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何清涟的出走

王子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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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受关注的经济学家何清涟女士出走美国，这一消息既让人感到意外，细一想又在意料之中。

大约一年以来，何清涟一直处于官方的困扰之中。先是她所供职的《深圳法制报》免去她的部主任职务，不再让她发稿，让她到报社的研究室上班。对于何清涟来说，发不发稿无所谓，但原来她不坐班，自由写作的时间较多，变成坐班以后，缺少写作时间，感到十分苦恼。她知道要整她的并不是报社，而是来自上级的压力，也就忍了。但事态并没有到此止步。不久报社又找她谈话，要她在调走和辞职之间选择。何清涟的答复是，或者开除，或者让我退休。但报社不愿意承担开除的恶名，何女士今年45岁，不到退休年龄，于是只好继续僵持下去。在此期间，上面也试图以思想以外的原因找一个整人的理由，比如搞有偿新闻之类。在中国大陆，记者搞有偿新闻相当普遍，尤其在深圳那样高度市场化的城市。偏偏何清涟要写的文章很多，从来不屑于搞有偿新闻，辫子还是抓不着。

这时，某部门开始对何清涟加以格外的“照顾”。她家对门的单元原来住着一对老年夫妇，后来老年夫妇搬走了，“便衣”搬了进来，二十四小时轮流值班，使她的行动处于全天候的监控之下。

去年10月，长江读书奖在北京举行颁奖仪式。何清涟的专著《现代化的陷阱》以最高票获读者奖。前面颁布的奖项都有评委宣读评语，并请任继愈、龚育之等国内学术界头面人物向作者授奖。到了何清涟，评语没有了，授奖者也变成了李嘉诚派来的代表，显然，三联书店想表明自己与何清涟获没有干系。

去年年底，何清涟的文集《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由漓江出版社推出，大受读者欢迎，一个多月连续印刷三次，计三万册。官方又不能容忍，由新闻出版的主管部门对漓江出版社加以严厉惩处，社长主编撤职，出版社停业整顿，存书销毁。这家以出版外国文学名著享誉海内的出版社，几乎陷入灭顶之灾。

敲山震虎，杀鸡吓猴。在这种言论格局中，敢于发表何清涟文章的传媒越来越少。何女士是学者，发表文章是她的基本生存方式。断了言路，就失去了生存意义。加上某部门的过度“关照”，何女士选择出走就不难理解了。

二

中国大陆的经济学家数以千计，为什么偏偏没有何清涟生存的一席之地呢？答案还在何清涟本身的价值取向。大陆的经济学界，大致有这样几类：一类是幕僚派经济学家，他们以给官方出谋划策为主业，一般都能得到官方的礼遇，有的本身还当了高官；一类是学院派经济学家，他们供职于大学或研究机构，只要不批评官方，也能得到一些资源；一类是企业经济家，他们为特定的行业甚至的老板服务，换取一杯羹，或者自己也当上老板。何清涟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类。她是一个独立的观察者和批判者。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加速了权力资本化的进程，官员阶层和老板阶层，联手瓜分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的巨大利益，而让无权无势的工人、农民承担转型的代价。何清涟冷静地揭示这个过程中的秘密，各阶层读者都能从她的著作中看到自己的处境和造成这种处境的原因。

原来，官方曾经对何清涟抱有希望。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曾经在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一书的出版社过程中给以关键性的支持，并且约她长谈，希望她能够把握好发言的时机，做到黎明鸡叫，而不要半夜鸡叫。中纪委也邀请何清涟就反腐败问题提出对策。然而，随着执政者心态的变化，刘吉本人大概也因半夜鸡叫的嫌疑而退休；何清涟提出的反腐对策：开放党禁和报禁，中纪委更不可能采纳。于是，何清涟在官方眼里已经没有任何可利用的价值，而她的文字，又过于引人注目。所以，动用权力，让她闭嘴，也不奇怪。

三

到目前为目，何清涟只是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自由派学者。她的活动方式，仅仅局限在学术、新闻、思想、文化的合法领域内，而不属于异议人士或***分子。她不曾参与任何旨在颠覆政府的政治活动。本来，中国官方对这两种人政策上是有区别的。防范敌对政治活动，是安全部门的职责；控制思想和舆论导向，是宣传部门的职责。两个部门拥有的手段也不相同。前者拥有专政手段，后者至多通过相关部门采用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不知是政策有了变化，还是具体的操作出现了偏差，把何清涟从宣传部门的工作对象变成了安全部门的监控对象。在毛泽东时代，运用专政手段，处理思想问题，造成了无数的文字狱，给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创伤。直到胡耀邦主政，才对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作了大致的区别，一般不再把思想作为专政的对象。何清涟的遭遇不能不让人产生一种担心：中国大陆是否又要从胡耀邦时代退回毛泽东时代，用专政手段对待思想问题呢？但愿这只是杞人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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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东岳

她的博文如夜明灯，给迷茫的人们擦亮了眼睛。祖国和人民需要这祥优秀的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