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我妻淑群千古(并送别）新增魏明伦张铁林悼念

刘正成 · 发表于 2011-6-24 09:30:14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四十年齐眉风雨同舟遽尔云断千层孤鸿泪，
八千里奔波荣辱与共亦然月明一轮巾帼名！

我妻淑群千古未亡正成泣挽

我妻付淑群，四川成都人，生于1952年5月24日，即六十年前之今日。彼十八岁识我，然后结发为夫妻，至今逾四十载而逝。初时，爱我护我，怜我惜我，竟如我母！“文革”十年，生活困难，必我先食彼后食，必我先衣彼后衣。侍我于病床，养我于厨房。某日，顽氓横路，彼竟以身夺械而护我。随我客京二十六年，与我同甘荣辱，在名利场上为我担惊受怕，历尽煎熬而矢志不渝。曩时，天下书友云集八方之斋，我妻必磬其家厨而款待之，非为利也，竟为义也！彼正直过人，既乐于助人，又嫉恶如仇，天下若有良心良能，可以其心而度之。某往往明于事，而不察于人，进退得失之际，妻皆可助我。我遭横逆，声名堕于尘埃，妻亦受辱于某之花边公案，竟不以一词责我怨我，令我抱愧痛惜莫名！我所谓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彼其巾帼，胜我须眉于天壌也。浙江陈君曾戏称我妻为“金不换”以赞其贤，我今已痛失金子矣，痛何如哉！我妻慈爱并善育后，故我女、婿、侄辈均受尽心之爱教而成才。彼育其女刘月尤谙宽严之道，故能励志勤学，以少年而名播英伦财界，此亦为侪辈平民争光也。近日，某办书法个展于京城，四海书友齐贺并问其彼安，正待共享苦尽甘来之天伦之乐，而坚强如彼者，仍不敌于十年癌变之病魔。昨晚尚握其手作别于病榻，今晨竟悬隔于人仙，又何其痛哉！悲呛涕泣之馀，我复何言？友人引泰戈尔诗赞之：“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此实当之。且以数年前所撰之未刊稿《我与书法二十年》第八十二章《生命也许有奇迹》贴于网上以祭之，亦系我无限痛楚之哀思。鸣呼哀哉，尚饗！
正成泣悼于亡妻升遐之后五小时

      生命也许有奇迹

                                             刘正成

      任何时候，从照片上看，我太太付淑群都是一个健康、快乐的样子。从四川到北京，许许多多的朋友、同事都说我太太很漂亮，我却并不认为漂亮到“很”的程度。经我的老友康圣模介绍，我与太太认识时她才18岁，比我小6岁，当知青刚从四川夹江县调回到成都工作不久。七、八年后才结婚，夸张一点说到现在已共同走过快半个世纪了。我们从成都迁居北京也快二十五年了。刚认识我太太的时候，我们和全国人民一样，非常穷，我家则尤其穷。有时候，我到她家里去做客，她家房子虽然不好，但父女二人过活比我家富裕。我去，往往先给我煮一碗荷包蛋垫底，然后把屋梁上吊的腊肉取一块下来煮上，让我饱餐一顿，以慰我饥肠辘辘的虚弱身躯。后来，生活渐渐好起来，1986年我们又搬到北京，熬了十年八方斋蜗居，又才搬进了松竹草堂。房子宽了，衣服穿好了，生活缺钱的日子也过去了。但我与太太回忆过往岁月，她却常说她没有高兴过。而且生活越来越富裕的时候，她越觉不快乐。太太心直口快，她说不快乐绝非娇饰，她就是心里不快乐。我说她脾气大，但心底里觉得她是一个坚强和韧性非同一般的女人。我问她，我们迁到北京来后悔不后悔，她毫不犹豫地说：后悔死了！为什么？我看不起你们书法圈子的人，很少有几个重义不重利的！其实，所谓生活环境，不就指的人事环境吗？人越往高处走，越不真实、越不纯朴，人的“心”会快乐吗？古今中外，一切悲剧以宫庭悲剧最为惨烈。她说：“我从成都搬到北京，我原来的生活圈子没有了，只得跟你的‘战车’往下滚！”太太说的是大实话。

   这张照片是2000年5月在北戴河拍的，那是一次我们夫妻快乐度假的日子，也是享受荣誉的日子。但是，到今天，却令我们后怕不已。“务虚名，招实祸！”这是陆石老人经常给我讲的一句话，至今尤感其中份量。

   所谓“虚名”，是我和太太应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邀请赴北戴河休假，我作为文化界五十名优秀工作者之一并偕家属同往。所谓“五十名”均是文坛热门人物，除了像傅璇琮、钟叔河、孔祥星和我等几个书生之外。这五十人均是“星”级人物：

李希凡李世济于魁智张火丁陈  顒欧阳逸冰赵有亮乔  羽万山红赵汝蘅王  昆周巍峙李谷一谷建芬李心草  吴玉霞  宋  飞    张也谭利华  王玉珍关牧村李默然袁雪芬  常香玉邝健廉靳尚谊徐晓钟孔祥星    谢铁骊于  蓝于  洋潘霞王立平  滕进贤  彭家鹏赵安  陈晓光吕厚民吴雁泽    刘兰芳刘正成  王  蒙铁凝张贤亮沈  鹏巢  峰戴文葆钟叔河傅璇琮  彭丽媛    宋祖英

      这是中办、国办给我们发的一个“通讯录”的名单。临别时，大家都在这个“通讯录”上签名留念，所以我至今保留着。跻身于这样一个文坛名人录，自是一种荣耀。拿新闻语言来说，这是“党和国家给的荣誉”。跟着我一生磕磕绊绊走到今天，也能作为“家属”一同享受这样“荣誉”，我太太在那里度过了她一生中难得快乐的两周时光。

      吃饭时自由组合，总有几个人习惯性地老坐在一起吃。我们一桌的，除了认识的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员刘一曼和她的先生、历史博物馆原副馆长孔祥星外，便是王蒙和张贤亮。王蒙和张贤亮跟我们爱聊天的原因，除了原来认识，大约也和他们喜欢书法有关。但吃饭时不说书法，总是王、张二位大侠过招。张贤亮是何等人物！才思敏捷，口齿伶俐，在小组会上座谈，总让满座拍案惊奇。可是，一碰上王蒙抬杠，经常给呛得哑然，摇头噎气不已，这时候，张贤亮总露出孩子般的无辜状，给大家添不少快乐。张贤亮不时要催我太太准备纸笔，约我写字露一手。有张照片正是他挥毫时的自得之容，我们在旁边也为他的忘情挥洒的投入状态所感染。他写了一张“观海听涛”题上“淑群”二字上款赠给了我太太。

      太太有几个牌友，其中包括著名二胡演奏家宋飞和著名指挥家彭家鹏。她和关牧村、江泓夫妇也很聊得来，她说关牧村这人非常朴实，她很喜欢她。她还很佩服钱其琛副总理的随和与安详，因为常常在看电影和散步时遇上，他都会和蔼地给大家打招呼。她曾要求给钱其琛夫妇照个相，钱其琛副总理显得非常高兴，这种高兴很感染人，毫无一点居高临下的味道。接着，大家纷纷来合影。她还感谢著名摄影家吕厚民给她拍了不少照片，这张在海边的照片就是吕厚民抓拍的。吕厚民还为我太太抓拍了一张江泽民主席与她握手的照片。联欢会时要求不带相机，吕厚民曾是毛主席的“御用”摄影师，他特殊一点，自己搞了一个袖珍“傻瓜”照像机，在那里即兴抓拍。吕厚民还为我们拍了与王蒙、张贤亮的照片，还拍我们夫妇与于洋、沈鹏的照片，与靳尚谊夫妇的照片。乔羽很诙谐，我们要与他照相，他说与书法家照相很荣幸。大家还争着给艳光四射的宋祖英照像，我们也有幸与大美人合影，惊叹这个活人比电视上看更漂亮得多。吕厚民随手携有相机，为我们照了许多在海边散步的照片，让我们至今记得起许多当年往事。

   那一次休假，充分显示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文化界名人的“恩宠”。从北京出发前一天，我们就住到了国务院第二招待所，汽车、火车都是专列专送。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宣部、文化部派出的有关负责人和干部担任休假团工作人员却不止五十名。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宣部副部长也充当了工作人员，指挥整个接待工作。但是，智者千虑，终有一失。在临近休假快结束时，因为食堂大师傅在处理生海鲜时，生、熟食用具没有分清，闹得不少人大吐大泄。常香玉、靳尚谊夫妇、刘兰芳夫妇、李谷一、李世济、滕进贤等好多明星都送进北戴河医院急救，我太太也充当了临时工作人员，护送病人去医院，临到最后，她也小拉了一会肚子，让我也着了急。李岚清副总理亲自到医院逐个看望病人，搞得医院也很紧张。第二天一早，我们正在餐厅早餐，就看见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率领一帮人来追查事故原因，搞得餐厅也很紧张。好在休假结束前，所有“食物中毒”者均已康复，大家笑嘻嘻地把这当成一场喜剧。

      为了感谢会议工作人员，沈鹏和我都写了不少应酬字，算是有了一个表现的机会。从所有在北戴河留下的照片看，我太太付淑群都是一脸喜色，这比我自己高兴还高兴，因为近四十年来，都是我拖累于她，有愧于她，尤其是最近几年她要不时住在医院里面接受化疗、放疗的痛苦折磨。北戴河半个月的快乐能弥补她几十年的郁闷与磨难吗？

      对恶性肿瘤的病理解释，西医主要从细胞学、遗传学去阐发莫衷一是，而中医的阴阴五行学说似更为提纲挈领简明扼要。中医有伤寒“积聚”之谈，病邪乃气血有所郁积，积而发之为痈，聚而内凝为瘤。人中了不少恶气，心理支配生理，岂能不生大病。我太太这病，也可以称之为“政治病”。1991年底中国书协换届前，我挨批挨整两年多时间，我太太担惊受怕，许多事首当其冲。换届会完了的1992年，太太大病一场，动了手术。手术前，我又急着去访问日本，回来当天直接到医院签字，第二天便开刀动手术。手术后不幸创口大面积感染，她住在医院里一边疗伤，一边做化疗、放疗，我却急着去了重庆主持第四次全国书学讨论会。2000年底，中国书协又换届，我们又遭受到空前的“围追阻击”，到2001年，原以为可以根治的病发生转移，即告病危。无论如何没有想到，我们在北戴河休假的一段时间，中国书协的头面人物正纠集首都的一批人对我们实施全方位的攻击，诬告信直达国家最高领导人。诬告中有一条牵涉太太付淑群，说她“利用权利谋取升迁副科级。”中央国家机关一个处大多三个人左右，还有谁比副科级更低的吗？你说这气人不气人！付淑群从当知青下乡就业开始，当时工龄已到三十年，从四川调北京，在中国书协转干也有十五年，她兴办了《中国书法》杂志社的“墨缘斋”，参加了历次大展、讨论会的后勤组织工作。我从1991年底当上副秘书长后，她在中国书协展览部的工作权利就名存实亡了。我们主观上也是回避上下级的家属关系，但书协的工作关键时候她并没少干。她对人客客气气，遇事能担待就担待，总当无名英雄。鉴于她转干部十五年中一次也未升迁，谢云书记决定“提拔”她一级，实际就是提高了待遇而无实职。此事乃书协分党组内部安排，我们夫妇一点不知，这个副科级干部的“提拔”也给告状到了中央。付淑群有相当强的社会组织活动能力，来京前就任《西藏文学》杂志发行员。1986年，她和《中国书法》编辑部另一位女编辑带着上万册刚改刊的杂志，到上海、杭州、江西、湖北推销，风里来雨里去，吃了不少苦头，回来后有人却告她去“游山玩水”。对一个自尊心很强的女人，颠倒黑白的事令她大为生气。2002年，太太的病经过化疗后有所好转，依依不舍地送走女儿刘月去英伦求学，我又遭下岗的冤案，受到更为强列的心理打击。2005年6月，终于盼来了公安部与西安市公安局的平反道歉，原指望文联、书协能尽快为我纠正，谁知一拖半年，文联、书协又痛下杀手：文联纪委刚通知我去宣布了不予平反的《复查决定》，我怕太太受制激便瞒着她。谁知书协又派人到家里来，当着我太太的面又发一次《复查决定》，让太太又大受剌激，病情恶化再度住进医院。这叫“欲加之病，何患无方”！尤其令她生气的是，文联纪委有一个直接经办“复查”的女干事，把我们当年的好心当了驴肝肺成为冤家。记得是1986年左右，这位已经和男人好上了的女人，竟然来向我们了解她男人的情况，这男人就是我们原单位四川省文联的一个后勤干部。我们以为她是真心求助然后决定以托终身，付淑群便老老实实把这个对象的优点缺点全盘托出，这是让她慎重选择的好意而绝非说人坏话。不料在这个“先斩后奏”的滑稽剧中，我们遭到她不只一次的嫉恨和涉嫌报复，最后当她坐在文联纪委的“审判席”上时，我才知道她就是我的冤案制造者之一。后面我还要讲到2002年8月中发生的冤案来临的一个前奏，那天我们到首都机场送女儿出国，我接到的一个匿名恐吓电话(这个故事容后细表)，后来我把它与正坐在“审判席”上的她联系起来后，坚定了我对她的怀疑。我在这里讲这个插曲的目的，是让人了解我太太这样性格真率爱讲真话的人所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付淑群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虽然少年丧母，但在父亲的关爱下，总是无忧无虑地生活。她能歌善舞，在当“知青”时就是四川夹江县文艺宣传队的主干队员。在父亲工厂里也曾是文艺宣传队成员，从跳舞、唱歌、唱革命样板戏，有着很好的社会友善关系。她已嫁我四十年，始终无法理解我所生活的这个圈子利益冲突中的阴暗面，她不能接受别人的无端攻击和诬陷。特别是她来京后，往往用一番爱心来对待书法界的友人、同事与学生，但现实却处在急遽的人事结构调整与利益冲突中，使她无法适应转瞬之间人情冷暖中的“变脸”，经常让她后悔自己的热情付出。

   话说回来，我当然不能把这一切归罪于社会，我个人近于另类的追求所造成的现实境遇确实让她遭到损害。假如我把这一切“放下”，我们的“生态环境”不就马上改变了吗？自2000年底中国书协换届以后，尤其是2002年我被罢官以来，不就没人“告状”了吗？ 2005年底，一位正在参加中国书协第五次书法代表大会的代表来家里访问，他把他的手机短信给我看，上面有好几十条针对书协各色人等的“告状”攻讦，有告贪污的，有告乱搞男女关系的，可谓五花八门，被告者大多是主席，副主席、理事的候选人。我想，这一回怎么就没有一条告我呢？很显然，当你离开这个权力中心的时候，你就变“好”了，你就不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了。但是，“放下”是如此之难。我们还在工厂的时候，生活清贫，烦恼却少。后来我去考研究生，因不懂社会关系，一次一次被“黑”下来。付淑群总要仗义执言，去找招生单位论理说情。事情没办好，反倒惹一肚子气受。要结婚，没房子，她勇往直前去找城建部门，终于为我们家弄到了两套住房，为全家立下汗马功劳。有一回，我父亲病危，她硬是不怕累和我骑车走了四十里山路，去龙泉驿找朋友关系弄到紧缺的肺气肿的治病良药红毒素。为了给还在雅安当“知青”的舍弟刘正兴換一个能吃饱饭的生产队，她又只身去夾江县下乡周旋关系。生活的艰难，是被动的“放不下”，而为“名利”驱使的“奋斗”，就是自己主观的“放不下”。尤其在书法界这二十多年，我被她认为“处处争强好胜，好高骛远”才惹来一茬一茬的灾难。到今天我每对着重病中的太太，我从内心在忏悔，是我把这个吃苦耐劳结发之妻带进了一条艰难的没有快乐的泥泞之路。

   这几年的遭遇中，最使我太太介怀的是女儿刘月去了英伦工作定居。记得2002年初夏的一天，中央一位分管外交和台湾事务的负责人请我和几个书画家在钓鱼台国宾馆吃饭，他特地把我女儿叫去一同进餐。这位负责人也只有一个女儿，并且在香港工作，他看见我的女儿似乎就像看见自己的女儿一样。他把刘月叫到身边坐下，还给刘月介绍我们面前摆放的那个漂亮大金碗是清代宫廷留下来的典故。当他知道刘月将赴英国留学时，他向她“宣布”了三条“约法”：第一，你是我们中央财经大学培养的高材生，去英国留学后一定要回国服务；第二，不要嫁给外国人；第三，你的个人问题我在中南海里为你挑选。这三条当然符合我和我太太的想法，这是我们这代人最典型的民族观念和报国情结。刘月也高兴地答应了，并与这位和蔼的领导人成了忘年之交。但是，这个“约法”很快给打碎了。

   就在我们一家送刘月到首都机场准备登机时，我突然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号码是13002004983，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我想与你当面说一件事！”“说什么事”我奇怪地问。“西安的事。”“西安什么事？”“你应该知道！”电话那边女人用命令的口气对我说：“记住明天下午2时与我见面！”“你是什么人？”电话那边的女人哼了一声：“我是中国文联纪委里你的一个朋友的朋友，我有一件对你十分重要的材料要给你看！”“啪”地一声，电话断了。送走女儿后，我在返回的路上把这事告诉太太，太太说这听起来有些像黑社会。记得2001年我在西安的那个意外遭遇后，我曾轻描淡写把它当玩笑给太太讲述，现在联想起来更值得怀疑，而且还与文联纪委扯上了关系。这是不是一种敲诈，我们当即决定向公安报警。正好有一个朋友在北京市朝阳区公安报警中心，他的名字叫喜长生，是崔志强的徒弟。喜长生说，没事，这交给我来处理。第二天，快到中午两点时，那个女人的神秘电话又来了，我手机里的显示号码是：64385154。叫我到亚运村炎黄艺术馆往东的一个饭馆见面。我立刻把这个消息报给了喜长生警官。我原以为能抓住这个人，不料喜警官当天当班无法离开岗位，只是把这个女人骂了一顿便作罢了。我和太太给这黑社会的表演吓了一大跳，但更大的恐怖事件是发生在10天之后，即2002年8月31日。中国文联纪委把我叫去，翻开了冤案黑幕见光后的第一页。我将在下一本书《下岗日志》里详细地叙述这个尚未彻底揭穿的冤案，我要把一张张黑幕中的嘴脸描绘下来，一点也不遗漏掉。而我在这里回放前時，我才知冥冥之中，我们把女儿刘月送上飞机的时候，就是让她被迫撕毁“约法”离乡背景去到西方的那一个时刻，那个匿名电话所显示的黑社会信息留给我们永远的痛。我们除了前面那个坐在“审判席”上的中国文联纪委的女干事之外，不认识这个部门的任何其它人，我幼稚地向中国文联党组举报了这个黑社会行为，但结果可想而知。我太太说，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太黑了！

太太常常引一句话来自我安慰，叫住“东方不亮西方亮”。女儿刘月在大学时就成绩优秀，当学生的时候就曾经给同学们上课讲股票。我这个很有些民粹主义情结的文人，曾经不止一次地开玩笑地对刘月说；“今后你学成归来，当了金融家，你的任务就是把西方人的钱弄到我们中国来，历史上洋人欠我们很多！”太太和女儿虽然把这当玩笑话，但内心里是赞同我这种想法的。什么叫“逼上梁山”，就是你不得不走这一步，因为你在原来的那片土地上已经无立锥之地了。太太从小细心呵护女儿长大，把她搭在自行车上去上幼儿园，让她读了中国最好的小学、中学和大学，原指望她为国效力之外，能在晚年有一件体贴的“小棉袄”。不期然，女儿似乎已有国难投了。刘月现在已经是伦敦金融城里一个小有名气的“中国问题专家”了，她为中国的不少优秀企业推销股票，曾被某著名基金会评为“最有价值的股票经纪人”的第一名。她当然已不愿意在中国这个让父母及一家人如此忧患重重的地方工作了，但她仍在间接地为中国的金融和经济服务。我们失去了一个守在身边的宝贝，这一点，是我太太永久的心痛，当然也是她要经常埋怨我的一件事。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为了中国的书法事业发展，我所遭受的厄运，竟然如此深刻地伤害到我的太太，和我们的下一代人。

   我说太太付淑群是一个奇迹，就在于她顽强的生命力，她能从一切积极的因素中去吸取生命的动力。刘月在伦敦的硕士毕业成绩优秀，她受到鼓舞，病就减轻了一部份；刘月在一个优秀的国际闻名的金融企业就职，她的病又好了许多；刘月的工作喜讯频传，一年工作下来银行给她的薪金就长了一倍，她真高兴坏了，她从轮椅上站了起来。2004年圣诞节，我和太太带着轮椅上飞机，去了英国伦敦探亲，太太竟然可以在白金汉宫前面开小跑走路了。她当然也高兴有了一个英俊的英格兰阳光小子的女婿，开着车去伦敦的街区和乡村兜风观光。要不是为了定期的治疗，她真不想回到中国，不想看到那一切可以暗示和让你去想起那阴暗的阳光后面的一景一物、一人一事。有哲人说过：“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你的祖国”。在二十世纪里出生和成长，又活到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要提到“爱祖国”这个字眼，有多少酸甜苦辣混合其中的沉重啊！

   太太最喜欢伦敦新区的绿色风光。从北郊坐上二十分钟的火车，就可以到达市中心的国王十字车站，出车站不远就是大英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那里非常安静，街道上很少行人，你就像在无人之境中遨游，哪里像北京安定门我家胡同口那种乱糟糟的毫无安定的景象！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完全忘记了中国，忘记了故乡。我用数码像机记录了所见所闻，还把它贴在网上，写了不少随笔。回国后，我的《英伦行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除了那些我感兴趣的知识和思想外，它记载了我与太太忘却阴暗记忆的难得的快乐之行。

   说起太太付淑群能健康地延续自己的生命与生活或许是一个奇迹，但这个“奇迹”是有迹可寻的。我们在相信人的生命力量的时候，也相信延续人体生命的中国医学的道义力量。十多年前，我们在旅行的过程中认识了北京医院的一对夫妇：妇科大夫翟建军，内科大夫张晓燕。他们不期然让我们既感受到医学科学的力量，也感受到人与人之间难得的友情、亲情的精神力量。五年前的一个冬日深夜，在算好我太太已经就寝的时候，翟大夫和晓燕大夫悄然到访松竹草堂，在客厅里小声地向我透露我太太肿瘤骨转移的“真实病情”，我的眼里噙着泪花，但我也分明看见晓燕大夫也在擦眼睛，泪光在她的眼里闪烁。常言道“曾经沧海难为水”，见过多少伤病世面的两位主任级大夫，他们的感动就是胜于科学的人性的力量。我太太的每一次病情检查，都是由两个烦忙中的大夫安排，我们往往直接打电话给晓燕大夫问检查结果，她都会拖延时间，有一次，她终于告诉我原因，她不敢去看我太太或许不好的检查结果，她与我们一样感同身受。北京医院先后有两位肿瘤中心主任，一位姓周，一位姓程。他们高超的医技和细致的服务中，你会感到科学和人性在发生双重的效力。程刚大夫是美国医学会会员，他总是能把西方最新的药物和治疗方法引进来。但他们都有一个信条，药物的力量和精神的力量都对病人很重要。我太太在北京医院住院病房有一个护士长叫贾玉兰，她所率领的护士团队总让我太太住院就像回到家的感觉，你说神奇不神奇。我深深地领会到，太太付淑群不仅接受到最好的医疗，也接受到陈大夫、翟大夫、晓燕大夫、贾护士长等为代表的医学专家与医护人员的良好的精神治疗。北京肿瘤医院的徐兵河教授也善于用乐观来开导病人，当医生护士都成为你朋友的时候，与你感同身受的时候，奇迹也许就会发生了。

      有人说，如果夫妻之间共同生活久了之后，他们的面相都会接近。这也不是没有道理。共同的日常生活条件，共同经历的生活历程，共同拥有的心理反应与精神过程，使相互更为“雷同”了。在前面说了，当你跨出书法界这个“雨幕”或是“黑幕”的时候，到处阳光灿烂。她特别愿意帮助那些年轻人，即将和刚刚走上生活之途的学生。我开玩笑地说，二十多年来，付淑群总是自封担任了“招办”和“分办”的主任职衔。有人要到北京来读大学，或上好的小学、中学，她总是不遗余力地去走关系，大包大揽。有一个书法界闻名的江西藉书法家，不幸患疾逝世，为了他大学毕业的儿子能留在北京工作，她把自己的金项链首饰也捐出来，用情感打动了要人单位把这个亡友的大学生儿子留在了北京。这中间当然不能说没有什么功利，但这个“功利”就是获得帮助人的快乐。因为我们来到北京二十多年，我们在遭受打击迫害的时候，我们见证了生活的艰难；我们在接受别人帮助的时候，我们见证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爱是多么珍贵！

   付淑群是一个助人为乐的人，也是一个疾恶如仇的人。有一回，她心血来潮，她说她要写一本“草堂笔记”，把她来北京二十多年的接触过的书法界各色人等光临寒舍的细节一一记录下来，这是一部小说一样的回忆录。从前的“八方斋”，现在的“松竹草堂”，它不仅是我们的家，它还是《中国书法全集》编辑部，它曾是中国书协借用的会客室，它见证一代书坛的人情与世故。她还真用汉王手写板在电脑里写了几篇这样的回忆录，因为是人物与生活细节的素描，它十分吸引人，没有一点说教，真实生动得令人不寒而栗。不过，她写了几篇以后，颓然地泄气搁笔了：太可怕了！把这些真实的事，真实的人记录下来，像凤凰卫视说的一样：“把一切袒在阳光下”，让“名人面对面”，让历史“解码”，展示“冷暖人生”，可能会让好多人暴发心脏病。她很厚道，她不愿讲出这些让她感慨有加而啼笑皆非的故事，她给许多人留下了粉墨世界的“飞白”，她不愿让别人的戏演得太难看，她有一颗真正善良的“平常心”。我毫不讳言，她也给我的人生阴暗面留下了“飞白”不让我太难看，因为我和所有的人还要在这个世界混下去，而这个世界往往拒绝真实，道德与生存的选择都变得很重要。有一句通俗的歌词：“这军功章里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我没有“功”可言，只剩下被损害与被侮辱的记录，我这辈子欠太太的看来是无以偿还了。她看电视，也喜欢看喜剧，不太喜欢看悲剧。生命的奇迹就在这种充满阳光的心胸里发生着……女人是课堂，我仍然在这里上课。

   还记得第四回《藏龙卧虎之地》，我在办公室加班差点被中国文联的人用钢钎捅那事？回到家时母亲含泪对我说：“正成，咱们还是回四川吧，别在这里呆了！”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那时如果听母亲的话回四川去，母亲不用为我担忧了，在那个号称“东方伊甸园”的芙蓉城里地熟人熟，太太大约也会过得更开心一点，不会染上她这气郁所致的绝症而遭受难以忍耐的病痛折磨吧？我呢，住在“锦江春色”“玉垒浮云”之区，可能早己完成那部《孔子传》了。谁知道呢？！

         讣    告

付淑群，四川成都人，生于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四日，逝于二0一一年六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岁。
   她出生于工人家庭，1969年作为知识青年下乡于四川夹江，因善长歌舞，参加县文艺宣传队。1970年调回成都，任四川精密机床研究所工人。1982年至1984年任《西藏文学》发行员。1985年随其夫刘正成经中央组织部调中国书法家协会，其先在《中国书法》杂志社创办墨缘斋，任公司总经理。1990年提干，1991年后任职于中国书协展览都，直到2006年退休。
   其在中国书协工作二十余年，从不计名利，不计报酬，勇于任事，具有开拓精神与能力。其先为刚创刊的《中国书法》跑发行，历经大江南北数省，受到同仁赞叹。二届中青展开幕，她奔走请来习仲勋、宋任穷、方毅等中央领导出席开幕式。其后各届中青展，均有她联络各方的身影。二十世纪书法大展，她也积极联络为请出江泽民总书记参观展览做出贡献。她不惜倾其家中财力，先为编撰《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后为编撰百卷本《中国书法全集》，做出非常人所能负出的青春与热情，义无反顾直至生命的终点。
   她善良热心，乐于助人，照顾同人、晚辈有如家人，每遇有所求，必戮力相助而成。故善事泽被四方，人缘结于中外，书法圈内有口碑焉！
   同仁亲友，若有所念，请于2011年6月26日上午11：00，在八宝山竹厅出席遗体告别会。谢谢！

                                                                                                   付淑群家庭治丧委员会
                                                                                                      2011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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