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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沙坠简》对二十世纪前期书法的影响(书法杂志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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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2 10:35:3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流沙坠简》

对二十世纪前期书法的影响

侯开嘉 刘志超






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的演讲里提到了四大发现,简牍文献居其一。在过去的中国历史上也曾经有过简牍出土的记载,但因未能存留,也未对其进行研究,因而不能称之为发现。至一九○七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M•Aurel Stein)在新疆、甘肃等地发掘到大批简牍,依赖西方先进的摄影技术,编著成书;再由罗振玉于一九一二年从法籍汉学家沙畹(Ed•Chavannes)处索取到简牍照片及有关资料,与同时侨居日本的王国维据此作出释文和考证,取书名为《流沙坠简》(图一),并于一九一四年在日本京都出版(一九三四年修订再版),简牍文献方才真正被世界所认识。此书一出版便很快传入中国,受到沈曾植、郑孝胥、梁启超、李瑞清、马衡、沙孟海、启功等学者和书法家的极大关注。鲁迅先生在一九二二年曾高度赞扬此书,称:『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①继斯坦因等外人之后,国人也参与了对简牍的发掘,也有所收获,但因未能公开出版,影响甚小。情况如启功先生所讲:『其时居延简牍虽已出土,但为人垄断,世莫能见。』②

而简牍的大量出土和影印出版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的事。所以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前,研究简牍文献的主要凭据只《流沙坠简》一书。学者们在研究《流沙坠简》时所涉及的面甚广,其中除涉汉晋历史、地理、交通、军事等制度外,同时也涉及到文字书法。本文即专论对其文字书法研究之成果及影响。

一 对文字发展的重新认识

汉字是书法的载体,书法是书写汉字的艺术,二者是密不可分的。清晰地认识汉字的发展过程,属书法研究的范畴,但过去受存世的文字实物所限,我们对文字发展中的某些环节存在着模糊甚至是错误的认识。《流沙坠简》的问世,填补了西汉至晋文字实物的缺失(图二),正如马衡先生一九二七年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讲演中所述:

往者吾侪得睹魏晋以前之文字,大抵不外乎金石刻,今此简为西汉至前凉人之手迹,其最古者且在汉武帝之世,其书或为隶书,或为章草,或近小篆,或同今隶。由纪年诸简参互证之,可以见文字之源流,又可补宋以来娄、刘、顾、翟诸书之所未备,询为得未曾有之奇迹也。③

其实早在一九一四年,罗振玉在《流沙坠简•简牍遗文考释》中就指出:简牍文字『上承篆书,下接章草』,『借以知书体之变迁』。他并以有年号的东汉初期草书简为据,认为前人谓章草始于汉章帝为谬误;神爵四年(前五八)字体与『二爨』相近,应『为今楷之滥觞』;永和二年(一三七)简七分楷三分隶,景元四年(二六三)简全为楷,可证明刻帖中钟繇写的楷书应确凿无疑。④从罗振玉的阐述中表达了他对书体沿革的新见解。

而系统地阐述汉魏时期的书体沿革的是沙孟海先生,一九三○年他在《语文周刊》上发表了《隶草书的渊源及其变化》一文。他凭借着自己对《流沙坠简》等出土的新史料所进行的分析,对隶、草(章草)、今隶(楷)、今草四种字体的胚胎期和成熟期进行了具体的划分,最后得出结论道:
  (一)隶法在战国时已有了,至迟在前汉宣帝时已成熟;
  (二)草法在汉宣帝时已有了,至迟在前汉末后汉初已成熟;
  (三)今隶在前汉宣帝时已萌芽了,至迟在后汉顺帝时已成熟;
  (四)今草成熟期,约在后汉中叶。⑤

后来,胡小石在一九六○年发表的《书艺略论》中也专列章节论文字变迁。⑥可以把他的观点归纳为以下几条:
  (一)隶书起源可早至汉武帝时;
  (二)章草与『八分』同时,其起源亦在西汉;
  (三)今草『其起源至迟亦在西晋』;
  (四)真书在新莽及东汉初已有此体;
  (五)行书后出,当起魏、晋之世。

对照沙孟海与胡小石关于文字演变的观点,可看出沙、胡二人对章草和楷书的成熟期见解完全相同,而对隶书、今草的见解却略有差异。其差异是:沙孟海认为隶书起源于战国,胡小石认为在西汉早期,而关于隶书成熟期二人都认为在西汉;对今草,沙孟海认为其成熟在东汉中叶,而胡小石把今草起源的下限划到西晋。以学术发展到现在的观点来看,沙、胡二人的见解虽然并非无商榷之处,但比之康有为在一八八九年写《广艺舟双楫》时所称『西汉未有隶体也』、『绝无后汉之隶也』的见解已有天壤之别了。

由于在《流沙坠简》中,最早是西汉简,未有秦代书迹。而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称:秦时『初有隶书,以趣约易』。唐张怀瓘《书断》亦说:『隶书者,秦下郢人程邈所造也。邈字元岑,始为衙县狱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狱中,覃思十年,益大、小篆方圆而为隶书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为御史。』⑦对于这些文献中所述的秦代隶书究竟是什么模样,谁也说不清,都在猜测之中。沙孟海相信实物,认为『比贸贸然去听信支离纷纭的文献的传说来得切实些』,因此他认为胚胎期的隶书是六国刀布、秦诏版、古玺印之一部分。⑧有不少学者也同样认为如秦诏版这类变转为折的小篆书便是『秦隶』。最有意思的是启功先生,他也对『秦隶』进行了别具一格的推测。他认为字体之间应有如父子之间那样的发展关系。他以西汉简牍为凭据推测:『秦有汉隶那样的,或说有接近汉隶样的字。』『秦时已有天凤简那样或接近天凤简那样的字体。』『我想这种秦隶的风格,还是手写特点的较多的吧!』⑨启功先生的这个推测写在其一九六二年作的《古代字体论稿》一书中。事过不久,一九七五年在湖北省的云梦县睡虎地十一号秦墓中就发掘出了一千一百余枚真正的秦简,一九八○年在四川省青川县郝家坪又发掘出秦武王二年(前三○九)的墨书《青川木牍》。对照这些秦代简牍上写的真正的秦隶,其字体居然与启功先生推测的『秦隶』模样十分接近。我想,如果没有《流沙坠简》中『汉隶』这个儿子的模样,启功也推测不出父亲『秦隶』的模样。这亦可看出《流沙坠简》问世后,对重新认识汉字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二 对书法史的印证与充实

用地下出土之实物与存世的文献相印证,这是研究历史的重要方法之一。当《流沙坠简》公示了从汉至晋埋在地下达四百多年的书迹后,学者们纷纷以此对这段历史进行了重新认证。在书法方面,主要表现在对书迹、书家和书史的印证。沈曾植在《海日楼书论》中说:

  《礼器》细劲,在汉碑中自成一格。《流沙坠简》中《始建国》、《折伤薄》、《急就篇》皆此体。
  内府收王珣《伯远帖》墨迹,隶笔分情,剧可与《流沙简书》相证发。⑩
  梁启超在一九二三年与陶浚宣作论书绝句百首时所作的《稷山论书诗序》中亦说:
挽近流沙坠简出世,中典午残缣数片,与汇帖所摹钟王书乃绝相类。其书盖出诸北地不知名之人之手,非江左风流所扇,故知翰素既行,风格斯嬗,未可遂目以伪体祧之也。(11)

启功先生在一九三五年咏《汉晋简牍》诗,并感叹道:『传世汉碑,多东汉人作,偶见西汉石刻,或相矜诧,或疑为伪物。五凤古刻,或石或砖,偶有流传,稀同星凤焉。』诗云:
  西京隶势自堂堂,点画纷披态万方。
  何必残砖搜五凤,漆书天汉接元康。
  同时,启功先生还对陆机《平复帖》加以印证:『此麻纸上用秃笔作书,字近章草,与汉晋木简中草书极相似,是晋人真迹毫无可疑者。』并有诗云:
  翠墨黟然发古光,金题锦帙照琳瑯。
  十年校遍流沙简,平复无惭署墨皇。(12)
  胡小石在《书艺略论》中亦考证道:

《流沙坠简》卷末所收简牍数纸,已为纯草,而绝非东晋之物。因江左与西域不通,无由得至。俗传草起羲、献,观此可以悟其非。
  新世始建国四年简,光武建武六年简,皆宛然阁帖中钟书。(13)

另外,他们还对这段书法史中的人物与事迹加以臧否,针对章草起于汉章帝之说,罗振玉指出:『屯戍丛残禀给类第十一简,有建武三十一年字;第十二简,有永平十一年字,然则前人谓章草始于章帝者,殆不然矣。』(14)胡小石同样指出:『今征之西陲与居延木简,可以证之,足证章草起东汉章帝之谬。』(15)针对汉许慎『汉兴有草书』之说,启功说:『汉有草书之说,前人多未尽信,自西陲简牍,重见人间,其有年号可考者,上至武帝太始,而「神爵」一简,已是草书,祭酒之语,始信不诬。』(16)充分肯定了许慎的说法是正确无疑的。此外还有史游作《急就章》,王愔、张怀瓘便认为『史游即章草之祖』的问题,此说多为史家们所采纳。启功在一九四六年作《急就章》传本考,发表在《辅仁学志》上,纠正了王愔、张怀瓘的『史游创章草』(17)之误。文中凭借《流沙坠简》中写有《急就章》的数简,其书体皆隶书,西域晋残纸中有《急就》首章,各写隶书草书四行,以此为依据,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史游是《急就章》撰文的作者,而非草书的创作者。

《流沙坠简》的问世,填补了西汉时代字迹史料的缺失和西汉至晋约四百年手书墨迹的缺失。『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成为书法界学者们的一时之风气,在学术研究中,无论是书法史研究,还是人物、书迹之考辨,都有所突破。随着书法研究的深入,书法史类的著作也开始出现了,如一九三五年马宗霍编撰《书林藻鉴》,一九三九年丁文隽撰《书法精论》,一九四一年祝嘉著《书学史》,一九六二年潘伯鹰著《中国书法简论》、郑诵先著《各种书体源流浅说》。这类书法史类著作的一个共同点,即把简牍问世这个重大的书法史事件写进书中。如马宗霍的《书林藻鉴》中写道:

清光绪时,英吉利人斯坦因博士,于我国敦煌西北之长城、蒲昌海北之古城、和阗东北之尼雅城及马咱托拉拔拉滑史德等处,发现竹木简牍甚多,携归英伦;法兰西人沙畹博士为之考释,国人始知古迹外流。罗振玉因向沙氏索得各简影片,分类排编,定名为《流沙坠简》,印以行世。王国维复就沙氏所解,重为考释。其敦煌所出,皆为两汉之物也,虽零断多不成章,而分隶真草,诸体咸备。不惟可资官制地理之考证,挹其朴茂,足以发思古之幽情。今人得汉石宋拓一纸,已珍同球璧,况兹为二千年前之墨迹邪?(18)

另外,他们在编写书法的历史时,十分重视简牍这种新资料的价值。如郑诵先在《各种书体源流浅说》中,专列『汉隶石刻、墨迹』一章,把汉简与汉碑等量齐观。这样,以历史的新发现、新材料充实了中国书法史,为日后编写更加完备的书法史提供了一个良好的雏形。

三 走向碑帖相融的转捩点
自《艺舟双楫》与《广艺舟双楫》风靡全国之后,书坛呈现出碑学一枝独秀的局面,情况正如李瑞清所言:『今之书家,莫不人人言碑矣!』连反对碑学的朱大可也承认,此际是『北碑盛行,南书绝迹』。晚清书坛确是碑学的一家天下。直到一九一四年,《流沙坠简》从日本传至国内,当时碑学家们见此欣喜异常,认为『汉人隶法之秘,尽泄于此,不复受墨本之蔽。昔人穷毕生之力于隶书而无所获者,至是则洞如观火。篆、隶、草、楷无不相通,学书者能悟乎此,其成就之易已无俟详论!』(19)《流沙坠简》的出现,便成了改变碑学一统局面的一大契机。

《流沙坠简》之所以能出世,实赖于西方发明的先进照相术。若非有照相术,这些易朽易毁之简牍,哪能印刷成书,再现原貌而面世?与此同时,无论是公私珍藏和流落海外的古代名家墨迹,或是唐、宋古拓,都可以通过照相术复制而印刷出版。一经出版,化身千万,普天下学习书法之人均有机缘获得,昔日碑学攻击帖学拓本反复翻刻失真的致命伤即不复存在。帖学趁时而起,遂把碑学一统天下的局面打破了。

在这重大转机面前,首先是碑学家的观念也随之发生了转变。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弟子,其对《广艺舟双楫》尊碑贬帖的观点自然是完全赞同的。但当他见到《流沙坠简》之后,认为其中有数片残缣的字迹,与汇帖中所摹钟王书乃绝类似,因而对陶浚宣『北刻外无楷法之论,终未敢苟同』(20)。另外,一九二六年他在清华学校教职员书法研究会上讲演时亦说道:『我主张临六朝新出土的碑。近来有珂罗版,很方便,临帖亦还可以。没有珂罗版以前,真不要打此种主意。』(21)这时他的书法观念已从尊碑贬帖转变为碑帖兼学了。张谦在《海藏书法抉微》里介绍他的老师郑孝胥受到《流沙坠简》的影响,书法兼习碑帖而成就卓绝时,这样评论当今书坛大势:『方今摄影印刷之术既兴,古人真迹一目了然,而翰苑诸公咸具兼重碑帖之心,习碑之士亦蠲轻蔑简帖之见,南北携手,今即其时,碑帖合流,自古应尔。』(22)在此大势之下,碑学家们纷纷另辟新路。沈曾植即借鉴《流沙坠简》中的隶草而专攻章草,提出『简牍为行草之宗』(23)的主张。同时他还劝李瑞清『纳碑入帖』。李瑞清在朋友的劝导下,欣然学帖,酷暑谢客,乃选临《淳化秘阁》、《大观》、《绛州》诸帖,其不能得其笔法者,则以碑笔书之,(24)走的是一条融碑入帖的新路。这时甚至连碑学的倡导者康有为也不甘寂寞了,转向学帖。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收藏有康有为《天青竹石》一联,联上康有为跋道:『千年以来,未有集北碑南帖之成者,况兼汉分、秦篆、周籀而陶冶之哉。鄙人不敏,谬欲兼之,鄙人创此千年未有之新体。』也是走碑帖兼融的新路。

《流沙坠简》消解了碑学帖学势如水火对立之势。因为简牍书法本身具有碑与帖二者之属性:它的字迹时代远古,自然是碑学家追捧的对象;又因是信手挥洒的墨迹,与帖本相通。这二者兼之的功用,在客观上打通了碑帖对立的界限,为碑学家大张旗鼓地学帖排除了心理障碍,使碑帖相融的创作理念成为时代所趋之大势。新艺术观念的出现,必定要促进艺术新的发展。《流沙坠简》之后,书坛便出现了一片生机,书法创作之章草、行书、楷书、隶书,在它的影响下均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以下分项论述之。

(一)章草之复兴

昔人言:『明无篆隶,清无草书。』有清一代草书的状况十分衰落,更何况是千年不振之章草。当《流沙坠简》里原生态的草书出现在碑学家们面前时,他们的兴奋之情自不待言。郑孝胥说:『自《流沙坠简》出,书法之秘尽泄,使有人发明标举,俾学者皆可循之以得其径辙,则书学之复古,可操券而待也。』(25)而李瑞清亦说:『章草久已无传,余近见《流沙坠简》,欲以汉人笔法为此体中兴也。』(26)但真正使章草中兴者,既非郑孝胥,也非李瑞清,而是沈曾植,因为机会是留给有准备之人的。沈曾植早年学黄庭坚、欧阳询,中年学钟繇、张芝、索靖、黄道周、倪元璐,后又转帖入碑,学汉碑、魏碑等,他的艺术理念如他教导弟子时所述,『治学毋趋常蹊,要走古人迥绝之境』。因而他选择了章草作为创作的突破口,以复兴章草为己任。对此他做过多方的探索,如用《爨宝子》笔意去写章草也是他的尝试之一。在晚年,当他看到《流沙坠简》时,豁然大彻大悟,即奉『简牍为行草之宗』!师法汉简隶草,使他的章草升华到一个崭新的境界,其情况如沙孟海先生所描述的那样:『后来不知怎的,像释子悟道般的,把书学的秘奥一旦豁然贯通了。』(27)(图三)对他所作的章草,《霋岳楼笔谈》中作出了这样的评语:『暮年作草,遂尔抑扬尽致,委曲得宜,真如索征西所谓和风吹林,偃草扇树,极缤纷离披之美。有清一代草书,允推后劲。』(28)对沈曾植的章草,做出了一个较准确的历史定位。

继后,书坛涌现出一大批以章草擅长的书家,如王世镗、余绍宋、卓君庸、靳志、王薳、罗惇曧、罗惇复、王蘧常、郑诵先、高二适等。其中,王世镗(图四)、王蘧常、高二适尤见特色。二十世纪初,在历史上沉寂了一千余年的章草居然又出现了重放异彩的复兴局面。而此次复兴的旗手,非沈曾植莫属!

(二)行书的突破。随着《流沙坠简》问世,一大批古人真迹和善本阁帖也陆续影印出版,帖学便乘时而起,出现了燎原之势。乘时而起的书家分别形成了两大派别:一派是纯帖学派,其中的代表人物有沈尹默、张宗祥、白蕉、潘伯鹰等,他们学书的宗旨是以『二王』为皈依,以恢复魏晋风貌为己任,重振明、清以来衰败了的帖学;另一派是碑帖兼融派,其代表人物有李瑞清、康有为、胡小石、黄宾虹、于右任等,他们的艺术理念是以碑入帖,学科交叉,寻求对帖学的突破。两派人物虽同在帖里打拼,但由于艺术观念存在差异,所取得的成果也大不相同。纵观近代世界艺术发展的大势,它不是技术熟练程度的发展史,而是观念和要求的变化史。以此来评判这两大派别,显然,历史老人更青睐在帖学中取突破的碑帖兼融派,而非以继承为鹄的二王派。

行书是帖学中的主要书体。李瑞清晚年在接受沈曾植劝告『纳碑入帖』后,曾想在章草上有作为,但被沈曾植率先占领了鳌头,因而他便更重视在行书上进行突破。他自言:『余每临帖,以碑笔求之,辄十得八九;若但拘守汇帖,无异向木佛求舍利子,必无之事,不可不知也。』(29)对于李瑞清在行书方面的探索所取得的成就,沈曾植评说道:『居然汉代木简风味,惟其似且不似,不似且似。』《霋岳楼笔谈》亦认为:『行书尤得力于山谷,晚岁参以西陲木简,益臻古茂。』(30)关于李瑞清的书法,后人多知其篆书与魏碑,而对他的行书知之者不多,因他力攻行书已是晚年,在受了《流沙坠简》影响之后。可惜他在一九二○年便去世了,仅有几年探索的时间,否则成就会更大。即使如此,他的行书仍摆脱了前人的窠臼,写出了劲逸凝练、挺健古茂的风姿。(图五)所幸者,有其入室弟子胡小石,缘着李瑞清的道路,继续探索了下去。胡小石(一八八八—一九六二),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胡小石青年时在李瑞清家任家庭教师,同时向李瑞清学习书法,艺术思想深受其师影响。在李瑞清去世后,胡小石继承了先师未尽之事业,对《流沙坠简》苦学不止。在一九八八年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胡小石书法选集》中,能见到他于上世纪临的多幅汉简,所写时间有一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可谓终身未已。他自言:『自习《流沙坠简》,始明两汉隶分、章草与魏晋楷书、行草之真相,而书法大进。』(31)简牍的笔法,成了他打通各体书的关捩。因而他的行书创作能熔碑帖于一炉,笔法变化多姿,下笔斩钉截铁,结体开合大度,有鲜明的个性,自具艺术特色,其造诣应在其师之上。(图六)《流沙坠简》面世后,碑帖之间的障碍已被打破。在『碑帖相融』的大势之下,行书创作能突破『二王』模式、自具风貌者,国内大有人在。如陕西的于右任,浙江的黄宾虹、潘天寿,四川的颜楷、谢无量等,均系豪杰之士。其中,要论影响最大、造诣最高者,应属于右任先生。于右任(一八七九—一九六四),早期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元老。他一生醉心于书法,尝谓:『写字为最快乐的事。』他集合同道,结社出刊,是公认的三四十年代时的书坛盟主。他曾扶持章草书家王世镗,邀约至南京,并提供《流沙坠简》等珍贵的古代资料供其研习;自己亦探索用汉魏笔法去写帖学,最终在书法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除了标准草书外,并创造出了雄健清新的碑味行书,给书坛带来了一阵变革之新风。(图七)

(三)楷书的逸致

在科举制度之下,没有一个读书人是不会写楷书的。但自唐代楷书达到极致之后,宋、元、明几代人都殊难超越。直到清代碑学思潮出现后,楷书方有大突破。其开路先锋当是邓石如。因他拒绝科举,便没有受馆阁体的影响,而径直去学六朝碑版,其楷书居然写出了一种庄和峻秀的风格。有了这条由他开拓的大路,其他人就可以沿路而行了。继之者为赵之谦,他用一种宛转流丽的方笔去写魏碑,别具一番风貌。但是他这种秀美风格的魏碑,却遭到了不少碑学家的反对,如康有为说:『赵撝叔学北碑,亦自成家,但气体靡弱,今天下多言北碑,而尽靡靡之音,则赵撝叔之罪也。』(32)这种观点附和者众,甚至连浙人也不学赵撝叔,认为写碑应有古拙劲健的阳刚之美才对。因而又出现了陶浚宣、张裕钊、李瑞清,去写出另一种与赵之谦秀丽风格相反的魏碑。但是他们把事情弄到了极端:陶浚宣的魏碑虽雄强但板滞;张裕钊的魏碑虽团结镇重但平易而不跌宕;李瑞清的魏碑虽富有金石气,但用涩笔过度而显做作。当大家正在犹豫,不知魏碑楷书的路子应该如何再走下去时,《流沙坠简》问世,便成了治病的良方。郑孝胥(一八六○—一九三八)敏锐地认为:『自《流沙坠简》出,书法之秘尽泄,使有人发明标举,俾学者皆可循之以得其径辙,则书学之复古,可操券而待也。』他并认定:不能隶书者,其楷书、草书理不能工,试证之《流沙坠简》而可见矣。(33)因而他坚定地选择了『偏重汉魏,独宗漆简』的书法道路,居然从世俗中闯出一片新境。沙孟海对其楷书评价说:『可以正赵之谦的飘泛、陶浚宣的板滞和李瑞清的颤笔的弊端的,只有郑孝胥了。他的字笔力很坚挺,有一种清刚之气。既有精悍之色,又有松秀之趣。』(34)(图八)能写出这种逸致的楷书,只有《流沙坠简》之后才有可能出现。除郑孝胥之外,能写出逸致而有特色楷书的当数于右任了。于右任一生都致力于魏碑研究,曾苦心搜求北朝墓志、造像记等共三百八十多方,并潜心于对魏碑书法的探求。他有诗云:『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足见他对魏碑迷恋之深。为了能在魏碑楷书上写出新意,他在结字与用笔上别具匠心。他的结字中宫收紧,笔画的穿插巧妙而自然,表现出一种不矜意而大度的形态。他在用笔上尤下工夫,避开了前人写魏碑刻意追求棱角森挺的刀刻效果,或涩笔颤抖的磨损风化效果,而采用了《流沙坠简》中汉人那种随意又古朴的书写笔法。因而他楷书的用笔,多顺笔入纸,自然收束,笔势舒展放纵,一派天真潇洒、宏肆畅达的仪态。(图九)二十世纪初,《流沙坠简》成了郑孝胥与于右任创造楷书新貌的开启钥匙!

(四)隶书的新境在清代碑学思潮中,以篆隶书所取得的成就最大。仅就隶书而论,早期有郑谷口、金冬心,中晚期有邓石如、伊秉绶、何绍基、陈鸿寿,可谓大家辈出。碑学书家中,极难找到不善隶书的。甚至到了晚清,帖学家们也大都会写隶书。当进入二十世纪,书家们虽善写隶书,但要写出新意就难了。原因好像是探索新意的路子被前面的书家们走完了。在此山重水复之际,《流沙坠简》的出世,又为隶书创作展现了一片光辉的前景。《流沙坠简》中有不少两汉隶书墨迹,与汉碑石刻隶书相比又是另一种艺术感觉,这就引起了无数书家的关注和效仿。其中,在探索隶书创作中取得成功的书家当数胡小石和来楚生二人。

对于胡小石,前面已介绍了他在行书方面取得的突破性成就。同样,他在隶书领域亦有不俗的创造。他对简牍的临写,终身未已,但是临摹并不等于创作。他清楚地认识到:『临古者所以成我,此即接受遗产,非可终身与古人为奴也。』他还认为要『前不同于古人,自古人来,而能发展古人』。(35)在面对着简牍中既流美又朴拙的隶书墨迹时,如何去继承和发扬,倒是要费一番苦心的。并非凡学习汉简者都能成功,如郑孝胥的隶书就有气息单薄而乏古朴意趣之病。因此胡小石便采用了碑简并学、以碑入简的方法,一边临摹《张迁》、《礼器》、《衡方》、《乙瑛》等汉碑,一边同时又揣摩着用碑意去学汉简。事实证明胡小石的方法是成功的,他写出的隶书朴拙飞动、遒劲奇丽,自成一家风范。(图十)

来楚生(一九○二—一九七五),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他的绘画、篆刻、书法均有很深的造诣,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篆刻和书法。他的书法真草隶篆四体皆精,尤以隶书最具个性和特色。他曾说过:『隶书见到汉简,可称观止。』因为这些汉人墨迹表现出与汉碑不同的笔势,结字造型也很奇特,所以他十分醉心于对汉简的汲取和转换。他虽然也有胡小石那种以碑入简的笔意,但没有胡小石的线条那么劲挺,而是显得相对轻松和自然,具有一种浑厚拙朴、大刀阔斧的风格。他的隶书中吸取了不少汉简结字的造型,有扁、方、长三种,其造型稚拙大方,往往出人意料之外。其章法中还有一种大小攲斜、长短不一,像行草那样直书到底的布局,表现出一种浓郁的简牍书法的味道。(图十一)来楚生具有如此独特个性的隶书,为后来探索创作汉简书法者起到了很大的启迪作用。

另外,篆书受《流沙坠简》影响者,大概只有金梁(一八七八—一九六二)了。他从《流沙坠简》里的三支小篆『干支谱』残简中汲取笔意,用以写大篆,而能别具一格,显得异常轻松自然,既古拙苍茫,又率真野逸,为大篆开创了又一新境。可惜仅此一人,因此篆书就不单列章节叙述了。

通过以上的论述,充分表明《流沙坠简》的问世是二十世纪初书法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成了碑学继续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对于促使书法的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进入现代领域,它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甚至由此而产生了新的观念、研究方法和创作模式,其影响一直还延续至今!


注释

 ①鲁迅《热风•不懂的音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重印,一九七三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②启功《启功丛稿•艺论卷》,中华书局,二○○四年七月第一版,第八页。③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华书局,一九七七年十月第一版,第一○九页。④罗振玉《流沙坠简》,中华书局,一九九三年九月第一版,第二一五页、二四一页。⑤沙孟海《沙孟海论书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第一版,第八六页。⑥(13)(15)《胡小石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六月第一版,第二○九页。⑦《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十月第一版,第一六一页。⑧沙孟海《沙孟海论书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第一版,第八三页。⑨启功《古代字体论稿》,文物出版社,一九六四年七月第一版,第二九页。⑩《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店,一九九四年二月第一版,第九一四、九一八页。(11)(20)《梁启超文选》下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八月第一版,第一八六页。(12)《启功丛稿•艺论卷》,中华书局,二○○四年七月第一版,第八至九页。(14)罗振玉《流沙坠简》,中华书局,一九九三年九月第一版,第二四○至二四一页。(16)启功《启功丛稿•艺论卷》,中华书局,二○○四年七月第一版,第一页。(17)启功《启功丛稿》,中华书局,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二至三页。(18)马宗霍《书林藻鉴》,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五月第一版,第三二页。(19)《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店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二月第二版,第九四三页。(21)《梁启超文选》下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八月第一版,第一九九页。(22)《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店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二月第一版,第一○○七页。(23)《沈曾植•海日楼书论》,载《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店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二月第一版,第九一九页。(24)(26)(29)《李瑞清•清道人论书嘉言录》,载《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店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二月第一版,第一○九四、一○九二、一○九六页。(25)(33)《郑孝胥•海藏书法抉微》,载《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店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二月第一版,第九四四页。(27)《近三百年的书学》,载《沙孟海论书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第一版,第五二页。(28)马宗霍《书林藻鉴》,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五月第一版,第二四四页。(30)马宗霍《书林藻鉴》,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五月第一版,第二四六至二四七页。(31)吴白匋《胡小石书法选集•前言》,江苏美术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十一月第一版,第二页。(32)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十月第一版,第八五三页。(34)《东方杂志》第二十七卷第二号,第九页。(35)《胡小石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六月第一版,第二二○至二二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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