇头晃脑地等着她了。母亲说，有些狗就像小孩一样，不懂事，要跟着大人撵路，大人走到那，它就得跟到哪，但这条狗却很懂事，母亲外出的时候，它会送她，但它只送一程就不会再追了，因为它怕主人家担心它走丢了。

我每次给母亲打电话，都会首先问家里那条狗怎样了，有没有老了，有没有生病。母亲说还好好的呢。每当有大事的时候，狗是最灵的。狗最灵的不是鼻子，而是它的心。我现在还记得，我有一次小时候生病了，那时父母都在很远的地里干活去了，狗知道后，就飞快地跑去地里，使劲地蹭我父亲的裤腿，嘴里也吱吱吱地响个不停，起初我父亲并不理会它，还狗日的狗日的骂，后来父亲一看狗的脸色不对，它的眼睛里充满着慌乱而惊诧的神情，父亲才知道家里应该是有什么事，于是放下锄头被狗扯着飞奔回家，才知道我生病了。像这样的事，在我的老家发生过不知有多少回。很多人其实已经习以为常了。

对于狗，我是没有安全感的。因为那几年，县里经常说为了预防狂犬病，要打狗，甚至还专门成立了打狗队。那时候，每隔几天，谁家的狗就要遭殃。再后来，我又听说很多人私下打狗，有的是打来自己吃，有的是打来拿去高价卖给城里。狗肉是很贵的。那时乡下打狗是很讲究技巧的。有的是用炸药炸，在狗食里放上炸药，狗一触动就炸了。有的是在狗食里撒上老鼠药或是农药，狗吃了大都会死。我家养的好几条狗，都是被老鼠药药死的，为此我还难过了好一阵。我记得有一次半夜时分，我和我单身的大伯睡得正熟的时候，突然听到一阵阵凄厉的狗的惨叫声，这声音一听就是狗吃了老鼠药快要死的哀嚎，然后就听到一阵急促的爪子撞门的声音，大伯立马起来开门让狗进来，就发现狗已经口吐白沫了，然后母亲起来给狗灌了洗衣粉水，狗吐了一地，结果还是没能救活它。父亲说，朱家湾最中用的一条老狗死了。

春节回去的时候，家里的老狗还是那样小。尽管我有好长时间没回去，但它还能认得我，也不咬我，只是离我远远的，不让我抱它。我拿着相机给它拍照的时候，起初它是斜着个眼睛呆呆地看镜头，后来就躲得远远的了。但它和母亲显得异常亲密。母亲走哪，它都会跟到哪，母亲即使上了厕所出来，它也要往母亲身上欢快地蹭上一蹭。

我有时就问狗，你狗日的几岁了？狗说，汪。我走上前去揪着它耳朵说，你狗日到底几岁了？狗说，汪汪汪。我笑了。狗就又跑得远远地斜着眼瞄我。



（四）



除了担心狗的生与死之外，我还担心人。我在梦中，有时会梦到朋友或是家人死去了，就很难过，一觉醒来，就永远也睡不着了。尽管那毕竟是梦。但后来，我就发现，我对于人的生与死是很敏感的。去年，我经历了刘正成先生夫人傅老师的去世，亲眼目睹了她死去的容貌。她死得很安详。这也算是一种圆满吧。我没怎么经历过亲人的死。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死，我都没经历过。我的奶奶、外公外婆死的时候，我还在母亲肚子里。我爷爷死的时候，我才刚好一岁。我连我爷爷长得啥样也不记得了。我只知道，爷爷死的也很可怜。父亲说，爷爷死的时候只有五十多岁。爷爷几乎从来不生病。爷爷是犁牛的。那天爷爷在犁完村里的地之后，在家里吃饭时，一碗饭还没吃完，就倒在地上去了。然后就没了声，一直昏迷不醒。连忙送到镇医院。却遇上是星期天。医院不上班，医生怎么说也不给爷爷治病。后来父亲苦苦哀求，医生才勉强答应。结果已经晚了，12个小时之后，爷爷就去逝了。爷爷临死的时候，突然醒来，他说他想吃糖，父亲就去给他买了几颗糖，爷爷吃得很香，吃完就走了。爷爷走的时候，突然给父亲留下了几百块钱。那是他一生的积蓄。那时，几百块钱就算是很多了。父亲说，那时家里很穷，一直吃不上好饭。爷爷怕父亲饿着，就把父亲送到了几十里地外面的我一个远房亲戚家去做长工。我那个亲戚家当时很有钱，算得上是小地主了。父亲白天干活，晚上收工回来，却不给他吃的，每到太阳落坡，我那个亲戚就让我父亲早早地上床睡觉去了，父亲没吃东西，怎么也睡不着，这样捱了几个月，父亲实在受不了，就偷偷跑回去了。结果回去之后，爷爷又把父亲送过去了，因为爷爷始终觉得，再怎么着，我亲戚家毕竟有钱，父亲毕竟能吃得好一点，结果我父亲去了之后还是受不了，就又跑回来了。爷爷知道情况后，再没把父亲送过去。

后来，我就知道父亲落下了严重的胃病，那几年一发作的时候，父亲就疼得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呻吟。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当年没吃好饭落下的。后来，父亲的胃病竟然奇迹般地好了，再没有发作过。

尽管我没能目睹我爷爷的死。但我目睹过我大舅的死。我的大舅一直是气管炎，死的时候大舅娘上街去了，回来时却发现他已经死了，而且死在了床下，大概是疼得受不了，挣扎到地上死的。我看到的时候，大舅是挣着眼的，很吓人，他死的时候他的儿子我的哥哥并不在身边，而且没有太大出息。他是死不瞑目啊。后来，他的儿子我的哥哥回来的时候，村人们叫他给他把眼睛抹下来，却怎么也抹不下来，抹得他泪眼花花的，然后我就听到母亲哥呀哥呀的哭，我看着看着就流泪了。两年之后，几乎从来不生病的二舅也突患癌症去逝了。二舅本来是很胖的，但去逝的时候，瘦得皮包骨头。有点吓人。而就在大舅二舅去逝前两年，他们两家才和好，之前住在一个院子里，却一直是仇家。大舅娘和二舅娘吵了几十年的架，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们究竟吵的是什么，也许就是为了一丁点边边角角的土地吧，后来，又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和好了。我清楚地记得，大舅去逝之后，是二舅和我父亲给他打理的后事，而且二舅亲自给大舅量的棺材，敛的尸，修的坟墓，烧的纸钱。但没想到，第三年，二舅也随他而去了。

现在，谁也不会因为那么一丁点地皮吵架了。因为，村里的土地再也不值钱了，村人们都觉得种庄稼实在是种不出钱来，于是就全都出去打工了，有的连男女老少一起都接到了城里，有的逢年过节的还回来一次，给自己过世的老人烧烧纸钱，放放鞭炮，有的就再也没有回来。于是，村里的土地就一片一片的撂荒了。大片大片的土地变成了荒坡荒滩，以前的田野里，到处是清澈见底的水，野生的鱼儿、黄鳝、泥鳅和螃蟹，随处可见，甚至每逢大雨的时候，还会爬到岸上来，一下去就能抓着。现在的田里，到处是荒草，有的有半人多高，而且，到处是蚂蝗，连脚都不敢往里钻。我还记得我很大的时候，每次放学回来，都还会到田里去捉几条黄鳝、泥鳅，即使是大冬天的时候，也不放过。人们就会知道，那个戴着眼镜，佝偻着脊背，滑稽地在田里转悠的，一定是我。可是现在，再也不会了。

村子里，除了大片大片的荒坡荒滩，就是大片大片的坟地，老的新的，小的大的。坟地都是一片连着一片，我家的背后的背后，就是村子里最大的坟地。母亲笑着说，那的风水好着呢，村里的人都去那凑热闹呢。有的人的坟原本不在那，但后来又都转到那了。春节回去的时候，我和几个儿时的小伙伴去坟地里转了一圈，竟然发现，又多了几个新坟。没有墓碑，只有白花花的引魂幡。听村里人说，那个最新的就是新死的明中的坟。

春节时，我一回去就听说明中死了。“狗日的多精干，就这么突然死了。”父亲说，明中是在给大队里一个有钱人家盖房子时被垮下来的墙砸死的，当时就砸死了，赔了十几万。明中是村里的大户。明中的父亲文革期间就是镇上有名的会计，那是村里唯一有出息的，那时，家家户户都还是茅草屋的时候，就他家是青砖大瓦房。明中的父亲长着一张四四方方的国字联，脸皮白净，梳着齐整的大背头，说话慢条斯理，对人礼貌，穿着笔挺的中山装，左边上衣口袋里，插一支钢笔，走路背着双手，腰杆挺直，逢人都要递烟抽，人家也要主动递烟给他抽。乡里人见了都会笑着对他点头，背后就说，这狗日的能耐啊。我听父辈人说，明中父亲那时当会计的时候，应该是捞了不少好处。八十年代的时候，他家就开起了全村唯一的打米机房，几乎十乡八里的人都要背了一大筐米来这里打。村里人还说，他父亲在的时候，那时全村人都吃不起肉，就他家吃肉，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香肠一大节一大节地灌，而且吃香肠的时候，连头尾和外面的皮都要去掉。用老家的话来说，人家讲究着呢。明中的婆娘也是村里打扮最时髦的人。走路时屁股一扭一扭的，勾魂摄魄，说话声音很甜，现在将近五十了，风韵不减当年。据很多人说，明中在外面打工时，也没少干过风流事。后来，明中的父亲退休之后，身体慢慢就不好了，后来就生了大病，疯疯癫癫的，到处骂人，骂别人，骂自家人。村人就感叹，当年多能耐，现在竟然成了这样。明中总共五六个弟兄。几乎都合不到一块。他的大哥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就一直是村里的村长，没少捞好处，可是去年春节回去时，我又听说他精明的儿子竟然不明就里地生了怪病，好像是什么癫痫症，差点要了命。大哥不干村长之后，村长就落到了明中手上，这还是去年年中的事。干了村长的明中，不但把村里的一条河承包了，而且还伙同村里的黑社会，垄断了村里几个有限的公共资源。但明中不识字啊，所以就把村里的大事小事交给了自己的婆娘管。但谁也没想到，才干了不到三个月村长的明中就被墙砸死了。

据说，明中死后，明中的妈哭得死去活来的。而且在家里又不受媳妇待见。村里人都说，媳妇每次有好东西吃时，都会拿到自己屋里偷偷地吃，不让她婆婆吃。婆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吃，却说不出话来。这让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一个当年虽然年纪很大、但却精神矍铄、神采焕然的她联系起来。

这只是2011年关于我的村庄的一些流水账。关于我的村庄，我其实是可以写出几部长篇小说来的。只是现在，迫于生计，大多时候为俗事奔波。



（五）



2011年，我并没有做出什么像样的学问来，也没有写出什么像样的文章来，我的村庄也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只是一些生老病死仍然像流水账一样的在发生着，我也喜欢像记流水账一样把这些拉拉杂杂地记录下来。虽然我现在做的是书法之事，虽然我在从事着在不少人看来是中国人最文雅最高贵最津津乐道的所谓的雅事，但是我觉得我离它很远。我从来没把自己当一个书法家看。我偶尔用毛笔写写信札，寄给我最好的朋友，或写几首格律不太严整、但在很多人看来还算感人的旧体诗。我也喜欢看一些晚清民国时期的文人信札，哪怕是那些民国军阀的信札，我发现，他们的信札里，才是真正的生活。我喜欢把自己装在书斋里，然后就是到处游走、讲学。我既喜欢书斋，也喜欢游走。我觉得，这两种矛盾的生活状态对我来说恰恰是最可以统一的。我想，书法就这么简单，没有那么神奇。我不愿意把书法看得太高，也许它就是自己的生活吧。喜欢了就写，不喜欢了就不写。如果有人愿意买一点，换点子油盐柴米，那也是一种乐趣。偶尔几个道里朋友也互相吹捧吹捧，文人之间的吹捧有时也是很有意思的。曾经有几个朋友看了我的作品，说我真的写的非常好，有生活有情感，能不能入展览那不是最重要的，但那一定是最有价值的，还说不久的将来，一定有人争着收你的作品，这个社会识货的人还是有的。听了这样的恭维，我哈哈一笑。

还有朋友说，我是一个学术兴趣点极为广泛的人，做学问往往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我不知道这到底是在夸我呢还是在骂我呢。但是，不管怎样，我不喜欢守着一门学科死做学问，那样会进入死胡同。我喜欢打通几个相关的学科。但也正因如此，我至今没有做出什么像样的学问来，连一本像样的专著都没有。去年本打算出版一部自己的艺术文集，但终因不满意自己的过去而暂时放弃。别人都是著作等身，而我，著作还不到我的脚背呢。我做人喜欢文怀沙，但做学问喜欢饶宗颐不喜欢文怀沙，我既不喜欢蜻蜓点水、浅尝辄止，又不喜欢固守一端。我喜欢饶宗颐并不因为饶宗颐是大师，而是我喜欢他对学问的宽博与精深。饶宗颐做的学问尽管我不能全懂（甚至相当一部分都不懂），但我都感兴趣。当然，饶公是智慧之人，而我只是个乡野村夫，自幼就家学浅薄，长大了还是土里土气的，自然难入佳境。所以，我就索性随性一点，看淡一点。好歹，这几年算是多少找到了一点学问门道，也写了一些不算论文的论文，圈内圈外也多少还有一些人能记得我，这也足够了。我在做艺术批评的同时，把美术考古，尤其是宗教艺术、西域考古、中亚艺术史与早期艺术史作为了自己真正的学术的切入点。当然，这里面，也包括书法艺术史的研究，但做书法研究，更多还是生计之需。

2011年，要说写文章，确实写了不少，但大多是应酬文章。只有几篇文章我自己觉得还算有一点点有价值，那就是关于宗教艺术的研究，其中之一是《艺术的宗教与宗教的艺术》。这篇文字不长。也未必是严谨的学术论文，而只是一篇散论。是我关于宗教的艺术与艺术的宗教问题的初步的思考。我的文章里融合了许多学科方法，我打的是迷踪拳。我相信直到现在，书法界仍然有很多人并没有真正读懂。这当然不是因为我的文章高深，而是因为很多人对这个话题根本就不感兴趣。我最喜欢做的事也许就是别人最不喜欢做的事，而别人最喜欢做的事也许正是我最不喜欢做的事。这也是我的毛病之一。另外就是写了几篇关于丝绸之路的美术考古文字，但直到现在，还不想公开发表出来。但事实上，我所做的都是在汉代丝绸之路凿通之前的东西方文明交流的轨迹的研究。

说实话，我不喜欢过于繁琐、古板的考证式文体，我喜欢郭沫若那样的文体，天马行空、漫天想象、文采斐然但又不缺学术的谨严。这大概是一种西蜀文人的典型风范。你很难用一种固定的文体对它进行严格的归类。就像我们现在很难用到底是行书、楷书、隶书还是章草来对两晋十六国时期的部分书风进行确切地归类一样。用任何一种书体对其进行强行的归类，都是很粗暴的。关于当年的兰亭论辩，我并不认为郭沫若是以政治权威压制高二适，我认为郭沫若关于两晋书风的看法是有道理的，而且，高二适的论证与论据与郭沫若相比，是要逊色许多的。兰亭序的真伪其实早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论据与论证方法。我觉得，在当年的兰亭论辩中，持反对意见者，诸如章士钊、商承祚等人皆高于高二适，可与郭沫若平分秋色。然书法界独独记住了高二适，却没有多少人记住章士钊、商承祚。人们佩服高二适的勇气，我也很佩服，但是我认为论才学，高二适和郭沫若差的不是一倍两倍。若论“金陵四老”，其实南京的曾昭燏之才学（哪怕是书法），也未必逊色于此四老。可惜的是，现在书法界，连谁是曾昭燏都不知道，也不能怪书法家们，都忙于写字卖字挣钱养家糊口，哪还有心思做学问啊。幸好曾昭燏没有被后来人拉到书法界来。不然，她老人家的后辈又该打关于真伪的笔墨官司了。

檻外人

少有耐性看一個作者寫這麽長的私人事兒,我剛看了,而且,看得很細心.
除了文字感動我,還因我昔年都是個莊稼小兒;我的場景在文革年代,南方殖民地的香港.
我家像當時的其他村民一樣,一家至少養幾條狗,其中一條,像極樓主家中的.牠人性化得叫我三十多年後想起,都往往忍不住流起淚來.
牠的死,正是我家搬到巿區後約兩三年----那些年,香港農民只有兩條出路,要不遠赴英倫謀生,要不跑到巿區打工.
牠留守舊居.某天深亱兩三點,牠發覺有陌生人從家門經過,於是盡責地吠了起來,但即時被看穿了牠不過是一條沒了主人的狗,結果,牠即時被戮殺,為了早已離牠遠去的主人.

我家大概跟樓主家差不多,村裏同樣有山有水,都那麽美;我村更是背山面海,山後, 是當年東江縱隊的秘密基地,村前,便臨太平洋.
唯一不美的記憶,大概只有文革高峰時,村前水道常有被綁着手腳的死屍漂過,這些,都是從珠江口漂過來,大多是武鬥的犠牲者.
當時,我連小學都還沒上,是後來才明白是怎麼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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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讀樓主的《艺术的宗教与宗教的艺术》,曾欲起草回應,但因學養不高,表達又不好,便半途停了下來.
但要不是因為看過前篇文章,我這次倒不會想都沒想,一口氣就追讀這篇後來的文字.

虫甬

朴实、真诚，甚至有些琐碎，和兄的论文是两种风格。
拜读了！

书法无限

::gif88::gif天马行空拉家常，中原兄让我想起儿时直到少年时的点点滴滴，似曾相识，感慨万千

::gif34::gif兄让我得识曾昭燏，谢谢

刘正成

::gif88::gif

这是民族的记忆，不仅是某个人的家事！
不能失去这个记忆，失去了就会“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
中原才三十岁，出身以前的事也能记下来，这太重要、太宝贵了！
这是野史，历来野史比官修史可靠真实。有曰：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优美的文笔，沈从文与汪曾祺的合体！
龙年龙抬头飞龙在天！

九斤老太

拜读::gif34::gif

郭子彰

拜读！感动。::gif15::gif

朱中原

回复 2# 檻外人

    呵呵，文是长了点，拖拖拉拉，让诸位的眼睛受累了。很抱歉。只是我要的就是这样的文学叙事方式。
    中国的农村记忆大多是相同的，尽管各个又不同。所以，兄能有同感，也许非我文字好，而是有相同的经历罢了。此篇小文，也算不上私人事，也不是为了私人记忆。而是追寻失落的乡村记忆。我相信，只要有过乡村生活体验的，当会有此同感。谢谢老兄！至于我的关于宗教艺术的小文，不值一提，只是一点学术兴趣而已，尚请足下批评探讨！

朱中原

回复 5# 刘正成


    哈哈，刘公的论。只是我还没那么高尚，什么国事天下事我也没那个能耐去参透。文章如何解读，全凭读者了。沈从文汪曾祺乃我心仪的现代文学大家，只觉自己与他们差得太远了，遑论合体！

闻山

细细读来，也有些感触。很多人都是一样一样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