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志刚评靳尚谊、李刚田等（2）

淡然处之

履豫书画人选论                                                     
                                                           郑志刚
                                                         

                                                                       方照华
     方照华1946年生于福建惠安，多年专职于河南文艺界，温温夫貌，谦谦夫态，巍峨嵩山与浑浩黄河未能易其南人底色。“我喜欢以抒情的笔调作画，在严峻、苦涩的生活中画出人情的美丽和人性的温暖。”方先生如是说。
    1983年，调离河南省文联《奔流》文学月刊美术编辑岗位后，37岁的方照华入职中国美协河南分会。“到美协第二年，就面临着全国第六届美展。”方照华说，当时他负责对省内画家普遍发动、重点挖掘，积极创作参展作品。最终，“入选作品达六七十件，其中获奖两银一铜，可以说是河南美术的转折点。”
    毫无疑问，方先生为河南美术做了许多事务性工作，这势必要挤兑他的个人创作。事实上，学术或艺术机构的“内行型”领导，莫不面临如是矛盾。他早先主事油画，速写、素描下过不少功夫，西画造型底子扎实。《难忘的歌》、《古老的河》、《太行岁月》、《黄河恋》等油画，是他的得意之作。“老方要是40岁封笔就好啦！”湘籍油画家曹新林感叹（后经当面求证，曹实为转述他人观点），“他40岁以前画的那些速写真让人喜欢啊，质量相当高。但自从当上美协主席后，他就没有时间创作了，把自己献给了河南的美术事业，这种功德大家应该感谢。”
    那些被曹先生称赏的速写，多作于改革开放初期。当时，方照华下煤矿、钻山岙、进工厂，不怕脏，不怕累，一笔笔，一张张，在生活第一线摸爬滚打。据他介绍，某次在王屋山，下着漫天大雪，自己画得入迷，竟浑然不觉雪深及膝，鞋子里早就冰凉透湿了。
    所以说，最精彩的作品，往往诞生于画家“心志紧张”之时。从某种意义上说，文艺憎命达，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近些年，方先生携西画优长入国画水墨创作，风格清新明丽，观之悦目润心，与时下某些丑恶狂怪之作迥异。《豫南秋》、《山妞》、《淮阳春雪》、《少林少林》、《边寨秋日》、《晚风》、《迎客松》、《闽南春早》、《古老的歌谣》、《海妹》、《春光图》等，都是他的水墨作品。看他的水墨画，犹似披阅一颗清亮的心。从画面表现来看，才华或许并不超群，意境或许并不深邃，笔墨或许并不老到，韵味或许并不悠长，但一种诚恳、认真、纯净、雅正的气息，却不容否认与遮蔽。

                                           [ b]吉欣璋
     吉欣璋有纯正的旧文人气息。数十载心力用于读杂书、作诗文，书法篆刻其余事耳。但是提起他，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他的刻印，再写字，再文辞。所以然者，只因他曾供职书协、书画院，作品参加过相关活动。
    吉先生号梅翁，所以“梅”者，盖早年为煤气工故也。他无甚文凭，丰盈腹笥全赖自学。他为文善“涮”，呵佛骂祖，刺世嫉邪，而出之雅喻隐典，略无粗鄙之嫌，视以当世之柳泉可乎？
    吉先生的字，行书从米，上溯大王；篆书筑基乎秦，下汲清贤；他的印，清正雅健，磨合于秦汉古制与明清流派间；他的诗词，格律严谨，才思飞动，温醇而又犀利，恣肆而又风趣；他的文章，无论文言白话，信手拈来，靡不涉笔成春。说他是才子，也许是不过分的。
    性傲倔，骨清奇，行端方；处世诚，与人善，尽职守；厚古不冬烘，牢骚不偏激，远俗不妒才。讲的都是吉先生。

                                               李刚田
     李刚田是勤奋、理性治艺的标本式人物。他相信时间的力量，相信坚忍的力量，相信积沙定然成塔，有着超强的计划性与执行力。李先生当然会有冲动和爆发的时候，但终归要被巨大而又无处不在的理性裹挟与牢笼。故而，他的感性“起义”绝不会是粗声大嗓的爆玉米花，充其量是肉虱遭遇指甲时所发出的一声“噼啪”而已。

    若然个性，在现实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无论从事何种具体门类，成功的几率都是异常之大的。李刚田在书法篆刻界的名望，也证实了这一点。咂摸他的成功，当予文艺人以深沉的启迪。

    数十年来，李氏在刻印、写字、作文这三件事情上全神贯注、强力累积、持续推进，声名与劳作是成正比的。他较早确立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出道至今，没怎么豹变过，有的只是局部改良。这符合他的性格，审慎、冷思、步步为营、积微而著。

    我观察到，李先生的书法篆刻，一直在古代金石与墨迹之间做嫁接与杂交的试验。这是他的主路子。他的印，受黄士陵和来楚生影响大，近年来，白文线条那种细腻而温润的自然崩裂，或许是齐白石刀法的“和平演变”？这种效果，其实也是以刀石求笔墨的心思表达。他的字，其实并无扎实沉厚的童子功，点画缺乏“咬人”的力量。其篆书笔法是清人与先秦简帛书的交混，隶书也是相应的招数。行、楷书，魏墓志其体貌，二王其血肉，还是一种杂交水稻般的弄法。字势恒左高右低，呈雪雨纷零状，有悖常态，似乎借鉴了金农，意在标榜一己之“独”吧。

    事实上，为数不菲的国内书画家，都吃了过早确立“独特面貌”的亏。这种为“独特”而“独特”所强行造作出来的所谓“面貌”，多未经过作者真实性情与渊深传统的双重检验，反倒在现实名利的粗暴左右之下，操持着矜奇嗜怪的流行心态，在某个残垣断壁的冷僻角落，撮凑些支离破碎的零件，匆匆捏塑出一张“务求独异”的脸谱，便兀自雨骤风狂地纵横江湖去了。

    这样的书画家，往往在名利俱获之后，就立即陷入了长达数十年的迷惘与痛苦之中。不合脚的鞋子，无论如何华贵真皮，都只能给虚荣的履者带来日复一日的强颜欢笑的折磨。名位与润格的耽耽逼视，使他们根本不敢有推倒重来、自千载不替的传统经典入手、循序渐进地涅槃新生的想法。被鲜花和掌声浸泡久了的他们，也根本经受不得寂寞与冷落的挑战。就这样，在既定的泥沼之中，他们的艺术生命一步步沉陷直至没顶。

    在国内书画界，这是不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悲剧呢？类如这样的悲剧性人物，是早已闭目塞听地陶醉在“物质幸福”之中，还是可贵地抱持着自己清醒的疼痛？大概没有人去作这样的调查，也许连进行这样的思考本身，在时下都显得相当无聊。

    勾回来再看李刚田先生的理论文章，朴素流畅，实战性强，不爱讲空头道理，不显摆，有着紧凑的思考与诚恳的表达。尽管学术纯度稍欠（这一点他自己也有提及），较之那些动辄洋洋万言却垃圾一堆的所谓理论家们，当令人脱帽行注目礼。此外，他还余事散文，情感真挚，娓娓道来，绝无孟浪乖嗲。从字里行间，可以品出他努力读书、刻意补课的紧张、自励的心态。

    总之，做什么事都要缜密地计划、精细地打算，绝不懈怠地一步步朝着既定目标走，这是李刚田的风格。这当然是好习惯。这样做很少闪失与不测，成品率很高。看他的作品，一般人都会有这种精谨邃密的印象。但文艺创作，有时候似乎真需要冒一点险，失一点足，来一点喝高之后把控不住的感觉，如此才有意外之象，不期之趣，令观者怦然心动，历久难忘。何绍基的怪异执笔法，求的就是自我失控。李先生何尝不谙于此，亦曾有过相关尝试，但他的性格主局决定了艺术主调。

    实际上，就行楷书而言，赵之谦、于右任走的也是“碑表帖里”的杂交路子，李刚田受他们的风格启迪几乎是肯定的。这中间有两点要害：一是天性气局，一是旧学根柢。这两点因人而异，故而结果各别、高下立判。当然，我们不能拿赵、于去衡量李先生。因为有些问题是时代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