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报》李廷华文章：《再评王岳川教授的“文化书法论”》

雨园主人

再评王岳川教授的“文化书法论”

李廷华

王岳川教授新发表《文化书法重建中国立场文化身份》一文，将其”文化书法”与“中国立场”、“文化身份”强为纽结，错误逻辑更趋发展；其渲染“国际书法界”“去中国化”之说，乃制造伪问题以夸饰其“文化输出”之功用；皆背谬书法艺术文化本质，为当今学术泡沫之典型。本“学术问题学术解决”之义，就王教授文字再为批评。

一、逻辑之误乃思想之谬

王教授在其新作里，拉出远在美国的杜维明教授为自己张目，说杜氏之“文化中国”和自己的“文化书法”一样，“用浅层的形式逻辑看可能不通，从高层的辨证逻辑看却充满了新意。”半遮半掩承认其逻辑不通之际，又在犯新的逻辑错误。其实，杜维明教授“文化中国”之说，在形式逻辑方面也并不错误，“中国”作为疆域历史概念，以“文化”而经纬之，完全可以成立，而“书法”本身就是一个文化品类，再前置“文化”，混淆了内涵和外延，看似崇奉，实为对“书法”本义之贬损。当年“大跃进”火炽之时，哲学家、武汉大学校长李鹤鸣询其友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个说法在逻辑上通不通？其友即以“辩证”为答。此之谓“辨证”，实“诡辩”之同义。王岳川虽顶戴教授一级，却屡犯常识错误。于“逻辑”之辩，跌落尘埃，自家洗面拂灰可尔，却扬灰他人，此非学者之应为也。
学术本来是切磋商量之事，但若预设“立场”，自许“身份”，便很难反躬自问，迷途知返。比如，作为学术用语的“文化身份”，其本来意义是某一具体民族与生俱来的基本特征，若亨廷顿所云：“文化身份是由共同的宗教信仰、民族血统、地理、经济环境等因素共同形成，其特征比起政治、经济结构更不容易改变。”换言之，两个中国人哪怕在国内兵戈相向，到了国外的文化场域，他们依然有相同的“文化身份”。王教授之荒悖在于，他将全民族共有的“文化身份”，改造为自己的专利，将一个世界文化比较中的概念，用作在国人面前自高身价的“消费品”，似乎没有他的“文化书法”，中国人就没有“文化身份”，他的“文化书法”问世之前，中国当代书法全是无意义的形下之为。此种狂妄，若纸人草衣，唬人之外谈何价值？当今之世，人心浮糜，文心浮宕，若王教授，出头越位之思远过白首穷经之念，非炒作连天难以惑人群，非标新立异不足博位望，当书法成为显学，“书法权力”成为揽金利器，而北京大学的金字招牌又是通向“书法权力”之便宜，以前的“文人书法”太平实，不具口号独创性，于是“文化书法”便应运而生。殊不知文化问题非同其它，“不讨论”是不可能的，况且，王教授硬将不通之说奉为宗旨，将一己之私捆于“国家立场”战车，真若在国际上传播中国书法的“形象大使”，这就不得不让人再费笔墨，廓其谬误。

　　二、“伪问题”及自我消解

王教授说：“中国书法在国际书法艺术界中遭遇长期‘去中国化’的过程。‘去中国化’现状隐含着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横加干预的文化政治企图。国际书法领域的‘去中国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文字上的‘非汉字化’乃至‘废除汉字’。二，形式上将西方现代性无限拔高，将中国风格整体贬低，将西式美术风格全面强加在书法形式上，突显‘现代性’的霸权话语，从而将书法形式‘去中国化’，三，认为中国历史和当代上没有任何创造，只有听从西方后殖民话语。”
这是违背事实的臆造，也是将局部现象渲染为严重问题的夸张。过去一段时间，以日本艺术界部分人士为代表，张扬“现代书法”，影响及于我国部分人士，但是在实践过程里自为消长。有很多探索“现代书法”者，也并未停止对传统书法的研寻。中国历史上的创造，特别是书法，昭然彪炳于世，中国书法近三十年来国际交流之频繁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国际书法艺术界”依然以中国书法居中心地位。至于在个别问题上各国书法学者有不同意见，是任何学术领域都经常发生的事情，根本不必对其严重性张扬过甚。王教授夸张自己在“国际书法界”的战斗业绩，罗列种种，全是东亚文化圈内的分歧，与其所云：“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横加干预的文化政治企图”全无干系。书法是远离意识形态中心的边缘文化艺术品类，正是这样的性质，决定了书法可以作为恒久的文化象征。王教授之所为，表面上是要让书法进入中心话语，倘任其说，中国书法反将在工具化中失去原来品位。可以说，“国际书法界”主要还囿于东亚文化圈，这是几千年流衍形成，韩国、日本在书法问题上的自尊，恰恰彰显了中国书法的价值，也根本不足以影响中国作为“书法原创国”之地位。渲染假想敌以迷惑人群，从而夸大自己抵抗征伐的价值意义，这种虚张声势和学者应持之实事求是态度背道而驰。
王教授不仅能够制造“假想敌”，还能够须臾之间“化敌为友”。他说：“文化输出的呼吁已经成了防止‘文化战争’的‘文化国策’——君不见中国的‘孔子学院’‘中国文化中心’已经遍布世界各国，它们的重要任务就是向海外输出中国文化，而我这些年足迹遍及欧美长期巡讲，顶着压力坚持输出包括文化书法在内的中国当代创新文化。东西方书法文化真正互相学习的时代在季羡林提倡、北大书法所多年努力下逐渐成为现实。”王教授的“文化输出”呼吁是什么时候变成了“文化国策”？“东西方书法文化”中的“西方”又所指为何？什么时候剑拔弩张的文化战争就突然变为“互相学习”的大好局面？一个学者，谈任何问题，都应该有充分论据，王教授则可以一边制造伪问题一边拿出伪结论，惟独不见中间的论述求证过程，贪天下之功为己有，这哪里是搞学术，是在玩魔术。这样的玩弄，既混淆国内书法学术界之视听，亦有损中国书法在国际上之地位，倘王教授真成中国书法“向世界输出”之代表，四海横游无忌，则“书法已亡”之谶可俟矣。

　　三、国际文化交流需要正常心态

当代世界，经济一体化已成必然，文化交流亦更繁复，世界上各种文化之间，有共存也有差异矛盾，所谓文化软实力，简单言之，必然表现于人民文化素质和人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发展同时，提高人民文化素质使其对国家资源的管理分配更有权利，从而形成上下齐心，共同发展之民族精神，这才是国家文化软实力之根本所在。各国之间，这样的软实力的竞争越激烈，对人类发展越有利。近代以来，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得到广泛认同，中国“五四”精神和“北大传统”，正是以此为皈依。到了二十一世纪，是不是有另外的价值观可以取而代之？季羡林教授提出“二十一世纪是东方文化占主导地位”，虽似壮国人之气，实亦考量未周。“中国崛起”，在经济方面的迅速发展是显然的，在国民文化精神建设方面，恐怕还欠缺很多。比季老年寿更高如今健在的周有光先生，也是老辈留洋学者，他则认为：“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之说没有依据，文化沙文主义并不利于国家发展。中国力量更强大，国民精神更健全，则更加会平等待人，既珍惜自己的文化，也尊重别人的文化。在这样的文化观念和格局下来谈书法，书法应该永远是中国人文明文雅的使者，而非火气冲天与人决斗的工具。同时，也应该明白，书法是中国文化里产生的高雅艺术，它能够得到东方文化圈较大认同，在更加广大的范围，得到的认同就逐渐减弱，这也正是世界各国固有之“文化身份”“比政治、经济结构更难改变”的表现。还须承认：中国书法几千年的发展传承，也有东亚文化圈其他国家人民的贡献，比如，王羲之等晋人墨迹的唐摹本，在我国已希如星凤，而在日本，则还有“丧乱帖”、“孔侍中帖”等，如果日本人说他们在王羲之墨迹临本保存的某些方面比我们做得好，吾人完全可以接受而不必反唇相讥。王教授将王铎书法与“二王”并列，称其“三王”（未知将来是否还有“四王”之加），其实，王铎书法在几百年间，并不被国人看好，在包世臣的《艺舟双楫》里，包氏就将王铎草书置于邓石如之下。倒是日本书坛，早对王铎礼拜有加，中国当代的“王铎热”可说是特别意义的“出口转内销”。这些例证说明，在文化交流方面大不必如王教授渲染的那样紧张。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文化交流条件更加改善，书法家出国展览讲学机会越来越多，可以说，所有从事书法艺术学术者，都在有声或无声地进行着书法国际交流，此又非漫游三十余国而言不及义之王教授可以专擅。

四、书法技艺与感情、境界不能分割

   王教授说：“我从半个世纪的书法临习和创作中深切地体悟到：书法在初级阶段是‘写技法’和‘重结体’，中级阶段是写‘人’和‘情感’，高级阶段是写一个国家的‘文化’和‘精神’”。所云让人想起冯友兰教授的人生“四重境界”说：自然境界，混沌未开；功利境界，为己为利；道德境界，为人为公；天地境界，万物皆备于我。有学者胡文辉论曰：“设论固可谓道貌岸然，玄之又玄，然而反观冯氏自身的人生实践，亦不过随波逐流之辈，一生更不脱‘应帝王’情结。则其人去‘道德境界’尚远，犹在‘功利境界’中也。”王教授每喜以其“创作”为“文化书法”之佐证，其书法水平究竟处于哪一阶段，非此处愿论，但是，书法一道，真要掌握技法和结体也非易事，若方法不对，也可能写六十年还是依然故步，或者越写越坏。中国书法还有一特色，即感情色彩伴随其全过程，有很多技艺尚多欠缺的作品，其感情表现却是浓烈的，这也是中国书法得以广被人群的原因之一。技艺因素存在于书家研寻全程，与感情精神往复循环渗透而至于“人书俱老”，洵非王教授之“文化书法”及“三段论”，既割裂书法内在之文化因素，又违背书法习练之融合本质，逻辑之不通，内因于书理之未习。书法艺术从来是以个体精神技艺劳动而具显其独特价值，只有在长期习练里达到心手两忘，下笔心不外骛之际，才可能有好作品出现。谁在写字时以“国家立场”、“文化身份”自命，那个字就一定写不好。历史上显例不乏，锺繇的《宣示表》衔曹操之命指示孙权，代表的是“国家立场”，但其本质是高级书手。王羲之写《兰亭序》完全是个人心情，席草临流之间，全然忘记身份，也无论国家，正是在天地契阔里生成的无穷感慨，才生成心手交和之万古华章。王教授大言煌煌之间，每以庙堂使者自命，对“乡村学者”蔑以视之，全不知学术乃天下公器，初不问发生于何处；论辩须平等进行，又岂论地位高低。钱锺书先生有云：“大抵学问乃二三素心人于荒江野老屋中商量培养之事，朝市显学必成俗学”。所谓荒江野老，乃指心情，王羲之、苏东坡都有庙堂经历，但其心情作为终是“山边水边之人”。谈书法不能不涉及文化，涉及人生情态，此又于“文化书法”异趣也。

　　五、北大传统的反面是文化偏执

   王教授是北京大学教授，“北大传统”亦常被其口，那么，真正的北大传统究竟是什么？如果我没有误解，科学民主精神，兼容并包精神应该是其基本。用这样的传统精神来衡量王教授“文化书法”，恰见背道而弛。书法是艺术，书法理论则不能不遵循科学的严谨轨范，容不得逻辑谬误和观念荒悖。北京大学文科堪称执中国大学之牛耳，但现在状态却并无书法教育之优势，书法研究所之产生，实亦书法成为“显学”之余绪及教育商品化之滥觞。王教授身膺其命，倘虚心向学，诚心育人，集思广益，不耻下问，亦未必不能于纷纭书坛有所作为，然其学既未备，又心在功利，草率操切，以“文化书法”之不通遗天下笑。言及此，我亦为北大痛。何惋叹如此，因真正的“北大传统”早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乡村学者）的共同精神财富，非徒未名湖畔楼台，燕南园中花草。蔡元培先生在《教育独立议》一文中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王教授鼓吹之“文化书法”，恰与蔡先生教导相悖，乃为“他种目的”之学术投机，投机必专断，专断即无学术。设若北大书法所学员为“发展能力，完成人格”而来，不类王教授所谓“国家立场”、“文化身份”，尚能见容于王教授乎？倘能之，其书法所学员之“文化身份”，又岂非子虚乌有乎？倘有学员问：“教授告我辈熟读经史子集，然教授所写之‘书法’全为世人熟烂之句，吾辈耳熏间已得之，岂非不学亦可乎？”倘王教授游学外邦表演时，外人询问：“汝书唐诗即为书法输出，我辈先亦喜书此，得无反输出乎？”此类恐难胜举矣。北京大学故校长胡适之先生有“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之说，王教授则反串为“小心假设，大胆求证”，何卤莽灭裂若朱温投清于黄之为！胡适之先生有“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之说，王教授则满口主义，一地鸡毛，诚不识“辞苟足以达，义之至也”。谈学术当以学术为旨皈，王教授却假“中国崛起”之威，质问对方之“话语动机”，戾气横溢，已将“文化身份”变幻为“权力身份”，又岂知君子行远必迩，登高自卑之义哉。其实，书法本艺文之学，非争斗纵横之术，何至“九死其犹未悔”之呼天抢地。易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勉为书法爱好者，处乡村，幸互联网无远弗届，瞬时可达于听闻。此我知学术为天下公器必成现实，故不吝再为芹献。

　

公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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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的学术大歺！
书法界这些年很少有这样深刻而尖锐的学术批评文章了！
再期待王教授的反批评把这一争论引向深入！

薛元明

王的口气就是大，大到没有边。
我想到一位朋友和我说的，书坛难道有神仙？
怎么有那么多的救世主呢?

薛元明

数了一下，王的文章有几十个“主义”
文化拿来主义
送出主义
欧洲中心主义
西方中心主义
现代主义
地方主义
书法唯技术主义
书法唯美术主义
书法唯民间主义
书法唯视觉主义
书法唯本能主义
书法媚外主义
书法消费主义
书法拜金主义
书法部落主义
书法市场主义
文化虚无主义
技术中心主义
民族主义
文化保守主义
文化自卑主义
文化失败主义
后殖民主义

刘学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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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雪

高文妙论！这是当代难得的一篇批评好文。

六月雪

1、学者先疑。任何理论学术的提出都应避免不了别人会去置疑、批评、误读甚至攻讦。这当是十分正常的。反之，这种学术理论就真成问题了。王教授呕心弘扬中华文化，其志可嘉。但若把自已置之道德高台而把置疑批评之声斥之为“邪气”，以王文所答之对待方法，见其不屑和傲慢，这则更显不是学术定位“基本是客观” 的，而是不能见容。李廷华先生之文或许言语有意气处，但应是一篇发人思考和启迪的好文，是为尖锐但也见理。当应把批评和置疑，供理论学术修正完善之利，而不应当是“邪气”和“攻讦”之说。

2.书法是一种文化，强调书法的文化也不错，我也赞同书法的最高境界是文化和哲学，但其它艺术何尚不是如此呢？把书写的内容或“素材”当做书法作品的内容，我以为这又是强调者的一种误解。书法之所以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主要还是由书法艺术纯粹性所决定的，而不是简单地因为文字传达的内容。书法作为一门艺术，有自身的形式和内容，倘若只以书写的文词为内容，这书法也就徒具外形，也没有书法艺术的独立性了。正如公心先生言：把书写“经史子集”为“文化书法” 的内容，就是不适当的，把历史知识等用于当下的文化体验、文化内容和文化价值，这是常识错误。

3。“一身名号”可谓见其“身份”？！正是“身份”之重当代书法当是难以承受。其实，当代“文化身份”的确立往往不是由当代人所能力的，更不是官方赏赐的。想当年，八大、徐文长、石涛、杨州八怪等等，他们有什么“文化身份”？都是被当时主流讥斥之为“野狐蝉”“不入流”。当然，几百年后才被公认是真正彪炳史册的人物，成了真正中国艺术文化的“身份”代表。今天社会多元，认识审美多元。这是好事。不能用一种观念一种理论一种思想一统天下。你可学经典回归汉晋，我也可学西方文化艺术大胆创新，不同的艺术道路不同的艺术实践不同的艺术审美都要尊重。在“方针”下学艺术，这艺术还学得好？除己所好，其它都是 “丑”，都是‘“脏、乱、差”’，恐怕也是一种文化“霸权”和“文化沙文主义”。

4、中国传统文化丰厚精深也灿烂，但中国的文化传统却很糟糕，从本质讲就是皇权和专制。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吸吮不尽的营养料。但另一方面又往往背负沉重而难以前行。我始终认为，在中国文化传统下难以产生现代化和现代文明，也会萎靡中国文化。恰恰是改革开放，使人民思想观念大解放，经济大发展，才复兴了中国文化，赢得世界尊重。这是唐以后千年才见得的奇迹。改革开放不仅是富国强民之路，也是本，改革开放也是中华优秀文化复兴更是发展的保障。我们应当学习优秀的传统文化，更应该打开眼界，学习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学习现代文明和现代知识文化。

5、“不惧”也是一种境界。但我看书法在线网论还是较中肯的。良药苦口，当然苦口未必良药，还望王教授斟酌善待。

南舍地天生

我以为今天的书坛没有学术，很难再有学术！
学术大抵主要是学院在搞，可是实际上院校读的书法研究生，博士生大多都是在为了文凭，导师也难说是合格的导师，导师的字差的惨不忍睹，学问也难说可以为师，
说实话，今天的明师很少，会教的老师也很少，合格的有师德的老师更少，这样哪里会有学术呢？
一度时期大家大谈魏晋笔法走的所谓“绞转”，还是刘彦湖先生说的好，一次网络对话中，一位网友大谈绞转，向刘先生请教所谓的绞转，刘先生说：我不知道什么绞转，我只知道古人笔法中有“使转”……
王李之争也很难说是学术之争，挺多是“笔仗”而已，现在似乎网络效应之下王占下风，实际之所以王居下，不是因为王的文章、理念的问题，而是大伙看不起王的字，属于印象分较差，网络的争论多半是这样的。
其实，文化书法，艺术书法，学院派书法都只是宣说的名号，其实知道它是个什么意思就行了，没有什么可以不可以的，但本质上我不太喜欢这些名号，强调书法需要文化作底子就可以了，强调书法是艺术也就可以了，强调书法可以利用就可以了，搞出这些名号实在落人口舌便是一弊也！

六月雪

近读《南方周末》刊有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先生一文，很感动。转此供王、李暨诸兄一阅。
                        给人以自由的是思想
                                          ——2010年11月9日在徐晋如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
                                                                                    袁伟时

    现在在深圳大学执教的徐晋如博士，正直，刚强，才华横溢，是著名诗人，儒学造诣很深，唱得一口好京剧。但他喜欢招惹是非。还在中山大学念博士的时候，就弄出一个“十博士反对圣诞节”的事件，全国沸沸扬扬；我也发表文章，严厉批评了那种文化不宽容的心态。后来又发起“十博士批于丹”。但是，我们互相尊重，相处很好。去年11月，这位独立特行的帅哥，邀请我参加他在学而优书店举行的新书：《高贵的宿命——一个文化遗民的怕和爱》（华龄出版社2010年8月北京版）发布会。以下是我在会上的发言。

    今天很高兴来参加新书发布会。我从不参加这类活动。今天破例参加，首先是表示对徐晋如先生的敬意。
我很多地方不同意晋如的观点，但是我很尊敬他。之所以尊敬他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他是一个很耿直的知识分子，在现在的环境下那是非常难得的。他继承了中国士大夫的正气，这种正气我认为在任何时代都是需要的，是非常宝贵的财富。除了品德上赢得很多人尊敬以外，第二是他的才华。在当代的知识阶层里面，在那么多方面有所成就的人，是很少见的。大家都知道他是诗人，他对中国的古代文化很有研究，而且对曲艺很有造诣。
     除了对他个人的尊敬外，我今天晚上很愿意来参加这个活动，一个更主要的理由是，我在考虑，我们的时代应该有怎样的思想文化学术环境？我刚才讲我很多观点上跟晋如是不同的。比如这本书里面讲到白话文的反动性，但是我认为白话文是历史的大进步。同时他对新文化运动是坚决反对的，而我，可以讲我的整个学术生涯都在捍卫新文化运动的价值。2009年5月，新文化运动90周年，我写了一篇两万字的文章，从九个方面阐述新文化运动的必然性、起源、内涵和历史作用，驳斥否定新文化运动的那些论调，指出新文化运动就在我们身边，直到社会转型成功，这个运动不可能中断。这篇文章已经在《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四期公开发表了。
　　 不同的观点应该怎么处理，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我们长期习惯于思想统一，但这个是绝对办不到的，那是对学术、思想、文化的摧残。回顾中国的历史，不讲得那么远，以民国来说，思想文化最辉煌的时期是新文化运动前后；也就是说，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文化高峰。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文化高峰，主要因为当时环境的主要方面是非常自由的，很多元，而且各流派之间是互相尊重的。比如说，讲文化保守主义，梁漱溟很有名，但他跟李大钊的关系很好，跟胡适他们的关系也很好，甚至有时会共同在一些宣言上签名。陈独秀、胡适是朋友，在同一个战线办《新青年》，后来两人在政治上分道扬镳。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陈独秀的学术著作胡适仍然大力推荐出版，这是很难得的。另外有件很著名的事，章士钊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但是当陈独秀遭难的时候，站出来为陈独秀辩护的就是这个国学派鼎鼎有名的代表人物。
     我们的前辈是那样尊重不同意见，我们今天能不能恢复到那个时候的局面？我认为这关系到中国学术的前途、思想文化的前途。这里每个知识分子都有责任思考，同时在自己的岗位上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营造一个环境，让各种各样不同观点能够兼容并包，形成宽容的环境。但是晋如先生在这本书里面说“宽容的本质是乡愿”，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
     在广州讲这个话，我想特别重要。因为20世纪中国之所以形成一个不允许发表不同意见的局面，是从广州开始的。国民党在广州建立了的所谓革命根据地，特别是1923年以后，陈炯明失败了，他们在这里成立了一个政府，孙中山当上了大元帅。他做大元帅的时候，国民党做的是什么事呢？要党化教育，要党化司法，整个社会要党化，就是一元化，不允许言论自由，不允许思想自由。近代中国统制思想的制度就是从广东开始的。这个制度随着北伐军前进，影响越来越大，结果在湖南引发了著名的文化人叶德辉被杀事件。王国维之所以自杀，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叶德辉被北伐军镇压了。所以我认为，在这样一个地方，在这样的环境下提倡多元并存、学术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会有更加重大的意义。这是我今天晚上很高兴参加这个会的最主要原因。
    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包括晋如也会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大家必须携手，共同营造最利于学术文化发展的自由环境。我想讲的就是这些。
　　
    附记：以上即席发言，重读一遍，觉得意犹未尽。晋如憎恶专制，但可能没有注意到：“思想自由不仅要求解除法律的禁锢，而且要求不同思想并存。最成功的暴政，不是那种应用武力来保证其一统天下的暴政，而是使人们不知道其他可能性的存在，不知道还有其他道路可走，不知天外有天。感觉或价值承赋并不能给一个人自由，给人以自由的是思想，理性的思想。”（艾伦•布鲁姆：《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第26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北京版）愚意以为，毋忘主要目标！对其他不同观点，多点理解、宽容和尊重。
                                         2011年1月21日星期五
                             刊登于《南方周末》2011年2月17日星期四D1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