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书法的评判标准 王根权

郑凌

论中国书法的评判标准
　　                                                                                                                                                                   王根权
　　编者按：
　“千古以往的书法品评没有量的概念，大家使用的是一杆没有准星的秤，以致出现了许多问题，现在量的概念明确了，问题也就可以解决了。”这是本文作者、著名书法艺术家、理论家王根权先生总结出来的深刻体会，堪称书法艺术行业的空谷足音。
　　中国书法长期以来没有评判标准，其原因既有学术问题，也有行风问题，从古至今莫不如此。今天发表的《论中国书法的评判标准》一文，是王根权先生对中国书法多年研究的重要成果，文章引经据典，纵横捭阖，言之有据，论之入理，不仅指出了中国书法因无评判标准带来的问题，而且拿出了有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法。固此，弥足珍贵。
欢迎广大读者特别是书法艺术界的同志发表意见，以推动中国书法艺术产业这一新兴文化市场走向新的繁荣。
书法艺术，这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灿烂之国粹，历经数千年，一代代、一批批书家们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使其不断发展，不断成熟，日臻完善。但是，千百年来书法的评判以及评判的标准几乎始终没有改变，至今评判的标准还是很模糊，评判仍然是主观臆断。正是因为这一点，致使许多学书人摸不着头脑，找不到方向。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埋没了我们许多书法人才。
　　一、孙过庭探寻“评标”的两次书评实验
　　唐代是我国书法发展的第二个鼎盛时期。孙过庭在其《书谱》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情。文曰：“吾尝尽思作书，谓为甚合。时称识者，辄以引示。其中巧丽，曾不留目。或有误失，翻被嗟赏。既昧所见，尤喻所闻。或以年职自高，轻致陵诮。余乃假之以缃缥，题之以古目，则贤者改观，愚夫继声。竞赏毫末之奇，罕议锋端之失。犹惠侯之好伪，似叶公之惧真。”这段话所记述的就是孙过庭为探寻中国书法评判标准所作的两次评判实验。这两次评判实验反映出了书法界一个最为要紧的问题，即书法的评判标准问题。为了能将这一问题看得更为清楚仔细一些，现在我们就将孙过庭所作的这两次书法评判实验进行一番深刻剖析。
　　孙过庭的第一次书法评判实验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书法评判中没有真正的识者。他把书法评判的群体即所谓的“识者”们分成了三种：第一种是不识者，“其中巧丽，曾不留目”；第二种是错识者，“或有误失，翻被嗟赏”；第三种是不表态者，“或以年职自高，轻致陵诮”。可以看出，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书作评判群体，是一个负不起责也不负责的群体。评判的结果那是可想而知的：“即昧所见，尤喻所闻”。
看来书法评判确实是有问题。为了进一步观察了解“识者”们的品评，孙过庭又作了第二次书法评判实验，他采用了具有古色古香的浅黄色的绢帛书写，并提写上古人的篇章名目，再一次拿去让那些所谓的“识者”们再次品评。这一次与上一次的情况大不相同，“识者”们还真的将孙过庭的作品当成了古迹。结果是：“贤者改观，愚夫继声”，“竞赏毫末之奇，罕议锋端之失”。先是一些有社会声望的 “识者”们改变了看法，随后其它“识者”也就跟着随声附和。他们竞相欣赏赞誉，尤其是对其中一些点画、结字、布局谋篇中有失正常或误失的地方甚感兴趣，并对此发出了平时品评中很少能够听到的赞叹之辞。不难看出，这一次评判同样是胡评、乱评，但评判的结果变了，而致使结果改变的，不是作品的艺术内容，而是作品的外在形式。即“假之以缃缥，题之以古目”。孙过庭发现了书法评判中的又一个问题：书法作品的优劣高下，与艺术方面的关系并不是很大。　　
两次书法评判说明了同一问题：书法评判的标准是任意的，书法的评判标准就是 “贤者”的观点，而“贤者”的观点又非是一个纯书法艺术的观点。作品的好与不好，是由所谓的“贤者”说了算的。“贤者”说你好，你就好，说你不好你就不好。要想让“贤者”说你好，那么就必须得让“贤者”改观。“贤者”是凭什么“改观”呢？他们是怎样评判的呢？观点是怎样得出来的呢？孙过庭没有说，但是可以想象，他们凭的就是“我以为”。他们用的是“拍脑袋”的方法，脑袋一拍，观点就出来了。“贤者”是些什么人呢？“贤者”是那些具有影响力的人。谁最具有影响力呢？ 资深者、为官者、当权者。官越大，权越大，影响力就越大。这些个资深者、为官者、掌权者可能是书法家，也可能不是书法家，可能懂书法，也可能压根就不懂书法。
　　孙过庭算是把书法评判这个问题弄清楚了，原来书法评判的裁判是由一些不一定懂书法艺术的，但具有影响力的“贤者”和一群不负责任的“愚夫”，一批“墙头草”组成。评判的标准是任意的，评判的方法是随意的。关于书法家的任何一个不确定的因素，“贤者”就可以拍脑袋。“贤者”脑袋一拍说谁好，愚夫们就跟着说谁好；“贤者”吹什么风，“墙头草”们就往那边倒。“贤者”凭自己的好恶可以以任何理由轻易地肯定任何一个书法家，也可以以任何理由否定任何一个书法家。作为书法家，无论你的书艺多高，仅凭自己的书艺，对“贤者”无可奈何。千百年来，我们的书法家就处在这样一种评判环境之中，他们的书法艺术生命就掌握在这样一群裁判的手里。
　　二、无“评标”时代书法家成名之艰难
　　在这样一种评判体制中，我们的书法大师们所经历的境遇是怎样的呢？
　　王羲之是大家最熟悉的人物，今人称其为“书圣”，但在唐以前并不是这么回事。
　　王愔是北朝一位书法家和书法评论家，在其《古今文字志目》中对魏晋时期的58位书法家的排名情况是这样的：韦诞、张缉、郭伯通、韦熊……王羲之、张彭祖、谢安、郗愔、任静、王献之、王珉、桓玄。王羲之排名倒数第8位，顺数第51位。
　　羊欣，南朝书法家，在其《采古来能书人名》中对历代书家排名情况是这样的。秦二人，赵高、程邈。汉、魏、晋45人，王羲之排名第35。
　　袁昂，南朝•梁书画家，其《古今书评》为奉敕品评之作，共品评了25人，王羲之列第1，王献之列第2，张芝列第19，钟繇未被列举。在列品后又说：“张芝惊奇，钟繇特绝，逸少鼎能，献之冠世。四贤共类，洪芳不灭。羊真孔草，萧行范篆，各一时绝妙。”
梁武帝萧衍， 在其《古今书人优劣评》中列举了32位书法家，钟繇第1，王羲之第2，蔡邕第3，韦诞第4，张芝第5……王献之第10。
庾肩吾，南朝•梁书法家，在其《书品》中将108位书家们分成上、中、下3级，每一级又分为上、中、下3等。上之上者3人，排名情况是张芝、钟繇、王羲之。  
　　王羲之对自己的评判是：“吾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然张精熟，池水尽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谢之。”
　　200年后王羲之遇到了“贤者”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亲自为王羲之撰传，传中历数各家书法之短，独赞王羲之。传曰：“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 ⑤这位“贤者”不但改了“观”，而且大力推崇，他采用了政治手段，不惜人力财力下大工夫全国搜寻王羲之书作，组织人临摹，将摹本送给子弟和大臣让他们临习，大力提倡推广之。这样就造成了有唐一代尊王之书风，一直影响至今。
我们再看看“有唐第一妙腕”孙过庭的境遇。
张怀瓘，唐开元间书法家，在其《书断》中列神品25人， 妙品98人，能品107人。能品中隶书23人，孙过庭排名第22位；行书18人，孙过庭排名第10位；草书25人，孙过庭排名第16位。
窦臮，唐天宝间书法家，在其《论书赋》中说：“虔礼凡草，闾阎之风，千纸一类，一字万同。如见疑于冰冷，甘没齿于夏虫。”
    朱长文，宋代书法家，在其《续书断》中把唐宋时期的书家分为上、中、下（神、妙、能）三品，一一评论，以补《书断》之缺。神品3人，妙品16人，能品66人，附下9人。孙过庭被附在第10名王绍宗名下。“绍宗所善孙虔礼，字过庭，官至右卫胄曹参军，书有能名，或病其体多同而格不高尔。”
　　与孙过庭同时代的陈子昂曾为孙过庭作《率府录事孙君墓志铭》和《祭率府孙录事文》2篇祭文，陈子昂在文中写道：“君之逸翰，旷代同仙。岂图此妙未极，中道而息，怀众宝而未摅，永幽泉而掩魄。”称孙过庭为“有唐之不遇人也”，即有唐以来难以遇到的一位书法艺术大家。陈子昂对孙过庭的评判应该说是“改观”。但陈子昂的影响力不够，还算不上大“贤者”。真正的“贤者改观”则是500余年后的宋代 ，宋高宗谓孙过庭的《书谱》“此谱妙备草法。”宋徽宗又渗金御题“唐孙过庭书谱”。自此以后孙过庭在书坛的位置才算有了确定。
米芾一向高傲自大， 他认为“ 张颠俗子， 变乱大法”，但对孙过庭却很认可。《书史》中称：“孙过庭草书《书谱》甚有右军法，作字落脚近前而直，……凡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
清代的孙承泽在《庚子销夏记》中写道：“唐初诸人无不摹右军，然皆有蹊径可寻。独孙虔礼《书谱》，天真潇洒，掉臂独行，无意求合而无不宛合。此有唐第一妙腕。”
　　王羲之如是，孙过庭如是，其他的一些书法大师亦如是。过去如是，现在亦如是。王羲之、孙过庭算是幸运者，虽然时间长了些还有“贤者改观”，终有出头之日，那些遇不到贤者，贤者不“改观”者，岂不是老死于斗室草野，淹没于喧海了。
　　三、中国书法艺术呼唤“评标”
　　书法如是，“相马”亦如是。1000多年前的韩愈发表了自己的相马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之也。”有了千里马不行，还得找伯乐。 这是一种极不正常，极不公平的现象，但是千百年来人们却拿它没有办法。只有求贤、等贤。一般人对此无奈，“圣人”对此亦无奈。孔子就曾感叹曰：“博学深谋而不遇者众矣，何独丘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