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与书坛：风云帐前奇儿在 鼓角灯下老泪多

碧梧轩

诸培弘

       读孙犁的文章，感觉到他的孤傲和高洁。他早年所写的文章清新而隽永，对生活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向往，而晚年的文章则老辣纷披，对社会和世事有较多的鞭挞和批评。他既写出了象《荷花淀》那样优美、抒情的小说，又写出了象“不自修饰不自哀，不信人间有蓬莱。阴晴冷暖随日过，此生只待化尘埃。”这样消沉、悲观的诗句。孙犁的作品反差如此之大，以至于读他前后不同时期的文章对他产生判若两人的感觉。这究竟是为什么？一个真实的孙犁到底又是什么样子呢？
       孙犁是热爱生活的，否则无法想象他笔下所描绘出来的那么多美丽风景和人物形象，尽管他出生在国家和民族灾难深重的时段里。伟大的抗日战争，曾召唤无数革命青年投身其中，孙犁也不例外。异常残酷的烽火岁月，却使人民的精神品质和民族勤劳勇敢的优秀传统得到了充分的发扬。孙犁为之而感动，创作了象《荷花淀》、《芦花荡》、《光荣》、《嘱咐》、《风云初记》等一大批以战争为背景的小说。他的小说，“把纷涌的战争风云映衬在白洋淀的月光苇影，以及冀西山地的红袄明眸之中，从而发现那些在日常伦理生活中真正值得珍视的人性之善、人情之美” 。他着力描写、赞扬故乡的风光美和人情美，并塑造了一大批善良纯朴的农村妇女形象。水生妻、秀梅、吴召儿、春儿、妞儿……孙犁不仅描写她们的美丽容貌的特殊素养，而且深入她们丰富、复杂的感情世界，从她们命运的变化反映时代风云变幻。他在文学的世界里构筑他理想的王国。孙犁曾经说过：“文艺虽小道，一旦出版发行，就也是接受天视民视，天听民听的对象，应该严肃地从事这一工作，绝不能掉以轻心”。因此，孙犁的文章，都是他亲身经历，他说：“我回避我没有参加过的事情”，“我写到的都是我见到的东西，但是经过思考，经过选择”。可以说孙犁笔下的那些美丽可爱的人物形象里寄寓了他全部的憧憬和理想。
       然而现实和理想永远充满着矛盾。作为一名解放区作家，孙犁曾一度受到广泛地阅读和推崇，被誉为“荷花淀派”的创立人，与赵树理的“山药蛋派”构成解放区文学的双璧。但正当孙犁在小说中对生活寄予满腔热情时，现实处境却使他越来越感到困惑和紧张。1942年整风运动带来的精神冲击，1946年因发表小说受到的公开批评，土改时因《一别十年同口镇》、《新安游记》等文章被定为“客里空”的典型，以及解放后对知识分子的一连串批判，尤其是1955年批判胡风运动对知识界造成的大规模振荡，这一系列的事件使得身体素质不好并且时刻耽心自己在写文章中犯错误的孙犁长期绷紧的神经终于在1956年春天崩溃。于是便有了后来的“十年荒于疾病，十年废于遭逢”。
       象所有现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命运一样，作家的命运也和时代紧紧相联。当革命一步步走向胜利并逐渐收缩知识分子言说的空间时，有的作家积极投身其间，有的作家在参与和退避之间犹豫徘徊，有的则保持沉默。沈从文、孙犁当属后者。如果说沈从文的沉默中饱含了太多的辛酸和无奈，那么孙犁的沉默则是以一种主动退缩的方式来守护自己的道德操守，尽管此中也有较多的无奈和被迫。
       和沈从文的后半生一直沉默到死截然不同，孙犁“文革”以后，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不仅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而且一反过去唯美的创作倾向，对社会的不公与人性的险恶有较多的揭露批评。比如他在《后富的人》一文中，对社会不公和由此造成的贫富悬殊曾有辛辣的讽刺和批评。他通过一高级住宅处川流不息的拣拾破烂的外地人日常生活的描绘，特别是在一天清晨偶尔遇见一个刚从一幢楼房的垃圾间出来，满身满脸是黑灰的外地来的小姑娘所带给他的心灵震撼，提出了这样的质疑：“国家已经有不少人，先富了起来。这些从农村来城市觅生活的，可以说是后富起来的人吧。”在《芸斋书简——致韩映山》的信中，他列举了一次因简单的答话，使人家认为受了挖苦，以至怀恨在心，结果当这个人后来成为文革中造反派的小头头时，并极尽报复之能事，“其用心之毒，手段之辣，几乎使我丧生”。揭示了现实生活中人性的险恶。
       对于他一生视为神圣的文坛，对其“商贾化”的现象加以了尖锐的批评，并多次指出：“因为文坛文风不正，致使一些本来很有前途的作者，经不住诱惑，走入歧途”。对流行的以“研讨”、“庆祝”等形式“花钱买名声”的做法，孙犁不屑一顾：“‘花钱买名声’，尤其是‘花别人的钱，替自己造声势’，我极不愿为，而耻为之。”
       对于文坛的官场化现象，孙犁指出：“文艺团体变成官场，已非一朝一夕之事，而越嚷改革，官场气越大，却令人不解。”“文艺界变为官场，实在是一大悲剧。”进而他指出：“如果文途也象宦途（实际上现在文坛宦途已经难分），急功近利，邀誉躁进，总是没有好结果的。”他对一些所谓新潮作家的浅薄和无知提出批评和忠告：“当代一些所谓新潮作家，他的处女成名作，也是适合了当时的政治需要，而得以走红。这本来无可厚非，继续努力，自然可成名家。然每当跻身官场（文艺团体也是官场），便得意忘形，无知妄作。政治多变，稍遇挫折，便怨人尤天，甚至撒泼耍赖。这不只有失政治风度，也有损作家风采。”对于文坛上一些丑恶现象，他不无悲愤地感叹：“呜呼！文坛乃人民之文坛，国家之文坛，非一人一家、一伙人之文坛。为什么不允许人注视它，这能禁得住吗？可怜的是，近年来，文坛上的一些人物。不自爱重，胡作非为，人民已经不愿意再关心和爱护这个坛口了。”
       孙犁的文学生涯肇始于抗日战争风云初起之时，延续了近70年。特别是在晚年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他写下了100多万字的作品，迎来了创作的又一个高峰。从早年作品的清新、优美，到晚年作品的切中时弊，不平则鸣和悲悯情怀，他完成了从孙犁的理想到理想的孙犁的人格塑造和人生旅程。回顾平生，孙犁曾感慨万千：“我不知道，我现在看到的，是不是我青年时所梦想的，所追求的。……”曾经怀笔从戎的孙犁，晚年独居陋室，体弱多病，著书不辍，时常思念那些逝去的岁月，在孤独和衰老中咀嚼人生的况味，有时不免热泪盈眶。他曾在一篇题记中喟然长叹：“今晋察冀故人凋谢殆尽，山川草木，已非旧颜，回首当年，不禁老泪之纵横矣。”行文至此，我脑际忽然幻化出清人严遂成《三垂冈》中的诗句：“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这诗句的意象倒是孙犁先生的一生形象的概括，于是，索性将它用作了本文的题目。
       孙犁以90岁高龄终其一生，没有轰轰烈烈，没有大富大贵。他留给世人的唯有那朴素的文字，以及隐藏在那文字下面真诚的人性和火热的心肠，令后来者为之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