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语电影期待最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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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股滚滚而来的热潮，真是中国电影复兴，乃至“大国崛起”、文化复兴的一个样本吗？或者还只是一个短暂的小阳春？想真正成为电影大国，我们还缺少什么？


南方人物周刊2009046期封面


陈德森


陈德森要还原100年前的香港城

中国电影 文化复兴的样本，还是短暂的小阳春？

本刊编辑部

作为今年最后一部重要的华语电影，《十月围城》以凌厉的宣传攻势，开始进行例行的眼球轰炸：全国范围的报纸和电视宣传，衣香鬓影的开幕仪式，集束式的明星导演访谈……

这似乎已成为大片亮相的固定程式。坦白说，这种铺天盖地的全方位攻防作业，倾巢而出不依不饶的狠劲，也许能达到商业效果，但已让人有些麻木：数数看，仅仅9月以来，就有《建国大业》、《风声》、《三枪》等所谓“大片”，把有如打了强心剂的亢奋、繁华和喧嚣，一次次重复上演。

说起来也就是几年的工夫。仅仅7年前，张艺谋以大片《英雄》首开大规模商业化包装推广之风，该片票房收入两亿人民币，被媒体惊呼“奇迹”。今天来看，无论《英雄》是否该被精英知识分子批为“错误的英雄史观”，他本人是否该饱受鞭挞，张艺谋都是开启中国电影市场化进程的重要推手。

他的商业眼光，他的于连般出人头地的强烈意愿，以及秦国军人式的执行力（这在他电影中有很形象的体现），当然，还有他的艺术创造才能，帮助他成为当代中国电影市场的重要奠基人。从电影商业化的角度来说，他把陈凯歌、田壮壮等同时代电影人，远远地甩在身后。

在吸引观众进入电影院、重新唤回电影观众的信心方面，从北京贫民底层冲出来的冯小刚也有其重要贡献，他对北京市民心理的熟谙、对大众社会脉搏的把握，以及同样要赢得尊重的渴望，使他成为市民电影的最重要代表，由他开创的这个电影领域（日本拍摄了一百多部的系列电影“寅次郎的故事”类似于市民电影，但在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度上略逊于冯），迄今还没有跟进者。某种程度上说，为远离市场、远离民众精神需求的知识分子把持的电影理论界，欠冯导演一个公道。

回想中国电影业的这10年，多少有些让人恍惚：从本土电影一败涂地，一年也出不了几部观众愿意自费观看的电影；“抵抗好莱坞电影侵略”成为时髦话题，电影界人士苦苦思索韩国电影的自强之道，法国电影业的配额制度受到研究；中影公司只能靠垄断外国大片上映权维持生计，“华谊兄弟”还是个没人知道的小公司，到转眼间“麻雀变凤凰”，电影业开始繁荣——观众进入影院，院线兴建，资金进入电影制作、发行领域，明星、导演受到追捧，甚至有多家影业公司已经或正在筹划上市。看起来，中国电影突然从冬天进入了春天。

和仅从艺术与思想的角度关照电影报道的传统思路不同，借本年度最后一部大片《十月围城》上映之机，本刊的这组报道，想从电影市场和商业化的视角，来切入中国电影——这个已越来越重要的商业和文化现实。

这股滚滚而来的热潮，真是中国电影复兴，乃至“大国崛起”、文化复兴的一个样本吗？或者还只是一个短暂的小阳春？想真正成为电影大国，我们还缺少什么？

本文导读：

《十月围城》的前世今生

陈德森 银幕背面的故事

中国电影最好的时光来了

进入电影业的门槛会越来越高——对话易凯资本CEO王冉

高军 我所经历的中国电影商业化

《十月围城》的前世今生

本刊记者 蒯乐昊 发自北京

10年前，香港导演陈德森拿着《十月围城》的剧本到处去跟人谈投资，在他的计划里，要搭建一座城池，真实还原1905年的香港中环。听了这个计划，10个人里有7个扭头就走，还有两个劝他不要再发疯了。这两个人中的一个就是陈可辛。

那是1999年，香港电影的艰难时世：

武侠片魅力渐失，“新浪潮”已然退潮，香港之外的电影市场大幅度缩水：台湾的第四台直接一根光缆接到观众家，一年交700元就可以看电影；回归为大陆盗版业大开了方便之门，再加上香港自身经济的不景气，许多电影人被迫放起了无限期长假。这时候要说服投资者花6800万投一部有8个明星当主角的戏，其中三分之一用来实景造城，无异于痴人说梦。

10年前的一个旧梦

艰难时世里总有做梦者，当时另一个香港导演也做着类似的梦，要花4800万拍一部警匪片，用一堆明星。重重碰壁后，这个梦在2002年实现，刘伟强拍出了《无间道》，为当时的香港电影打了支强心针。

而陈德森的梦依漂浮在半空。电影《神偷谍影》之后，已被定位为动作片导演的陈德森就萌生了一个想法，要拍一个男性观众和女性观众都为之动容的动作片。

陈德森年轻时在香港海洋公园当过海豚训练员，非常喜欢设计动作，但他对香港动作片的既定套路感到厌烦了。“开场先是一段小打，十分钟之后再打，中间反复打，结尾是暴风骤雨般地狂打。”

他想，能不能颠覆这个规律，让电影的前半场全是文戏，后半场全是武戏呢？

这是一种冒险，如果文戏不够抓人，那些冲着动作来的观众会看不到一半就起身离场，如果武戏不够震撼，又没有办法在力量和调度上“罩得住”全片。

《十月围城》就是这一构想的产物。2003年，剧本定稿之后，他终于筹到一笔投资，演员也基本到位。陈德森亲自拿剧本去送审，因为涉及重大历史事件，每天早晨9点45分，陈德森就站在电影局门口，一连站了9天，审批剧本的领导看见他都觉得惊讶：“咦？你怎么天天站在这里?”

在广东佛山南海，陈德森开始按自己的心愿搭景，等景搭到七七八八，SARS来了，发源地就在他们隔壁村庄，工作人员闻讯后悉数逃回香港，片场留下一片空城。几个月后，SARS的阴影过去，重新协调演员的档期以期再战，等到万事具备，噩耗传来：投资人因被骗16亿而自杀了！

那是陈德森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短短两个月里，母亲中风成了植物人，姐姐被查出患上癌症，剧组遗留下一摊账目需要他去料理，他自己也面临着吃官司的可能——他以前只接到过超速的罚单，连法院是怎么回事都不清楚。陈德森得了抑郁症，陈可辛、尔冬升这些好朋友谁也不敢找他，生怕说错话让他陷入更极端的状态。

这时，他出了车祸，汽车被彻底撞出去的那一瞬间，他感到了一种残酷的、解脱的快意：“来吧！该来的一起来，我还怕什么呢？”

车子报废了，陈德森没死。该面对的麻烦一样没少，身上还添了新伤。《十月围城》成了一道魔咒，围困住了他。

电影人发现的新大陆

陈德森说，香港回归对香港人是件好事，他们从此有根了。

在1997年之前，香港人去台湾旅行，因为持的都是英国护照，出入海关时，国籍一栏填写：英国人。台湾海关接过来，啪一下叉掉，改成“香港人”。“这很荒谬的，在香港只有广州人、潮汕人、上海人……哪里有什么香港人？”97年之后，他们再去台湾，如果还写“香港人”，台湾海关接过来，又啪一下叉掉，改成“中国人”。

“所以香港人是特别爱国的，因为他们是漂泊的人。”对香港电影人来说，举手拥护回归还有另一项理由：虽然回归之初他们领教了内地铺天盖地的盗版，但渐渐地，他们也发现了内地庞大的电影消费市场，如航海者发现一片丰饶的新大陆,wholesale handbags。

2008年，《投名状》刚刚下片，陈德森接到多年老友PETER（陈可辛）的一通电话，聊了那么多，陈德森只记住了陈可辛一句话，“我觉得你那个可以弄了。”

不用挑明，陈德森就知道“那个”指的是《十月围城》，剧本筹备了10年，中间选角一易再易，所以在香港几乎每个演员都知道这个故事。10年间的斗转星移让人唏嘘——最初陈德森理想中的陈少白饰演者张国荣如今已经阴阳两隔。

陈可辛承认，《投名状》和《集结号》的成功，使他对内地电影市场的看法改变很多，《投名状》让他发现了内地观众对大片的消费能力，而《集结号》让他感觉到，原来主旋律也可以拍得这么好看。“中国电影已不只是小阳春了。”陈可辛说。

很多港台电影人几年里纷纷北上，印证了这种崛起。“我觉得就不要分什么香港电影、台湾电影、内地电影，大家都是在为华语电影做贡献就对了。”

当时，正是陈可辛的“人人电影”、“我们制作”正式进驻内地的时机，他和黄建新把《十月围城》作为了他们的开工大戏。

在上海松江的胜强影视基地，一座斥资4300万人民币、占地100亩的上世纪初的香港中环带着旧时代的尘息建起来了。“这个景的每个房间都是真实的，我把每扇门都打开来看过。”范冰冰说。

直到奔波找景的这段时间，制片方手里还没有足够的钱。但陈可辛是个较劲的人，他认定的事情，不管有没有钱，都要做。

可辛的父亲陈铜民在1973年拍过十月围城的故事，只不过当时的片名叫《赤胆好汉》，10岁的陈可辛还在片中客串过男主角的儿子，有一场洗澡的“半裸”戏。《十月围城》上映时，公司曾想过把老电影找出来，作为宣传资料，但是哪里都找不到——原来当时这部电影在香港根本没能上映，只是把版权卖到了国外。

新的《十月围城》可不会重复陈铜民当年的尴尬，虽然要与《三枪》等竞争，但这部投资1.5亿的制作，目前的票房估算是保3亿、争4亿。4亿是今年《建国大业》的票房数字，如果《十月围城》能突破这个数，就能成为全年的票房冠军。按保利博纳老总于冬的说法，全国15条大院线已各自领走份额，给《十月围城》护航，“3亿只是个起步价。”

别给孙先生脸上抹黑

2009年11月12日，南京阴雨蒙蒙，这一天是孙中山先生诞辰，一支浩浩荡荡的车队开进中山陵，车门一打开，周围的游客尖叫起来！人群哄地一下围追堵截着那些从汽车里鱼贯而出的明星：甄子丹、范冰冰、巴特尔。高人一头的巴特尔和身穿中山装的范冰冰在人群中格外扎眼，也有眼亮的人能认出韩三平、陈可辛……现场的保安完全不起作用了。

这是《十月围城》在首映前的一次谒陵仪式。陈德森信佛，他的印度老师不了解中国历史，听了电影梗概后问他：电影里的这些人在历史上都确有其人吗？如果有的话，你要去给他们磕个头！

在孙中山的灵柩前，穿黑色西装的陈德森三鞠躬，沉默不语，他说，他当时在心里讲：孙先生，我们这部片子，可没有给你脸上抹黑。

电影里孙中山的扮演者到底是谁，一直是《十月围城》剧组保守的秘密，这个谜底直到首映前才揭开。陈可辛曾得意地说，就算观众看了电影，他们也猜不到扮演者的姓名。因为特型实在太逼真了，从好莱坞请来的造型师，是为《加勒比海盗》做特型的，操一手复杂的绝活，谢霆锋那疤瘌眼、半只耳的破相妆、甄子丹最后被打成猪头的鼻青脸肿妆，都是拜这套先进的“易容术”所赐，光是做面部膜具的粉就必须几天前开始调配。

“所以几乎是做了一张孙中山的脸贴在演员脸上，就算换成是你去演，也跟孙中山一模一样的。”陈可辛公司的工作人员对我说。

唯一无法伪装的是眼神，据说，张涵予就是凭借眼神里的“镇定、悲悯、诚恳”打动了陈可辛，击败梁朝伟和一票特型演员，在众多候选人中脱颖而出。

《十月围城》最初的名字叫《十月维城》，史料记载，1905年lO月15日，孙中山曾到过香港，他抵达的地方，就是维多利亚港。

“我发现，我对政治啊、革命啊，一点都不感兴趣，我关心的只是那些小人物在乱世中的状态。”陈德森说。

《十月围城》的动人之处，在于它没有生硬地描画一帮仁人志士，他们只是在乱世中临时被凑到一起，以“乌合之众”的手段对抗武装森严的清兵，他们参与革命的目的并不纯粹，很多人被裹挟进来：有的是为了爱情，有的是为了友情，有的为了尊严，有的为了报恩，有的甚至不知道为什么，但革命是残酷的流血牺牲，是死亡。正如孙中山在电影里的旁白，“要享受文明之幸福，必先经历文明之痛苦，这痛苦，就叫革命。”
(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