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怎么认知自己的行为，艺术家怎么认知自已的创作行为，就像大夫为自己诊病一样，是一件很难的、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人类的好奇心，对神秘事物追寻的癖好，或者说是求知的欲望，又是与生俱来不可遏止的。从我正儿八经临帖习书开始，我已在这条书法寻绎的道上跋涉了整整五十年，我的面前仍然摆着一个大大的问号：书法为什么是“艺术”？书法何以成为“艺术”？书法的审美意义是什么？这不仅是一个理论的命题，也是任何一个具有文化意义的书法家的实践选择。当我要为自己的“江山寻绎--刘正成书法作品展”图录作序时，很自然我想到已故的忘年之交熊秉明先生和他在这方面的思考。我认为，如何认知自己的书法艺术创作的美学原理，在当今世界尚无出其右者，他仍是我在这条寻绎之路上的导师。我在这里想到熊秉明先生，当然这也跟近年来书法界人物对他的批评有关。
熊秉明（1922—2002）旅法六十年，以一个哲学家、诗人、雕家塑、书法家和美学家的诸种身份活跃在欧洲文坛，他生活的时代与英国文艺批评家克莱夫•贝尔（Clifve Bell，1881—1964）有很长一段重合期。因此他提出的“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论断，是无法抹去它的这个学术与时代背景的。我认为，他没有简单引用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来阐释中国书法的审美本质，而提出了“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这并非文化的民粹思维，故意要把中国书法艺术与西方现代主义划清界限，而是植根于他深刻的跨越东西方的哲学—美学的思考，是对贝尔的一种跨越。贝尔用“有意味的形式就是终极形式和物自体”的形而上的假说，来为塞尚以来的后期印象派、毕加索为代表的立体主义、以马蒂斯为代表的野兽派等现代派艺术作了有力的辩护，他的工作和理论成为一个时代的学术座标，是不可否认的，值得称赞与学习。但是，他对再现、记述事实，描述故事的艺术持基本否定的态度，认为这些艺术不能唤起“审美感情”，反而会影响和干预它，称这种“叙述性绘画”并非“终极的实在”，不能从审美上感动我们，它们甚至称不上艺术品。这个论点就有点离谱了，它基本上颠复了西方19世纪以前的以再现现实世界为主流的全部艺术史。我理解，熊秉明没有全盘接受贝尔，是一个具有深厚历史观的美学家的正当立场。
熊秉明先生说，文化的核心是哲学或宗教，而中国书法是最能体现中国哲学的特性，因此它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他说，文字作为符号它在人的观念中是相同的，例如“天”字是同一符号，而“书法用的符号”不同，当你用毛笔写出这个“天”字时，就取得了具体事物的特征，你写的“天” 字和我写的“天”字则不同，以至我刚才写的“天”字和此刻写的“天” 字又不同。于是，概念符号投胎于实体，书法点画成了一种活泼的，有生命、有灵魂的存在，书法就在这种抽象思维和具体世界之间，即在彼岸和此岸之间存在着。他曾引用弘一法师的绝笔之书“悲欣交集”阐释了这种哲学的和美学本质两境交岔的状态。他说：“书法代表中国人的哲学活动从思维世界回归实际世界的第一境，它还代表摆脱此实际世界的最后一境。”这种全新的创见，给书法找到了一个人人所为而未知的世界：欣赏造型的意味、文学的内容和哲学的境界。熊先生的圆通，也为中国哲学、中国书法艺术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而并非在一般地评价艺术分类学意义上的谁高谁低！
我在猜想，中国书法界人物在批评熊秉明 “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论断时，是不是认真仔细地听过、看过熊秉明的陈述？继而又用“形式即内容”和“有意味的形式”这个贝氏定理来阐释书法的审美特征，这就进一步陷入中国书法艺术的悖论了。
且不说周兴嗣撰写《千字文》中所秉承的儒家教义和价值观，各个时代各种身份的名家书写所秉持的人文价值观亦各各不同，你用什么方法来证明他们“不承担‘阐释’文稿的任务”？ 即便如此，如贝氏理论对再现和叙事艺术的误区一样，就能轻率否定了《兰亭叙》、《祭侄文稿》、《黄州寒食诗帖》它赖以成为无上艺术经典中包含的人文价值？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为证：对最为“纯粹”艺术的音乐来说，我们承认贝多芬的许多无标题乐曲的审美价值，但是我们能否定《命运》、《田园》、《英雄》、《欢乐颂》这些标题在它所命名的交响曲中的审美价值吗？它是可有可无，甚至“影响和干预”了这部交响曲的艺术完整性？加上了这些标题，贝多芬以至人类音乐史上最为辉煌的这几部交响曲就失去了“艺术的独立性”？
我们要承认，在当代书法艺术正处于理论启蒙期的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运用贝尔理论来建树现代学科意义的书法艺术来说，是值得肯定的，尤以李泽厚先生《美的历程》为表率。到了1990年代末和2010年代初，熊秉明在用“文化核心论”把书法艺术与西方现代主义和抽象主义绘画划清界限时，重拾贝尔现代主义理论作为中国书法的审美理论核心时，似乎就不合时宜了。例如，20世纪初俄罗斯形式主义理论结构中，提出“写什么”与“怎么写”的命题，倡导文学的价值不在“写什么”，而在“怎么写”之中。这个“怎么写”的命题也曾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中国文学界拨乱反正，清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样板戏”“三突出”理论中，重申形式美价值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试问，在形式主义文学几乎席卷了当代文学写作的今天，“写什么”不是变得更为重要了吗？换句话说，在我们书法艺术的“炫技”时代的今天，和竞相当“滕(誊)文公”的文化消解时风中，难道“写什么”的追问不是重中之重吗？《大学》曰: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我曾经警告：当书法艺术陷入形式主义泥淖中时，这门传统的精英文化将褪变为带有时尚特征的剪窗花绣鞋底这样的民俗文化之中！我想，任何理论的选择，是与当下的生活与创作现状密切构相关的，此正所谓“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我登上黄州长江大堤，跨过宽阔的菜园滩地，站在江水边冥想着，我和同行的李骉口中不由自主地都哼起了“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这首《三国演义》主题歌。这是时尚电视剧，它与五百年前杨升庵写作时的心情有几分相同？赤壁矾是什么时侯远离江水的？杨升庵被放逐南下是否路过黄州赤壁凭吊过东坡，为何亦有东坡之思？蘇东坡曾站在这江边吟过《满江红》曰：“江汉西来，高楼下，葡萄深碧。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元丰七年量移汝州之际，他又吟了一首《满庭芳》曰：“歸去來兮，吾歸何處？萬里家在岷峨！”同样是蜀人，同样是被放逐的士人，站在这赤壁江岸，望着从家乡岷峨锦江而来的浩浩江水，竟同样有感于这江上的历史风烟，而生“逝者如斯”的伤感！
一九八二年我曾作为《四川文学》的编辑来黄州组稿，舟渡长江时想到流放在这里的苏东坡，回去后写了历史小说《望美人兮天一方》。三十年后我重来黄州凭吊东坡，仰看大江，瞻仰赤壁，回到宾馆挑灯写了四首东坡黄州词。第二天一早，我又情不自遏地挥毫草书《前赤壁赋》十条屏。睡了一个午觉起来，兴犹未竟，黄州书友童德昭来为我展纸，又疾书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油然融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之情境而不自醒。在题跋中把市政府童德昭秘书长称为“黄州守”，自然又是东坡情结。黄公在江边船上设宴饗我，我们举盏遥望南岸的松风阁，品赏长江鱼，话古今故事，情怀跃然于胸中。此时的长江不仅北移赤壁，且已无滔滔江水，因为有三峡大坝，下落的江水已变成尼罗河一样平静无声地流淌。可是我心不平静，仍如滔滔江水。我被放逐十年，重来黄州吊苏，二日之间将所思所感“一寓于书”、“一泻于书”，自觉与往日不同。王国维拈出“意境”二字真妙，无“境”有何“意”？有“境“必有“意”，“ 意”随“境”迁，白纸黑字，岂虚妄哉！
我与朱清时校长两次结伴游峨眉山，结识高僧传智法师，看山饮茶开光谈禅，又别有一番境界。这回，传智法师借我报国禅院一佛堂，我用泥金纸挥毫榜书《心经》十巨屏，又祈请九十五岁的惟清长老开光。当年我为峨眉山佛协书写《普贤行愿品》长卷时，就是由惟清长老在报国寺大雄宝殿主持了开光献赠仪式，我和朱校长一同参加隆重的佛教仪礼。这次所书《心经》巨制，在开光仪礼中，惟清长老也是书法家，他还特地在起首押上“普贤王菩薩印”，也许是冥冥中相合，这天正是普贤菩萨圣诞日，庶几更显心灵与艺术的虔诚与崇高。《淮南子•本经训》云：“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中国文字一出现就是与神明沟通的工具，书法作为艺术品所具有的神性与灵性，宣载着一种崇高的形而上的意旨。《心经》这样用字字近尺的大楷书在十张八尺泥金纸上写出这是我的第一回，笔墨纸幅间似有一种异常恬静澄明的气息，浸润在金色的禅悦之光中。
“一夜花开庭中徑，半春心在雾里山。”从峨眉山回京，正好碰上朱校长来，我给他讲这回峨眉山作书之行，他也很惋惜没有一同前往，于是当即约定，今年夏天我们必将有第三次峨眉山结伴之行。扬雄称书为“心画”，佛山胜境之行，不正是荡涤俗尘的心灵与艺术之旅！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曾为峨眉山写过一副大草对联，用李白的诗句。联曰：“漫扫白云寻鸟迹，自锄明月种梅花。”刻出来挂在白龙洞，应是我三、四十年前的代表作，据说现在还在。十年前，心定法师让我又为万年寺写过一副对联，用的是何绍基的联句。联曰：“心同佛定香烟直，目极天高海月升。”万年寺大雄宝殿高，我用丈二匹宣纸原大书写，心定法师又特选乌木镌刻出来，字迹不像其它楹联描金而涂白，挂在大殿门柱上，颇有一些超然的味道。这一回，我同胡荣杰老友还专程去了一趟万年寺，心定法师早住持他寺了，我们在这里拍了点录相才归。我觉得，我在峨眉留下的两联，应是我所解读的李太白、何子贞心中的峨眉山中境界，当然也是传达峨眉山千年佛家胜地的与凡尘不同的境界。朱校长和我一样，都特别喜欢住红珠山宾馆8号楼，从山景房的落地窗看出去，空山丛林在云遮雾掩中有无限妙境！三十年来，我走过不少北国道观佛寺，确实难乃觅得这种置身云雾中的飘渺风景。见多识广的京城南派著名装裱师丁师付看了我这回写的大字《心经》楷书十条屏后，由衷赞了两个字：“好静！”我觉得他深深领会了我峨眉山此行收获到的“心同佛定”的笔墨境界。
昨晚下了一夜渐晰沥沥的春雨，早上起来，还看见细雨像雾一样挂在冷杉树枝间。我们驱车从峨眉山返回成都，刚过了夹江，天就开晴了，车窗外和煦的春阳在油菜花地里跳荡。我一时心血来潮，叫刘正兴老弟把车直接开到杜甫草堂去，我说我想写字了！
杜甫草堂书画院早为我空出了一大间画室，我在蔡纪康主席等六、七位朋友帮助下，调好画案，铺上刚从送仙桥古玩市场买到的丈二匹宣纸铺上，就开始挥毫狂草起来！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烛明。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我即兴写了三张，张张皆有激情跃于楮墨间。但只能选一张入展，挑来挑去，觉得第一张太放，第二张太收，第三张收放适中。巨幅空间中既要章法布局的气势节奏，又要点画多变而精到，不能用拖帕刷字那样粗疏失控，否则岂能合杜工部既广大又精微的诗境！我在游疑中，持中庸观念选了第三张。下款跋曰：
辛卯春，细雨中自峨眉來草堂。忽雨霁日出，有感而书工部《春夜喜雨》，自觉笔力差可。正成。
我喜欢其中的几个字：“无声”、“湿处”，忽而由小字变大，然大中有较为细腻的虚实変化，都是自己最为畅快深切的表达。杜甫草堂是我从少年时代起就每每盘桓留恋的地方，这里有最感动我的是几件书法家的诗意表达，它成为一种基因塑造了我少年到青年时代的文化心理。我最先喜欢郭沫若撰书的一副对联：“世上疮痪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这和童年时背诵《三吏》、《三别》有关，知道杜甫是“人民诗人”。及至长大，便喜欢郭传若和他和夫人于立群合作补书的那副顾复初长联，是因联句而非书法很动人，是我青年时代的口头禅：“异代不同时，有如此江山，龙蜷虎卧几诗客？先生亦流寓，有长留天地，月白风清一草堂。”就书信来说，我喜欢二：一是谢无量抄写用木松刻出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二是何绍基的一联，“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前者，走我认识谢无量的开始，后者是文辞意境通透宏阔，最有古今相通的气魄。我写的“声”字和“湿”，最有一种“我归来”的意境。何绍基的字洞达蕴藉，我的这些字颇有一波三折欲说还休的涩重感。童年时代起，我没有想到过我可以和先贤们一样在这个胜地诠释与表现心中的诗圣境界，今天我做到了：一个闯出夔门的游子，在经历了六十多年沧桑之变后，我自拟走近了诗圣的天地之心。这一件巨幅狂草屏风，应该是我当下的得意之作。我感谢峨眉山的春雨，我感谢草堂的夕陽，我蜘蟵在花径与诗圣堂的廊庑之间，想起王觉斯 “好书数行”的历史梦想……
我狂草完三件《春夜喜雨》后意犹未竞，用对裁丈二疋又写了杜工部《胡马》狂草巨轴，还写了自撰的狂草七言联“蜀岭已看春雨歇，燕山犹待白云归”，亦有顾复初、何绍基这种客行天地的坎坷宦游的情结浸润其中。在编撰此集时，我把《李白蜀道難草書卷》等也归入“草堂散步”这个序列，是有这种情境相合的意思。
王子庸在短信中，称我这些作品具有“行为意识”；朱中原在电话中也说“很有意思”。是的，本集中的作品都有一些不同的背景故事。近年来我常常行走在山东，一个是颜真卿在安史之乱中坚守的平原，一个是康有为晚年栖身的青岛，此展此集中收入的作品此两地所作最多。坦白地说，我并非为颜鲁公而去平原故地，是因为那里有一个我的艺术知音尚洪立先生。我虽蠢长他十来岁，却住住为他的收藏题跋中称其 “尚公”。我曾经说过，近十来年中，我被疏远了不少书法界内的朋友，我却走近了不少书法界外的朋友，这不仅不是一种损失，而是一种提升。尚公就是这种让我获得提升的朋友。在我被罢官后的第二年我应邀去山东，尚公正任博兴县委书记，三天之间，繁忙的他竟在马踏湖边安排了两次湖鱼宴款待我，推心置腹让我心中倍感温暖。后来他调任德州有关部门当首长，又请我去他的任所写字。他并非职业收藏家，我只认为他是在暗中支持帮助我，因他知道我尚未完成的百卷本《中国书法全集》自筹经费极为困难。后来，我才慢慢认识到他是一个很有文化品位、很有艺术鉴赏力的官员。作为一个经济发达文化底蕴浑厚的山东地方官，要收藏点当代名家的字画不是难事，但他却选择性很强，并非名家他都看得上。我每次去作书，他都能从一大堆作品中指出我的精品来，让我吃惊他的感悟能力。他请我去，确实是很喜欢我的字，不管是大字狂草，还是小字题跋，我随手而留的只字片纸只要有他的上款的皆为所爱而藏之。时下大多数“收藏家”收字都不喜欢书家为他留上款，因为不好转手送人或变现，他独独喜欢我给他留上款。问他为什么，他说这才是真正的文字之交。“哎呀！”我顿足一叹：“这才是我真正的知音呵！”这种艺术的文化感、历史感，别说在政界，就在文艺界也沓如黄鹤了！这种真正记载着生活际遇的文字，才是书法在文化意义上的画龙点晴之处。他让我去看颜真卿在平原留下的《东方朔画像赞碑》，我得以抚石开眼重新认识了这个先前并未看好的巨碑。他是一个文化的有心人，还安排我为颜真卿纪念馆撰写楷书《读颜真卿东方朔画赞碑记》。当时，我撰了碑记初稿，发电邮给尚公看，他非常巧妙地给我改了几个字，让我这个碑记与这个地方的生话更为紧密衔结起来。他的文才让我拍案惊奇，也让我的书法创作获得了更为鲜活的文化生命力。我用一张六尺泥金整纸书出，得到了尚公的大力赞赏，作品留在了平原，这次无法展出，但我认为这是可以记入我的书法年表的作品。书法不是表演艺术，但它同样需要掌声，因它是一个“行为”。有人喝采不难，难在喝到点子上。尚洪立先生就是那个最让我感到给力的喝采者。
“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这次“江山寻绎”创作的第一站，就是这个平原故地，这个既有历史人文厚度的风水之地，也有最给力的喝采人。我在这个初春的两个手卷《松竹草堂夜話行書卷》和《八方齋銘行楷卷》皆作于此，让我感到笔气酣畅，颇为自得。我在那里除了完成六张五尺整纸狂草横幅的精心之作外，还写了一幅们迄今为止我最为称心无疵的八尺狂草对联，用了王国维的句子：“四时可爱唯春日，一事能狂便少年！”我在这里获得了书法的快乐，如同少年般发自内心的快乐！
我所谓“康有为晚年栖身的青岛”， 当然不是山东人眼中最想置业而又房价飈升的繁华摩登之乡，而是我眼中英雄末路的人生终点站。古人没有看过地球的模样，由西向东从山地走到平原，再从平原走到大海边，这里就叫“天边”，或文皱皱地叫“天涯”。晚年的康有为来到了这个“天边”。他把自已那个面对大海的宅子，按溥仪皇帝赐给他堂名“天游堂”名之，１９２７年天游堂主康有为就是从这里弃世游天的。康氏在这里没有留下什么经邦冶同的文章，却留下了大量书法作品。我的一个青岛老朋友范国强就是康有书法收藏兼康有为研究专家。我这次来青岛，由金立昆老总在海景花园大酒店给我定了面诲的三套间大房，国强老友给我拿来一大卷丈二匹，开笔就嚷着叫我写大字。他对我太熟悉了，知道我爱看海，看海后总有一种郁勃之气要释放。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来青岛很频繁，因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在这里筹办了一个中国书法进修学院，实际上是中国书协最早的书法培训中心。记得当时的想法是，协会不能光搞展览，而要抓创作，于是办了这个学院，范国强就是这个学院的常务副院长。而我作为当时的院长，与他在专业领域的交往就多。他的书法碑帖收藏，不少都有我的题跋。他家也在海边，我常常在他的书房写字，写到兴致高时，他便拿出大纸来让我挥洒尽兴，最后由他“收藏”。最近十来年，我来青岛少了。要来，看到大海，也许会生出惆怅。我不知道垂暮之年的康有为在天游堂中看大海有些什么想法，是否仍有曹操“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气概？
也许是天气的原因，这次我住在这海边三日，春日的氤氢之气一在弥漫在海天之间，如堕崂山道士所造的百里雾中。我让人将丈二匹裁成对开，拿出携来的抓笔，精神一振，不加思索狂扫八个大字：
心画翰墨，神马浮云！
写得太实，似不达意，国强连忙又铺纸，像球场教练样下命令：“再写！”“我晕晕呼呼地听他指令，又狂扫八字。我把笔一扔，大呼：“成了！”上一联写得实，这一联写得虚，正得我造此联的境界。渐入老境，意气熬炼之中，方知虚处比实处更难处置，更有无穷意蕴让人咀嚼。戌戌政变百日维新失败后，康有为去国游历欧美十数年，故能称“天游”，及至晚年自号“天游化人”。“神马浮云”是烦恼郁闷的网络中蹦出的绝妙好辞，这大约就是“天游化人”的搞笑版境界吧？哈，我让搞笑变得庄严！
趁着写大字后的余兴，我又轻松狂草曹孟德《观沧海》四条屏，自认还不错。正在逐字检点之际，国强又大呼：“重写！”这一回我没有听他指挥，见好就收了。国强一面在卷我“神马浮云”第一联的废纸，一面叹息道：“你不重写我便少了一件收藏，哈！”我为这个给力的“收藏家”弄得啼笑皆非！写字有大房间大桌面大风景，便给人以大气势。那两天我不仅写了两张丈二行草大条幅，又写了四张行书八尺条幅，均写自家唱和的诗文，尤其是那件《和金炳基同游马耳山》，似有气雄力厚的新面貌，是一次创作的小丰收。
在这里还值得提到的是，这次山东的春天之旅来青岛前，先行去了淄川的湧泉山庄，在山中小住了两日，完成了另一个序列的作品。
我这个看惯大山大川的蜀人总以为，山东胜境，无非鲁有泰山，齐有崂山而已，其余不足观！谁知，去年为筹办国际书法大展去了淄博，新结识的友人兼大展赞助人于泳老总带我去了他的老家淄川，让我看到了一处灵妙的山水胜境。离开尘气漫天的张店城区，沿着淄河上行，行到水穷处，但见一杂树葱茏，绿茵葳蕤的山庄。山庄有一个汨汩流淌的山泉，号称“涌泉”。步行拾阶而上到泉水尽头，见一泓潭水中翻着水花，果然水如泉诵。举头环顾，却见三面环山，危岩耸峙，极远极高处有两山如斧劈而立，号称“一线天”。主人指着那里说，这就是齐长城，孟姜女哭断的齐长城！杜甫有诗：“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这博山北麓淄水之源正是春秋战国时齐鲁分割的边关，没想到我在这风景如画的涌泉山庄找到了可以为杜诗作注脚的其山真水！
改革开放前，这里是一个穷山沟，庄稼人都不愿意住这里，纷纷弃走他乡。有一天，早已高就城市的于氏四兄弟，回到故乡，顿足一叹：造福桑梓，舍我其谁？！他们调集资金，修路造林，十年之间硬生生把一个穷山沟变成了一座花果山。弃走他乡的材民们重新回到了涌泉山，把这里建成一个旅游定点区。这回，涌泉山庄出资逾百万搞文化软件建设，赞助国际书协办了一个高水准的书展，敲锣打封迎来十几个国家的书界名家齐聚山庄挥毫，成一时文化交流盛况。周立波上世纪六十年代写过一本长篇小说叫《山乡巨变》，其变在人而不在山。如山不变，不由穷变富，其变岂能称巨，其人也谈不上变。此正所谓“衣食足，知礼仪”也。不过，现在已没有周立波这种乡土派作家了，便也没有真正的《山乡巨变》文章了。为此，我特地撰写《涌泉山庄记》，用恭楷书出，立为一碑以记其变。此亦聊以为于氏兄弟立一传也。这件楷书碑文我自认差可，文本亦留山庄未能展出，但我要记述此书得山水人文之灵而出之由，庶几能载入敞人年表。今春重游山庄，主人又以山果山菜山鸡山羊山酒享我，我在静谧春夜的山崖馆舍中高卧而起，趁着春阳照纸，颇为潇洒地用行楷书《李白春宴桃李园序》八尺四条屏，把作为“百代过客”之一的我将百代之后所见所感之天伦乐事寓之于书耳。我想，如李太白这样深识书者的老乡，应有所会心而浮一大白也。呵呵！
淄博堪称书法之乡，新时期书手辈出。书友赵长刚便是知我书者。他在看我带在身边的几个新作册大加赞赏后，又建议我写一本楷书《千字本》，说会受到收藏家欢迎。我不懂市场行情，到了青岛我便奉命写了一册二十四楷书《千字文》。我这不是如本序开头提到《千字文》而赶风头，也不是为了叫劲炫技，让我重读这篇妙语连珠的宏文，亦是一赏心乐事也。
去年初，《中国书法全集-徐渭》卷出版，这是我跨越十多年的学术力作。当年底，我又应台湾暨南大学中文系之邀，为其博士生讲授《明中晚期书法的承袭与流変--以徐渭为例》，此文一万多字又连载于上海《书法》杂志今年第三、四期，此亦是我近年的一篇学术力作。正因比，这几年我不时与天池山人同尘同心，感慨溢于笔端。收入此展的《徐渭题墨葡萄草书中堂》，自觉在体会和表达天池山人历史悲剧性的愤懑与悲叹。收入此集中有两个册页，一《青藤道人梅花詩跋行书册》，一《徐渭書論十跋行书册》。前者论徐渭的诗歌与境遇然而用笔轻柔如圈梅朵，后者论徐渭的书法理念却气象峥嵘似辩士鼓舌，皆为合时而作之文之书，观者或可细察得失。在这里值得提到的是，此二册皆用我十多年前不时访问日本时所选购积攒下来的好几种手工花笺，这大约便是江户时代传入日本的澄心堂纸古法传今的信物，此纸似楮皮纸，熟而细滑，可以让点画精细墨如童睛，尤宜作翰札书。目前坊间所卖的各种花笺皆不用连史纸，而用泾县宣纸，下笔便浸润，可以作粗率的行草，难以作细腻的行楷，所以时人所作花笺细书罕有近宋元人雍容气息者，亦有这个因素在内。
“天池”者，青藤书屋中的半池水也。但水中又可照天，这是天然之镜，亦是古今之镜，令人遐想，青藤道人名之“天池”。在“遥望天池”这一章中，我也借徐天池这半池水中镜，洞见我不时感会的古圣先贤所历所思所说所歌者，然后发于笔墨间，以期神明与古人会。读者诸君或可从我所选所撰文字中，摸到我的一些心路历程与情感脉胳，而非一般“誉文公”之炫技之作，在下便不胜荣幸之至也。
“待云”者，客寓燕京，感会春风扬尘暴而思白云来春雨至的心情。在这蓝山脚下坐地而成的诸什中，我首先要提到那一副丈八匹榜书竹草大对联。文曰：
松低压竹，草长碍花。
那是前年春天，我应英国BBC电视台要求，在中山公园兰亭八柱前席地而书的。我在《我与书法二十年》的问忆录中写过，我家有一个天井似的小园，有一棵松树长不高，老压着下面的竹子；太太付淑群喜欢月季花，她栽的好多株月季花被青草围困争肥料，月季花长得又瘦又弱花朵极小，故得此联。当然，文人多有酸气，往往要借题发挥。风花雪月者俗，无病呻吟者亦俗，倘若有病呻吟者，应当別论。韩文公告诉孟东野写文从艺的真谛就四个字：“不平则鸣！”我想，我写的这八个字，大家—当然指了解我的经历与现状的人，一定会认可这绝非写的是风花雪月，或者无病呻吟的。前天去天津参加孙伯翔兄从艺七十周年纪念书法展，在贵宾室碰见李胜洪先生，他告诉我中国书法院的院展五月中旬就要在中园美术馆展出，说我送展的那副“松低压竹，草长碍花”既大且十分精采。我对他的赞赏表示感谢，还告诉他等院展结束后要放到我六月的个展中来。我想，荣宝斋美术馆的展墙没有那么高吧？刘天易说，我们就把它躺着摆！嗯，有意思！不过，我在中山公园写的那幅丈八匹整幅四字“泥龟梦蝶”巨幛，肯定是没法摆了，那才是我现状最生动准确的写照哩！
说起大幅作品，值得一提还是那件丈二疋《甲申春夜随笔行草轴》，那也是我的一幅生话照。书友张铁林先生是一位独具只眼的收藏家，偶有入藏便一惊海内。如他七年前以240万元拍下赵之谦三册信札，当时被称为天价，气得一位沪上老先生将手杖檚得山响大骂“胡来”拂袖离开拍卖场。今天重要拍品价格飞涨的事实，已经证明张先生是很有远见的。有一天，张先生给我来电话，说他正在河此拍戏，一画廊老板向他兜售一件王铎巨轴，请我先给他掌掌眼，说好就让送来。在松竹草堂展开这件王铎巨轴，就让我心惊肉跳起来：从未见过王铎有这样的大幅巨轴！也从未见过王铎写这种单字逾尺的大字！这幅王铎写于崇祯初年、还颇有些米芾风骨的巨轴让我震撼了！熟諳生意经的画廊老板抓住时机当场叫我给张先生打电话称好，我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发表我的看法，结果让张先生不仅没有砍下价还被敲竹扛多花了几十万买下它来，这是后话不表。老板把玉铎巨轴拿走后，被深度震撼的我坐在书房久久没有回过神来。第二天，我按这幅王铎巨轴的原大尺寸，即327厘米×72。5厘米规格裁出一张大纸，捋袖挥毫即兴书来。文曰：
春夜，铁林来松竹草堂，见南窗纸墨俱备，捋袖挥毫，满壁云烟生矣！又烹茶与谈，不知东方之既白。甲申正成记。
从我被放逐的2002年秋冬起，张铁林先生就常来松竹草堂看我，我知道这是一种贵如黄金的精神支持。我们的知识面和兴趣有广泛相同处，常常一块论书论戏剧论中西古今大事，兴起时便写字，往住至深夜而不疲。有一晚，我送张先生出门时，张先生兴犹末尽边开门边告辞说：“明天电话再联系！”门一开，天已透亮，晨曦照于眼前。“哦，今天！”我二人相视而笑。我的这张随笔巨轴，有真事有实感有高谊有深情，挥运笔墨之间忘却工拙，竟成合作。此作虽不敢称比拟王觉斯，得其二三神髓处，吾愿足矣！
书生无事只看书，看书多了便生牢骚。这次收入的几副对联，皆为自拟或对先贤句，亦露出一些心迹运势。如“竹里詩箋雲影暗，梅邊酒盞夕陽红。”“多生翠竹搖梅影，獨上小樓枕高天。”“酸甜榴二味，啁揪鳥一鳴。”“花竹有和氣，翰墨无俗情。”韵谈不上高，调夠不上雅，也是一种生活写照而已。
去年有一天，忽然收到久未谋面的薛永年教授一封电邮：“正成先生：现将几年前观赏藏家所收先生小楷卷所题一诗并跋录赠。幷颂艺安！ 薛永年。”信后附此诗，读后令我掩泣。诗云：
《丙戌于中州郸城题刘正成先生小楷心经卷》
脱颖文坛在益州，书林廿载写春秋。
全集编纂惊朝野，竞技衡评选胜流。
行楷峭拔恣瑰伟，草书狼藉肆清遒。
浮沉不碍奇情在，依旧听涛月满楼。
听涛斋主人刘正成自西蜀移居京华。既主编书法全集，复主持书法评审，海内书风随之一变。此小楷心经结字恣肆，用笔奇倔，堪称合作也。
薛先生乃当今美术理论界执牛耳者，我们的学术交往不少，但私谊并不深，值我坎坷劫运之日，却以如此诗笔在背地里捧我，这并不显我的高大，却足以见他的崇高！诗跋捧读再三，我复乎何言！我在松竹草堂挥笔疾书此诗此跋为一八尺大轴，自觉笔实墨沉，堪为一段文坛书史真情真谊立照。
十多年前，我在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书法家精品集—刘正成》一书封面印有这样两行字：“书法作为艺术，是属于感性的，也是属于理性的，我们希望从中获得双重收获。”十多年后，我再出此集时，仍然秉持旧见，以为旨归。或者可以再加上一句：“形式中有内容，内容中有形式。”还望读者诸君就此教我。
我三十九岁由蜀来京，迄已六十五岁，算来客京二十六、七年矣。其间奉事于中国书法家协会，为天下书友、为国家事业办了多少声播海内名动长安的书法展览，可从来没有为自已在这里办过个人展览！ 这次，我的结发之妻付淑群虽然卧病在床,仍然支持我多次外出创作。同时，得到各界朋友的大力支持，筹办了这个展览，并得以出版这部作品集，还蒙我的偶像饶公宗颐先生宠题展签，感激无任之际，请允许申表我无限恭敬的谢忱！
是为序。
刘正成
辛卯年浴佛日于泥龟梦蝶堂灯下
IP卡
狗仔卡
发表于 2011-6-7 10:37:50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显身卡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