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官从艺、键户修业——隶书大家翟云升简传 杭州高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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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官从艺、键户修业
                                                                  ——隶书大家翟云升简传
                                                                          杭州高伟
    翟云升（1776——1860），字舜堂，号文泉，掖城东南隅村人（莱州市），清代著名语言学家、书法家。他出身于书香门弟，自幼聪慧敏捷，勤奋好学，在家庭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少年才名誉满乡里。老师的教诲、培育，个人的努力，几年后年轻的翟云升才智出众。
就童子试得第一名，嘉庆五年(1800)中举，授任黄县教谕，不久即归。道光元年(1821)举为孝廉方正，被他辞去。道光二年(1823)中进士，官至粤西知县，以老母身体欠佳不宜远行为由不复任。无意仕途，免足官场。朝中相国潍阳人陈文恪，赏识他的学问，荐他为国子监丞，他婉言谢绝。晚年，他深居简出，登门求教者“日踵其门”。
    翟云升一生潜心著述，“键户修业终其身，穷困老死而不悔”。他认为“经语惟汉儒能解，汉儒语惟国朝通儒能遍解”，因而治学以汉儒为宗，终凭著述闻名于世。当时的学者一致认为他“说文拟严（可均）、段（玉裁），音韵比顾（炎武）、江（永），训诂等郝（懿行）、王（引之）”。翟云升还精于书法，尤工隶书，求字者络绎不绝，翟云升均精心题写，一丝不苟。
    翟云升钟情于书墨之间，过着与世无争的隐居生活。他在城南买了几亩地，“门前溪水萦抱，有古木千章，杂花数百种”，每日穿布袍、草鞋坐卧其间，负读五经无少闲。自己的书斋也取名“五经岁遍斋”。晚年声名越高，越不屈从世俗。一位防海大吏不带随从亲自登门敦请他出山，仍坚辞不出，终以布衣告别人世，享年84岁。
留世著作有《说文形声后案》4卷，《说文辨异》8卷，《肄许外篇》2卷，《隶篇》、《隶篇续》、《隶篇再续》各15卷，《古韵证》22卷，《韵字鉴》4卷，《覆校穆天子传》6卷，《古今人表校正》1卷，《焦氏易林校略》16卷，《古文杂著》若干卷。目前仅存《隶篇》数卷刻板，已由其后人献给国家，1987年广陵古籍书店以《隶书大字典》名印行。他书写的东海神庙碑，笔意传神，笔力苍健，拓本流传甚广，已成为人们学习隶书的典范。
    清代的书法，康熙时期，董其昌书风盛极一时，而乾隆又崇尚赵孟俯，道光帝则喜工整书风，朝野之士大多随皇帝的爱好而亦步亦趋。后来阮元作《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首倡碑学，继而包世臣著穴艺舟双楫》也大力提倡，但二人在书法实践上建树不大。当时文字狱大兴，学者们多专心于金石文字和古经训释。翟云升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这时朴学全面兴盛，而碑学刚要兴起。在当时的学术界和书坛上的活跃人物有(按出生先后为序)：
    戴  震    1723年出生
    翁方纲    1733年出生
    桂  馥    1736年出生
    邓石如    1743年出生
    黄  易    1744年出生
    伊秉绶    1754年出生
    阮  元    1764年出生
    包世臣    1775年出生
    翟云升    1776年出生
    何绍基    1799年出生
    以上所列诸人除邓石如之外皆为朴学大家，精通经学及碑版考证之学，与翟云升的学术关系至为密切，或师或友．相互友善，对翟云升的学术和书艺影响甚巨。而这些与翟云升关系密切的人物几乎占了当时学术界和书坛活跃力量的大部分，从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约略看出翟云升在当时学术和书法界的地位。
    清代中后期是隶书复兴的时代，书坛上活跃着翁方刚、桂馥、邓石如、尹秉绶、姚元之、包世臣等书法大家。在学术及书法上对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的老师桂馥。清《松轩随笔》说：“百余年来，论天下八分书，推桂未谷为第一”。叶名沣给翟云升书信评论说：“自我朝桂未谷先生萃汉之华，专心复古，可称绝学，先生实得其传。桂君而后，当推先生为第一人。海内共称，良非溢美。”乡先贤刘颂年的《论书百咏》注释中说：“工隶书，汉隶学曹全、唐隶学泰山铭。”清代杨守敬在他的《学书迩言》中说：“翟云升，字文泉，掖县人，桂馥弟子，道光进士，官国子监助教，工隶书……学《孔宙》，而气质稍粗。”青年时代的翟云升对桂馥的学术和书艺推崇至极，虚心求学，尽得神韵。
    桂馥．字冬卉，别号未谷，当朝有名的经学家，是历史上研究《说文解字》的四大名家之一：曾为振兴文教而约同济南周书昌购买土地，建筑书院，出两家所藏之书置于其中，招致来学，奖掖后进，翟云升即为其得意弟子。桂馥隶书相当自负，曾有诗说，五百年来一人而已，颇有李阳冰说的“斯翁之后，直至小生”的气魄，清《松轩随笔》说：“百余年来，论天下八分书，推桂未谷为第一。”《退庵随笔》说：“未谷能缩汉隶而小之，愈小愈精。”
    翟云升从学桂馥之时，桂馥已及古稀之年，已经是驰名大江南北的学者和书家了，他的隶书已经得到了举世公认：包世臣在《国朝书品》中人品的隶书家只列邓石如、金农、桂馥、巴慰祖、王庭桂、郑簠、王时敏、朱彝尊等八人而已。青年翟云升对桂馥的学术和书艺崇敬至极，极力仿效。桂馥研究《说文解字》有《说文解字义证》疏证许书训释，专讲字义，而翟云升著有《说文辨异》和《说文形声后案"，字义之外专讲形声。桂馥曾与当时著名学者戴震相约专门治经，说：“士不通经，不足致用，而训诂不明不足以通经”，翟云升撰有《五经岁遍斋集》，他的“五经岁遍”绝不仅是一句口号，笔者曾在数幅翟云升的书法作品上见到这枚印章。同时他也将自己的书房号之为“五经岁遍斋”，“五经岁遍”成了翟云升的座右铭。桂馥精研篆刻，编有《缪篆分韵》五卷，专门收集汉印文字。翟云升则仿效他编有《隶篇》，收集秦汉以来隶书，分部编排，注明出处，甚为详备，是隶书字体研究的集大成者。
    翟云升力求在桂馥学术之外，另开一新天地，但由于他的学力所致，终没有达到桂馥那样高的学术水平。桂馥隶书对翟云升的影响很大，翟云升刻意临仿，不仅得其形，还极得桂馥的神韵，从他俩流传下来的书法作品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他们的渊源关系。乾隆五十四年桂馥与阮元同年举进士第。阮元后来成为学界的领袖。阮元在任山东学政期间，到莱州取士，正值翟云升应试，阮元对他的学术和艺术极为看重，后来在他的《小沧浪笔谈》中赞扬有加。阮元著有《十三经注疏》是治经的经典之作，影响深远。
    翟云升与何绍基是忘年之交，经常互通信函，切磋书艺。翟云升编撰《隶篇〉，何绍基曾给于大力帮助。何绍基隶书对翟云升的影响，从他的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翟云升晚年作品具有金石气息，当是受何绍基的影响。
    翟云升通过与桂馥等人的交游，逐渐确定了他的学书道路和审美趋向。上述十数人都是隶书名家，而他们的行书均不习王羲之光洁、流利一路，大都取法颜真卿一路，特别是邓石如和何绍基更直接地取法于北魏碑刻，用笔毛糙，有迟重苍茫之感。他们的隶书多取法汉隶，略涉唐隶，崇尚古朴和大气，与帖派的妍媚流利恰成鲜明对比。这些隶书大家的创作实践说明，学隶从汉人是一条最合理、最科学的道路，这对后世书法的影响相当深远。他们生活在清代中期，隶书受到了如此的青睐，这么多的隶书大家出现，是从汉魏到清朝这么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绝无仅有的现象，可以说这种现象本身就是一种风气，翟云升就生活于这种风气之中。也可以说这种风气造就了翟云升的隶书。
    翟云升的隶书，主要以《孔庙碑》、《曹全碑》、《乙英碑》、《礼器碑》等汉碑为渊源，师承桂馥隶书醇古朴茂、点画敦实、结构严谨开朗之风绪，并兼学诸家之长，通过长期对金石文字的研究，终于形成了自己的隶书风格。他的隶书，由精雕秀媚到凝练厚重，再由凝练厚重到大气磅礴、朴实无华、畅酣淋漓，成为名重一时的书坛大家。
    关于翟云升书法艺术的特点，历史上早有评价。杨守敬在《学书迩言》中说：“翟云升，字文泉，掖县人，桂馥弟子，道光进士，官国子监助教，工隶书……学〈孔宙》，而气质稍粗”；乡先贤刘颂年的论书百咏》注释中说：“工隶书，汉隶学曹全、唐隶学泰山铭”。再参照翟云升留存于世的各种墨迹和碑刻，我们可以看出，翟云升起初是学习飘逸柔媚一路的隶书，这个时期的作品用笔能铺而不能敛，力度远远不如中后期；师桂馥后，用笔逐渐铺而能敛，收而能放，逐步达到凝炼厚重质朴无华的境地。我们可以这样概括：由精雕秀媚到凝炼厚重，再由凝炼厚重到大气磅礴是翟云升书法的历史进程。凝炼厚重，朴实无华是翟云升书法的艺术追求。
    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书法自学丛帖•篆隶》前言中说：“清代隶书成就优于正书、行草、仅次于篆书……，钱泳、翟云升等过分平庸，不免俗气。”我们不否认翟云升确实有许多作品拘谨做作，十分刻板，但也有不少大气磅礴、酣畅淋漓的佳作。翟云升早期隶书在用笔上最大的特点是精到飘逸，简直可以说是精雕细刻。正由于长时期的这种训练，导致了他后来的隶书笔法平中见奇、朴实无华的特点。也正由这种刻意追求用笔的精到，结体的平正，才显得拘谨呆板，也就是后人所说的过分平正，未免俗气了。
    在隶书中铺毫行笔，提笔后翻折再铺毫的特点，运用到了他的行书作品中。这种笔法是从伊秉绶那里学来的，也可以说是取法于颜真卿的行书，但是颜真卿行书用笔速度较快，而伊秉绶和翟云升运笔较慢，笔锋的翻折显得更为明显，这是翟云升和伊秉绶在笔法上的相同之处。这种行书用笔方法是在当时隶书大家中比较流行的一种风气。翟云升后期在艺术上的追求和伊秉绶基本相同，但他们的结体方法很不相同，伊秉绶取法于《衡方碑》，他简直把写字当成画图案，具有极强的装饰意味，工工整整、规规矩矩，但丝毫也不呆板。而翟云升的结体方法主要来自于唐隶。
    翟云升所处的时代正是碑学的萌芽时期，也即黄惇先生所称的前碑学时期，以他们的审美趣味和具体的书法创作为标准，可以把当时的书家分成两类：邓石如、何绍基、伊秉绶等为一类。他们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显露出碑派书法的端倪，碑派书法那种古拙质朴，特别具有金石气息成了他们的主动的自觉的追求，是在书法艺术上有先知先觉开风气之先者。他们不光能代表当时的书法风气，还能开启一个新的时代风气。可以说，他们碑派书法的先行者，在书法史上他们属于具有创新意识的书法大家。而翟云升、阮元、包世臣、桂馥、黄易等人则属于另一类。他们在创作上缺乏第一类书家的那种求新意识，虽然像阮元和包世臣在理论上对南北书派已有自觉地探求，但遗憾的是并没有在他们的创作中有所突破，因而他们的艺术水准稍逊于第一类书家。
    本人并不完全认同黄惇先生的的观点，评判书法的高低仅以风格的个性为标准，而是应该以作者和那时代的审美观为标准，以你能在技术上达到多大的高度为衡量，从这一角度看，翟云升和桂馥在清代的影响要远远超过邓石如、何绍基、伊秉绶等，因为后者在艺术上的风格有点超前，这是不符合清代科举书法和士大夫书法的中和精致含畜的审美观的。在清代，邓石如的书法许多士大夫是不欣赏的，认为他是布衣书法，太匠气。而何绍基的书法地位虽然稍高，但和他的父亲何凌汉相比，仍然相差了一大截，而何绍基的书法名气主要也是借了何家是官宦世家的光，而伊秉绶的地位在清代他在世之时也不是很高的，伊秉绶受到重视是在他死后，特别是要十九世纪中后期以后，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商务印书馆珂版印行《默庵集锦》、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出版《默庵集锦•续集》出版后，伊秉绶才广为人知，有了众多的追随者。这一切都和人们的审美观念的变化相关，也和时代的变化相关，从十九世纪中后期开始，虎门销烟始，国门被打开，人心思变，原来的封建士大夫的温柔敦厚精致规矩的优雅审美观被粗犷雄放朴实另类的审美观所替代，所以历史上发生了贴学和碑学之争，而后来碑学占了上风。从书法史的角度看，碑学和帖学尖锐激烈的斗争是有利于书法的发展壮大的，对立是片面性的观点，融合才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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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云升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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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云升书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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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云升书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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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云升书法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