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发展纲要和推大家都是胡扯蛋（从书法江湖网转帖）

文成南田

由《中国书法发展纲要》扯到《时代呼唤中国书法经典大家》



高鸿





曾几何时，身为此届中国书协掌门人的张海先生写了一篇与之官位相适应的官样文章《时代呼唤中国书法经典大家》，张先生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口号，主观上是基于其职责的需要，客观上与其说是“回顾中国当代书法的发展历史,研究书法艺术面临的新的变化，我们不难看出，打造经典，推出大家，努力推动中国当代书法艺术大发展大繁荣，是新时代的课题。”倒不如说是鉴于其前任曾经制定过2004年至2025年《中国书法发展纲要》。
艺术行为的政治化，必然促使为官一任必定要整出一套“执政纲领”，诚所谓“有所为，才能有所作为”是也。
六年过去了，《中国书法发展纲要》“发展”的结果是什么呢？
审视当下书坛，已不是“为艺术战”的学术领域，而是争名逐利的“名利场”。数以千万计的“书法大军”，打着繁荣书法创作的旗号，事实上却是反其道而行之，以“书法"作为“加官进爵”的敲门砖、发家致富的弹跳板——为“展览”不择手段、为“获奖”攀龙附凤。书坛这一高雅纯洁的圣地之所以摇身一变成为“名利场”，究其原因，还是因为现行体制设置了一道带有官方色彩的门槛———“协会”。
　　要言之，“协会”者，民间社团、艺术家自由组成的团体也，旨在有利于交流学术，促进争鸣，本无官方色彩。“但中国的协会却还是沿袭苏联模式，以行政的方式来组织艺术家和管理艺术，造成了目前机构庞大臃肿的‘霸权式’的官僚协会。”“在这种体制下，‘协会已经成了艺术家的进身之阶’，艺术家追求的是头衔和行政级别，在创作上‘揣测政治要求及评委们的口味’，而艺术创作的真诚则不见了。”（吴冠中语）

文成南田

有鉴于此，我则将今日之协会行为的“书法”名之为“买办书法”。为什么呢？理由很简单，书法协会虽在本质上是民间社会团体，但在实际运作中，它又角色双重———在某一“关键”时候是“代表最先进文化”恩宠有加的宠儿，而在另一个“关键”时候则又是一个“有娘生无娘养”的弃婴———地方书协尤其如此。
如是，书协组织便情不自禁的走上了自我多情且削足适履的买办之路。为了生存，实际上是为了日后筹办没有“命题”、没有“主题”的自发性纯艺术活动有一定的经费来源，不得不“拥戴”在位或不在位的对书法有点爱好的官员出任书协主席、名誉主席之职。长此以往，这便成了约定俗成的惯例和规律。如此，起初是为了曲线要钱，最终因官员的“进驻”，书协也渐渐披上了一件既没有形制也没有样式的“制服”；而那些起初也是勉为其难“就职”的官员，在“书法家”们的不断拥戴、簇拥、赞许之中也理所当然、毫无愧色的俨然以书法家自居起来。又因他们手中有“财源”，久而久之也就养成了非但乐于发号施令，而且还善于指手划脚的习惯。
面对这一当代书法这一买办现象和这一买办现象衍生出来的诸多弊端，“书官”自有一套自辩招数，美名其曰“官员喜好书法、担任书协领导职务，可以对自己周围的人乃至所在地方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官员们自身的行政级别越高，这种影响越大。通过这种影响，可以使当地书协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得到一定的提升，甚至有可能为书协解决编制问题或者使那些具有一定创作能力的书法人才调换岗位去从事专业的书法创作。同时，书法家协会是一个群团组织，书协的领导成员不仅是当地艺术创作的表率，更是当地书法活动的组织者、管理者。虽然这些官员的书法艺术水准一般，但这些官员们多年积累的管理经验和协调能力，恰恰是许多书法家们所不具备的。在现实情况下，他们可以凭藉自身的管理经验来加强对协会工作的管理；他们可以通过自身的协调能力和所任行政职务的影响，为当地开展书法活动提供和创造许多便利。目前，国内各级书协（尤其是省级以下地方书协）要开展书法活动，办展览、办讲座、出作品集等等都需要寻求赞助来解决经费。可以说，经费问题也是当今各级书法家协会开展活动时普遍遇到而且最感棘手的问题。当这些官员们担任书协主席之后，借助自己本身的行政职务、人脉关系和协调能力，这些问题可能就很容易地被化解，变得不成问题。与其看着书协受经费困扰不能开展活动而陷入名存实亡的尴尬，请一些官员们‘出山’，借助他们的影响和能力将当地的书法活动搞起来，无论是对提升书法家协会的社会影响和凝聚力，还是对于那些追求艺术的书法家都未必是件坏事。”（摘自《2009中国书法年度报告》）

文成南田

然而，盘点多年来国内各级书协（尤其是省级以下地方书协）的运作，无不是无视艺术规律而只看官员脸色行事的环境里“苟活”着。可是，即便是这样，日常活动依旧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此，我常问及一些地方书协“管事”的：协会怎么也不开展活动？答复是：没有经费。我说：你们的主席不是某某长吗？答复是：您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官方出钱，那是因为是要搞官办“主题性”展览，您不是不知道，协会是民间社团，日子历来都是饱一餐饿一年的。这是一句真话。这不，安庆市美协、书协在建国60周年大庆的重要年度里，政府财政分文不给，展览一事化为乌有，以致造成广大美术、书法爱好者莫不怨声载道。这，就是“画官”“书官”的“行政职务、人脉关系和协调能力”！
　　对此，我只能暗地里说上一句：自作自受！自我多情、削足适履地将艺术行为变异为买办行为，其结果并不能改变“有娘生无娘养”的困境。对此，我们有必要提醒所谓的“协会”者们，既要立牌坊，就要严遵自古艺术之法则，唯有行之正才能走之远。
当代书法艺术在“官本位”隐形“权力”的作用下，它被“奸淫”的满脸晦气，而市场对“书法价位”的认知也莫名其妙的形成这样一个荒诞的格局，即：书协职位越高，书法作品价位也随之增高。这一源于“位高权重”的官场恶习的“位高字贵”现象，其侵蚀的恶果使得书法艺术在如火如荼的艺拍市场的尴尬处境就越发凸现出来。
概言之，艺术品收藏，原则上是以艺术品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文物价值为旨归的。其中，有因人的（政治、学术）身份的因素——艺因人传，也有因艺的因素——人因艺传。张海的书法则属于前者——但尚不具备学术分量，他身价高，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需要注意的是，不是副主席，正、副主席虽一字之差，价格比是不啻天壤的。尤其在中国，在世俗荒谬的潜意识里，民间社团与衙门好像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不管是什么类型的主席，都一概属于“祝福万岁”的范畴，而副主席则只能属于“祝福健康”的范畴——尽管它是由民政部门批准的，也尽管其组织结构与组织部无关。
但是，只要你坐上了主席的位子，你笔下的东西就是“御笔”，不仅可以笑傲今人，也可以气死古人。清代的邓石如，其篆隶法书可说是自秦汉以后又一座丰碑，在书法史上是盖棺定论的“碑学宗师”，《艺舟双楫》把他的书法列为“神品”，誉为“四体书皆国朝第一”。但他的书法作品在当下的艺术品市场上比之张海主席的书法作品却显得有点寒酸。
在市场社会中，官场腐败的“磁场”作用对书坛的影响显然是深入骨髓的。终究，“主席”、“院长”等艺术官位相对于中国千百万书法大军，是极为稀缺的“官职”。所以一些拥有那些显赫地位的人也就随之成了“权威”、“大师”，这就是我国现行体制所衍生的“政治地位＝学术地位”的怪胎。殊不知，怪胎就是怪胎。怪胎的再度繁衍，其结果只能是大量繁殖弱智和低能儿。
这大概就是张海先生“回顾中国当代书法的发展历史,研究书法艺术面临的新的变化，我们不难看出，打造经典，推出大家，努力推动中国当代书法艺术大发展大繁荣，是新时代的课题。”的缘起。

文成南田

其实，张先生这句话是一句多少隐含了些许自我陶醉或者说是自我安慰的潜台词。作为中国书协的现任掌门人，可能比我还要清楚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随着沈尹默、于右任、白蕉、高二适、林散之等为数不多的几位书法家在二十世纪相继离去，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书坛还没有看到可续前美的迹象。
“打造经典，推出大家，努力推动中国当代书法艺术大发展大繁荣”是一个值得鼓与呼的举措。问题是，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中国书法发展史，任何一件经典作品、任何一位大家都不是“时代呼唤出来”的。
帖学书圣王羲之不是时代呼唤出来的，而是他身后二百多年的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年）给挖掘出来的，因为王羲之是生于公元303年，卒于公元361年，这个时序好像并不难判断。在中国历史上可能还没有哪一位皇帝像李世民那样身体力行的推崇书法，但结果却未能呼唤出又一个王羲之。当然，整个唐代是书法名家倍出的辉煌时期，客观上虽与李世民推崇王羲之有关，但主要还是书法家主观上对书法的理解和实践的结果，因为，我们至今没有看到唐代任何一位书法家在总结其书学经历的文字中有过“盖因圣上推崇书法，而使得当朝书法艺术纲举目张。”
但又有谁能跳出王羲之的藩篱呢？无可否认，唐代出了两位最杰出的且有突破意义的经典草书大家“颠张狂素”，想来究其成因绝非是因为唐皇室提出了呼“颠”唤“狂”的政治主张和艺术措施。
张旭何以享“草圣”之名？诚如唐韩愈《送高闲上人序》所赞：“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他心仪张芝、二王的法书，却参造化之功，相传他见公主与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之意；在河南邺县时爱看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并因此而得草书之神。颜真卿曾两度辞官向他请教笔法。张旭是一位纯粹的艺术家，他把满腔情感倾注在点画之间，旁若无人，如醉如痴，如癫如狂。
怀素则是一介跳出三界外不受礼法约束的大和尚。“如壮士拔剑，神彩动人”的辉煌却基于其“幼而事佛，经禅文暇，颇喜笔翰。”如果说他所处的时代有“打造经典，推出大家，努力推动中国当代书法艺术大发展大繁荣”的口号或举措，他何以还是因买不起纸张，找来一块木板和圆盘，涂上白漆书写？继而又因漆板光滑，不易着墨，又在寺院附近的一块荒地，种植了一万多株的芭蕉树，视叶为纸？
碑学宗师邓石如，也不是时代呼唤出来的，准确地说，他是被时代甚至不妨说是被体制挤压出来的。
邓石如命中多舛，当年初入京都，殊不知当时的人都以内阁学士翁方纲为书法的宗师（几类今日书协主席），翁因其地位显赫，故骄横一时，而邓石如因“独不谒”——未去登门拜访翁“主席”，结果却遭盛气凌人的翁方纲极度贬抑，最终不得不被迫“顿踬出都”。
回顾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史，杰出的经典之作好像都是“逆”潮流而动的产物。如“四大名著”，其中《红楼梦》被时代列为“禁书”。

文成南田

尽管时下“大师”的帽子满天飞，但事实上却是“建国近六十年了，数得上的大师寥如晨星。如果说，在科学技术领域里出不了大师尚可理解——因为我们的经济和科技教育环境太落后了，那么，在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出不了大师岂非咄咄怪事？这对于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又拥有世界最多人口且正在民族复兴的大国是难以想象的，甚至是一种莫大的嘲讽。”（《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中国改革》记者周慧兰采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袁绪程教授。见《今参考》2007年第8期 ）
由此可见，高亢的口号叫得再响都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伟大时代和伟大人物是同时发生并相辅相成的，不可能存在没有伟大人物或大师的伟大时代。没有一大批伟大人物或大师出现，伟大复兴是不可能的。然而，我们的确在开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已隐隐约约听见它那姗姗来迟的脚步声。不是吗？被传媒誉为领袖人物如地产领袖、IT领袖等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正在脱颖而出。那么，学界和文艺界大师的出现难道还远吗？当然，如果千呼万唤大师仍不出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或许只是一场春梦。”（同上）

文成南田

之所以当代中国文学艺术界出不了大师级人物，是人文土壤过于商业化，而因商业化所衍生的诸多弊端使得本来已经贫瘠的生态环境越发恶劣。面对几近政论文体的《时代呼唤中国书法经典大家》，我们有必要重温一下袁绪程先生的如下一段话：
商业化提供了知识分子群体精神素质退化的外在条件，但不是全部的条件。不然我们就很难理解曾经有过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现象。我们知道，柏拉图将人的精神能力分为智、情、意，相对应的是人的智慧生活、情感生活、道德生活。但中国知识分子这三大精神能力都在不同程度地衰败，文化的衰败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人的精神素质受文化影响，文化的沉淀形成人们的心理和人格，体现为价值符号和“软”规则的文化直接影响人们价值观念的形成。价值观念是人的精神素质的核心部份。社会文化与社会心理及人格是相辅相成的。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中国文化的两面性，正面是阳光文化或称为显文化，冠冕堂皇，催人上进，例如“天下为公”，“仁、义、礼、智、信、勇”，“大公无私”、“助人为乐”等等。由于显文化的“高调”而难以在实践中推行，于是实利主义的、鄙视和漠视人类的美好价值——真善美的背面即阴暗文化或称潜文化就成为显文化的补充。显文化和潜文化并行不悖地构成中国文化。当政治清明、社会稳定之时，潜文化难以登大雅之堂；当政治腐败之时，潜文化就会浮出水面而登堂入室，成为人们的“共识”。日本人和韩国人常常惊讶中国人公开鼓吹厚黑学和痞子哲学，势利的国人也很难理解南韩日本贪官和不法企业家败露后会因“羞耻”自杀。以厚黑包装自己的一些国人是不会为不义不法而羞耻自尽的，因为知耻而勇已不多见了，潜文化已大行其道，毫不遮掩地侵蚀国人的灵魂，这是文化衰败的表现。具体说来有如下几种潜文化：
　　一是厚黑文化。所谓厚黑文化指的是反道德的不择手段的权谋之术，源远流长并隐匿在中国野史之中。与知耻而勇的儒家文化完全相反，厚黑文化通常不为历朝公开宣扬。但如今一本揭露和批判封建官场腐败的“厚黑学”却被人们奉为成功之道的经典而风摩于世。世风堕落到如此“厚黑”的地步，又如何浇开大师之花？
　　二是痞子文化。所谓痞子文化指的是不择手段不顾廉耻的、不敬畏天地良心的“下三烂”的心理行为倾向。“我是流氓我怕谁”就是典型特征。下三烂的痞子文化当道，大师从何产生？
　　三是犬儒文化。中国当下犬儒主义是理想破灭以后从愤世嫉俗转向不负责任的玩世不恭的处世哲学。既有“装孙子”的味道又有嘲弄真善美的玩世不恭。文化的犬儒化是知识分子政治冷漠化及其软骨症的体现。这种假面舞会式的犬儒文化与追求真善美的大师精神又如何对接？
　　四是游民文化。游民文化是一种边缘化的底层文化，表现为游离于社会正规秩序之外、失去社会固定角色地位、不讲规则、没有是非、没有相对固化价值观的游民的混世意识和心态。正如影评家崔卫平指出，色厉内荏、首鼠两端、封闭怯懦、不问真理或真相、寻衅滋事和随机善变等等游民文化意识的种种体现不仅存在于《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传统通俗小说之中，也贯穿于张艺谋诸多影剧和当红的一些小品之中。处于文化边缘的游民文化如今大摇大摆地登堂入室，大行其道，大师从何产生？
　　五是拜金主义和拜权主义文化。此种文化比当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露的“商品拜物教”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物欲和权欲泛滥中又如何产生大师？
　　六是文化的市侩主义。我们的民族不是一个善待英雄的民族，吃大户吃英雄是一种普遍心理。也就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出头椽子先烂”，小人好做，君子难当，英雄更难当，如此等等。这又何以产生出大师？
　　从价值观看，上述六种潜文化都可视为中国专制文化或官本位文化的异形。从方法论看，它是一种极端的实利主义（utilitarian doctrine）。这种蔑视道德原则、是非真理和美好理念的潜文化在当下中国泛滥，是出不了大师的思想根源。
　　潜文化盛行源于制度缺陷......文艺管理制度与人文科学的管理制度的缺陷几乎是同构的。在改革开放以前的残酷岁月里，多少文艺天才被以革命名义的专制政治所扼杀。如今政治管制与商业化的奇特结合，使文艺之花畸形绽开。

六月雪

好文章。::gif88::gif ::gif88::gif

潘仲汉

讲昨好.支持!!!!!

老辛

原帖由 六月雪 于 2010-3-15 19:5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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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边生活

直打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