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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初识清华简 周文王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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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5-2 22:33:3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初识清华简

李学勤

  战国竹简入藏清华

  清华大学最近入藏的一批战国时期的珍贵竹简,现在已经广为学术界以及社会公众所知了。

  这批竹简是由清华校友捐赠抢救回来的。记得竹简来到清华的那一天是7月15日,天气很热,暑假业已开始,我们本来想只加以基本的维护,等到开学再展开工作,但是经过仔细检查,发现若干简受有污染,请化学家分析,证明有霉变损坏之虞。校方对此非常重视,决定立即组织专家清理保护。大家放弃假期,全力投入,在白手起家的条件下建成符合要求的实验室。这项细致而又繁重的工作,直到10月中旬才告一段落。

  据在清理中的初步统计,清华简共约2100枚,其中整简的比例很大,而且简上一般都有文字。简的形制多种多样,最长的达到46厘米,最短的仅有10厘米左右。简上面的墨书文字出于不同书手,风格不尽一致,大多结体精整,至今仍很清晰。有少数简上,还有红色的格线,即所谓“朱丝栏”。

  10月14日,清华邀请了李伯谦、裘锡圭等11位专家,对这批竹简进行观察鉴定,“一致认为,这批战国竹简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前所罕见的重大发现,必将受到国内外学者重视,对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等许多学科将会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这是鉴定专家们在《鉴定意见》中作的论断。

  由于集中力量做简的保护工作,还来不及详细审视简的文字内容,更谈不上释读研究了。不过通过清理间的大致浏览,以下三点是可以确定的:

  第一,这批简的性质是书籍。大家了解,已经发现的战国竹简(还有帛书),总的来说可以分成书籍和文书两大类,还有多见的遣策,即随葬物品的清单,也可附于文书类中。清华简初步观察都是严格意义的书籍,没有找出文书以及遣策。

  与这批竹简同来的,还有一件漆木容器的残块,上有美观复杂的彩绘图案。经过试行拼合,显示可能是原来贮放竹简的书笥。在一块残部的侧面,粘贴着一小段竹简,简上有字可以辨识,这加强了容器与简相关的可能性。

  第二,这批简中的书籍大多与历史有关。如果按照传统的四部分类,有的属于经部,但其内涵仍是富于历史价值的。这与过去发现的战国竹简书籍,如著名的郭店简、上博简以儒、道著作占多数不同。

  作为随葬的书籍,总是和墓主的身份与爱好有一定关系的,比如说1972年出土的银省山汉简主要是兵书,墓主显然是位军事家,所以我曾戏言“这次是挖到了一个历史家”。

  第三,这批简里有《尚书》。《尚书》本为古代历史文献的汇编,列于经典,是研究古史最重要的依据。秦代焚书,禁止《诗》、《书》、百家语,《尚书》大多佚失。清华简中已发现有多篇《尚书》,有些篇有传世本,如《金滕》、《康诰》、《顾命》等,但文句多有差异,甚至篇题也不相同。更多的是前所未见的佚篇,在传世本里没有,或虽见于传世本,但后者是伪古文,如《傅说之命》,即先秦不少文献引用过的《说命》,和今天流传的《说命》伪古文不是一回事。

  清华简还有一项重要内容,是一种编年体的史书,所记史事上起西周之初,下到战国前期,与《春秋》经传、《史记》等对比,有许多新的内涵。特别要指出的,是这种史书体裁和已看到的一些文句,都很像《竹书纪年》。

  《尚书》和类似《纪年》的史书,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是关注中国历史文化的人们都知道的,其重要确实难于估计。写到这里,我不禁联想到前辈学者王国维先生80多年前的一次讲演,很可以作为评价清华简的参考。

  王国维的著名讲演

  这里要提到的,是王国维1925年7月在清华作的一次讲演,题目是《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这一讲演非常著名,文稿发表在《清华周刊》,后收入赵万里先生所辑《静庵文集续编》。

  王国维在讲演开头就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接着,王国维举出历史上三项新发现,即孔壁中书、汲冢竹简和宋代出土的青铜器,然而在讲演的后面,他不再提及宋代青铜器,只说“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两次,“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为什么他把这两者推为学术史上的“最大发现”,需要在此简单说明一下。

  孔壁中书,是西汉前期在曲阜孔宅壁中发现的竹简书籍,事见《史记》、《汉书》、许慎《说文》、王充《论衡》、荀悦《汉纪》及《孔丛子》等书。如《汉书·艺文志》载:“《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国者,孔子后也,委得其书(指《尚书》),以孝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发现的时间,学者或依《依衡》校正为景帝末,献书朝廷者,依《汉纪》修改为孔安国家,是合乎情理的。这些书籍应该是在秦代焚书时藏匿壁中的,其内容以《尚书》为主,其中有十六篇是汉初伏生所传今文《尚书》没有的,由于系以战国古文书写,称为《古文尚书》。

  《古文尚书》和当时出现的其他古文典籍一样,长期未能列于学官,没有取得官方认可的地位。西汉晚年,刘歆为此移书责让太常博士,开启了经学的今古文之争,成为学术史上的大事。有关今古文,特别是今古文《尚书》的讨论争辩,一直延续下来,到今天仍然没有结束,孔壁中书发现影响的深远于此可见。

  汲冢竹书,是西晋之初在汲县一座战国时魏国墓葬里发现的竹简书籍,事见《晋书》等文献及汲令卢无忌所建《齐太公吕望碑》。发现的时间,有武帝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太康元年(280年)、太康二年(281年)等异说,清代雷学淇论为咸宁五年,较为可信。竹简献上朝廷,有学者束皙、荀勖、和峤等多人受命整理,共有书十九种,七十五篇。其中最重要的,是魏人所撰史书《纪年》十三篇(有学者校正为十二篇)。

  汲冢书发现的意义也很重大。王国维前述讲演说:“惟晋时汲冢竹简,出土后即继以永嘉之乱,故其结果不甚著,然同时杜元凯(即杜预)注《左传》,稍后郭璞注《山海经》,已用其说,而《纪年》所记禹、益、伊尹事,至今成为历史上之问题,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实际上《纪年》的影响远不止此,即以从钱穆到杨宽等先生利用《纪年》校正《史记·六国年表》一事而言,贡献就已很大,这些成果自然是王国维不及见的。

  王国维讲的这两项“最大发现”都是战国时期的竹简书籍,都在学术史上造成了重大影响。但是,不管是《古文尚书》还是《纪年》,其原貌今人都看不到了。《古文尚书》在东汉已归散佚,东晋时梅赜所献,唐代孔颖达《尚书正义》所收,如今见于《十三经注疏》的,前人已论定是“伪古文”。《纪年》同样于唐代散佚,明以后整本流传的所谓今本《纪年》,如王国维等先生论证,也是伪书。朱右曾、王国维等学者辑录的古本《纪年》,尽管定贵,保留的佚文究竟不多。这久已成为学术界似乎无法弥补的历史遗憾。

  今天,幸能在清华简中又看到了真正原本的古文《尚书》和近似《纪年》的史籍,给我们研究古代历史和文化带来了新的希望,也一定会在学术界造成深远长久的影响。有关《尚书》、《纪年》的一些悬疑不决的问题,很可能由于新的发现获得解决。

  清华简还有不少来不及深入了解的内容,比如类似《仪礼》的礼书,前所未见的乐书,与《周易》有关的占书,近于《国语》的史书等,只能留待今后介绍。

  整理考释任重道远

  专家们对清华简所作《鉴定意见》着重指出,这批珍贵竹简“由于年代久远,简质脆弱,又经过流散,清华大学已做的清理保护,是及时和必要的。建议继续吸取其他单位经验,提高技术水平,将这批竹简的保护工作做得更好。”专家们还“希望清华大学积极稳妥地推进这批竹简的整理研究工作,及时编辑出版整理报告,提供学术界研究。”这是对我们参加清华简整理工作的人员提出的严肃要求,使我们倍感所负责任的沉重。

  简的清理保护工作,还需要继续进行,如何保护得更好,本身就是一项科研课题,应该以多学科结合的方式来探索和实施。尤其是从长远的角度看,应采取怎样的措施,是否脱水,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手段,都须极为慎重地考虑。

  适应文物收藏入库的要求,每枚简,包括整支和残片,都必须登录编号。简上的种种现象,都必须记录下来,至于形制、尺寸、字数等要素更不必说。

  照像要尽快开始。这些年整理出土简帛的经验,大量的整理研究工作,都是依靠照片进行的,而最后的整理报告,更需要有高质量的图版。因此,对竹简的拍摄应有足够的要求。一部分不够清晰的简,还须采用红外线摄影等等方法拍摄,尽可能使文字显现出来。

  为了将简文提供大家考察研究,整理者要做好简的缀合、编排、录写和释读等一系列工作,这些工作步骤是交叉进行的。当然由于能力和时间的限制,每个步骤都不可能做得尽善尽美,但总应提供读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

  在所有保护和整理的工作环节上,我们都期待大家给予支持帮助。我们会以适当方式,尽快向各方面报道整理工作中的发现,也一定做最大努力编写有关简报,并分卷出版竹简的整理报告。

  虽然已有几个月了,我初次看到这批珍贵竹简时心中的强烈震撼感还没有过去。限于个人学力,以上所谈不过是几点初步认识,敬希大家指教。

(来源:《光明日报》2008-12-01 )


周文王遗言
李学勤

  《光明日报》编者按:为海内外学界瞩目的“清华简”整理工作,自2008年7月份以来,于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有序开展,目前已初见成果。由于“清华简”“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前所罕见的重大发现”,故本刊自2009年4月13日起,开辟“解读清华简”专栏,给予关注。欢迎广大读者阅读,同时也期待学者们发表意见。

  清华大学在2008年7月,经校友捐赠,收藏了一批极为珍贵的战国竹简。有关情况,我在2008年12月1日《光明日报》刊出的《初识清华简》小文中已经叙述过了。事实上,从7月15日竹简到校时起,清华就组建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对这批文物进行清理保护。已经知道,这批竹简的年代是战国中晚期之际,这一点已经碳14测定证实。文字风格主要是楚国的。简的数量,连同少数残断的在内,一共有2388枚,在迄今发现的战国竹简中为数较多。

  由于数量庞大,文字难释,简又经过流散,需要缀合、排比、释读,整理任务无疑是沉重和长期的,何况技术性的保护工作还正在继续进行,目前要全面了解清华简的内容,还是不可能的。不过,从开始清洗竹简时起,在观察间总是不断有所发现,有些还确实是惊人的。这里想介绍给大家的,是我们最早编排起来的一篇简书,原来没有篇题,现据篇文试题为《保训》。

  《保训》全篇一共有11支简,每支22-24个字,其中第2支简上半残失,还没有找到,不过篇文大体已经齐全了。这些简有一个特点,是简的长度只有28.5厘米,字体也有点特别,所以容易引起我们的注意。

  这篇简书完全是《尚书》那种体裁,开头说:“惟王五十年,不瘳,王念日之多鬲(历),恐坠宝训。”大家知道,古代能在位五十年的王很少,刚好是五十年的只有周文王。《尚书》里的《无逸》记载周公的话说:“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因此,我们看到这第1支简,便猜测是指文王。后来找出后面的简文有“王若曰:发(武王名)”,设想就证实了。

  篇文没有记出月份,只有日子的干支:“戊子,自靧(即頮或沬字,洗脸)。己丑,昧爽……”。这是文王发布遗言的准备仪式,和《尚书·顾命》所记周成王死前的仪式相似,只是简单一些。

  文王对太子发讲了两件上古的史事传说,用这两种史事说明他要求太子遵行的一个思想观念——“中”,也就是后来说的中道。

  第一件史事是关于舜的,文王说:“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迺易位迩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扰。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滋备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帝尧嘉之,用受厥绪。”

  这段话讲的是舜怎样求取中道。由于舜出身民间,能够自我省察,不与百姓的愿求违背,他在朝廷内外施政,总是设身处地,从正反两面考虑,将事情做好。这使我们想到子思所作《中庸》所载孔子的话:“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近期首都师范大学黄天树教授有《说甲骨文中的“阴”和“阳”》论文,论证“殷人已能定方位、辨阴阳,有了阴阳的观念”(见《黄天树古文字论集》),所以文王提到“阴阳”并不奇怪。如果考虑到文王与《周易》的关系,更使我们产生不少联想。

  第二件史事是关于微的。微即上甲,是商汤的六世祖。文王说:“昔微假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服厥罪。微无害,迺归中于河。”这里讲的是上甲微为其父王亥复仇。王亥与上甲都见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在甲骨文发现后,王国维等学者从《周易》、《山海经》、《纪年》等文献中钩稽出这段久已湮没的史迹:商人的首领王亥曾率牛车到有易地方贸易,有易之君绵臣设下阴谋,将王亥杀害,夺取了牛车。后来王亥之子上甲与河伯联合,战胜有易,诛杀了绵臣。

  周文王所说微的“假中”,是什么意思还需推敲,但按《保训》,微由此把“中”“传贻子孙,至于成汤”,于是汤得有天下。和上面讲的舜一样,“中”的观念起了重要作用,这是《保训》篇反复强调的。

  大家都熟悉,《论语·尧曰》载尧命舜:“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并云:“舜亦以命禹。”这与《保训》周文王所说有所不同,不过孔子确实重视中道,其孙子思所作《中庸》就引述了孔子有关的话,然后做了专门的发挥:“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把“中”提高到哲理的高度上来阐述,同时与“和”的观念沟通结合,有很大的发展。无论如何,《保训》的思想与儒学有共通之处,很值得探索研究。

  谈到这里,自然难免牵涉到宋儒的“道统”论。朱子撰《中庸章句》,序的开首即讲“道统”,他说:“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朱子说的舜授禹之言,见于东晋以下流传的《尚书·大禹谟》,号称“十六字心传”,阎若璩等已经明辨其伪。现在看《保训》篇文,似乎尧舜以来确有“中”的传授,相信会引起各方面的兴趣。《保训》简的图片和释文,不久也会公布,供大家研究。

(来源:《光明日报》2009-04-13 )
 楼主| 发表于 2009-5-2 22:34:47 | 显示全部楼层
大师解读大事—李学勤先生解读夏商周断代和清华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系列讲座)
  报告人: 李学勤
  报告时间:2009-04-08 19:00—21:00
  报告地点:清华大学建馆报告厅
  
  简介: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第十届人文知识竞赛系列讲座活动,将邀请国内着名学者李学勤、何兆武以及宋兆麟三位老师为我们进行“中国古代国家及文化起源”及“民族文化精神形成”相关主题的演讲,挖掘“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历史与创新的内涵,在探讨祖国民族文化起源的同时共同庆祝共和国六十岁生日。
   本场讲座作为“清华大学第十届人文知识竞赛”系列讲座中的第一场,旨在通过讲座的形式向广大师生解读 “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一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以及入藏的“清华简”中种种关于“国家起源”的学说和它将给这一学说带来的变数。
  
  主题阐释: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我国“九五计划”中的一项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研究成果正式公布了《夏商周年表》,为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给出了一个时间上的标尺,具有重要的意义。
   “清华简”的发现与入藏,不仅是清华文科的一大盛事,而且可以说是整个中国学界的盛世。在这批竹简中,专家已经发现了疑似《尚书》和《竹书纪年》的简文。对这两部古籍的整理校订,很可能不仅会重写学术史,更会重写整个上古史有关“国家起源”的叙事。李先生作为入藏“清华简”牵线人和最先释读“清华简”的学者,将会在讲座中向我们揭开它的秘密。
  
  李学勤简介:
   李学勤,男,1933年出生于北京, 1951至1952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哲学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等,并任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等多所国外名校的客座教授以及多所国内高校的兼职教授。现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历史学科评议组组长,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李先生长期致力于汉以前的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注重将文献与考古学、古文字学成果相结合,在甲骨学、青铜器、战国文字、简牍帛书及其相关历史文化的研究领域,均有深厚造诣和重要建树。近年来,李先生以首席科学家的身份主持的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国家“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更为学林所推崇。
 楼主| 发表于 2009-5-2 22:41:24 | 显示全部楼层
李学勤:在清华大学“新出楚简与儒家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2004

我有关《诗论》简的文章收在《清华简帛研究》第二辑和大会论文集中,不想在这里多讲。这里讲几句题外话,向各位求教。近几年,很多人提到王国维先生对"简"的研究的贡献,今天是在清华开会,我还是先回顾一下王国维先生70多年以前在这里的演讲。

    我想各位先生都知道,王国维在1925年应曹云祥之邀任清华研究院的导师并作演讲,这篇演讲收在《观堂集林》中,题目是《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这篇文章概括的时间段是从19世纪末到1925年的二三十年,王国维在演讲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在中国历史上,新学问的产生往往是因为有新的发现。例如西汉初年的"孔壁中经"和西晋初年在河南汲县发现的所谓《汲冢竹书》。他举的两个最重要的发现都是竹简,他认为这两个发现从汉代到晋代一直到清代以及后来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使中国学术史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当时来讲,19世纪末以后,中国又有几个重大发现--殷墟的甲骨文、西域的木简、敦煌的文书和明清内阁大库的档案。由于有这些重大的发现,王国维说当时是一个发现的时代。王国维的这次演我们应该纪念,因为他所讲的在他以后的70多年中全部实现了。

    我个人认为,今天是个大发现和新发现的时代。大家知道,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有一系列重大的考古发现,特别是关于简牍和帛书的发现,这些在去年长沙的会议上已经做了很多的讨论。由于有这些发现,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机会去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历史,而这样的机会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大家可以回想一下,从70年代开始,如1972年整理的山东银雀山的竹简、1973年的马王堆的帛书、八角廊的帛书、阜阳双虎堆的竹简、1976年睡虎地的秦简等等,一直到我们最近发现和公布的包山简、郭店简和上博收藏的我们今天讨论的简。这些简的发现,我想从单个墓的出土情况来讲,也许比不了"孔壁中经",但是重要性和数量是不比《汲冢竹书》逊色的,如果加在一起就足以与前二者媲美了。因此我们就可以预见,在今后的若干年里,整个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界都会受到这些发现的影响,何况这些发现正是方兴未艾,几乎每年都有竹简被发现,这些发现每每相当重要。我们可以预见在最近一二十年里会有性质更为重要的、数量更大的一些发现。这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起更大的影响作用。我特别想指出,作为这次讨论会的主题,上博简中的《诗论》以及郭店简的所涉及的内容已经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大家都会同意,当我们谈到先秦,比如儒家从孔子以后到七十子以及七十子的弟子等早期的儒学著作,又比如战国时代的《老子》这样的著作,像这样的材料的新发现当然会影响到我们传统文化的最核心的部分,因为这些材料都是最重要的,他们的影响是可以预见的。

    正如我想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个人看法,由于先秦一直到汉初是中国文化上的经典形成的时代,因此有关这个时代的文献的新发现就不止影响到当时的学术文化研究,而且影响到那以后甚至中国整个学术史的研究。就根据我们感兴趣的《诗论》简,我想有七个问题是与此相关的,会影响到整个学术史的研究。

    第一个问题是从《诗论》看当时或更早的《诗经》的本子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当时对《诗经》的认识,如果有诗学的话是什么样子的。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诗经》是古代重要的经典之一,《诗经》的学问即所谓的"诗学"是中国经学中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中国学术史上最重要的部分。那么当时的诗究竟是什么样的?通过对《诗论》的研究,我们可以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这在过去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这样,我们可以比过去做更为直接的探讨,看看当时或更早《诗经》的本子到底是怎么样的。特别是我们与《左传》、《国语》等书中引的《诗经》相对照,这个问题就更为重要。

    第二个点是可以考查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孔子怎样整理《诗经》,孔子是否删定过《诗》。因为孔子在《论语》里多次提到《诗三百》,那么是当时删定过的三百篇还是原来就有三百篇?有没有"三千篇"之数?孔子究竟在整理上起着什么作用?孔子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对这些问题也可以通过《诗论》简进行探讨。这里就涉及到孔子对诗学的传统起了什么作用的问题。这个问题当然也是十分重要的。

    第三个问题是孔子之后《诗》学是怎么传留的。中国各经籍的传留有的比较清楚,有的不是很清楚。应该说《诗》的传留就不是很清楚。因为现在我们关于《诗》的传留的比较系统的记载,最早只能追溯到三国时期,而且有不同说法,这些说法的矛盾也很多。如果说中国的《诗》学与孔子有关,那么从孔子以后是怎样传的呢?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直接关系到孔子的弟子七十子以及七十子的弟子即孔子的再传、三传弟子对《诗》的认识。今天我们看到的《诗论》时间很清楚是战国晚期,但是没有郭店简说的那么清楚。可是从我个人来看,和郭店简的时间差不多,可能稍微晚一点。作为战国晚期,即公元前三世纪的本子,它的内容反映了当时孔子及其再传、三传弟子关于《诗》学的思想。这个对于研究孔子之后《诗》学的传留当然是十分重要的。

    第四个问题我已经在很多先生的论文里看到了,大家在讨论它和《毛诗》的关系。今天我们传留完整的《诗》就是《毛诗》,《毛诗》究竟是怎么传下来的。大家都说是出于子夏。是不是出于子夏,与子夏有什么关系?特别是《诗论》和《毛诗》的关系,这个问题值得长时间地探讨。现在看到的《诗论》虽然字数不多,可是内容很精辟,对于很多的诗都作了直接或概括的评价。这些看法究竟和今天我们看到的《毛诗》和《毛诗序》(包括《大序》、《小序》)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所以我们对《毛诗》也可以做专门的探讨。

    第五个问题就是不仅要看《毛诗》,还可以把《诗论》、《毛诗》和《三家诗》再进行比较。《毛诗》和《三家诗》的比较,大家知道特别是清代的学者做了很重要的工作,可是这里还有很多问题。清代学者的有些问题是间接推论,认为某些人或某个时代流行的是《韩诗》或《鲁诗》,然后推论这样的著作里所引的《诗》一定是某部《诗》,一般是这样的逻辑。《三家诗》毕竟留传的太少,我们知道的太少,所以做间接推论。那么今天,如果我们对于可能和《毛诗》有关的《诗论》进行研究,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诗》的传授是不是只有这四家。四家之间的关系如何,也可以从《诗论》与《毛诗》以及其他《诗》的关系,得到新的启发。

    第六点,因为《毛诗》和《三家诗》特别是《毛诗》是汉、晋以下历代《诗》学的基础。汉以下的历代《诗》学,名家百出,各有见解。可是究竟哪些见解和先秦儒学中的《诗》学更为接近?是否有比较接近的?是否还有什么传承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得失究竟怎样?这些还是要取决于我们对先秦诗学的认识。如果对先秦的诗学没有认识,那么后代诗学的源流就很难说清楚了。现在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所以我们基于先秦甚至西汉诗学的认识,对历代诗学的评价就和过去完全不一样。这个工作也是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进行的。

    第七点,近现代以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对于诗学的看法和过去又有很大不同。因此我个人认为,以《诗论》为例,其发现不仅关系到《诗论》涉及的对当时诗学的认识,而是关系到整个学术史上的诗学以及与诗学有关的各种问题的认识。其意义非常广阔,需要我们探讨的范围也非常广阔。

    我举这个例子,不仅是因为我们今天开这个会议,我们要更多的讨论这个问题,我想借此说明正如王国维先生所说,在中国的历史上,新学问的产生确实是由于有新的发现。现在我们有这样一个大发现的时代,有这样多的更新的、重大的发现,我们可以预见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历史的研究会有新的局面。这样的局面,我个人认为,不能奢望在短期内能够完全形成,我们现在只是开始,恐怕要很长的一个时期,甚至几代人的努力,这些新发现的影响才能看得更清楚。

    这是我的一些感想,谢谢大家。
 楼主| 发表于 2009-5-2 22:44:19 | 显示全部楼层
学者:“清华简”呈现惊人发现 或将改写历史  
时间:2009-04-28  作者:丰捷  新闻来源:光明日报

  ◇“这批战国竹简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罕见的重大发现。”

  ◇竹简记载了战国时期的劝酒乐诗,极有可能是在焚书坑儒中亡佚的乐经中的篇目。

  ◇清华简还有一项重要内容,是一种编年体的史书,所记史事上起西周之初,下到战国前期,与《春秋》经传、《史记》等对比,有许多新的内涵。

  “简上有很多惊人、震撼性的发现,让人读起来太激动!”4月25日,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在向记者通报清华简最新重要发现时,情不自禁地发出如上感叹。

  9个月前,李学勤以“这次挖到了个历史学家”形容自己初见清华简时的欣喜,而今,历经两个阶段严密的保护整理工作,清华简进入读释阶段,李学勤先生心中“强烈的震撼感”与日俱增。他说,虽然由于简的数量庞大,文字难释,目前还不能全面系统地介绍清华简的内容,“但可以告诉大家的是,在初步读释过程中,已经有了一系列重要发现,有些可以说是惊人的。”

  清华简经历三阶段保护整理

  清华简由清华大学校友捐赠,去年7月15日从境外抢救收藏于清华大学。

  李学勤至今难忘与清华简初次谋面的感觉,一个字:热!“天气热,心情也热。”暑假已经开始,本打算只加以基本维护,等开学再展开工作,没想到竹简经历较长时间流散,有菌害霉变危险,于是,清华迅速建立了专门的工作室,逐支清洗保护。“这是第一阶段工作,直到去年10月中旬才告一段落。”李学勤说,10月14日,清华邀请了国内各单位11位学者专家举行了鉴定会,专家们初步的观察鉴定结论已颇具震撼——“这批战国竹简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罕见的重大发现。”李学勤特别提到,“简中有《尚书》和编年史书等‘经史’文献,受到普遍重视。”

  第二阶段始于2008年11月。当月,清华组织专人前往武汉、荆州、长沙、上海等地有关文博单位进行调研,了解学习兄弟单位在竹简整理保护方面的经验。去年12月,由国家文物局主办,清华与中国文物保护协会、荆州市文保中心协办的“出土饱水竹木漆器及简牍保护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召开。一些专家特别对清华简的进一步保护工作提出了中肯的建议。与此同时,由清华美院专家参与的清华简的摄影工作正式开始,至今年1月12日这一工作基本完成时,清华简的数量经细致清点,最终确定为2388枚(包括少数残断)。

  同时进行的还有清华简的精确年代测定。2008年12月,清华大学委托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对清华简无字残片样品进行AMS碳14年代测定,经树轮校正的数据是:该样片产生于公元前305±30年,相当于战国中期偏晚,李学勤称这“与由古文字学观察的估计一致”。

  今年3月,读释工作正式启动,清华简保护与研究进入第三阶段。“一天看不了多少,战国文字很难读,有时一个字就要考释几年。”为此,李学勤“把能用的时间全用上了”,而不断出现的“惊人”发现,也让这位一生遥望古人的史学大家获得了许多“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新希望”。

  清华简呈现惊人发现

  据了解,继最早整理出的一篇记载过去无人知道的周文王遗言的《保训》后,清华简最新发现的是周武王时的乐诗。“这是近几天正在读的一个内容。”而这“更是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的”。4月25日,李学勤向媒体解读了这一既具历史价值、又堪称“文学史上的空前发现”的研究进展。

  据李学勤介绍,这篇竹简一共有14支,目前还有个别残断的地方没有找出来,但基本已完整。简上记载周武王八年(这是在伐商以前,还处于商朝末年)征伐耆(qi,即黎)国得胜回到周都,在文王宗庙举行“饮至”典礼,有武王、周公、毕公、召公、辛甲、作册逸、师尚父等人,典礼中饮酒赋诗,作者已知有武王和周公。李学勤特别解释说,关于“西伯戡黎”,《尚书》中曾有记载,但在《左传》、《史记》等史书中,都认为这是周文王时候的事,到了宋朝,学者们开始对此有所怀疑,但始终未得其解。而在清华简上,我们明确读到这件事发生在武王八年。

  此外,众所周知,“诗、书、礼、乐、易、春秋”被称为“六经”,因为乐经在焚书坑儒中的亡佚而仅剩“五经”。令人欣喜的是,这篇竹简恰恰记载了战国时期的劝酒乐诗,李学勤说,这极有可能是乐经的篇目。

  对典礼中所赋的诗,学者们试用今字代替古字,进行了复原。其中,周武王致毕公的诗是这样的:乐乐旨酒,宴以二公,任仁兄弟,庶民和同。方壮方武,穆穆克邦,嘉爵速饮,后爵乃从。周公致毕公的诗则是:英英戎服,壮武赳赳,毖精谋猷,裕德乃究。王有旨酒,我弗忧以浮,既醉又侑,明日勿修。

  “还有的诗竟与现在《诗经》中《蟋蟀》一诗有关。”李学勤再次用“前所未见,令人惊奇”予以评价。他说:“这篇竹简既有历史价值,又有文学意义,无疑是一项非常重大的发现。特别是秦代以后,乐经全部亡佚,这一发现更显重要。”

  清华简或将改写历史

  事实上,早在清理阶段,专家即对清华简的内容做出肯定的判断:这批简是真正的书籍,而非文书;同时,这批简中的书籍大多与历史有关;而最具震撼意义的是,竹简的主要内容经部又以《尚书》为主。

  据李学勤介绍,清华简中的《尚书》分三类。他说,众所周知,《尚书》本为古代历史文献的汇编,列于经典,是研究古史最重要的依据。秦代焚书,禁止《诗》、《书》、百家语,《尚书》大多佚失。清华简中已发现有多篇《尚书》,有些篇有传世本,如《金滕》、《康诰》、《顾命》等,但文句多有差异,甚至篇题也不相同。更多的是前所未见的佚篇,在传世本里没有,或虽见于传世本,但后者是伪古文,如《傅说之命》,即先秦不少文献引用过的《说命》,和今天流传的《说命》伪古文不是一回事。

  李学勤说,清华简还有一项重要内容,是一种编年体的史书,所记史事上起西周之初,下到战国前期,与《春秋》经传、《史记》等对比,有许多新的内涵。他特别强调,“《尚书》和类似《纪年》的史书,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是关注中国历史文化的人们都知道的,其重要确实难于估计”,“能够有幸在清华简中看到真正原本的古文《尚书》和近似《纪年》的史籍,给我们研究古代历史和文化带来了新的希望,也一定会在学术界产生深远长久的影响。有关《尚书》、《纪年》的一些悬疑不决的问题,很可能由于新的发现获得解决。”

  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表示,这批竹简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瑰宝,清华大学将积极保护好、利用好这批竹简,发挥清华大学多学科优势,深入挖掘整理这批竹简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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