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清末驻日使馆随员怎样玩转日本! 杨立新
提起清末民初的杨守敬,国人知道的可能不多,他在日本可是大名鼎鼎,日本人竟以“夫子”、“圣人”、“恩人”称之!日本文化界尊之为“传灯之师”。他还是“日本现代书道之父”,日本书道界至今仍尊杨守敬为书道之宗,把他的书论著作奉为圭臬。每逢杨守敬的诞辰日和忌日,日本文化界都要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同时还飘洋过海,到杨守敬的家乡湖北宜都,齐刷刷地在杨守敬的墓前虔诚跪拜。 其实,杨守敬仅是清末驻日使馆的一名小小的随员,他在日本也仅仅待了短短四年。他何以暴得大名,让整个日本为之倾倒?他靠的是自身雄厚的中华文化的力量!杨守敬是清末民初的大学者,一人集历史地理学家、金石文字学家、版本目录学家、书法艺术家、藏书家五大家于一身,《清史稿·文苑》称其“为鄂学灵光者垂二十年”。由于学问淹博,他只要随意挥洒,稍一点拨,就能在不经意间征服整个日本文化界。这对我们今天的外交工作有着宝贵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1880年,41岁的杨守敬以清政府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的随员身份赴日,出于学术考据的需要,他将自己多年收藏的汉魏六朝碑帖13000余件一齐带到了日本。
当时的日本,正值明治维新脱亚入欧之际,举国学习西方,提倡新学,汉学为人所废弃,汉文古籍也弃如敝屣。杨守敬遍游东京各书肆,在书店中看到很多在国内绝版的汉文图书和稀有善本。他恨不得将其一网打尽,无奈阮囊羞涩,于是便想起自己带来的宝贝来,他便以这13000余件金石拓片为交易,倾其所有大量购进国内散失的善本秘籍。他还广交日本学界朋友,广泛收集古籍信息,并认识了一位名叫森立之的日本医生,此人是一位藏书家,粗通汉学,藏有不少汉文古籍。森立之送给杨守敬一本目录书——《经籍访古志》,杨守敬便日游市上,按目访书,仅一年时间,就购求到三万多卷古书。由于杨守敬不计代价疯狂购书,日本人送给他个外号叫“杨疯子”;日本学者也因此重新认识到了汉学的价值,于是群起竞购汉文古籍,使得一落千丈的汉文古籍又金贵起来。 杨守敬在日本访书的经历不仅成就了他清代著名藏书家的名号,同时他还歪打正着,成了“日本现代书道之父”。原因是那用来交换古籍的13000余件碑版拓片居然对日本书坛产生了“核聚变”一样的作用。由于这些碑版拓片多为中国新近出土,为日本书家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而当时的日本书坛正处于衰退阶段,日本书家为汉字书法与假名书法的日益平庸萎弱而深感烦恼,而中国粗犷古拙、充满山野气息的北碑书风,对长期奉王羲之为正统的日本行草书法而言,具有一种强烈的冲击力,日本书家感到了一种莫名的震撼和激动,从而看到了创作的曙光。日本书坛迅速掀起了一股崇尚北碑书法的浪潮,从而使日本书道迅速从传统帖学转向碑学,杨守敬也因这一无心插柳之举,被誉为“日本书坛广大教化主”。 杨守敬不仅给日本带来北碑,他还以自己的精湛书艺折服了许多日本书道名家,众人无不仰其高名,翕然相从。当时日本许多著名书家都拜到他的门下受业为徒,其中就有日本书坛最有名的“三驾马车”——日下部鸣鹤、岩谷修、松田雪柯等人。
杨守敬初履东瀛之时,因为松田雪柯、岩谷修、日下部鸣鹤等人年齿皆长于杨,初尚轻之,但接谈之后乃大为服膺,对其推崇不已,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杨守敬很快就成了日本的“书坛教父”。他们经常造访杨守敬的寓所,热诚地向他请教书法艺术,虽不能畅所欲言,但通过“笔谈”(用笔书写来交流)的方式却也能够相互沟通。杨守敬毫无保留地向他们传阅自己带来的六朝、北魏碑帖,令他们大开眼界。日本书家惊羡于中国的北碑文字,杨守敬描述了号称日本书坛祭酒的日下部鸣鹤初见《熒阳郑氏碑》的情景: “鸣鹤瞥然一瞬,忽焉契合,称斯妙制,永播芳徽,可谓神解独运,捷于转圜矣。”杨守敬非常高兴日下部鸣鹤与自己有相同的癖好,便将该碑的全套拓本慨然相赠。在杨守敬的影响下,日本书法家将研究视角伸向中国六朝,书风大变,从而带来了日本书法的发展。日人渡边寒鸥在《论书百绝》中对杨守敬赞曰:“赍来拓本万余通,复古思潮撼日东。鸣鹤噏霞开耳目,一新明治旧书风。”
杨守敬还以自己高超的鉴赏力,让日人折服,这在当时是轰动一时的新闻。1883年,杨守敬在驻日使馆请日本刻工刻印《古逸丛书》。这些刻工平时均以刻艺最高的“领袖”木村嘉平为准绳,大家模仿他的笔法,所以刻成后几乎不分彼此。但这骗不了杨守敬,每次他只要略一审识,不用印刷纸样,仅凭白板便可分出好坏。刻字店主人甚不服气,一次便与他打赌说:“今天在座的十八位刻工里有木村嘉平,请先生判断这十八块刻版哪个为其所刻?如果不误,则真是我国从所未有的了。”杨守敬不慌不忙,巡视再三,抽出一块刻版,向着那十八位工匠说:“这当是你们领袖所刻。”此言一出,并排坐着的十八名工匠呼地起立,掌声如雷,经久不息。第二天,日本《朝日新闻》刊出消息,盛赞杨守敬为“异人”。
杨守敬于1880年东渡日本,1884年归国,在日时间仅四年,恰如一阵旋风,来去匆匆,他看似不经意地“点化”了日本书法家的觉悟,震撼了整个东瀛书坛,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光彩绚丽的一页。他是继平安时期的空海、镰仓时期的西行、江户时期的黄柏宗之后的第四次中日文化交流的代表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