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贵仁：我陪的最后一个死囚是刑警

王子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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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卫方按：这是一篇来自dforum的文章。大概在1981年，因为一位在人大读研的老同学与作者住一个宿舍，我有机会几次跟作者请益。我还记得老李烟瘾极大，书桌前面书架上空烟盒满烟盒总是八九层高，抽起烟来也是极其节省火柴的那种，一枝抽完，用馀火点着下一枝，很满足的神色。谈吐犀利而风趣，当时就觉得如果再有反右之类运动，这位老兄肯定是难以逃脱的。果然后来有牢狱之灾。二十五年过去了，西望长安，老李烟瘾还那么大么？转发大作，聊表思念与祝福之情。

1990年3月1日，西安市中级法院开庭审我。拖了一年多，到1991年3 月11日才下了一审判决：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又过了半个多月，到3月29日，看守所把我从大号子调出来，转为劳动 号，意思是让我就在所里度过剩余的三年多刑期。绰号老虎的所长王 乃生对我特别照顾，让我负责劳动号办公室，管理一些日常用品，很轻松。但是碰到处决死囚时，所里仍然让我临时去候刑室当号长。这是因为我当死囚陪号已经很有经验，而且责任心强，可以保证死囚上路前不出问题。大约半年后，我的二审判决下来了：维持原判。没过多少日子，上面突然命令把我转到陕西省第一监狱去，理由是我这么重要的"罪犯"决不能留在看守所当劳动号。老虎不同意，处长批评他说："你可不要在政治上犯错误！"老虎当即顶了回去："什么在政治上犯错误！犯什么错误？"但他再顶也没有用，我还是被甩走了。
在此之前，7月6日至7月8日，我当了最后一次候刑室号长。我作为陪号送走的最后一个死囚，竟是刑警，名字叫李力。对我来说，这是空前绝后的一次经历，有特殊意义，很难忘。
因为案情重大，这次虽然只有李力一个人上路，也安排了六个陪号。我进候刑室时，另几个陪号已经在里面了。我让他们把床位整理好，又打扫了卫生，就坐下等待。上午10点，随着一阵镣响，李力被六、七名管理员挟持着进了候刑室。当下钉到板上。少许，有人把李力的被褥送了过来，几个陪号把褥子铺到他的身下，被子则给他当枕头。安顿就绪，几个管理员就锁上铁门走了。因为天气很热，他们临走时应我的要求打开了铁门上方的小风门。
李力34岁，山东人，个头不低，体魄健壮，是西安市公安局新城分局刑警，被判死刑是因为持枪抢劫金融机构。刚进候刑室时，他什么也不说；上了板，管理员都走了，他却突然狂暴地泄起怨来，破口大骂共产党，责怪共产党不念他的功绩，不给他一点出路。他近乎歇斯底里地吼道："既然说我认罪态度好，为什么还要杀我？早知如此，我就杀他几个人，多杀几个！我有的是机会！"我和几个陪号都不理他。我从他身上拿出陕西省高级法院的刑事裁定书，默默地看完后传给另几个陪号看。
刑事裁定书简要地列举了李力的犯罪事实：1991年年3月29日下午2时许，携带配发的"五四"式手枪，开着北京牌吉普车，窜到长安县大峪乡信用社，戴上口罩进入营业厅，用枪威逼营业员赵宏、鞠蕊："都不许动！把钱交出来！"他发现另一营业员王金荣在营业厅内打电话，就冲进安全门夺下话筒。赵宏遂按响警报器。李力慌忙退出安全门，在逃离时向柜台内开枪射击，弹头击在安全门栏杆上爆炸碎裂，弹片击中鞠蕊左侧颈部多处。李力在驾车逃跑途中被公安机关抓获。
刑事裁定书还说：李力以其平时工作成绩突出，立过功，系抢劫未遂且认罪态度好为由提出上诉，要求从轻处罚，但其以暴力胁迫手段有准备地驾车持枪抢劫信用社，并开枪射击，致伤他人，犯罪情节严重，其行为既不属犯罪未遂，亦没有法定的从轻情节，故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
陪号们看了刑事裁定书，谁也不说什么。
我问李力："你还有多少钱？想吃什么？可以给你买。"
真没想到，他已经一文不名。我只好再次贴钱，买了三条烟和一个大西瓜，供李力和陪号们一起享用。以前碰到没钱的死囚，我也拿自己的钱给他们买过烟和食品。
就象一只被捆缚的恶狼，正因为连挣扎也不可能了，所以嗥叫得格外凶狠，李力被钉在板上，叫骂得越来越厉害。我陪过的几十名死囚，象这样的还没见过。但他越是叫骂，我们越不理睬。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也许是骂得没力气了，也许是他自己觉得没意思了，他不再叫骂，却大喊了一声："我要揭发问题！叫人！"我们还是没有理他，但是把情况报告了管理员。当值管理员是西三排排长许宏利，当即进候刑室来笔录。
李力一下子揭发了好几个人，都是新城分局刑警队的同事，重点是Ｙ。他说，那辆北京吉普是他偷的，但是Ｙ出主意让他改装了一番；他和Ｙ都在某酒点有投资，他一万，Ｙ三万；Ｙ和市检察院的Ｚ有姘居关系；他和Ｙ以及另一刑警Ｌ曾共同贪污办案时收缴的贿金一万元，三个人均分了；他还和刑警Ｘ共同贪污过办案时收缴的贿金4,000元。
在口述他揭发的问题时，李力的声调变得低而平缓；这件事情办完，他的情绪也变安稳了。大约11点，看守所副所长陶玉和来到候刑室，和李力交谈了好一阵。李力问陶玉和：自己什么时候上路？陶回答说他不知道，就是知道也不能说，因为这是纪律。李力又问，自己揭发那些问题算不算立功？能不能得到宽大？陶的回答还是既委婉又坦率："你的揭发材料我们马上报给有关领导，决不耽误。至于算不算立功，能不能免你一死，那要取决于上面怎么看待。就你的罪行来说，恐怕不能赦免。当然，如果上面认为你的揭发很有价值，那也说不定会另有考虑。"这番话说得很高明，既让对方明白自己罪不可赦，又让对方保持自己的幻想，这就可以使对方的情绪相对稳定。陶走后没多久，另一个副所长郭志义也来了，让李力把他揭发的问题重新说了一遍。
午后，李力的情绪更加平稳，我就开始同他谈话。起初谈得比较生硬，我问一句，他答一句，而且多有谎话。我问："你为什么要去抢钱？"他说："做生意亏本，欠了债，被债主逼的。"这显然是谎言，但我并不揭穿，而是接着他的话问下去："欠了多少债？"他说："一万多元。"我又问："你为什么要到长安县去抢呢？"他说："在市区抢很容易翻把；去长安县，抢农村信用社，那就比较稳当，我抢到后开车跑掉，谁也抓不着。"这番话倒是真的，但他想得太简单、太天真了，结果偏偏在他认为不至于翻把的农村栽进了阴沟。
接着，他叙述了自己的作案经过。
"你算计得那么好，怎么会被逮住呢？"我听完后问他。
"警报器一响，附近的人都听到了，枪声他们也听到了。但我冲出去时，外面那么多人全都发木了，楞楞地站着不敢动。我没理会，只管上车，一发动就跑了。我开车跑了20多里，跑到引镇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就没法再跑了，因为那里的人接到电话，已经用各种车辆把几条去路全堵死了。一大堆人守在那里等着抓我，我无法对抗，就被抓住了。"

谈到那辆汽车，李力说是一周前在文艺路偷的。"虽然锁着，但我一下子就能弄开。我玩车可油了。"说到这里，他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偷车没有预谋，是看到那辆车里没人，突然想偷的。我很喜欢汽车。本来我有一辆尼桑，是没收一个单位的，我把它扣住，自己玩了一年多，前不久才上缴。没车玩了，心里总觉得缺个重要东西，很不习惯，所以，在文艺路看到那辆北京吉普，就突然想到偷，而且毫不犹豫地偷走了。"
"偷车的事情你今天才交代，以前没认？"
"对。"
"为什么今天要认呢？"
"只有这样才能揭发Ｙ。"
为了保住自己的生命，真是什么稻草都想抓呵。我对此很鄙视，但是没说什么。沉默了一阵，我让李力吃西瓜。也许是同我谈话使他感到舒畅，他吃得很有滋味，一连吃了好几块。
下午4点多，郭志义又来到候刑室，让其他陪号回避，只留下我作记录。他让李力把揭发的问题重讲一遍，然后在我作的记录上签了名，按了手印，就拿上走了。我继续和李力谈话。
"你和Ｙ的关系怎样？"
"非常好。在新城分局，我和他的关系算是最密切的了。"
"他多大年纪？"
"40多岁。"
谈起Ｙ和Ｚ的姘居关系，李力说，Ｙ的情妇除了Ｚ，少说还有十几个，其中之一是省政府的秘书；但是近两年主要是和Ｚ在一起。Ｚ很漂亮，二十八、九岁了还不结婚，因为她真心爱着Ｙ。Ｚ在城西有一个独院，经常同Ｙ住在那里。李力有个小情人，才二十二、三岁，叫Ｈ，是另一分局的刑警，他们两个也经常住到Ｚ的独院去，Ｚ专门给他们安排了一间房子。Ｙ和Ｚ，李力和Ｈ，四个人在一起玩，关系很好，还经常开着汽车到西安附近的县城游乐。每到一处，总是李力和Ｈ一间房子，Ｙ和Ｚ一间房子，就象两对夫妻一样。他们玩得很痛快，当然，玩起来花销大得惊人。
我在接触李力之前，已经听人讲过一点他和Ｈ的事情，但在初接触时总觉得不便动问。也许是因为接触大半天之后他对我产生了信任感，此刻，他竟在谈Ｙ时主动谈到了自己和Ｈ的关系，这样，我们的谈话自然深了一层，而且可以触及实质了。
"你欠债上万元，不是因为做生意亏本，而是因为给Ｈ花得太多，对吧？"我水到渠成地把他前面讲的谎话端出来拆穿，已经不用担心会不会太刺激他。
"对，是这样的。"他笑了笑，很爽快地承认了事实。
我深信，他已经不再对我说谎。
"除了到处玩，我还给她买了许多衣服和首饰。"他向我说明了负债的真实原因。"但她从不向我要东西，所有东西都是我主动买来送给她的。我太爱她了！"
我沉思片刻，对李力说："你之所以犯罪，表面上看是为了钱，实际上却是为了情。只就这一点而言，可以理解。"
李力显然想不到我会说出这种话来，因而听了之后很激动。但他更想不到我这话里包含着很复杂的意味。如果我进一步对他说，情与情不同，为情犯罪与为情犯罪不同，为情而死与为情而死不同，我想他也未必明白。他缺乏那种素养。一个沉溺于粗俗享乐的家伙，又偏偏具有极其危险的亡命徒的性格，他也许能够享有爱情，但是，他能懂得什么叫做真正的爱情吗？他能掂出爱情的分量吗？他能分辨形形色色爱情的复杂而微妙的异同吗？恐怕很难。
开晚饭了，李力不吃，他只想同我谈话。稍后，我要看新闻联播，他流露出因为谈话中断而失望的神色。我觉察到这一点，对他说："半个小时，我看完就接着谈。"
可是，没等新闻联播结束，就进来了几个管理员，把李力从板上卸下来，重新戴好手铐，前后左右围住带出了候刑室。一场合乎逻辑的夜审。主审官是西安市公安局副局长柳启元，参加审问的有新城分局局长和市局纪检室的一些人。内容当然是李力上午揭发的那些问题。审问在西三排管教室进行，时间很长，直到后半夜，即7月7日凌晨1点半才结束。不仅作了笔录，还录了音。在这期间，陪号们在候刑室里没事，就随便议论起来。对于李力在临刑前突然扯出几个同自己关系很好的人，陪号们的看法是一样的：象Ｙ那样的人的确很坏，应该揭发，应该依法惩治，但是李力在这种时候扯出他们，纯粹是为了给自己争取一个苟活的机会，太卑鄙了，真是一个坏种！至于那几个被揭发的人现在怎么样了，陪号们各有猜测。有的说肯定已经抓起来了；有的说可能先隔离；有的说象这样的多了，更严重的也多得很，不会怎么样，即便被人揭发，也大不了给个行政处分。
李力回来后，也许是因为在夜审中感到了一点希望，显得颇为兴奋，但在兴奋中仍不免流露出疑虑。他不肯睡觉，要我继续和他谈话。于是我打破了原来排好的夜间值守班次，让其他陪号都睡，我一个人继续同他谈。我盘腿坐在他旁边的床板上，刚问完夜审的情况，他就迫不及待地一再重复白天已经提过多次的问题：揭发那些问题能不能算做立功？能不能因此免他一死？尽管他又反复说什么他不怕死，已经作好了死的准备，还是不能遮掩他实际上非常怕死的心态，使人感到可怜复可悲。他头枕在被子上，尽量朝我这边侧过身子，两眼放光，紧紧盯着我，显然把我当作生命中最后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了。我望着他那神情，就抑制了内心的轻蔑，真诚地帮他分析了几种可能，对他说，以罪行论，他是无法活下去的，但是上面这样重视他揭发的问题，那就有可能要么减刑，要么暂时留下他这个活口；当然，也可能仍然按原计划马上处决。李力认真听着我的分析，神色显得凝重起来。
我继续说下去：
"你又何必一再强调自己不怕死呢？真正不怕死的人，决不会一个劲地宣称自己不怕死，甚至压根儿不说这种话。其实，承认自己怕死并不一定可耻。一般人都希望自己活着而不愿死，受到死亡威胁的人，求生欲望更强，这是天底下最重要的逻辑。然而谁都难免一死，这就有了为什么死和怎样对待死的问题。象你这样因为犯罪而被处死，当然死得可耻，你怕不怕都是一样。但即便如此，也还是存在如何对待死的问题。我在这里两年多时间，送走了几十个上路的人，多数比你年轻，他们中的多数又都表现得若无其事，满不在乎，甚至显示出很豪迈的英雄气概。我对此并不欣赏。某些愚昧的家伙，根本不懂得应该珍惜一切生命，根本不明白既无权剥夺他人生命也无权毁灭自己的生命，他们把生命当儿戏，只能受到谴责。反过来，有些人一判死刑就吓得屁滚尿流，则只能让人看不起。我认为，无论什么人，到了必死的时候，总应该死得象样一些。就你来说，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那就应该认真反思，忏悔自己的罪过，净化自己的灵魂，从而沉静地迎接死亡。你既不要装得象个英雄好汉，因为你根本不是作为英雄好汉死的；你也不要吓得魂魄出窍，让人耻笑你，说你连狗熊也不如。"
李力默默地听着我这些话，看来被触动了。他第一次显得那么深沉，而且变得较平静了。他用一种低而有力的、确实发自内心的声音回答我说："你放心，如果真得马上去死，我一定象你说的那样，死得象样。"
我又强调了几句："重要的是你到最后要把自己当人看！在临死之前痛悔自己的罪行，在痛悔中实现升华，从而做到带着一颗净洗了的灵魂告别人世，你临刑时的态度就会趋于平静，相对来说就能给人留下较好的印象。"
"唉，李老，我认识你太晚了！"李力喟然长叹，低下了头。
沉默片刻，话题又转到他和Ｈ的关系上。李力说，他非常爱这个女孩子，真心希望她好。我问："除了Ｈ，你还有没有别的情人？"
因为心态已经改变，李力说话不再有什么顾忌。他坦率地告诉我，自己虽然不象Ｙ那样有十多个情人，但五、六个还是有的。他又说，除了情人，他还玩过几个女子。六、七年前玩了一个临时抽到派出所帮忙的年仅16岁的女孩；三、四年前在公共汽车上对一个不相识的女子产生好感，就跟到那个女子家去强行发生了关系，那女子看他是警察，没敢反抗。
我感到一阵恶心，但是已经不好再说什么。
"4点半了，怎么也得睡一会儿了。"我强行结束了谈话。
7月7日，我只在凌晨睡了两小时，李力却很安稳地睡了一上午。中午，他继续和我谈自己的家庭和朋友，情绪不错。下午，他又睡了一觉。晚饭前，他再次被提审，回来后告诉我，人家对他说：想开点，就那么回事了。谁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但他已经变得很冷静。
最后一夜，他仍然和我长谈。他不仅嘱托我将来替他看望Ｈ，而且嘱托我也去看看Ｚ。他说："Ｚ是好人，对我不错。"说到这里，我问他："你同Ｙ和另几个刑警队的同事关系那么好，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揭发他们？"
"我死了，他们还活着，我不甘心。我不能让他们在我死后还活得那么潇洒。"
谈到他的工作，他说，他的二等功是这样立的：89年春夏之交，他假扮成工人，打进"工自联"核心机构，把"工自联"的活动情况摸得一清二楚，后来，正是根据他搞到的情报，把"工自联"的头头们全都抓了起来。
"我不能不做这些事呵！虽然我内心也同情学生和工人，但我还是得去做这些事情，因为我是警察，而警察只不过是狗罢了！"
对此，我只说了一句："警察并非全都是狗。警察中也有真正的人，很好的人！"
凌晨2点半，我对李力说："无论是否上路，你都应该有个好精神。睡吧，好好睡！"
"李老放心，我一定象你说的那样，上路时死得象样！"
7月8日清晨，太阳照样升起。我走到铁门前，从小风门望出去，透过走廊的窗玻璃，看到楼前各色鲜花开得正艳。回头看看李力，他还睡着。他的最后一觉睡得很香。
铁门打开，六、七个管理员拥进来。李力醒了。我让陪号们为他开铐卸板，我自己则最后一次往他嘴里塞了一支烟，并最后一次为他点燃。他很平静，最后一次对我说："我一定会象样的。别了，李老！"
我亲自搀着他的胳膊，把他送到候刑室门口，交给管理员。
（2006年3月29日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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