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成】徐渭書法評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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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歸臥故里：天道差池與臻玄達聖

徐渭於萬曆十年(一五八二)春返回紹興之前，在北京渡過了一段十分不愉快而且貧寒的客居生活。徐渭在《與柳生》信中道出了這次“北漂”的甘苦：“在家時，以為到京，必漁臘滿船馬。及到，似處涸澤，終日不見只蹄寸鱗，言之羞人。凡有傳簽蹄緝緝者，非說謊則好我者也，大不足信。然謂非雞肋則不可，故且悠悠耳。”[一二七]

徐渭此次來京，除了和上次做客宣府的一樣的謀生目的之外，也有應張元忭之聘而謝其恩這個緣由。他當然不願意住入張府，而客居於張府之側，兼設館課徒。但依靠為人作文、作書畫、教授學生的收入是很微薄的。在流行細膩華滋的呉門畫派的當下，徐渭的畫逸筆草草自稱為“杜撰”之畫，其書法以樸拙荒率的行草為多，正如他所說“高書不入俗眼”，收藏者觀之潦草速成，潤筆想必不高。徐渭在京的生活其實很寒酸，以至於張元忭送他的“羔半臂”即半隻羊腿也打算曬成肉乾帶回老家去。在既無裘禦寒又無酒解饑的“晨雪”，徐渭淒涼地自嘲道：“風在戴老爺家過夏，在我家過冬！”[一二八]但因為他歉了張元忭一家的人情債，“故不得拂衣也”，只好過著“雞肋”般的生活。

這一切，對於過慣貧寒艱苦生活的徐渭來說，並不是在北京呆不下去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還應該是他不能按照體制中遊戲規則而俯仰於世的孤傲所致。《徐渭集》附錄了會稽人章重的《夢遇》，文中記載一個徐渭拒絕張居正任用的故事：“方江陵當國時，欲以翰林待詔官先生，先生佯狂，往往臥臭塹中。作《四聲猿》，有所刺。” 這個故事當然缺乏依據，也能看出徐渭在一般人眼中的生活態度。例如，有一個紹興籍晚輩的翰林朱賡，常常擺官架孒仗勢欺壓布衣，似乎讓他又經歷了在南京與王世貞、謝榛等人的矛盾。這個朱翰林朱賡乃穆宗隆慶二年（一五六八）進士，萬曆中，累官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徐渭在這一時期有一件贈“朱內史”的《白燕三首草書卷》(圖三0)不知是否與他有關。這件作品用萬曆二年(一五七四)翰林院白燕獻瑞的舊事詩，卻是一件精采的狂草作品。朱翰林找徐渭索要畫作並題詩，徐渭毫不客氣的以詩諷刺他：“夏景冬題欲雪辰，翻思炎暑渴生塵。梧桐世上知多少，解得乘涼只此人。”[一二九]更有甚者，他不滿於朱翰林這種世態炎涼的行為，他還逕自寫信去抗辯：“日者於某人書見公及某之言，似以某有意自外於門牆，而高自矜慝，不令人望其顏色。某不惟不能辨，且不敢！”[一三0]徐渭如此聲色俱厲，確實有些“自外門牆”且“高自矜慝”。張元汴想必知道朱賡是在朝廷發展前途很大的一個重要人物，他自然不會站在不闇朝政、且渺視社會地位之別的徐渭一邊。同時，張元汴還自恃對徐渭有救命之恩，常引以禮法來約束徐渭，最後惹惱了徐渭，徐渭大聲怒吼道：“吾殺人當死，頸一茹刃耳，今乃礫吾肉！”[一三一]他寧願被一刀了結性命而不願忍受禮法說教如碎刀子割肉般的折磨，因而精神鬱結，舊病再度復發，終於與張元忭絕交而去。長子徐枚趕到北京來，把已“不穀食”的徐渭接回了紹興。這一年徐渭六十二歲，直到他七十三歲去世，就再也沒有離開過紹興了。

1 㨗戶十年：罷筆悔為他人作嫁衣裳

檢視徐渭書法存世遺作，從萬曆十年(一五八二)至萬曆十七年(一五八九)之間，完全是一個空檔，竟沒有一件作品。徐渭在六十九歲時即萬曆十七年(一五八九)曾慨歎“鄙杜門八年矣”[一三二]，這“杜門”是否就是罷筆八年之喻，即放棄向豪門賣文鬻書畫的舊業，並且向豪門貴胄杜絕交往。

陶望齡在《徐文長傳》中曾記載：“既歸，病時作時止，日閉門與狎者飲醵，而深惡富貴人，自郡守丞以下求見者不得也。嘗有詣者，伺便排戶半入，渭蘧手拒扉，口應曰‘某不在’。人皆以是怪恨之。”[一三三]徐渭晚年“深惡富貴人”，這是他在北京受到張元汴、朱賡等人壓迫之後的心結。這個吃了徐渭閉門羹的就是山陰縣令劉景孟。徐渭自稱“徐渭不在”，將這位縣令拒之門外的笑談廣為流傳。

《畸譜》：“六十一歲。是年為辛巳，予週一甲子矣。諸祟兆複紛，複病易，不穀食。六十二歲。枚至自家，歸，仍居目連巷金氏典舍。冬，枚決析居。予與枳徙范氏舍，枚附其妻葉家。”徐渭六十二歲，即萬曆十年(一五八二)起，他與二子徐枳在范氏舍住了四年時間。他在這裏作《紀異》[一三四]，記了萬曆十年以後好幾次“祟兆複紛”之事。

其一：“鄙自塞上歸，其後再他出，而歸必有異擬。如績，風雨江漲，住杭，不得住者旬餘，至嚴，覺變而返。” 這“變”是什麼事呢？是一條如臂粗的黃蛇“附舟而行，掉槳亦不驚”，又“忽沒不見”。徐渭屬蛇，覺得這是“祟兆”，便取消去績溪吊胡宗憲墓的計畫，從嚴州而返。

其二：“歸臥范氏典屋者數年，一日早起，忽見一八腳物，大如大蜘珠而甚赤，引一絲墜帳簷。鄙戲祝曰：‘倘引凶，引上。’物果引上。又一日，地板下出一蛇，長尺五許，四足而緋唇，遶書案腳數巡，而仍入地板。凡此數件，鄙不右之為吉，而亦不左之為凶也。”

據《畸譜》自述，徐渭晚年這種迷信鬼神，顯然是從嘉靖四十年(一五六一)四十一歲第八次科舉敗北，“自此祟漸赫赫”一脈相承，直到嘉靖四十五年(一五六六)“病易”，“丁剚其耳”而達到神經分裂的瘋狂狀態。這次在北京與張元汴、朱賡翻臉絕交，刺激徐渭舊病復發。張元汴之子張汝霖在《刻徐文長佚書序》中則稱：“歸則㨗戶，不肯見一人，絕粒者十年許，挾一犬與居。” [一三五]

袁宏道在《徐文長傳》中的記敍，以“憤益深”作解，當然更貼近徐渭之心。云：“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顯者至門，皆拒不納，當道官至，求一字不可得。” [一三六]這種“憤”，就是徐渭人生價值錯位與命運悲劇之所致。他在《徐文長三集》卷七有一詩即以《賦得為他人作嫁衣裳》為題，他把自已比喻成“為人剌繡事聊生”的“貧女”，最終“蹉跎兩事頭為白，脈脈停針此際情”。[一三七]他為滿腹才華浪跡一生卻找不到一個合適的社會身份而煩惱，故有《九流》一詩以寄其哀。詩云：

九流渭也落何流？戴髮星星一比丘。
紅袖曾酣樓上舞，黑風仍墮海洋舟。
偷醅畢卓生為酒，辟穀張良死在留。
每枉尊罍思一報，幾時將轄井中投。[一三八]

徐渭原為儒生，卻好丹術自稱“道士”，隆慶中入獄革去生員，便覺自己像一個頭髮已白未剃頭的“比丘”。他回首一生，像畢卓那樣嗜酒，又像張良那樣“辟穀”學道，有時可以有“紅袖”賄酒的得意，但又多是嗟來之食的尷尬，自己像一艘被“黑風”吹颳而墮入浪裏飄搖的孤舟，在社會的“九流”中皆無處可以歸宿，遂發出“九流渭也落何流”的悲鳴呼號並終至“佯狂”！於是，便有了他著名的雜劇《歌代嘯》這“憤世之書”[一三九]。

《歌代嘯》雜劇四出，寫四件事，著重刻畫四個人物。這四件事由《楔子》裏的四句唱詞便做了概括：

沒處洩憤的是冬瓜走去拿瓠子出氣，
有心嫁禍的是丈母牙疼炙女壻腳跟，
眼迷曲直的是張禿帽子教李禿去戴，
胸橫人我的是州官放火禁百姓點燈！[一四0]

這四出雜劇借張和尚、李和尚與幾個男女的荒唐“顛倒”故事，嘻笑怒駡中以泄胸中之憤。徐渭在此劇《楔子》開場《臨江仙》中夫子自道：“謾說矯時勵俗，休牽往聖先賢，屈伸何必問青天！未須磨慧劍，且去飲狂泉。世界原稱缺陷，人情自古刁鑽。探來俗語演新編，憑㤍他顛倒事，直付等閒看！” [一四一]這與他現藏在故宮博物院的《煙雲之興》圖卷和《四時花卉》圖軸所題的同一首詩之“墨謔”、“戲抹”，堪稱異曲同工。以題畫詩怒斥“天道”不公。詩曰：

老夫㳺戲墨淋漓，花草都將雜四時。
莫怪畫圖差兩筆，近來天道夠差池！[一四二]

徐渭晚年繪畫的這種“墨謔”、“戲抹” [一四三]與這一時朝的“憤世之書”一樣，均具有“嘻笑怒駡皆成文章”的旨趣。徐渭有《四聲猿》、四體書、《歌代嘯》四出戲、畫一軸或卷“雜四時”花，皆以“四”字為數，也似乎可以間接論證徐渭生前未署名的《歌代嘯》乃其作品的系列性特徵。

這一時期，傳世作品闕如，還不能充分說明徐渭完全罷筆，但不為善於收藏的豪門作書，也許是其作品傳世極少的原因。這期間，可以記載的是萬曆十四年(一五八六)李如松從遼東寄酒銀五兩，徐渭有《十四年端午遼東李長公寄酒銀五兩》[一四四]詩一首，又附《復李令公書》云：“小畫一幅，扇一把，並詩以見意。劉君傳長公委《世忠堂記》，其行甚促，不及也，俟他便作寄。雖然，僕豈作《世忠堂記》人哉！作書多差落，老憊可知，又極苦小寫，遂不換柬，恕罪恕罪！” [一四五]不過，這些寄贈李如松的畫幅、扇面作品均未傳世。


[一二七] 參見《徐渭集》第二冊《徐文長三集》卷十六，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第四八三頁。
[一二八]參見《徐渭集》第三冊《徐文長逸稿》卷二十一，《答張太史，惠羔羊半臂及菽酒》，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第一0一七頁。
[一二九] 參見《徐渭集》第三冊《徐文長逸稿》卷八，《梧陰洗硯圖，某翰撰索題時值》，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第八七二頁。
[一三0] 參見《徐渭集》第三冊《徐文長逸稿》卷二十一，《與朱翰林》，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第一0二二頁。
[一三一] 參見《徐渭集》第四冊，《附錄》，陶望齡《徐文長傳》，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第一三四0頁。
[一三二] 參見《徐渭集》第三冊《徐文長逸稿》卷四，《再次章君》題注：“鄙杜門八年矣！章君餞葛君遠遊，至與諸座客並艇枉邀，勉為一出。而章君酒佳甚，雲七臘矣，是尊公使君所珍物。《汝墳》、《爾雅》及郭璞都作《汝墳》。”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第七九三頁。
[一三三] 參見注[一三0]。
[一三四] 參見《徐渭集》第四冊《徐文長佚草》卷六，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第一一四五頁。
[一三五] 參見《徐渭集》第四冊《附錄》，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第一三四九頁。
[一三六] 參見《徐渭集》第四冊《附錄》，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第一三四三頁。
[一三七] 參見《徐渭集》第一冊《徐文長三集》卷七，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第二五一頁。
[一三八] 參見《徐渭集》第一冊《徐文長三集》卷七，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第二九三頁。
[一三九]  參見《徐渭集》第四冊《附錄》，脫士《歌代嘯序》，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第一三六0頁。
[一四0]參見《徐渭集》第四冊《附錄》，《歌代嘯》，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第一二三三頁。
[一四一] 參見注[一三七]。
[一四二] 參見《徐渭》書畫集，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第八圖、第二二圖。
[一四三] 參見《徐渭》書畫集，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第十六圖，上海博物館藏《擬鳶圖》款：“漱漢墨謔”；同書第二八圖，南京博物院藏《雜花圖卷》款：“天池山人徐渭戲抹”。
[一四四] 參見《徐渭集》第三冊《徐文長逸稿》卷三，中華書局一九八九年版第七三六頁。
[一四五] 參見《徐渭集》第四冊《徐文長佚草》卷四，《複李令公七》，此信應為複李如松，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第一三六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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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裁此一出：壞翅鶴飛與八法散聖

萬曆十六年(一五八八)，徐渭六十八歲。三月，五十一歲的張元汴病逝於京，靈柩運回紹興。徐渭乘張汝霖弟足們外出，穿白衣至靈堂撫棺痛哭，道：“惟公知我！”不告姓名而去。張汝霖在《刻徐文長佚書序》中記：“余兄弟追而及之，則文長也。涕泗尚披襟袖間。余兄弟哭而拜諸塗，小垂手撫之，竟不出一語，遂行。㨗戶十年，裁此一出，嗚呼，此豈世俗交所有哉！”[一四六]徐渭去拜祭已絕交多年的張元汴亡靈，當然有懷念感謝當年挽救他出獄的舊恩。所謂“惟公知我”者，是解釋自已與張元汴絕交並非忘恩負義，而是別有衷曲之意。既然昔日已經切齒絕交，又何必今日來撫棺慟哭於忘靈，且不留姓名而回避其家人？張汝霖說他追上徐渭見其“涕泗尚披襟袖間”，“竟不出一語”，讓我們不能得出確切結論。張汝霖所說“此豈世俗交所有哉”，是有些拔高乃父與徐渭交誼的虛譽，但他所記“㨗戶十年，裁此一出”倒是實話。從此後的一年，即萬曆十七年(一五八九)始，徐渭的作品便大量出現了。這難道是經歷了多年閉門思想而“裁此一出”的徐渭，在直面死亡興替，人生際遇、政治理念、社會倫理的價值觀念有了更為平和通達的轉換，從而泯滅昔日恩怨？或者仍然是執著於恩怨之間而矛質和難以自處，以至“竟不出一語”？這些，我們均不得而知。但是，徐渭結朿了“㨗戶十年”的生活而“裁此一出”，確實是在這一年。從這一年開始，他的書畫作品驟然增加了，並在他生命的最後四、五年時間，形成了他書法藝術創作迴光返照似的一個高峰期。我們有必要對這一高峰期的情況進行分析研究。

晚年的徐渭愈益窮愁偃蹇， 萬曆十四年（一五八六）冬，他有《雪中移居二首》，形象地描繪了他生活的窘態。其一云：

十度移家四十年，今來移迫莫冬天。
破書一束苦濕雪，折足雙鐺愁斷煙。
羅雀是門都解冷，啼鶯換穀不成遷。
只堪醉詠梅花下，其奈杖頭無酒錢！[一四七]

萬曆十六年(一五八八)秋，面對一家人的生計而一愁莫展之際，徐渭把小兒子徐枳送到了李如松軍營做幕僚營生，這應該是他書法創作驟然增加的誘發因素。第二年，即萬曆十七年(一五八九)二月，徐枳從遼東寄書來，並捎來李如松所贈人參一斤、參人二軀、川扇兩把。這時，徐渭正“脊壞”而重病在床，他作了一首詩，稱“老牛脊壞堪駝馬，小犢書來尚滯遼”[一四八]。本卷所收而藏於故宮博物院的《聞有賦壞翅鶴等十五首四體卷》(圖四三) ，乃是罷筆多年後以楷、行、草多體書寫的一件力作，這是不是為酬答李如松父子，不得而知。但所書前七首詩的詩題內容，倒是徐渭此年的生活寫照。題曰：

聞有賦壞翅鶴者，予嘗傷事廢餐，羸眩致跌，左臂骨脫突肩臼。昨冬涉夏，複病腳軟，必杖而後行，茲也感仙臒之易賦，羨令威而不偕，橫榻哀吟，輒得七首 前刻其五[一四九]。

徐渭把自己比喻成一隻患多種疾病的“壞翅鶴”，“橫榻哀吟”而苟延殘喘。徐渭辟穀不食，也不換衣洗澡，在這一年冬有《至日趁曝洗腳行》[一五0]古詩，就描繪了他一身“積垢”和“赤蝨”的狼狽相。當時徐渭還患有體虛致痛苦不堪的熱毒病，“下體毒潰極楚，兼以襟袍齷齪”，而不能振衣見客。[一五一]但徐渭仍然希圖自己的“胡說”--詩文著述能傳於世，在歷史上不至灰飛煙滅。因之，在領到李如松的人參後十分感激，“哽哽者數日”，仍然不腆老臉復信開口求助於李成樑、李如松父子：“更有一言不識進退：僕有胡說六七百葉，今擬刻其半，得參十五斤足矣！待盡之人，妄希一二語傳後，此故人千百之惠也！” [一五二]也許，正是為了這“參十五斤”，徐渭有《聞有賦壞翅鶴等十五首四體卷》巨製以謝之。

當年冬十一月，二子徐枳為慶賀岳父六十歲生日回紹興，即攜回李如松父子為資助徐渭刻書的人參等禮物，徐渭得以編選刊印了《徐文長集》十六卷、《闕編》十卷。[一五三]由於刻資緊缺，刻工印刷都很粗劣，另有《櫻桃館集》尚未刊刻。前述萬曆二十六年(一五九八) ，袁宏道在陶望齡“架上書”翻到了徐渭生前潦草刊印的《闕編》一帙，稱“悪楮毛書，煙煤敗黑，微有字形”者，應是此刻本。此刻本將《聞有賦壞翅鶴等十五首四體卷》中《橫榻哀吟》七首中的第四、第五兩首刪去，前詩有“年來羅網渾巫蠱”句，後詩有“暮潮秋雨洗龍蛇”句。徐渭忍痛刪去他在黑喑中抗爭“哀吟”最為強烈露骨的詞句，其對政治“羅網”餘悸未除由此可見一斑。另外，也可旁證這一多體長卷書于徐渭刻書之前無疑。“杜門八年”，“裁此一出”，便發出了詩人和書法家徐渭最為強烈的心聲呐喊！

當然還沒有文獻確切記載《聞有賦壞翅鶴等十五首四體卷》是為酬謝李如松父子所書的話，但《徐文長佚草》卷四《複李令公》之二卻記載了徐渭為李成樑書《赤壁賦》事。劄云：“謹奉《赤壁賦》四紙，紫檀詩扇一頭，並是舊書，愧不專辦。” [一五四] 現收藏於北京市工藝品進出口公司的《前赤壁賦行草卷》(圖四四)高二四公分、長三八八公分，與此劄中所云“《赤壁賦》四紙”的紙幅正合，唯一不同的是前者是絹本，而尾署“青藤道人徐渭書於玉屏山館”。徐渭的友人陳守經，號玉屏山人，《徐文長三集》卷七有《過陳守徑，留飯海棠樹下，賦得夜雨剪春韭》詩[一五五]，此卷應為陳守經書。故徐渭為李成樑所書《赤壁賦》應與此件相似或更勝於此卷的另一件。這與他稍後所書之《杜甫秋興八首行草冊》(圖四八)、《白鹿表行草卷》(圖四九)，應該都是徐渭為李氏父子提供的酬謝之作。徐渭晚年把戍邊衛國的遼東名將李成樑、李如松父子引為知己，不斷贈詩贈書畫，除了感恩外，也與想見自己早年置身軍營與軍人為伍的豪邁情懷有關聯。因此，《前赤壁賦行草卷》和《杜甫秋興八首行草冊》、《白鹿表行草卷》三件作品，均是徐渭書作中難得見到的沉雄酣暢和輕鬆超逸之作。這三件大型作品有一個共同特徵，都是獨體書卷，一氣呵成。一般來說，佔卷冊作品多數的徐渭的四體、五體合卷，都明顯有“仿”的傾向，即為了在同一書體中拉開不同書寫特徵，總可以從中細加分辨出一些晉唐宋元某些經典書家的形式元素。而萬曆十七年(一五八九)以後的這三件獨體卷冊，從作者主觀意思和作品客觀狀態來看，均沒有“仿”何體何家的痕跡。如果說萬曆初年《女芙館十詠四體卷》是徐渭多體行書一個擅取經典的結晶之作的話，那麼，《前赤壁賦行草卷》、《杜甫秋興八首行草冊》和《白鹿表行草卷》則可以說是徐渭行書羽化於經典的創新之作，是徐渭獨具一格而標榜後世的行書代表之作，是徐渭行書的“招牌”和“標準件”，最見徐渭書法的“真我面目”。雖然三作均是以行書為主體，而略加草書以調劑，如果細加品味：《前赤壁賦行草卷》草略少則淳厚而多氣血；《杜甫秋興八首行草冊》草略多則蒼勁而多骨力；《白鹿表行草卷》以草法作行書則秀逸而多韻致。

自稱“予不能書”的袁宏道在評論徐渭書法時所用“八法之散聖，字林之俠客”一句作評，實在是後世對徐渭最為精當的評價之一。袁宏道認為徐渭書“決當在王雅宜、文征仲之上”者，應該在“散聖”、“俠客”這個命詞上。莊周《人間世》講了一個喻言：匠人認為“不材之木”為“散木”[一五六]，因為它長得並不規矩、不符合一般取材使用的要求；莊周化為夢中的櫟樹對這個匠人說，我正因其“無所可用，故能若是壽”，讓彎彎曲曲的“散木”竟能“如此其美”地長久長在那裏。徐渭確實是一株匠人認為“無所可用”、莊周卻認為“如此其美”的藝術之“散木”呵！“散”，又可釋為不自檢束，杜甫有詩稱“散才嬰薄俗” [一五七]，把放誕不羈的才人稱為“散才”。所謂“俠客”，豪俠之士也。《漢書-季布傳》：“為任俠有名。[注]師古曰：俠之言挾也，以權力俠輔人也。” [一五八]由是觀之，袁宏道所謂“八法之散聖”，是指徐渭書法看起來有悖於“八法”常態，是“八法”的變相，是用強有力的手段來
“俠輔”“八法”的“俠客”，這正是比王雅宜、文征仲高明處。戲曲家陳汝元在《刻字學玄鈔類摘序》中評價徐渭為“臻玄達聖”，云：

夫法者，跡也。緣法生法，與夫離法會法，臻玄而達聖者，則不以法而以天，必賢豪才俊乃可幾焉。吾鄉徐天池先生書法特妙，固世
所推臻玄達聖者！[一五九]

徐渭之書“不以法而以天”之“臻玄達聖”說，自與袁宏道之“散聖俠客”之義又不謀而合。

如《前赤壁賦行草卷》這種酬謝知己之作，也可以包括《春興七首冊》(圖四七)。徐渭之《春興》八首，頗有一些杜工部《秋興》八首的意韻，堪稱“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的得意詩作。因之，徐渭多次用心抄出，分贈諸友。本卷收入的《春興七首冊》應該是其中一件而存於世者。此冊抄第五首有“七旬過二是今年”句，第三首有“二月四日吾已降”句，應是萬曆二十年(一五九二)二月徐渭生日作詩。但冊尾署款“萬曆辛卯春”，即萬曆十九年(一五九一)。有此差錯的原因可能是筆誤。大約此八首並非同一時間所作，而所抄第七首也許就是上一年萬曆十九年辛卯作，徐渭隨手抄出。《徐文長三集》卷七，刊有其《春興》共八首，從本卷《春興七首冊》未抄一詩有“幾島彈丸髠頂物，敢驚沙上一浮鷗”[一六0]句來看，這應該是萬曆二十一年(一五九三)春為慶賀李如松奉命援助朝鮮抗倭奏㨗所作。《春興七首冊》未抄這一首後作的詩，當然可以稱為“舊抄”。故徐渭給鍾天毓贈送這種只有七首的《春興》“舊抄”時說：“正苦焦渴，蒙惠石碌(正成按：集中石旁錯為隶)，甚感慰。《春興》都漫作，奉覽徒取哂耳！俟當中善抄者來，抄寄耳，腕病不勝書也。……渭頓首。寫完了，忽尋封套，得《春興》舊抄奉上，是詩神不替我掩丒也。” [一六一]顯然，徐渭有多個抄本，他在《與鍾天毓》的另一信中也說到“腕病不勝書”之事，云：“近來日作春蛇秋蚓，無暇作旱斜語。少伺或有句許，當寄去請教。” [一六二]所謂“春蛇秋蚓”指草書，或泛指應酬書。因此，徐渭完全有可能在萬曆二十一年春補抄全部之《春興》八首本寄贈李如松作為賀禮。就收入本卷的《春興》“舊抄”來看，亦是單體行草書冊，草、行參半，頗有“春蛇秋蚓”之率意，當是徐渭晚年書法的“真我面目”。由徐渭多次以冊頁幅式抄寫《春興》詩來看，顯然未把它看成單純以供閲讀的詩稿，而確有以書傳詩和以詩傳書的千秋之想。此冊署“天池道人漫書于梅花館”，而詩有“煖色一天霞影入，寒潮萬裏雪山來”之句，足見徐渭在“腕病不勝書”中亦執著於一種孤高的梅花精神。

為果腹所迫，徐渭開始揮毫應酬，也是此一階段書畫作品增多的原因。徐渭雖已七十高齡，仍然鬻手自給，凡饋送禮物者，必作書、作畫、作詩以酬，這當然也是一種商業性交易，只不過這種不平等交易令人心酸而已。據記載，除了李如松父子有用銀兩酬謝徐渭書畫詩文外，大多以食品與他做交換：有人送魚酒批把，便有《方長公重五餉以江魚枇杷豆酒》詩[一六三]為酬；有人送蟹和鱸魚，便有《陳伯子守經致巨蟹三十繼以漿鱸》的詩[一六四]為酬；有人送十個黃柑，也有《史甥以十柑餉》詩[一六五]為酬。《徐文長佚草》卷二《題史甥畫卷後》中就記道：“萬曆辛卯重九日，史甥攜豆酒河蟹換餘手繪。時病初起，初見無腸，欲剝之劇，即煮酒以啖之。偶有舊紙在榻，潑墨數種，聊以塞責，殊不足觀也。天池山人徐渭書於葡萄深處。”[一六六]重病而貧窮的徐渭對史甥這種趁機進行不平等交易而欲“剝”之劇也無可奈何任人罷布。還有人用白鷳來換取徐渭書法。徐渭有《錢王孫餉蟹，不減陳君肥傑，酒而剝之，特旨》自嘲這種“營口腹”的辛酸。詩云：

鯫生用字換霜螯，待詔將書易雪糕。
並是老饕營口腹，省教半李奪蠐螬。
百年生死鸕鶿杓，一殼玄黃玳瑁膏。
不有相知能餉此，止持虀脯下村醪。

詩尾自註云：“文待詔卻唐王黃金數笏，而小人持一菴餻索字，內之。”[一六七]徐渭是知道自己的字如文待詔文征明的字一樣值“黃金數笏”，如今窮途末路只能換“一菴餻”而徒呼奈何！

當時亦有騙字騙畫者如今日者。徐渭在《柳君所藏書卷跋》中講了一個故事：“余臥病久劇，迄無佳悰。侍筆墨者抱紙研墨，時一勸書，謂可假此以消永日，便成卷軸。既而辭去，輒圖沽諸。柳君悅之而苦囊乏，乃貸錢東鄰，約不缺其子母，歲月既積，算計頗多。閱所點畫，未稱渴驥。然則君茲舉，殆與五百斤買馬骨者何異耶？持過覽觀，不覺感慨！”[一六八]徐渭既為柳君這樣的崇拜者而感動，也為那個姑隠其姓名的“侍筆墨者”對他“時一勸書”的欺騙性商業利益追求行為而惱怒。當然，他的這些被騙走而進入商業市場的書法作品絶非“馬骨”，而是真正值“五百金”的千里馬，同時也證明徐渭書法在當時社會不僅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也具有相當的商業價值。

關於徐渭應酬作品中，值得提到的還有贈陳守經詩的三軸(圖四五)。前面講到徐渭為玉屏山人陳守經所書《前赤壁賦行草卷》巨制時，所引詩題《過陳守徑，留飯海棠樹下，賦得夜雨剪春韭》即為此三件大軸的同一首詩。徐渭因主人“留飯”而贈詩，大約也是為“留飯”而贈書。或者還因多人聚餐見者有份，以致徐渭還用三種書體書出分贈各人。如果說這也是商業交易的話，實在也是菴餻換書的極不平等交易。徐渭大約只好以“留飯”之說詞，記錄下了這無可奈何閑拋閑擲筆底明珠的無奈狀態。這三件作品中，有兩件均屬一丈上下高頭大軸的佳作：其行書執黃山谷的傲岸雄強；其行草則強米南官的超邁恣肆；其草書則前半用行草後半用狂草，得一瀉千里白浪翻滾之勢！品賞詩書之餘，不由人不興英雄末路之歎，為徐渭衰年“病起”勉力揮毫而潸然淚下！
現存世的徐渭最晚期作品即為萬曆二十年(一五九二)署有“壬辰仲秋青藤道士書于石帆山下朱氏之宜園”的《煎茶七類卷》(圖五一)，是難得的清雅秀逸之作，但其實也無非為人抄寫一段商業廣告詞耳！
！



[一四六] 參見《徐渭集》第四冊《附錄》，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第一三四九頁。
[一四七]參見《徐渭集》第一冊《徐文長三集》卷七，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第二九一頁。
[一四八] 參見《徐渭集》第一冊《徐文長三集》卷七，《二月望后，连日风雨甚，不减前年，而是日二儿书至》，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第二六四頁。
[一四九]參見《徐渭集》第三冊《徐文長逸稿》卷四、卷六，《徐文长三集》卷七、卷十二。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
[一五0] 參見《徐渭集》第一冊《徐文長三集》卷五，詩云：“不踏市上塵，千有五百朝。胡為趾垢牛皮高，碧湯紅簷浣且搔，一盆濕粉湯堪撈。徐以手摸尻之尾，尻中積垢多於趾，解禈纔欲趁餘湯，禈襠赤蝨多於蟣。瘴不知搔半死人，叔夜留與景略捫，豕鬛豕蹄爾視為廣庭，比我茅屋一丈之外高幾分，況是僦賃年輸銀。日午割豕才歸市，醢以餡麫作冬至，澡罷正與蟣蝨語，長須喚我拜爺主。往年拜罷號輒已，今年拜罷血如雨，爛兩衣袂，枯兩瞳子！”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第一四五頁。
[一五一]  參見《徐渭集》第四冊《徐文長佚草》卷四，《複某》之二，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第一一二四頁。
[一五二] 參見《徐渭集》第四冊《徐文長佚草》卷四，《複李令公》之三，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第一一一七頁。
[一五三] 參見《徐渭集》第四冊《徐文長佚草》卷四，《複李令公》之一，《致天目兄丈》之二，分別載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第一一一七頁和第一一二八頁。
[一五四] 參見《徐渭集》第四冊《徐文長佚草》卷四，《複李令公》之二，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第一一一七頁。
[一五五] 參見《徐渭集》第一冊《徐文長三集》卷七，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第二三九頁。
[一五六]參見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莊子《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九第一二頁《人間世》。
[一五七] 參見《全唐詩》(上)卷二三三，杜甫《回掉》：“宿昔試安命，自私猶畏天。勞生系一物，為客費多年。衡岳江湖大，蒸池疫癘偏。散才嬰薄俗，有跡負前賢。……”，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第五八一頁。
[一五八] 參見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前漢書》卷三七，《季布欒布田叔傳第七》第一頁。
[一五九]陳汝元，字太乙，會稽人，徐渭晚年的門人。寫有雜劇《金蓮記》、《紫環記》二種。徐渭有《函三館記》記之。《刻字學玄鈔類摘序》載於日本秋明室藏徐謂《玄抄類摘》，劍華氏從日本購回，現藏國家圖書館古籍部。
[一六0] 參見《徐渭集》第一冊《徐文長三集》卷七，《春興》之第七首云：“胡烽信報收秦塞，夷警妖傳自贛州，十萬樓船指甌越，結交鄰國且琉球。不臣趙尉終辭帝，自王田橫怕拜侯，幾島彈丸髠頂物，敢驚沙上一浮鷗。”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第二六二頁。
[一六一] 參見《徐渭集》第四冊《徐文長佚草》卷四，《與鐘天毓》之四，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第一一二二頁。
[一六二] 參見《徐渭集》第四冊《徐文長佚草》卷四，《與鐘天毓》之一，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第一一二一頁。
[一六三] 參見《徐渭集》第三冊《徐文長逸稿》卷四，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第七九二頁。
[一六四] 參見《徐渭集》第三冊《徐文長逸稿》卷四，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第七九四頁。
[一六五] 參見《徐渭集》第三冊《徐文長逸稿》卷四，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第八二六頁。
[一六六] 參見《徐渭集》第四冊《徐文長佚草》卷二，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第一0九五頁。
[一六七] 參見《徐渭集》第一冊《徐文長三集》卷七，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第二九二頁。
[一六八] 參見《徐渭集》第四冊《徐文長佚草》卷二，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第一0九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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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玄抄類摘》、《笔玄要旨》与高書俗眼的反俗書法觀念

中華書局編輯部在《徐渭集》一九八三年版的《出版說明》中說：“徐渭著作還有《青藤山人路史》、《文長雜記》、《南詞敘錄》、《筆玄要旨》及《評注西廂記》、《評注李長吉詩》等。” [一六九]這個說明中漏掉了《玄抄類摘》，而其中的《筆玄要旨》大約根據《四庫全書存目》所記，但也不知據何藏本。上海博物館現藏有徐渭《筆玄要旨》一卷，這是作為《四庫全書存目》的明萬曆三十二年(一六0四)淵雅堂據浙江汪啟淑家藏本刻印。但這個藏本有嚴重問題，一是他用了徐渭于萬曆元年所撰《玄抄類摘》的序(正成按：現藏本序已殘)，而且是一部毫無次序的書法語錄雜匯，可能是對《玄抄類摘》拙劣的傳抄本。實際上，徐渭的詩文集中也並未提《筆玄要旨》一書。這一點，我們只要仔細閱讀一下日本國立古文館所藏江戶時期桃園天皇寶曆五年( 一七五五)秋明書室藏刻本(國家圖書館有劍華一九0二年從東京購藏本)，就可以說明這個問題。日本江戶刻本上不僅有徐渭原序，而且有徐渭學生陳汝元於萬曆十九年(一五九一)編輯僣揆先生刻本時所作的序。序云：徐渭“嘗纂輯《玄抄類摘》一書，未及脫稿而失之，予偶得竊歎為先生去珠。而又竊幸人遺人，得把玩若有所契於衷，顧其書幾經抄錄，先後失次，篇目溷淆，又不無所散失。不揣陋愚為序正而參補之。” [一七0]

徐渭隆慶在獄中據元人蘇霖《書法鉤玄》和元人劉惟志《字學新書摘抄》二書所輯錄的《玄抄類摘》[一七一]，與其他輯抄的歷代書論選本不同處，在於徐渭根據自己的書學理念作了結構性歸類。《玄抄類摘》基本上把上述兩種元人輯本的內容全部選入，原有各則書論標題不變，但打破原書次序編為六卷：
第一卷十六則，分為執筆法、執筆運筆用墨候紙候文及書法、執筆運筆及書法、運筆法四類；

第二卷二十二則，分為書法例、書法二類；
第三卷二十四則，分為書功、書功拾遺、書致、書致拾遺、書思、書候、書丹法七類；
第四卷九則，分為書原、書原拾遺二類；
第五卷三十二則，分為書評、書評拾遺、書評兼書功三類；
第六卷一則，為孫過庭《書譜》一文。

這個編輯結構也正是在徐渭萬曆元年初編序言裏作了說明的。陳汝元是徐渭晚年過從甚密的學生，他在萬曆十九年按徐渭設定的體例重新整理編輯時，顯然是經過徐渭審定的。徐渭在這個體例中除了執筆、運筆等通用術語外，他所羅列的書法、書功、書致、書思、書原等術語範疇，是徐渭書學思想力求系統化的標誌。當然，作為戲曲作家的陳汝元是不會擅自為老師徐渭杜撰這些書學概念的。陳汝元作為徐渭同時代的並經面授的學生，也受到陶望齡的信任，讓他參與了萬曆二十八年(一六00)《徐文長三集》的編輯刻印[一七二]。而時下所傳的《筆玄要旨》雖以“筆元”為“要旨”，而僅止於筆法論，所選書論包羅萬象而無徐渭所厘定的系統性，這正符合陳汝元所指“幾經抄錄，先後失次，篇目溷淆”的狀態，想必就是徐渭“未及脫稿而失之”，又“人遺人”的一部粗製濫造的傳抄本，不宜列為徐渭的著作。

本卷所選徐渭書於萬曆二十年(一五九二)壬辰的《梁武帝等四家評書四體卷》(圖五0)，便是抄冩自已編纂的《玄抄類摘》中的有關內容，連小標題都未變，只是日本江戶刻本也許是據明代手抄本刻印，在文字上有不少錯訛處[一七三]。這除了可以旁證陳汝元於萬曆十九年所編並作序的《玄抄類摘》的真實性，也讓我們可以從這一大型作品中觀察徐渭晚年書法的狀態。 此書是徐渭死前一年所作，但毫無病痛衰頹的氣象。此卷長度在八米多，按宣紙規矩可稱三丈。全文一千四百六十五字，亦用四體寫成。第一段《梁武帝評書》用峭麗的行草書寫成，字字獨立，瘦長中似只見遒勁的豎筆而無橫筆，結字簡略，偶有章草橫、捺雜於頓挫之中，七十五行、行八九字不一，竟無一苟且處。第二段《米元章評書》用行書，頗有米芾筆意，但點畫比米硬朗鋒利，行氣以上下為勢，少了米字八面出鋒的飄逸。第三段《黃山谷評字》，用山谷楷體，以橫勢結字，略似文征明輕鬆地寫山谷大字。第四段《蘇東坡題唐代六家書後》卻不用樸厚的蘇體，而用蔡襄式的二王小草書，但結字不用短而用長。徐渭擬用各體，而又改造各體，矯變各體。此中關要處，即在他所说的“天成”。他說：
夫不學而天成者，尚矣。其次則始於學，終於天成。天成者，非成於天也，出乎已而不由於人也。敝莫敝於不出乎已而由乎人，尤莫敝於罔乎人而詭乎已之所出。凡事莫不爾，而奚獨於書乎哉？近世書者閼絕筆性，詭其道以為獨出乎已，用盜世名，其於點畫漫不省為何物，求其仿跡古先以幾所謂由乎人者已絕不得，況望其天成者哉！ [一七四]

這一段“天成”論，實在解開了我們的幾個大疑問，是徐渭書學思想的精義。徐渭在這裏說：第一，“不學而天成者”，世界上是沒有這樣的事，而是從學習開始，最後達到“天成”：第二，“天成者”並非自然“成於天也”，是從自身挖掘出屬於自己的品格，而不是簡單地迫隨別人亦步亦趨；第三，不僅是書法，天下事壞就壞在人的迷惘，分不出哪些是自已獨創的的，哪些是必須學習別人的，最後既沒有學好別人的東西，又把自已那些“閼絕筆性”、“點畫漫不省”的東西拿去忽悠，“用盜世名”，還自誇“天成”的自家風格！。

另外還有一點插曲，即由編注者在文尾稱“先生評各家書，即效各家體，字畫奇肖”，實有昧于徐渭本意，沒有讀懂徐渭。從這裏我們也可以看出，徐渭花了很大的精力編纂《玄抄類摘》傳於世，就是站在教育學的角度，要後學者善於學習古人，要用“奪舍投胎”的方法去學習傳統，從取捨傳統中進入新創造！他在三十歲左右就有一段名言，是徐渭貫徹一生的書法審美觀念。他說：

高書不入俗眼，入俗眼者非高書。然此言亦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一七五]

“俗”者，從眾也，如此則“天下無書矣”！徐渭一生反“俗”書，追求不與人同的孤高境界，才造就了“臻玄達聖”的書法藝術，樹立起了一座屬於自己同時屬於歷史的藝術里程碑。

有一個文化現象值得注意：在中國歷史上，有幾個書法家的事蹟長久、廣泛地流傳於民間，至今都有他們的“民間故事”讀本放在那裏。這中間有王羲之、蘇東坡、唐伯虎、劉羅鍋、鄭板橋等，當然也包括“徐文長的故事”。這些故事不是由朝廷史官記臷下來的，而是由老百姓一代一代眾口相傳下來的，這就叫“口碑”。徐渭無一官一爵，子孫皆無官故無蔭封，窮愁斃於稿薦之上，其人其藝傳於今五百年，顯然還會久遠傳下去。恰恰相反，一些“淩煙閣”上畫像、正史裏立傳的功臣名將，甚至皇帝老哥自己建的大墓、史書的本紀，老百姓早已把他們遺忘九霄雲外了。對這種狀態，掌握了主流話語威權的帝王很受刺激，以至一百多年後顯赫如乾隆皇帝者，在編修《四庫全書》時竟也把《徐文長全集》列入禁毀書目，禁毀了徐渭的全部著作，阻止它的傳播。因為這種邊緣文人不合作精神對權力意志是一種挑戰，能讓這些自命不凡的帝王感受到一種心靈的驚悚，禁毀也許是可以理解的。徐渭的反“俗”書是否也在寫“俗”書的帝王禁毀之列呢？答案是肯定的：一，“高書”與“俗眼”不可調和；二，書與其人不可分離！徐渭之書不是孤立的存在，它與徐渭的畫、徐渭的詩、徐渭的文、徐渭的《四聲猿》和徐渭這個體制之外的邊緣人是鎔為一體的，他們存在於共同的價值體系裏，他們是一個不可支離的“故事”而永恆流傳。

袁宏道《徐文長傳》云：“文長眼空千古，獨立一時，當時所渭達官貴人，騷士墨客，文長皆叱而奴之，恥不與交，故其名不出於越，悲夫！”[一七六]袁宏道所言確實道出徐渭當年真實的社會和人文環境。但袁宏道“悲夫”者何？是“悲夫”徐渭其人，還是“悲夫”徐渭的這個時代？徐渭“獨立一時”，在生前是孤獨的，然而他亦“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一七七]，並非一般地排斥當世“達官貴人、騷士墨客”。徐渭與湯顯祖失之交臂的故事，可以讓我們清晰地感受到他在拚力實圍孤獨。據《湯顯祖年譜》：於萬曆八年(一五八0)，春試不第。南下，秋離南京，道出宣城，返歸里。[一七八]徐渭當年夏應李如松邀赴宣化馬水口，秋冬之際後才客京。徐渭《與湯義仍》[一七九]中所謂“某於客所讀《問棘堂集》，自謂平生所未甞見，便作詩一首以道此懷，藏此久矣”云云，言明未與湯顯祖見過面，但徐渭卻為之編注《問棘郵草》二卷[一八0]。十年後，即萬曆十九年(一五九一)秋，湯顯祖在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任上被貶廣東徐聞，那時他在徐渭新刻文集中讀到了十年前這首《讀<問棘堂集>擬寄湯君》詩，遂有《寄越中徐天池渭》一首托人寄至紹興。徐渭得詩後這才有機會托一鄉人攜此信並舊詩寄至江西。但湯顯祖時已離鄉赴粵，直到兩年後調任浙江遂昌縣令徐渭已經作古時，湯顯祖才得知徐渭在尋找他。湯顯祖於是感而歎之曰：“《四聲猿》乃詞壇之飛將，輒為之演唱數通，安得生致文長自拔其舌？”[一八一]可惜，這些知己之音徐渭本人並末聽到，他在給湯顯祖的信中說：“頃值客有道出尊鄉者，遂托以塵，兼呈鄙刻二種，用替傾蓋之談。《問棘》之外，別構必多，遇便倘能寄教耶？”同時還附贈“湘管四枝，將需灑藻”。[一八二]由此可以看出，徐渭是多麼迫切地希望與湯顯祖作“傾蓋之談”，以暢述其懷呵！命運多舛亦才高八斗之湯顯祖，與徐渭一樣孤高不群，是十六世紀末那個政治黑喑夜空裏矗立的兩株精神文化的參天大樹，獨立相向而神交於陰陽之域，令人倍感愴神！

但是，徐渭、湯顯祖的時代，畢竟是一個群星熣燦的年代。有人甚至認為，這是一個由封建經濟正向資本主義經濟進展的最有希望的歷史拐點[一八三]。萬曆二十一年(一五九三)，徐渭去世的這一年，代表當時世界級科技水準的醫藥學家李時珍去世，那時蘇州幾乎已變成一個資本主義城市；那一年，湯顯祖的友人利瑪竇將《四書》看成先進文化成果譯成拉丁文寄回意太利，莎士比亞才剛剛稱作演員寫出他的劇本《馴悍記》，東西方似乎在邁向現代社會的同一起跑線上。不期然，萬曆皇帝、崇禎皇帝、李闖王、大西王、康熙大帝、乾隆皇帝攜起手來一同埋葬了這個歷史進程，讓歷史進入越來越黑暗的五百年，直至中華民族瀕臨崩潰的邊緣。這時候，在歷史和文化的漫漫夜空中，才讓徐渭、湯顯祖這樣的巨星依然顯得如此的孤高與燦然！

當然，我們也要看看徐渭他自己的主張。徐渭臨終以前所撰的《畸譜》，如果說是在用一種悲劇的語調述說着出生與長成、才藝與科舉、愛情與婚姻、理想與謀生、師長與朋友、相知與感恩中的今生成敗尚情不能堪的話，那麼，他在為《子毌廟》所撰的那副對聯所表達出對沒世的評價卻格外達觀通透和高蹈自信，為後世見仁見智評說褒貶留下了足夠的空間，包括我的這一部難產的《評傳》。聯曰：

世上假形骸，任人揑塑；
本來真面目，由我主張！[一八四]

二00八年七月十三日初稿於二味石榴堂




[一六九] 參見《徐渭集》第一冊，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第四頁。
[一七0] 參見日本國立古文館所藏江戶時期桃園天皇寶曆五年( 一七五五)秋明書室藏刻本《玄抄類摘》，現藏國家圖書館古籍部劍華一九0二年從東京購藏本第十二頁。
[一七一] 參見《徐渭集》第二冊《徐文長三集》卷十九，《玄抄類摘序》：“書法亡久矣！所傳《書法鉤玄》及《字學新書摘抄》猶足系之也。”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第五三五頁。
[一七二] 參見《徐渭集》第四冊《附錄》，《刻徐文長三集序》尾署：“萬曆庚子春仲吉，翰林院編修同郡陶望齡撰，陳汝之書。”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第一三四七頁。
[一七三] 參見日本國立古文館所藏江戶時期桃園天皇寶曆五年( 一七五五)秋明書室藏刻本《玄抄類摘》第五卷《梁武帝評書》，例如：“王僧虔書，猶如楊州王謝子弟，縱複不端正，變變皆有一種風氣！”以徐渭手抄《梁武帝等四家評書卷》校之：江戶本“揚”錯為“楊”，“奕奕”錯為“變變”。
[一七四] 參見《徐渭集》第四冊《徐文長佚草》卷二，《跋張東海草書千字文卷後》，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第一0九一頁。
[一七五] 參見《徐渭集》第四冊《徐文長佚草》卷二，《題自書一枝堂帖》，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第一0九七頁。
[一七六] 參見《徐渭集》第四冊《附錄》，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第一三四三頁。
[一七七] 參見《詩經-伐木》：“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旦平。”  
[一七八] 參見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譜》第三卷(贛皖卷)，《湯顯祖年譜》，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二五九頁、三一五頁、三三三頁。
[一七九] 參見《徐渭集》第二冊《徐文長三集》卷十六，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第四八五頁。
[一八0] 嘉慶《山陰縣誌》卷二六載：“湯海若《問棘郵草》二卷，明徐渭編。(《問棘郵草》，湯顯祖著，渭所編則賦、詩、贊，卷首總評三則，渭《與湯義仍》書一首、詩一首）。”
[一八一] 參見徐崙《徐文長》十一，引湯顯祖《玉茗堂集》，《王季仲十種》，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二0六頁。
[一八二] 參見注 [一七四]。
[一八三] 參見黃仁宇《萬曆十五年-自序》，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版第三頁。
[一八四] 參見《徐渭集》第四冊《徐文長佚草》卷七，《榜聯》，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第一一六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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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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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已久的大餐

六月雪

文献作，思想出，拜读了。

悟一

期待以久！
可能是繁简字转换问题，有许多错字！

鸿石

当今书坛惟刘公能做这样的学问,拜读了.

朱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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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成

原帖由 悟一 于 2008-7-18 10:54 发表
期待以久！
可能是繁简字转换问题，有许多错字！

感谢各位赐读，并望多赐高见！
因此文是我花四个月功夫用手写板刚刚写出，再简转繁，可谓初稿，未经严格校对，如发现有错误处请当即具体指出，以便我及时改正。在此先谢过了！

阿堃

拜读   学到不少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