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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廷华:追求文化精神,探索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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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1-2 23:51:1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追求文化精神,探索文化内涵

文/李廷华



侯勇按:在《“国展”与当代书法创作》论坛上,李廷华先生针对国展及当代书法创作提出了文化精神缺失的问题,强调“慎独,思考,自由的文化自主与文化自觉,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心向往之。(经作者本人审定后发布)


我们天天谈文化,到底文化是什么含义,我们有多少理解,有多少认识?
学习他们,就要珍惜时间,珍惜自由,珍惜独立发言权


在社会风气没有得到根本好转的情形里,权力和金钱的结合成为诸多利益诉求的枢纽,要求书法界的文化品味和高尚风格,也只能是一厢情愿。比起社会上的腐败之风,书法界还是小巫见大巫。石家庄的一个女骗子,整套档案都是伪造的,居然堂而皇之成为市团委书记。而且这种社会渣滓堂而皇之招摇过市的怪事一出再出,现在人们对这样的怪事已经不惊奇。我们批评也好,表明态度也好,都是在尽一个普通公民的责任,但是批评的过程中发现这种现象越来越变本加厉,显然这是政治体制改革未能深入的原因。现在不论是书法界还是其他社会人群,能够洁身自好就是上上乘。我曾经有篇评论八届国展的文章,既有些批评,也还表扬了一个投稿人,陕西的一个省委秘书长叫王改民,他的作品不放在领导题词那一栏,作为参展者,入选者投稿,我觉得这样的领导干部参加书法展的态度,是我赞可的。一个省委秘书长希望自己的书法能够进入专业状态,这个精神状态我是认可的。



   刘正成:如果要把王改民的名字蒙上,投稿入展,那就是真正的水平。
    于明诠:那就不一定选上了。


如果今天再来谈评选机制,谈这个问题和其他的社会问题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在社会上到处碰见不公平,不公正。比如说火车票的问题,全国的铁路发展到动车时代,火车票还是难买。昨天我才从西安出来,想买硬卧节省一点,现在规定是十天之内售票,我试验过多次,十天之内在西安绝对买不到往北京的硬卧。这是什么原因呢?以前说是运力的关系,没有那么多火车,现在火车增加了这么多还是没有票。原来那个铁道部的部长刘什么,他弟弟是武昌铁路局的局长,就把全部的售票网点统治在他手中,公开场所就买不到票,走黑市加几十块钱,武昌火车站一年的售票是上千万张的,就这一笔可以赚若干亿,结果该局长判了死刑缓期执行。这种状况要想真正改变难道没有办法?比如在西安地区,或者武昌地区,全国任何地区,只要出现倒票的现象,唯局长站长是问,一层一层负责,利益攸关,铁路局的员工根本就不敢再倒票了。现在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任权力寻租,愈演愈烈,以前我在西安出门,淡季还可以买到硬卧,现在根本不要想。

书法界的权力寻租现象已经是公开化了。从二十多年前,刘正成先生到北京搞书法杂志,搞中青展发展到现在的过程,如果说功劳的话是造成了书法的市场化,同时也出现悖论和弊端。这种文章我已经写过多次,我当年写《中国书法运动的演进和危机》,那个时候刘先生还在台上,他就是那个时期书法界的中心人物。我的文章在《书法报》连载,是对书法状态的隐忧,也是对朋友的劝诫。因为书法形成了经济价值,而当下的一切经济活动都与权力联系,书法界也就会出现权力寻租,以致逐渐改变书法文化的本来性质,在繁荣热闹里出现危机。于明诠谈“展览体”的文章我刚刚看了,他是对书法界的状态,主要是书写状态提出了一些具体的看法,也不是对国展操作的评论。

我在《中国书法》杂志有过一段工作经历,也勉强算圈内人,但我没有提出过加入中国书协。

于明诠:如果你要加入书协条件早够了,好像按照规定,在权威的杂志上发过几篇文章就可以了。

文章我发过上百篇,我没有提出过要求,现在我更没有要求了。我参加文学活动更早,1983年我在《人民文学》发表小说并出席笔会,出席笔会的四川作家把名单提供给《四川文学》。正成兄来约稿,我们一见如故。以后我的书法活动一方面是出于爱好,一方面是正成兄的吸引,但在他当权的时候,我没有提出过参加书协的要求。他遭了黑整,我就从以前比较多的批评他,改变为更加多的支持他。如果想加入协会,我出版的著作作为作协会员的条件早就够了,出两本书就可以了,我也没有要求加入,但在八十年代初期我参加过陕西省作家协会。尽管我在《中国书法》帮忙工作期间,那时候风气还没有这么坏,我就明讲我们的一切协会,作家协会,书法家协会都是行政机构,是按照行政机制运作的。我们面对的这个现实,作为我个人来说,我不得不在刊物上发表文章,但要加入协会就并非“不得不”,那就算了。我不跟你玩,也不跟你作对。我行我素。我谈八届国展是作为观众看了展览,我对书法体制,对书法状态提出看法,完全是我个人的立场。这种立场是从怎么来的呢?中国现代文化人对国人精神影响最大,最有价值的是谁?什么精神最可宝贵?我读了大半辈子的书,文学的、学术的,书法的、个人体会,还是陈寅恪先生和他坚持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中国这些年最缺乏的是什么,不论文学界,书法界,还是全社会,最缺乏的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对这个精神和思想,力不能致而心向往之。

马世晓先生讲他见到刘正成先生的印象,说当时刘正成先生很漂亮。我接触刘正成先生的时候,他30多岁,长得很清瘦。他那时候的知识水平和思想深度让我十分佩服。初见面时,我那个房子里贴了很多字,刘正成先生说这个字还没入门,回到成都以后马上给我寄了两张字,其中有首唐诗:“扬子江头杨柳春,杨花愁杀渡江人。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那时候我们对书法和文学都充满兴趣。刘正成先生当时写了很多历史小说,其中有篇《元稹忏悔录》,我以为接受了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中的很多观念。我认为中国文化几十年来的最宝贵价值就是陈寅恪先生对文化专制以死抗争的精神。

    书法界的活动,我第一次参加是重庆第四届书学研讨会,当年那些人(曹宝麟、黄惇、楚默)的发言都很有水平,然后与会者提问,十分自由,也认真。我认为学术氛围高于文学界,又有正成兄的邀请,我就乐意参与一些活动。以后把正成先生搞下来,绝对是利益的原因。朋友之间的正常关系,是你的缺点错误就是你的缺点错误,你有冤枉,朋友可以替你讲话,这个要搞清楚。但是刘正成遭遇的是什么情况呢?开始,公安部门还没有定案的时候就急忙把他的职撤掉了,以后,公安部门给他平反了,撤他职的机构却并不重新认识。一个文化机关整人的手段比专政机关还要狠,这样的机关还值得打交道吗?

从现在的体制情况来看,这些怪现象还没有扭转的可能性,现在一切都是行政权力为中心,权力和金钱结合为枢纽。温家宝总理今年以来已经六次呼吁政治体制改革,改什么呢,就是改权力寻租,要公平正义,适应人民的民主要求。书法本来是什么品味性质?苏东坡、黄庭坚的字没有卖过一分钱,他们是自觉的爱好,爱好写字,讲得高一点,因为他们当时对书法,包括对文化全方面的传承,以不群之资加超凡之力,成为一代大家,为千秋万世敬仰。中国很多好作品都是这样出来的。现在从好的方面讲中国是经济时代,中青展的竞争性造成了很多书法家能够谋生,这首先是进步。但是事情的演化都有转变,转变在某些节点上就会变质,完全把书法作为牟利工具。这个问题太深刻了,我们需要不带偏见的客观的评价,像外科手术切片一样的,不要带过份的情绪进行分析。我谈到这里已经谈够了,我没有准备,今天能够碰见于明诠,是老朋友不期而遇。和天生书呆子是第一次见,以前看到过文章。既然来谈谈,我虽然对国展无兴趣,但从文化方面看书坛,还是有话可谈。

再谈谈书法文化问题。我去年写文章批评了王岳川,这是我的一种文化认识。批评了他以后我自己进行反思,现在是谈书法文化的人表现得特别无文化。有一些人把书法当做纯技艺,当然要批评,但是也必须重视书法的技艺性。十几年前我在《中国书法》杂志搞学人对话,主要就是讲文化的,但我警惕另外一种倾向,就是用泛文化消解书法技艺。如果客观的讲,现在整个文化界包括文学界的核心,都是缺乏文化的。比如说作家圈完全是以文字表现,文化的氛围应该更浓,但作家圈的人今天文化状态到底怎样?我订了多年《小说月报》,在这个刊物成立多少周年的纪念期间,各作家协会,名家们发的贺电,就跟我们现在八宝山看见死人花圈上的那句话,所有人都是永垂不朽,所有的作家给小说月报发的贺电都是几句祝贺话。若在以前,这样的场合就是一次文化词章的盛会。我回忆一副对联就可以看见当年人的文化水平。我上初中的时候,关心时政,中午上操的时候,跑到邮局买报纸看,发现林彪给罗荣桓送的挽联,我现在还记得:“六亿人意气风发,日月重光,万里长征,方期任重道远;三十年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一朝永诀,痛失良友知心”。这可能是林彪的秘书写的,但代表了当时林彪和罗荣桓的感情。再举个例子,杜月笙过五十大寿,有个文人送副对联:“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尺五天”。这是拿风雅附庸豪强,但是十四个字把杜月笙的特色表现十足。现在中国作家除了写故事,这样的风雅就很少。就中国文化谈中国文化,过去的一个北大教授,文章要写得好到什么程度,才配得上?现在多是大白话,还逻辑漏洞百出,还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自己在大学圈子里多混了几年,就随意说人家没有文化,这个没有意思。我就反思什么呢,我们天天谈文化,到底文化是什么含义,我们有多少理解,有多少认识?为什么我认为陈寅恪先生是几十年来中国最有文化价值的人,我在进行钱钟书和陈寅恪的比较,到底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从才学来讲,从读书的广度来说,从个人智慧来说,钱钟书高于陈寅恪,我们进行精神价值的比较,我认为陈寅恪更让人感念,钱锺书更让人钦佩。钱钟书从不发难,而陈寅恪经常挑战。钱锺书的个人品质保持得也很好,有人挖空心思找钱钟书的错,找到在胡风的问题上他有表态性的文章,又有人把文章研究考证,最后发现不是钱钟书的文章,是钱钟韩的文章。钱钟书洁身自好到了白玉无暇的地步,找不到他批判任何人的文章,这在几十年知识分子被挑动互相攻击的语境里,实在是一个奇迹。胡风都写过批判人的文章。比如对俞平伯,他批得也很凶。这几十年来是一茬人批判一茬人,一直到四人帮完蛋。现在是重新评价历史,一茬接一茬回头看,连打土豪、分田地,用暴力方式改变生产关系也发现是有问题的,甚至反思到用暴力手段推翻满清王朝都有问题。现在讲和谐社会,和阶级斗争是分道扬镳。我们通过不断加码的激进主义几十年的运动以后,多米诺骨牌往回翻,比如辛亥革命之前慈禧和袁世凯的改革相当成功,全国已经有几十家民营报纸和杂志,各省都已经有了咨议局,相当于议会,现在改革喊了多年,民营报刊和议会还无从谈起呢。有人提出:100年之前中国尽管是封建王朝,但已经发展到这种状态,有什么必要打倒?人家已经准备学习明治维新,学习君主立宪,为什么不继续发展?不再等待?革命派等不及了,改革和暴力在比赛,最后中国进入几十年暴力运动。这个发展趋势,余英时分析得特别透,他得了相当于诺贝尔奖的布鲁克奖,在海外华人中是最具研究深度的,他从中国文人的学术和思想发展观察中国社会的发展,重要著作有《戴震和章学诚》、《方以智晚节考》、《朱熹的历史世界》等。钱钟书讲他,不仅在海外为文章翘楚,即在中州亦不作第二人想。余英时的分析引起我的思考,如果这样观察大的历史趋势,再联系书法文化,书法状态完全权力化,和中国以前所有时代的书法状态的发展都是完全不同的。进步在什么地方?拐点在什么地方?是怎样发展的?包括正成先生这个弄潮人在这个大的历史过程中,命运的变化,这都是和文化历史,和书法历史有关系的。在这种思考中,我遭遇了辩论,怎样认识书法文化,书法文化不是一个口号,我们的社会,现在思想资源逐渐有枯萎感,以前主要的社会资源就是阶级斗争理论,几十年斗争,我们都从中生存过来的。现在又重新反思,对整个社会资源,对传统文化重新审视,传统文化里面出现各种代表性的人物,陈寅恪先生就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不自由毋宁死;钱钟书先生是坚持底限,洁身自好的情况下不做自我牺牲,就如陈平原总结的,保留一定程度的学术自私。钱钟书对刘再复说“连一根头发都不能被魔鬼抓住。”憬然设周身之防,钱钟书的半辈子真就做到了,文字狱没有把他抓住。一个人要用这么大的精力防范,文化创造方面要做多少牺牲?这是我最近研究的一个方面。钱钟书讲他写《宋诗选注》,就是为了适应当时的风气做了牺牲,又用了很多小聪明,要表现自己的艺术见解。结果一拿出来就受到了很多批判,批判他的有周汝昌先生,这谈到了我们接触过的人。周汝昌先生是十分好的,对我个人也有很宝贵的教益。他比钱锺书先生小十来岁,钱钟书当年对他很器重,可以说青眼有加。“拔白旗”的时候,周先生写了批评钱先生的文章,周先生说:“自己知道钱先生再不会理我了”。这是老一辈学者的心路幽微。而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注》也没能充分表现自己的学术本质,搞了个“半间不架”,这就是钱钟书一辈子的教训。陈寅恪则是我要讲什么就是什么,不管那么多。

    我们今天随便聊天,我思考一个问题,我批评王岳川,我下来就反思自己的不足,关起门来又读了一年书。如果批评书法界缺乏文化,我们多少沾染书法的人就该加强自己的文化,起码把自己要表述的观点说清楚。现在大而化之谈文化的东西太多了。比如说书法到底是什么?书法是不是纯粹的写字?当然不是了。但是书法又怎能藐视写字的技术性?于明诠已经谈到了技术性的东西,你认为现在的“展览体”是艺术品类的杂交性不够,品种退化,新一代的东西都是不断丰富杂交以后出现的,不断的吸收以前的东西,这个河流才会越来越丰富。这个看法我赞同。我们谈问题,就要面对问题,而不是生造问题,不要搞伪问题。这里引申出一个话题,比如松竹草堂三五好友,两三同道,像钱钟书所讲“学问乃二三素心人,于荒江野老屋中商量培养之事”,就可能有些文化,我们没有必要迎合谁,也没有必要刻意反对谁,就是心中流出自己的认识,这样,松竹草堂也不嫌小,也不嫌边缘。现在论坛成灾,什么事情都搞论坛,什么事情,自己弄清楚没有也不知道,还端个名家架子,随便讲几句还都是大题目,也不负责任。松竹草堂如果作为一个平台,可以谈一点我们对书法状态,对文化状态深度的思考。在大的状态下要洁身自好,我们如果觉得某些不美的东西,就离得远点,感兴趣的东西进行深入的研究,如果每次谈的都是有价值的东西,日积月累也会对社会文化发生好的作用。谈的方式可以很随便,但要把问题准备好,不能谈伪命题,伪命题是浪费时间。不要过分谈重复的问题,有一些重复也不怕,就是要思考深入一些,现在哪位朋友读书有新的思考,这个地方立一个论坛,一个茶座,正成老兄是尽义务,在家里摆上茶你们喝着,把房间提供给大家聊聊,如果真的能够持之以恒,不怕我这个地方没有任何功利色彩和官方色彩,只要讲得有学术价值,我觉得这是可为之事。

现在到任何一个官方场合,要请领导来,来了哼哈的说几句还得感谢他,那是浪费我们的时间。作为我来讲,协会都不想加入,不会陪这样的人的。作为朋友来讲我就是提出建议,谈一下我的思考,希望把问题思考得准确一点,深入一点,文化和书法是什么关系,按道理讲是早就解释清楚的,不断的碰到搅和的,就需要重新整理一遍。我认为书法形态是以用笔为中心的,在技术支撑之上综合文化的表现。综合文化是很宽泛的,历史现象证明一直是这样的,有的人过分贬低书法的技术性,这个解释是偏颇的。书法怎么和技术没有关系?国学大师刘师培一生奥悔写不好字。启功认真的写字,是因为他已经成为学者成为画家之后,题款老写不好,有一个阶段他就是以书法技巧为主要的研习目标,最后又和自己的文化素养融汇在一起,表现出一种更加高级的形态,是不断的复杂的发展,各种综合因素在往前推进。如果是真正的面对自我,这段时间感觉技法不够,就多补补技法,这段时间很多东西没有看,就再下读书功夫。现在的重要问题是文化人欠缺文化,要意识到这个问题才行。有些高谈文化的人没有把文化理解清楚,平常的生活中也并不是以文化为主要的追求方向,是挂着文化招牌达到非文化的目的,这样的现象要揭露,要批评。如果还只是泛泛提倡文化,哪怕谈的欠缺深入,也且由姑妄言之。现在泛泛之论在大学教授里表现比较明显。大学里面的考评,就是应付性质的,但是作为规范必须那样做,有些文化人在其中很痛苦,但是即要大学的平台就得受那样的煎熬。有几个人就不吃这一套,陈寅恪就不吃这一套,十几岁就开始在外国留学,遍游欧美大学,回来什么文凭都没有。钱钟书也不吃这一套,跑到英国学习,文凭没有拿到就走了,他们两位才是中国大陆几十年的学术双峰。学习他们,就要珍惜时间,珍惜自由,珍惜独立发言权,这样,当然要牺牲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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