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啸一声（兼论人声的第三种表达方式•双溪楼笔记之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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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啸一声（兼论人声的第三种表达方式•双溪楼笔记之十二）


    一个春天的早晨，阳光灿烂，空气芬芳。
    一位十三岁的少年独自走在一条空荡荡的走廊，他的心中忽然产生一种按捺不住的冲动，像要爆炸一样。于是，他张口大声歌唱起来，将当时所有能够记得的歌曲都唱了一遍，觉得并不过瘾，又吼了起来。那声音是从嗓子眼里冲出来的，一波一波像浪潮般汹涌，并随着唇舌的微微颤动，而发生游移……有一种类似于生命意的东西志膨胀起来。
    没能坚持多久，就渐渐地觉得口舌干燥，声音有些嘶哑。于是他使劲地鼓动着腮帮，让更多的唾液分泌出来，然后快速吞咽口水。突然感觉被呛了一下，竟然与溺水时的感受有些相似。接着剧烈地咳嗽起来，最后控制不住，有一股腥咸的液体涌了上来，是血，他慌了！赶紧强咽下去……这情形让他即兴奋，又害怕，忐忑了许久，好几天都不敢开口与人大声说话。
    而这段经历更成为一个秘密埋藏在少年的心中，从没有对别人说起，像一只蜇伏的怪兽。直到若干年后，当他在唐诗里读到王维“独坐幽篁里，鸣琴复长啸”的诗句时，心中一动；接着又在魏晋人的诗文里看到大量有关“长啸”的记载时，隐约感觉到心中的那只“怪兽”又活络起来；他甚至联想到“动物世界”里的虎啸狼嚎……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思考，我认为，在漫长的中华文化演化的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与语言、歌唱不同的第三种人声表达方式——啸（一种有意识的传达某种生命信息的发声，与人受外界刺激所产生的本能发声，有所区别）。追溯它的源头，甚至可以上溯到人还是兽时的那里。就像草原上的雄狮，一声吼叫，连空气都会颤抖。 这是一种雄性显示力量的方式，通过吼声，来展现实力，标示地盘等，这样的吼声，可以传递的信息很丰富。而闻者加以揣摩，在目光之外，就可以衡量一下双方力量的对比，从而避免了无谓的冲突。这样的吼声不仅同类能够听懂，甚至连异类也可以听懂它们需要懂的部分！这可是性命攸关的事哈。
     遥想上古时期，地广人稀，且森林植被茂盛，活跃在丛林中的人类祖先，用声音传达信息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而且人类祖先声音所能传递的信息要比狮子丰富得多。随着人类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群体数量的逐渐加大，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为了满足人声精确传递信息的需要，人类群体中开始生成有别于“兽语”的“人言” （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一个重要标志之一——语言的形成），此时大量的各种人声，一方面是向形成语言的方向，呈现出越来越清晰化、凝固化的轨迹发展，并形成为主流。打个比方，语言像珠子，音、意对应，在具体语境中都有清晰的边缘。而另一方面，像“吼”等原始、混沌、团状、富有弹性表达方式则被日渐边缘化，只能若隐若现地出现在历史长河中。这过程就好像星系的形成，大量的宇宙悬浮物在某一特定的条件下凝聚形成星系的主体——星球，而残余的物质则继续飘浮在边缘地带。（对于这段历史只能通过想像来推测，其中具体的情形或许可以参考人类文明演化的另一个重要节点——文字的产生：大量的各种表意符号中有一部分形成文字，还有相当部分逐渐消失隐退，但也有一小部顽强生存，并逐渐演化出具有丰富内涵符号，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太极图阴阳鱼”）

     然而到了魏晋时期，已经处在人声边缘地带的“吼”，在社会动荡，政治黑暗，玄学盛行的大时代背景下，又被赋予了特殊的内涵，形成了人声的“玄语言”状态——“啸”，“啸”成为有别于语言、歌唱之外的人声第三种表达方式，重新散发出眩目的异彩。（在这样的一种“玄文化”的氛围里，许多艺术形式像书法、音乐等，皆有旷达玄远的意味，并且达到了它们各自的高峰。“啸”和书法一样，都是最具有中华文化特色艺术行为方式），只是它如昙花一现后，又隐身于历史的尘埃中了。
     要描述当时的盛况是很有难度的。人类活动的历史存留，从考古的角度，要根据当时遗留下的实物资料，通过逻辑推理、合理想像来还原。而像“啸”这样只有间接留痕的事物，就只能更多的是想像了。还是对古人的有关“啸”的文字进行一些梳理吧。
    在魏晋时期，既有成公绥《啸赋》这样直接描述“啸”的文学作品，也有桓玄《与袁宜部书论啸》这样探讨“啸”的文章，还有阮藉在苏门山与孙登通过“啸”进行应和交流的传奇故事，更有谢鲲因调戏邻家女子被打断牙齿后，傲然地说“犹不废我啸歌”的风流事；“啸”有五音，“啸”无定势，“啸”可通幽处；“啸”不仅在文人士大夫中流行，在民间也很有市场……
     这样的梳理，再经过逻辑推论，合理的想像编织出来的图景，也只是宏观的表象，离历史的真实究竟有多远？还是一个问号。或许可以进行一些个案研究，如“阮藉之啸”便是一个很好的课题。阮藉是下大力气学“啸”的，在他的心里，“啸”可能是比知识更深邃的东西……（只是这样的研究，目前的我根本无力去做，在此抛砖引玉了）
     当然，也还有一些方法可以让研究者更接近于历史的细部。晋以后，“啸”又重归于寂，但都未断绝。因为“啸”这种人声的表达方式具有“简约——丰富”的特点，用尽可能少的音节，传达出尽可能多的信息，颇有“道”的意味，为修道之士所钟爱，并在他们中间流传。到了唐宋时期，乃至后来的明清，似乎从未中断。因而可以向修道之士学习具体的方法。把“啸”作为一种技艺，其实也是可以研修的。这样的实践就可以把自身融入到研究对象之中，获得更具体形象的切身感受。
    然而到了如今这样中华传统文脉几近断绝的时代，还有修道之士掌握“啸”的方法吗？是很可以怀疑的。此道似亦决绝。

     这让我联想到传承中华文化方面的问题。
     我认为，在中华文化传承中，最有创造性的工作一是开辟出可以通向中华文化幽深处的独特通道；二是成就一个具体而微的准中华文化山峰。二者互为表里。进入中华文化世界的深度与广度决定了构建准中华文化山峰可能的高度与体量。
    所谓的中华文化幽深处，可以相对分成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如“经络”这样，可能是由集体智慧凝结成的文化成果。另一方面，则是主要是指精神个体所达到的高度，如老子在《道德经》中所展现的思想高度。
     “幽深”还可以用时间空间上的感受来把握。当信息来自目光所不及的深处（即理性意识无法到达的地方）或高处时，就会产生“幽深”之感。
     从大的方面上看，中华传统文化的形而上部分，像天上的云，高高在上，让我们仰望。我们沐浴着她的雨露，却无法接近。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有像登山一样，攀登到一定的高度，就可以直接观察感受，云雾相接，雾——云互换的情形。
    文化传承离不开文化实践。文化实践初期，因能力、目光所限，通常只能把注意力停留在“形式、技巧”等形而下的部分；当对“形式、技巧”等具体的方面有了相当程度的掌握后，就有可能超越这些，将注意力转移到支撑“形式、技巧”背后的深层因素；而后更进一步，关注与具体事物紧密关联的“具体之道”；最后超越具体的事物而升华到关注普遍事物的“形而上之道”。若没有经历前面的过程，所谓的“道”，只是一种常识，并没有与个体的文化生命产生交融，因而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与古人同攀一座文化山峰，达到相近的高度应能看到相近的风景；进入相似的意境，应能产生相似的感受。攀缘日久，高度不断上升，所谓的“最高境界”，终因文化语境的不同而无法达到，但也应该可以遥遥在望了。
    像“经络”这样在中国流传数千年的（中国医学基础理论的核心之一）文化成果，人们虽然用现代科技手段对它的实体存在进行了许多的探索，但至今仍没有得出十分让人信服的结果。这其中的原因，大概不是如今的科学技术水平不高，手段不先进，更可能是方法思路方面的问题。可能是我们已经逐渐丧失了先人所具有的那种对事物进行原始、整体、直觉把握的能力。
    而那种“原始、整体、直觉把握的能力”，是人类这个自然之子，在亿万年的自然怀抱中渐渐生成的。随着人类对地球资源的支配能力日渐提高，人类中心的意识也日益膨胀。如“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古人与我们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那种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我们早已荡然无存。比如面对老虎这样一种事物，我们个体所见看到的具体活物，则是公园笼子里的早已丧失了野性的大猫；而在集体意识里，早已成为濒临灭绝，需要保护的珍稀动物了。可以说，随着人类社会在地球上的存在日益扩张，自私性、封闭性日益增强，自绝于万物，与自然世界的隔阂已经积重难返了。
    现代社会（包括所谓的艺术）对人的感官过度的刺激，也是导致感官麻木重要原因。老子所言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说的就是这方面的问题。像对“啸”这样原始、混沌、团状、富有弹性表达方式的感受能力下降，也是很自然的了（这也是中国古代长期存在一种独特的社会演化“退化论”的潜在心理基础）。因而，对先人所具有的那种对事物的原始、整体、直觉的把握能力进行某种程度的恢复，也是中华文化实践个体能力的重要体现。
    这过程其实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有关文化的探索、实验，与科学的探索、实验有相似处，都是探索某种事物的奥秘和对其生成机制的还原。所不同的是，科学探索、实验用的是技术手段，尽量保持客观，结果多为一些数据，可以重复进行；而文化探索、实验则是主观的介入，结果是文化成品，无法重复进行。
    在如今这个极端功利的时代，文化传承之事也显得十分功利，上至国家政府的所谓保护文化遗产活动，下至民间的收藏热之类，其根本目的都是在于以占据有形的资源，进而占据利益为己有。由此形成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产生严重扭曲和误导，有识之士对此应保持足够的警惕。
    要知道，我们生活在工业文明时代，而中华文化产生于农耕文明时代，二者连通的难度的之大已经超出了通常的想像，何况还有一个存在了近百年的以“五四”反传统文化为主流的“新文化传统”。引用自己以前说的一段话：我总觉得在“文言世界”和“白话世界”的交接部位有一道裂痕，那是一个历史的伤口，虽然时间的灰烬渐渐地掩盖了它的痕迹，但所有从事文化实践的人们想进行“文言”与“白话”直接交流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一道鸿沟很难逾越。需要架一座桥，即创建一种体系，它产生于对中华文化的存在现状的把握，向上，可以从中华文化中找到根源，让每一个基本概念的命名都有一种对应，并可落到实处；向下，连通文化个体的文化实践，使文化个体有所皈依；通过它对中华文化进行梳理，从而打开“五四”（即中西方文化的冲突）这个结；通过它对中华文化重新进行现代意义的阐释……（《中华文化的存在问题》）

    马跑得远了些。还是重新回到有关“啸”的话题。
    “啸”，说到底是人与人之间用声音交流的一种方式，在如今这样的社会条件下，起码要有三五位素心人，从喧嚣的现代文明中转身，回归到自然山水间，方有静下心来研修的可能。
    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只能意淫一下：
    这些年，活得太憋屈了！真想和阮藉一道，乘坐一辆破车，信马由缰，直到穷途末路，大哭一阵，长啸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