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科学技术是第几生产力? 李学勤、冯时“造假帮”概述
前人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没有人告诉我们“伪科学技术是第几生产力”?
中华民族命运多舛,每当我们有良好的发展愿望和急迫的变革需求时,伪科学就接踵而至。三鹿奶粉人命关天了,被揭露出来了。学术造假没有人命关天,很难被揭露出来。即使被揭露出来,也不被重视,认为只是嘴皮子上的事情。揭露学术造假往往被扣上“上纲上线”、“人身攻击”,“反华国家”、“文革言论”等罪名。难道只有造假才是爱国吗?难道只有“造假帮”才是共和国的建设者吗?难道只有伪科学才是第一生产力吗?
日本国藤村新一先生石斧造假过程由《每日新闻》的记者拍录了下来,韩国“克隆先锋”黄禹锡先生被合伙人韩国米兹梅迪(Mizmedi)医院院长卢圣一揭穿,中国的“造假帮”没有被记者拍录,没有被合伙人揭穿,其造假真相长期被掩盖。贯彻科学发展观,第一要务就是清除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造假帮”。在中国进行学术打假,不能完全依赖记者拍录和合伙人揭露,我们要用知识的利剑戳穿“造假帮”的画皮,还其“学部委员”、“院士”、“博导”伪装下的真面目。这个过程就是指证。指证就是指事、指人、指其违背事实的造假要点。周老虎不是通过网友的指证被揭穿的吗?指证,是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打假之法。
一 指证李学勤、冯时“造假帮”
“造假帮”以社科院为据点,以考古造假和史前史研究造假为特色,通过造假行托,形成一个牢固的利益共同体。一人造假,群托分羹;一假出笼,合帮联动;封杀创新,控制权利。二十年间(1985年~2005年),“造假帮”造假大事记:
1、赵宝沟文化小山遗址四灵尊(2:30)
事实: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杨虎在发掘赵宝沟文化的小山遗址的两座房址时复原“中国画坛之祖”。
指证:四灵尊画作吸收了敦煌壁画狩猎图的表现手法,借鉴了工程制图表现技术,为现代人创作。嫌疑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杨虎。(详细内容见:本论坛/先秦古纪/赵宝沟文化小山遗址四灵尊造假艺术欣赏)
2、河南贾湖龟甲刻符
事实:1987年5月,河南贾湖考古工作队队长张居中在发掘过程中发现距今8000年前的龟甲上有类似象形字和方块字(目、日、父)的文字。
指证:龟甲是距今8000年前的龟甲,所谓的文字是在发掘过程中刻上去的。距今8000年前没有象形字,更没有方块字。嫌疑人是河南贾湖考古工作队队长张居中等。
3、河南濮阳西水坡蚌塑龙虎墓(1号主墓,2、3号从墓)。
事实:1987年8月以后,西水坡考古工地总指挥孙德萱发现龙虎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冯时发现北斗、四象等。
指证:该墓刻意表现的是春秋以来的“天圆地方”思想和“东方苍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和北方玄武,也称为四陆、四灵、四兽或四宫”的天文观。蚌塑技术始见于“文革”渔村。(龙)狮子尾出现在五代,鱼尾出现在清中期,孙德萱、冯时等人设计制造的蚌塑龙是狮子尾和鱼尾的混合物,是现代工艺品龙的造型。该墓的监造嫌疑人为孙德萱,规划设计嫌疑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冯时。(详细内容见:本论坛/先秦古纪/龙文化里检出三聚氰胺——濮阳蚌塑龙虎墓造假者的狐狸尾巴被揪)
4、山东邹平龙山文化丁公陶文。
事实:1991年,栾丰实等带领山东大学1988级考古专业第四次发掘邹平丁公遗址时非科学发掘所得。
指证:丁公陶文为折扇形,文字按照扇面背景布局,11个文字,分五行,竖排,其中第五个陶文酷似日文あ。丁公陶文制造嫌疑人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研究所栾丰实。(详细内容见:本论坛/先秦古纪/水落石出,丁公陶文、龙虬庄陶文始作俑者被锁定)
5、江苏高邮龙山文化龙虬庄陶文。
事实:1993年4月,张敏在发掘龙虬庄遗址前非科学发掘所得。
指证:龙虬庄陶文呈字画布局,作者略知西夏文,手写英文速度较快,因此,字面留有西夏文和手写英文的痕迹等。根据张敏的表白和(周晓陆《生命的颂歌——关于释读龙虬庄陶文的一封信》,《东南文化》1998年第1期)等判断,龙虬庄陶文制造嫌疑人为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的张敏以及周晓陆。(详细内容见:本论坛/先秦古纪/水落石出,丁公陶文、龙虬庄陶文始作俑者被锁定)
6、“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
事实:1996年5月16日正式启动,到2000年9月15日“夏商周断代工程”通过国家验收。工程认定“夏代约开始于公元前2070年”的主要依据是对“仲康日食”、“禹时五星聚”和“夏积年”的研究。
指证:所谓的“仲康日食”出自“帝仲康时,羲和湎淫,废时乱日” 《史记.夏本纪》,其大意为:“帝仲康之时,羲和沉湎于酒色,贻误农时,日子也乱了(玩忽职守)”。所谓的“仲康日食”根本就不是天文现象,是在古文献里造假。
所谓的“禹时五星聚” 出自《太平御览》,《太平御览》引自《孝经钩命诀》。《孝经》酝酿于战国,成书于汉代;《太平御览》成书于宋初;《孝经钩命诀》成书于汉、宋之间。 “禹时五星累累如贯珠,炳炳若连璧”是汉、宋之间的思想产品,距离夏代数千年,不具备观测记录的条件,不是科学记录。《孝经钩命诀》其指导思想是唯心论的天命观,“禹时五星聚”是以“五星聚合关系到天下兴亡祸福”为思维模式附会出来的伪科学语言。唯心论的天命观的伪科学语言不能作为科学研究的依据,更不是证据。
“夏积年”是杜撰。“夫事实既具他书,则此书为无用;年月又多杜撰,则其说为无征”(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序》)。《史记》里没有“夏积年”记载,汉代以前没有可靠的“夏积年”文献,足见其是杜撰。
《史记.夏本纪》、《孝经钩命诀》、《竹书纪年》等都是文献,是线索;其不能证明夏代的真实情况,不是证据。文献线索的价值是引导研究者找到证据,绝不能用文献线索代替证据。由于“仲康日食”不是天文现象,“禹时五星聚”不是科学观测记录,“夏积年”是杜撰,“夏代约开始于公元前2070年”就失去了证据,是错误的。其背叛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违背了科学精神,违背了《宪法》第二十四条和《科普法》第八条。伪科学“夏代始年大约为公元前2070年”的责任人为首席科学家李学勤、李伯谦等。(详细内容见:本论坛/先秦古纪/论李学勤、李伯谦先生造假被逮之后、敦促夏商周断代工程造假者认错!、“废时乱日”不是天文现象——再把伪科学钉在耻辱柱上!)
7、三峡秭归县东门头遗址城背溪文化的“太阳人”石刻
事实: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98年10月至1999年3月组织考古队对秭归县东门头古城遗址进行了发掘。三峡库区发现了一枚距今约7500~8500年间城背溪文化的“太阳人”石刻,以及一条河卵石摆塑龙。这一发现对研究峡江地区文化具有重大学术价值。
指证:“太阳人”石刻事实上是“太阳神石碑”,伪造者为了打马虎眼把太阳神石碑说成是“太阳人”石刻。城背溪文化没有太阳崇拜,也没有发明石碑。“太阳人”石刻、河卵石摆塑龙是考古人员伪造的。伪造嫌疑人为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孟华平(详细内容见:本论坛/先秦古纪/首博鄂博展出假国宝“‘太阳人’石刻”,数百万观众受骗!)
8、涿鹿三祖文化
事实:“涿鹿是中华三大文明始祖———炎帝、黄帝、蚩尤生活、征战、合符、建都之地。合符是中国古代‘合盟’的信物制度,屡见于典籍并有出土实物为证。黄帝与诸部落合符的釜山和涿鹿据记载均在今天的涿鹿境内,合符釜山,留下了中华民族公认的图腾———龙,开创了民族融合、统一为本源的‘合符文化’。”
指证:有关炎黄涿鹿之战的历史文献是距今约2500年以后的,伪科学目标(炎黄蚩尤涿鹿大战)的时间是距今5000年以前的,差距是2500年。这2500年差距是用科学研究来填补或改写?还是用造假来达到目标?我们来看看“造假帮”是怎么干的?
⑴ 石钺(黄帝的权柄)。
1996年非科学发掘所得。
赵育大(涿鹿炎黄蚩三祖文化研究会副会长):“1996年我在黄帝城周围做文物普查,走到一个村,这个村叫下沙河,在黄帝城南三十公里的地方,到这个村访问啊,老乡告诉我一个姓李的家里有一块石头呢,我就去看,我一看这东西,非常惊讶!非常精美的石器,我然后就用一千块钱就把这个东西收回来了。”
“这件文物经专家鉴定,是新石器时期的遗物,叫石钺,距今约5000年左右。钺,在古代是王权的象征。但是,像这个钺似乎很特别,它的一端是龙的头,而另一端则是鸮的脑袋,按照赵育大的分析,这也许就是黄帝时代的权柄.” (引自央视《探索发现·发现黄帝城》网上文字稿)。
指证:石钺(黄帝的权柄)是伪造的,作伪嫌疑人是赵育大(涿鹿炎黄蚩三祖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⑵ 兵符(黄帝的兵符)
1994年的10月非科学发掘所得。
任昌华(涿鹿炎黄蚩三祖文化研究会会长):“我这呢有一块石器,这块石器呢,应该叫兵符,我呢是1994年的10月份,在这个地方发现的。当时呢,就在这个地方放着。下边有土,老百姓在这儿开地的时候我发现的。所以这一块兵符啊,在这个合符坛的合符台下面发现,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佐证。”(引自央视《探索发现·发现黄帝城》网上文字稿)。
指证:“任昌华手里拿的他称之为‘兵符’的石器,是他造的假‘文物’,是真是假,让中国社会科学院碳十四实验室一测定便知分晓!那上面刻着一个王八,是有一个人给他设计好了图制造出来哄人的,造出来在他办公桌上放了好几年,我就拿在手里仔细看过。(我是曲辰)”(引自央视《探索发现·发现黄帝城》网上文字稿回复帖子)。
作伪嫌疑人是任昌华(涿鹿炎黄蚩三祖文化研究会会长)。
⑶玉猪龙
1995年6月,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文博学院联合对阳原县姜家梁遗址进行发掘时所得。现珍藏在河北省博物馆
李珺:
“玉猪龙这种东西,我过去曾经研究过它,这是典型的红山文化遗物。”(以上引自央视《探索发现·发现黄帝城》网上文字稿)。
指证:“据北京大学考古系采用C14测年,姜家梁房址的年代为距今6850±80年。”(安俊杰《特色浓郁的姜家梁墓葬》(下)),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2Z1积石冢4995±110,树轮校正5600±135,B.C.3779~3517,两者相差一千多年,姜家梁遗址怎么会有红山文化的遗物?该遗址M75号墓不具备产生玉猪龙的条件和环境。这个“玉猪龙”是伪造的。
伪造嫌疑人是李珺
(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研究员)等。(详细内容见:本论坛/先秦古纪/造假帮涿鹿又造孽,骑瘦驴寻踪再打假等)
二、“造假帮”对中国文化、经济的破坏
每当我们有良好的发展愿望和急迫的变革愿望时,伪科学就趁机而入,造假帮的影响已经从文化领域蔓延到教育、经济、军事领域,给中国社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李学勤、冯时“造假帮”与历史上前苏联的“李森科事件”有许多相似之处,有些经验教训值得借鉴。
李森科(1898—1976)出生于乌克兰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毕业于基辅农学院后,在一个育种站工作。那时,苏联人需要面包,斯大林需要面包。一个偶然的机会,李发现了“春化处理”的育种法,即在种植前使种子湿润和冷冻,以加速其生长。 “春化处理”在俄国的农业史上曾经有过,李森科对此给予了理论上的解释。技术和理论,在指导农业生产上的价值与作用,需要由实践来检验,而李森科推广这种技术,不是依靠严格的科学实验,却是借助于浮夸和弄虚作假。他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正直科学家的批评。
李森科的“发现”迎合了苏联人和斯大林对面包的需求愿望,由技术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李通过政治投机步步高升,直至执掌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学“权柄”,残酷迫害敢于提出疑义的正值的科学家,并把西方遗传学家称为苏维埃人民的敌人。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李森科主义在苏维埃科学院被投票否决。至此,李森科丧失了在苏联生物学界的垄断地位。李森科主义没有实现苏联人“面包会有的”的理想,反而使他们的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学遭到了不可救药的落伍,苏联失去了两代现代生物学家。(参见“‘李森科事件’事件的前前后后”等)。
李学勤、冯时“造假帮”和“李森科事件”有许多公共点,也有许多不同点。在弄虚作假一点上是共同的,在借助政治气候造假上是共同的。二李发迹的政治背景不尽相同,危害程度、范围相去甚远。“李森科事件”是面包事件,李学勤、冯时“造假帮”是釜底抽薪的文化事件,对中国文化、教育、科技、军事破坏作用是现实的,也是深远的。三十年前,中国领导人提出“改革开放,复兴中华”的政治构想,李学勤、冯时“造假帮”趁机而入,用违法乱纪取代了改革开放,用造假取代了复兴中华,明目张胆地践踏科学发展观。其伪科学成果已经载入教科书、工具书,百科全书,成为中国科技文化的权威论断,科学发展观在李学勤、冯时“造假帮”攻势面前俯首称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李学勤、冯时“造假帮”研究水平还处在明清阶段,把“帝仲康时,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解读为“仲康日食”,把“禹时五星聚”解读为天文观测记录,把《竹书纪年》里的“夏积年”解读为信史等。
实事求是被践踏了,弄虚作假猖獗,历史唯物主义被践踏了,唯心主义的天命观猖獗,今天冒出个“周老虎”,明天又跳出一个“三鹿奶粉”,再造出一个“三祖文化”,这就是李学勤、冯时“造假帮”给我们创造的物质食粮和精神食粮?!
三 揭露李学勤、冯时“造假帮”,不是反华国家
有学术造假,就有学术打假。只造假,不打假,中华民族就要在地球上消失。揭露学术造假,揭露李学勤、冯时“造假帮”践踏了实事求是,践踏了我国《宪法》、《科普法》和《科学技术进步法》有关条款,揭露其背叛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事实,不是“上纲上线”。指证李学勤、冯时“造假帮”,必须指名道姓,必须指出造假事实,这不是“人身攻击”。 李学勤、冯时“造假帮”控制了国家研究项目,窃取了国家学术权利,他们违背了国家利益,失去了代表国家的资格,反对他们造假,不是反对国家,也不是“反华国家”。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任何一个“反华国家”都不会帮着中国人进行学术打假。至于“文革言论”更不成立。“文革”是政治事件,不是学术事件,是政府行为,不是个人行为。说学术打假是“文革言论”,无异于侮辱政府,无异于侮辱“教育部发布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是“文革言论”。
李学勤、冯时“造假帮”造假、行托等,干尽学术不端行为,他们与腐败官吏形成利益共同体,盘根错节,盘踞在科研、教育、文化、出版、宣传等要害部门,严重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安全,是一伙祸国殃民的学术败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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