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谱-人物研究》：[刘正成] 反思录

183

《书谱-人物研究》： 反思录

刘正成


题解：《书谱》杂志编辑在跟我讨论这个专题的结构时，我提到了那篇《中国书坛的昨天，今天与明天》讲演稿中的反思部份，他们很感兴趣。那篇讲演稿太长，但摘出其中的“反思”部份又缺乏连贯性。于是，匆忙之中，我就想到做一个随想式的“反思录”吧，写到哪里算哪里，以后还可以续一续，以供关心我的读者会心一笑。

一

假如1985年我没有从四川作家协会调到中国书法家协会，我可能已成为一个著名作家，而不会陷入这样一个鱼龙混杂文化缺失追逐实惠的行业协会之中？

1990年代首尾，分别由重庆出版社和青岛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历史小说集，一样的内容，由八个短、中篇小说组成，前者名叫《地狱变相图》，后者叫《刘正成历史小说集》。后者改名，是想到还要出书法文集等，想构成一个系列。这八篇历史小说中的七篇都是从1980年至1984年之间在四川和全国文学期刊上发表的，最后一篇《庄周自传》是来北京后于1989年改写后发表于《人民文学》和《长城》上的，这在《我与书法二十年44 - 我的文学之梦》中记载过的。我的这些为数不多的历史小说，已问世二十多年，至今还不时有人向我提起。前几天，由刘墨先生传达了一个口信，说中央美术学院著名雕塑家钱绍武教授正要雕塑画圣吴道子，想见一见我，看看我那篇写吴道子的历史小说《地狱变相图》。对我自已来说，更不可思议的是，我写的这些历史小说如同谶言，它让我后来的生话竟然朝着我写过的小说情节去发展！套一句评论语汇来自夸吧：具有一定的历史洞见性。高尔基说，“文学就是人学”，它当然与人有关呵！

我写过剧本，写过报告文学，但只有历史小说获过奖，被改编过，还被物色为中国历史文学学会理事。我终于找到了我的形式：历史小说，这种介于艺术和学术之间的东西。也就是说，我写作历史小说是有前途的。1985年初，中国文联秘书长陆石拟议调我到中国书协那阵，我正在蕴酿构思长篇小说《孔子》。那时，正是日本作家井上靖的小说《孔子》出版的前后。井上靖关于中国的历史小说《天平之甍》、《楼兰》、《敦煌》等，就如同中田勇次郎主编的《书道全集》一样，在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曾强烈刺激过我的民族自尊心：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写好中国人的历史？最近，由胡玫执导、由周润发主演的电影《孔子》已停机结束，它又让我想起了我那个文学之梦。

是的，我如果不来北京，我有可能早已完成了长篇小说《孔子》，一本介于艺术和学术之间的历史小说，庶几凑上了近来的“国学热”哩！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就不可能有现在的百卷本《中国书法全集》了。这两件事谁更重要呢？说不好。但有一点是决定我北上的理由，而这个理由倒让我事与愿违。

我上调北京前，已任大型文学丛刊《人世间》的副主编。《人世间》是一本以纪实文学为特征的刊物，1984年初它的创刊号就发表了丁一三的《十年动乱》，披露了“文革”中高层的“黑幕”，还有刘宾雁的报告文学(名字记不得了)，惊动文坛，发行了100万册。而实际征订数是180万册，贷不了款买纸印不出刊物来以致供不应求。在我们这个多难兴邦的国度与时代，文学不介入生活与政治，你就只能玩遵命文学、宫廷文学了。如果你不屑于当御用文人，当然你就要承担文学的风险。书法显然看不出有什么政治，即使在没有言论自由的时代，它仍然可以茁壮成长。于是，我毅然选择了政治安全，进入了职业书法界。但完全出乎意料的是，我从纸上谈兵的文学界，进入了一个真枪实弹的书法界，让我在一个理应安全的、古香古色的港湾里失去了安全。出于对我个人命运的反思，假如，我现在有机会重新做一个选择的话，我会选择什么呢？我不知道。

二

假如我到了中国书协以后不去发明拉赞助搞“中青展”这种“书法运动”，像中国美协那样国家给钱几年办一次国展，书协不至于成为一个公司经营模式的文艺社团？

不久前，我在一个展览开幕式上不期而遇现任中国书协副秘书长陈洪武同志，在随意的攀谈中他颇为感慨地说道：“现在书协有一百五十多口人上班，光张罗工资一年都得一百几十万，费心呵！”听这话，我当时大吃一惊：六、七年间，协会的人口怎么会增加了四、五倍！？记得1985年我刚来中国书协时，行政定编24人，其中2人划归中国文联统配统管，而实际在编人员只有15人左右。1990年代初，国家压缩编制到18人，《中国书法》杂志给了10个自收自支的事业编制，所以到2000年四次书代会前，中国书协的行政人员加上《中国书法》的聘用人员加起来不过30多人。这扩充到5倍的人员到底是干什么的？这个如此庞大的书法家协会到底是干什么的？东京的全日本书道联盟，也就一间几十平方米左右的办公室和几个工作人员。我还去过名古屋的中部日本书道会，也是一间几十平米的办公室，一两个专职人员。我还从各种间接渠道得知，欧美国家的各种国家级的艺术、文学协会，都只有几个专职工作人员。像中国书协拥有150多人的庞大文艺协会，我看会是全球首屈一指了！这意味着什么呢？在国家机构改革精简的大潮中，中国书协顶风而上大肆扩张，要干什么呢？这应该从我自已反思开始去寻求答案。

由政府给钱办文艺家协会，是1950年代从前苏联学习的经验。中国人学的苏联经验中，现在差不多都废完了，比如集体农庄、多生娃娃的“英雄毋亲”、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计划经济体制等等，唯有这文艺社团体制保持60年不变。说不变，也不对，实际也变了。中央给协会制订的工作任务是联络、协调、服务，文艺家协会是党和政府与文艺家之间的桥梁中介。照理，国家给书协20来个全包干的行政编制应该是很富裕的了，这一点比全世界哪一个国家都强。当然，事业经费给得很少，除了每年做预算的外事经费外，四、五年才给5万元办一次全国展。当时主持工作的刘艺副秘书长给我说，中国书协的主要任务是提高，而我年少气盛，认为普及也很重要，就自作主张拉赞劲办起了“中青展”。现在许多评论家都认为，“中青展”是中国现代书法运动的标志，除了推动了新时期的“书法热”，也造就了当代书法事业的一代中坚力量，等等等等……但是，却忽略了一个细节：用书法作品物权交换展览事业经费的商业化原则。从不经意中，或者善意的动机中，这种商业化原则从策略性发展到政策性，再发展到谋略性，然而到了疯狂的行业性。如果这个文艺社团纯民间性的，它至多蜕化成一家艺术公司，但它又是官办的，它具有其些行政权力，于是，商业化＋权力寻租，就彻底改变了这个协会“联络、协调、服务”的性质。以前拉赞助，三两年或者一年办一次全国展、中青展，已经极大加快了四、五年一展的发展节奏，而近十来年已发展到每年办十几次花样各异的国展。为什么？是书协工作人员的敬业精神更高而近于疯狂了？不是，这是商业化加权力寻租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创造欲望的驱使。我曾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家养的笨鸡要8个月到一年才长肥可食，现在养鸡场的肉鸡只要四、五十天就成。中国书协从1980年到2000年这二十年间发展到7000名会员，而2000年到2008年，会员至少已近20000人，因为每年新增会员达500至1000人之间。如果说展览的次数加多、会员人数加大，可以证明书法艺术的发展状态的话，这种状态的质量似乎可以用笨鸡与肉鸡来做比较吧！中国文联别的协会都是按部就班治理协会，没听说中国美协、中国摄协一年办十几次国展的，难怪有网友戏谑地给中国书协改名“中国书法总公司”。 正是因为没有金钱的操控，协会不展现强势，大批美术家并不受官办协会的操控，以“非主流”的状态走上了国际美术竞争的舞台，而善于对着宣传口径画主题画的“主流”画家也并不能在美术界一统天下。而中国书协靠金钱与权力的凝聚力，“非主流”的自由书法家们没有会员、理事、主席的名份生存在边缘很困难，根本无力抗衡官本位的书坛权势。哎，都是金钱惹的祸！是的，从当年找钱办展览，到今天办展览找钱，我可以说是一个始作俑者，让发展艺术的协会蜕变成了经营艺术的公司，我可以说是一个罪魁祸首。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

三

假如在我主持《中国书法》杂志的18年中敢于直言批评当代书坛名不符实的书法名家和书法作品的话，是不是会遏止当前“官书”泛滥、书坛领袖位置被权力操控的现状？

十年“文革”中有一个人尽皆知的信条：“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在其中了。”这个口号搞得天下大乱。拨乱反正，我们那个时代的人深恶这个信条。1985年我来京主持《中国书法》的工作，自觉要反其道而行之：“不立不破，立字当头，破也在其中了。”也就是说，只说好话，不说坏话，宣扬积极面，不批评活人。以古代经典为蓝本，以近现代名家为示范，以当代优秀书家为榜样，书坛岂不是和谐向上的方向吗？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当你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时候，另一方面的问题也出来了。这就是，当你放弃真正的文艺批评之后，光立不破，就可以造成良莠不分，好坏参半莫辨其真。因为，“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这句话仍然有效。试想，当代最优秀的作家、导演如王蒙、张艺谋等，哪一个人没有接受过批评？正是这样的批评，促进了文学、电影艺术的正常发展。王蒙、张艺谋凭稿酬当然是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具有极高的经济诱惑力。但你看，有哪一个官员会留然要求在《人民文学》发表小说，或者筹资拍大片去挣钱兼顾争当作协、影协主席？真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试一试，铺天盖地的媒体轰炸不把你批得粉身碎纷才怪哩！所以，作协主席、影协主席基本上没有渗假搞怪的。书协就不同了，蔡树农在《美术报》发了一篇文章叫《官军来了！》，批评书协领导机构被官员包办了，反映了书坛的现状。显然，蔡树农只可能在美术媒体上放厥词，在书法媒体上绝对行不通。没有人可以在《中国书法》、《书法报》、《书法导报》这些书坛主流媒体上批评这些书协官员是掺水的冒牌货，相反，这些媒体还会大篇幅宣传广告来推汲助澜。鱼目混珠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书法已没有基本标淮，书协已没有最低门坎，书坛已成了“官书”、“俗书”这些低品质假货泛滥的市场，富有创造精神的书坛精英反而被斥之为“丑书”被大加挞罚。这就是没有文艺批评惹的祸！

试想，从1985年《中国书法》被国家出版局正式批准为期刊以后，以文学界、影视界的文艺批评为榜样，敢于对名书家有缺点的作品开刀品头论足，我看“官军”假货就会望而却步不会削尖脑袋往书协砧，书坛的各级领导班子就不会鱼龙混杂优汰劣上。如此，爱好书法的官员们也不会被误导，摆正自己的票友位置，真正提高书艺水平，创造各就其位的和谐书坛。我在《我与书法二十年》的回忆录中就讲到，当年邓力群同志就曾当着中组部、中宣部有关领导的面对我说：“《中国书法》的主编应该由刘正成来当，××不行，连我也不能当这个主编，因为刘正成是专家。”邓力群同志自已当然是一个文史专家，他是一个大笔杆，还搞过篆刻，他的意思应该理解为书法的事应该让书法家们去办，行政官员们不要瞎参乎。由于我胆小，想当和事佬，无力突破习惯势力和人事重围，不敢搞真正的文艺批评，弘扬敢说真话的风气，没有把《中国书法》办成一面让大家美丑自鉴的艺术镜子，因而造成目前“皇帝的新衣”横行无忌而无所制约的现状。目前该怎么来打破这个禁锢的文艺批评的僵局？我也不知道。

四

假如我没有被搞下台而仍执掌中国书协的权柄，我会有立场、观点、方法的彻底改变，并对书协本身的体制性问题看清楚而实施有效的改革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首先，我走上中国书协领导岗位并非是真正民主选举出来的，而是靠权力人物推举上去的。这样，我在中国书协近二十年的工作和影响力是一种偶然现象。特别是我作为一个党外人士，先是协会某个主要领导信任的中层干部，后来又仅仅是协会四人常务领导班子排在最后一位的副秘书长，完全是因为在一个非常特殊并且奇特的人事关系构成中，我才勉为其难地发挥出一定的积极作用。老实说，我身在中国书协领导岗住的时候，虽然发力的空间非常有限，干事阻碍重重，人事环境十分恶劣，我并没有真正从体制上去思考协会的改革与发展。在协会“换届”，根本没有空间去思考民主选举对协会的意义，而只是一心想到我能得到一个被上级部门确定为“候选人”---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行政任命---得到提升的机会，我就有条件把书协的事业办得更大更好。

我在《我与书法二十年》中曾回忆到，在2000千禧之年，即四次书代会换届那一年的春天，我构思了“千年书法大展”计划，立即得到中国文联主要领导的赞赏，并确定为中国文联当年办的“十件大事”中最重要的一件来实施。谁知此事被新任的书协党组书记所反对，并用一种暗箱中的阻力跟我较劲，让我心力交瘁。这时，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委托一个党组成员给我谈了一次话，很显然他是非常熟谙政坛游戏规则而又十分同情我的处境的人，他推心置腹直捷了当地问我：“正成，你知道书协今年秋天就要换届，你是不怕矛盾去办‘千年书法大展’呢，还是回避矛盾不办这个展览或者推后办展保证你平平安安换届？”意思我已经很明白，他希望我仕途平安回避矛盾停下办展。可当时的我就一根筋，颇有些“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杨子荣的气慨，我说：“‘千年书法大展’是千年才一回，故宫博物院都同意把苏东坡、米芾、黄庭坚、赵孟俯这些国宝放到中国美术馆与当代书法一同亮相，是千载难逢的大事，怎么能不办呢？我选择办展！”后来，费尽心力“千年书法大展”开幕那一天，正是2000年底四次书代会闭幕我失势的第二天。当时我很想不通这事，为协会办事业与获得协会权位怎么会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截然相反呢？原来，把书法专业工作做得越好，让官本位书协这个牌子贴上更多的金子，只会吸引更多贪婪的官员来腐蚀它，让它异化成自已的对立面。此后，我曾常常自嘲说：“我是搬起石头砸自已的脚，自掘坟墓自已埋！”这就是文艺体制的悖论，也是我这个曾经的体制中人的局限性。如何纠正目前官本位现状，让文艺家协会复归民间性质，真正开发艺术生产力？我也不知道。

五

假如我没有被赶下台，我在中国书协的权力和位置越来越大越来越高，作为一个书法家来说，我的书法作品的市场价格显然会大增，而我的书法艺术水平也必然会随之提高吗？

    无数历史事实证明，权力、地位、名声增加与艺术水平提高并不一定成正比，大多时候恰恰相反。我本人的艺术实践佐证也未逃脱这个怪圈。大家都读过司马迁的《报任安书》的这段话：“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这段话如果不是出自经历宫刑奇耻大辱而著《史记》的司马迁之口，后人谁信？作为后世读者，倘若未经历耻辱与失意，也会信而不深。为什么？没有生活的真切体验，艺术的情感与境界从何而来？我很年轻的时候，就曾经为杜甫的《天末怀李白》深深感动。诗云：“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 投诗赠汨罗。”当时，我为杜甫的怜才惜友所动，正所谓 “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 (杜甫《不见》)之意，后来则对其“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这两句感慨尤深。“文章”与“命达”岂可兼得，恰成反比！我认为这正是文艺规律所决定的世事因缘。作为一个诗人和艺术家来说，你要感恩于命运的颠沛与折磨，而收获于文章与艺术。

我在《我与书法二十年》的序言中说过：“什么叫‘体验生活’？生活绝对不是一个口号，绝对不是主观对客观的积极介入！如果不是目前流行的‘采风’之类游戏的话，生活是主体的被动与无感觉状态。”“生活就像一个泥坑，你跳进去以前也许有什么想法，当你跳进去以后，黑鸦鸦一片，你什么都看不见了，什么想法都没有了。某一刻，你从这个泥坑跳出来了，你才‘看见’了‘生活’，你才有了‘想法’和感觉。”于是，你才有了艺术创作成果。《书谱》编辑的意见，要我把各个时期的代表作挑选发表，我作了一些梳理，也许你可以从这些不同时期的作品文字中读到与我生活有关的心性情景，想必也可以看见我艺术的进步，特别是新世纪这八、九年中的成熟与进境。我自认为，如果我的书法作品有传世的可能，我相信大多应是五十岁以后的东西吧。

我在撰写《中国书法全集-王铎书法评传》时，论述到黄道周给王铎《拟山园初集》作序时所说的“五十自化”，也就是“蝶化”之意，我自己到了五十岁以后，才深切体会到生活岁月的历练在艺术中催蛹化蝶的重要。王铎正好过五十岁不久便不幸做了城下之俘的“贰臣”，纵然他是一个杰出的书法家，他也不过是一只曳于泥中的乌龟而已。他在晚年写了很多杜甫风格的诗歌以抒发生灵涂炭和身世际遇的悲痛，也有诗一样的梦想，唯留下“好书数行”而已。王铎书法艺术的高峰，正是在他五十岁到六十一岁逝世前的这十来年间，足以令我们深思“文章憎命达”这几个字的份量。今年春天，英国BBC电视台要摄制一个关于中国文化的专题片，编导要我把纸铺在地上扫大字，我在丈八匹上横扫出“泥龟梦蝶”四个字来，受到看客捧场，我想这正是我的表达，一种处境与心境的恰当表达。在权力和商业社会的如此折腾喧嚣之中，怎么能沉下心来，长期接受生活与命运的安排，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成为一个名至实归的艺术家？这不是理论的命题，而是实践的命题。你做得怎样，不是你自己说了算，甚至也不是当代人说了算，应该是历史说了才算。

2009年9月9日深夜于泥龟梦蝶堂灯下

一鸟

仔细想想目前的中书协确实是书法公司，更确实刘先生是始作俑者！
事情的发展没有照刘先生的想法走！
现在的刘先生和书协是栽树和乘凉的关系！

王子庸

先生自问得好

鸿石

能让我一边读一边思考的文章,::gif88::gif

枕流堂

无语。。。。。。::gif160::gif ::gif88::gif 让我欢喜让我忧

小鹿

怀着沉重的心情，
拜读完刘老师的全文。

读万后沉思好久，
心里先是忧，后是喜。

忧——当代“书法界”真是已经积重难返！

喜——刘公心怀“天下之忧”！

向刘老师致敬！！！

陈仲明

摘录刘先生的话：
书法显然看不出有什么政治，即使在没有言论自由的时代，它仍然可以茁壮成长。于是，我毅然选择了政治安全，进入了职业书法界。
哈哈，刘先生书呆子气了吧？！看看几千年的中国书法史，其实往往是中国的贵族和官僚书法史。当然，民间的书法史，靠简牍，墓志铭等实物流传了下来。对其也只能在野史中论述。但在正史中以大家著称的，又多是官僚。官僚虽然有比较清明的官，但在官场也要有计谋保护自己的。
即便口碑相对较好的启功，但也有人说他“狡猾”（这种“狡猾”或许是一种圆通的自我防御术），但他的知名度，其中其实也有政治的成分在，因为他在皇城。如此而已。

临颠

::gif88::gif ::gif88::gif

闻山

各人走自己的路，走好而已。

王子庸

原帖由 183 于 2009-11-17 14:53 发表

2009年9月9日深夜于泥龟梦蝶堂灯下

先生斋号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