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反思唐山大地震

王子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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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思唐山大地震

                                    作者:徐迅雷  更新时间:2006-7-29 22:17:03   来源:浙江新闻在线 2006－02  




都说在地震的废墟上栽了一朵摇曳小花的民族是有希望的民族，因为深爱美丽的人总是心怀美好的向往。在唐山大地震无形的废墟上，在三十年漫长的轮回中，如今栽出了一朵小花，它就是报告文学《唐山警世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不再摇曳，而是沉重。

　　感谢唐山作家张庆洲，在历经多年艰难波折之后，终于能将这本《唐山警世录——七·二八大地震漏报始末》呈现在我们面前；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在京城的出版社“无法通过审稿”的情形下，于2006年年初，用良心和睿智出版了这本“警世录”。这是最好的“唐山大地震30周年祭”。

　　没有遗忘，仍旧疼痛。

　　什么是疼痛？柔石说，连眼泪都没处流的人，这才是人间最痛苦的人。而拿破仑则说，承受痛苦，比死亡更需要勇气。我们知道，以乐景写哀，其哀更哀。在走向盛世的今天，作为一位报告文学作家，张庆洲终于大情似无地揭开了一道伤痛，那是比死亡更大、更强的痛，那是比地震更深、更长的痛。

　　更深之痛，就是漏报。
　　更长之痛，则是隐瞒。

　　历史将永远记住公元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在那个很深的夜，唐山发生了7.8级大地震。仅仅只有十几秒的地动山摇，24万生灵涂炭，16万人滴血负伤。人类虽然无法制止大地震，但死亡那么多人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为之前已经准确地预测出了这场地震，只是有了“预测”之后没有能够“预报”。实际上每次大地震前大自然都会警告人类，在许多生灵在大逃亡时，只是木乎乎傻呆呆自称为灵长类动物的人类没有引起终极的警觉和真正的重视。
　　尽管预测地震至今还是世界难题，可你还真想不到，对于唐山地震的来临，人们已经关注了近十年，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早在1967年，李四光就提请重视对这一带的观测，作为杰出的地质学家，他知道什么地带易发地震，如果那些地区“活动”，那就“很难排除大地震的发生”；1968年，有高度责任心的地震专家杨友宸着手组建唐山地震监测网，几年间，在唐山市区内先后建立了40多个监测点，各监测点都由专人负责，每天报给他数据；1976年初，杨友宸作出中短期预测，认为唐山市方圆50公里里在本年度7、8月份将有5-7级强地震；1976年5月，杨友宸在国家地震局一次会议上郑重提出：唐山在近两三个月内可能发生强烈地震；从1976年7月14日至7月27日18时(距离地震仅9小时)，这前后半个来月时间里，各个观测点发出了大量“大震就要来临”的高危预报！但是，但是，但是！但是蓝光闪过之后，人们进入梦乡，灾难瞬间降临，唐山夷为平地，天灾嘲笑人祸，死难玩弄苍生。
　　唐山大地震同样也给张庆洲一家造成了灾难和苦痛，他的大姐在地震中一只脚被楼板压住，为获一线生机她逼着丈夫用锯把脚锯下来而最终因失血过多而死。然而，比地震更深的痛——“漏报”更是活生生、血淋淋。所以当张庆洲在深入唐山大地震这个事件的内部之后，“就像进入了一个磁场，在错综复杂的矿脉之中，每走一步都会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与隐痛。”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悲剧。地震当晚人们看到了地光，“常识”里竟然是苏修打过来可能放了原子弹，这是如何的时代背景？在那个荒谬的时代，眼看着就要摸着大震的专家杨友宸，却在临震前两天被“组织”通知去“干校”劳动去了！如今已难以考证杨友宸为什么被“左迁”至“干校”，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组织叫你走，想留留不住；组织叫你留，想走走不了。”这就是组织的力量。或许，杨友宸被贬就是“蝴蝶效应”中那蝴蝶振动之翅，不过它最终导致的不是一场飓风而是一场大震。“人走政息”的悲剧其根源是体制性的，而这更致命。历史在这里哭泣，只是人们难以听见那哭泣的声音。
　　体制制度的深层原因，使种种预报变成了一盘散沙。当时高高在上的国家地震局，对唐山大地震的漏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越基层越准确正确，越高端越专权荒谬。上面下来的“领导型专家”是“形而上”的专家，哪里像下面的“土专家”天天在触摸地震。在基层，那个时候竟有那么多优秀的热爱地震预报的业余人士，他们就在地震中心预测地震，哪里是“领导型专家”那样远在“庙堂之高”？不好意思，在“官本位”环境中，这种“领导型专家”的悲哀，至今还在上演。
　　对于这些“领导型专家”来说，一句“地震短临预报是世界难题”，就可以轻松打发一切。偏偏在唐山大地震中，有一个“青龙奇迹”——距唐山市中心仅65公里的青龙县，在大地震中竟无一人伤亡！“青龙奇迹”是扇在唐山大地震漏报者脸上一记响亮的耳光，正像当时有人说的，“唐山砸了个烂酸梨，青龙却无一人伤亡，这让国家地震局不好说。”
　　“青龙奇迹”是一系列“越轨”行为所造就的。国家地震局“有震派”代表人物汪成民是这次“越轨”行为的发端，他在一次会上把“7月22日到8月5日唐山、滦县一带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震情捅了出去。接着，青龙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听到消息后，火速赶回县里“越轨”地把“危言耸听”的消息捅给县领导。最后，县委书记冉广歧顶着被摘乌纱帽的风险拍了板，“越轨”地向全县“捅”出临震消息、预告灾情，要求干部必须在26日之前将震情十万火急地通知到每一个人，由此，青龙县百姓几乎全被“越轨”地赶到室外生活。曾有意识地阅读过地震知识书籍的冉广歧，在帐篷里坐镇指挥，三天没敢合眼。7月28日地震真的来临了，青龙房屋倒塌18万间，但47万青龙百姓安然无恙，而无人伤亡的青龙结果还成为唐山的后方救急医院。20多年后，冉广歧接受张庆洲采访时说：“我心里头，一边是县委书记的乌纱帽，一边是47万人的生命，反反复复掂哪。不发警报而万一震了呢？我愧对这一方的百姓。嘴上可能不认账，心里头过不去——一辈子！”漏报的一万种理由，都抵不上一个良心！
　　“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这本来是一个常识，只要防而有效，人类本来可以成功躲避一场空前的大灾难。可是，面对地震，我们为什么无法建立“宁可错报一千，不可漏报一个”的规则？内外双因时刻都在“捆绑”着当事人。“外因”是为了所谓的秩序和稳定。唐山大地震预报信息汹涌而来的时候，国家地震局有关官员却声称：“四川北部为搞防震已经闹得不可收拾，京津唐地区再乱一下可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预报要慎重！”为了保持首都一带的“秩序”、“稳定”，宁可忽略事关无数百姓生命的预报！至于“内因”，是错报面子拉不下，而漏报则有“集体负责”。“集体负责”在大抵都是可以轻易地变为“谁都可以不负责”的。有了“集体负责”的挡箭牌，加上“地震不可测”这样的幌子，就更用不着为百姓的生命负责了，只要一门心思想着为自己负责就完事了。由此看来，“青龙奇迹”是一个“绝版奇迹”，成了“恐龙化石”，今后不会再有了。
　　而更可怕的是，在漏报之后，为了某种利益博弈，“漏报”的大事长期被隐瞒。隐瞒带来了更长的痛。要不是张庆洲这部《唐山警世录》，这个世界知道唐山大地震漏报的人至今寥寥无几。1996年，张庆洲以震后唐山为背景的长篇小说《震城》出版后不久，他接到一个声音沙哑的神秘电话，一位至今没有透露自己姓名的“深喉”，“捅”给他“唐山市一些地震监测点发出了短期临震预报”的信息，并请他去找知情人杨友宸。几年的艰难采访，才有了这部《唐山警世录》，盖子揭开了，一本书引发了一场人间地震，凤凰卫视在《社会能见度》节目里，做了上下两集专题报道，让这漏报事件透一点光，增一点能见度。
　　极力掩盖真相，其实是一种人性本能，是一种利己的博弈选择。为什么能够轻易做到“欺上瞒下”？那是因为“欺上瞒下”实乃“欺少瞒众”。领导人少好欺骗、公众人多可隐瞒。真实的谎言，毕竟也有巨大的市场。“根本不可能预报预防”的惊天大谎言，一扯就扯了近三十年。对于真实谎言的制造者来说，他们竭力捂着“潘多拉魔盒”的盖子，是害怕随一缕青烟出来的“魔鬼”无法控制；他们大有把“大海倒进杯子”的气概，把大震漏报这个天大的事装进“杯子”盖上“盖子”埋进历史就拉倒算数了。然而，时间的流水是无情的，它能水滴石穿，它能水落石出。蒙蔽一时、瞒骗一地是

转自：中国政治学网

王子庸

多维网: 中国民间反思唐山大地震呼声四起.


据东方日报报道，随着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纪念日的临近，中国民间反思大地震的呼声四起。有地震专家透露，唐山地震事前并非没有预报，只是消息未得到重视。有人则质疑二十四万人不是死于天灾，而是死于文革特殊政治年代的人祸，被当局断言否认。本报唐山地震三十周年专辑，今日是最后一辑。

唐山作家张庆洲去年出版的《唐山警世录》一书，宣称唐山大地震曾经许多人做出预测，但是地震预报却迟迟没有发布，最终导致惨痛后果。张庆洲的惊人言论，打破了当局尘封近三十年的历史。

只顾政争忽视?以け?p ab>据该书透露，当年国家地震局人员出现在地震废墟上时，遭受了唐山人雨点般的石块袭击，愤怒的唾沫和辱骂扑面而来，人们认为国家地震局一直重点监视京津唐的地震活动，如此强度的地震竟毫无预报，他们要负直接的责任。

但实际上，唐山地震十六天前，中国地震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在唐山召开。国家地震局专家汪成民向与会者呼吁注意唐山、滦县一带，并散发三百多份调查表，希望一有临震突变异常立刻报告。

汪成民回京后在国家地震局局长办公室门口以大字报的形式呼吁紧急注意京津地区地震动向。震前四天，北京市地震队认定即将在七月底或八月初京津唐张地区将发生大地震。震前一天，汪成民仍向国家地震局汇报了京津唐地区即将发生大地震的紧迫性。

但这时的中国，政治领域的斗争趋于白热化，周恩来病逝后「四人帮」加紧夺权，邓小平再被打入冷宫，时任中科院领导的胡耀邦失去职位，地震局领导亦受到牵连，日常工作受到干扰，再加上京津唐属于国家的政治中心，慑于政治风险，无人敢拍板向中央汇报震情预报。

但在距离唐山一百多公里的青龙县，虽然震倒了十八万间房屋，但全县四十七万人竟然无一人死亡。张庆洲称，这主要归功于该县领导在震前得到汪成民等人的警示后，迅速决策做出防震准备。

张庆洲一书出版后，中宣部应国家地震局要求将其列为禁书，有关专家被训诫不得再对外乱说话。但该书引发民间对大地震的诸多反思。

华国锋拒接受国际援助

地震本来就是超国界的自然灾难，各国参与救灾为国际惯例。但在极左思潮泛滥成灾的文革时代，接受国际救灾援助无异于放弃自力更生的原则。所以当西方社会向震后唐山伸出援手之际，中国政府对外宣布：中国人民决心以自力更生的精神克服困难，谢绝外部提供的援助。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总理华国锋对唐山灾民说，「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不别人插手，用不别人支援我们！」

「用不别人插手」

「七•二八」地震发生当日，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盖茨表示愿意提供中国人所希望提供的任何援助。次日，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致电中国总理华国锋，称联合国准备帮助救灾。英国外交大臣克罗斯兰宣布愿意提供紧急援助和医药物资。日本外务省已随时准备向唐山发送药品、衣物、帐篷等物品。

七月三十日，外交部正式告知日本驻华大使：中国不接受外国包括日本在内的任何援助。外交部表示，中国人民决心以自力更生的精神克服困难。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散发了《人民日报》一篇声称「中国人民不可战胜」的社论，委婉谢绝联合国提供援助的建议。

病榻上的毛泽东派出以华国锋为团长的中央慰问团到灾区看望受灾民众。据时任北京军区副政委、北京军区抗震救灾指挥部负责人、前国防部长迟浩田在事后回忆，华国锋在唐山灾区表示：「外国人想来中国，想给援助，我们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不别人插手，用不别人支援我们！」

直到三年后，北京才打开接受国际救灾的大门，当年河北湖北等地遭遇水旱灾害，危及数百万人性命。中国政府首次将灾情通报联合国，二十多个国际组织和国家捐赠价值二千多万美元的救灾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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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7月28日3時42分54秒，在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帶，发生了7.8级強烈地震，震中
为11度，地震波及天津市和北京市。这次地震集中在工矿企业集中、人口稠密的城市，造
成242419人喪丧生(包括天津等受灾区)，100多万人受伤，15886户家庭解体，3817人成為
截瘫患者，25061人肢体残废，遺留下孤寡老人3675位，孤儿4204人，数十万居民转眼变
成失去家园的难民。”


以下转自：捌号楼医学论坛

王子庸

敏感性唐山大地震作品仍被禁发布者 yq 在 06-07-27 10:02


在唐山大地震30周年的前夕，香港媒体报道说，这次造成逾24万人丧生的大地震所涉及的人祸因素仍被掩盖并且一些敢于揭露真相的文学、影视作品仍然被禁。

去年底出版的《唐山警世录》一书，揭露唐山大地震是无法预测天灾的谎言，在内地掀起轩然大波。

据报道说，该书作者张庆洲采访过许多当年参与地震预测的专家、官员以及查阅大量数据资料后，发现北京、天津、唐山等各地共100多个地震观测站早于地震前一年，均预报过唐山将于1976年7月爆发大地震。

但当局正在抓革命，不予理会，也没有上报。

张庆洲调查还发现，中共国家地震局对唐山大地震并不是毫无警觉。

唐山地震前十六天，地震局专家汪成民在防震交流会已经表示，要注意唐山、滦县一带发生地震的可能性。

汪成民回到北京之后，在国家地震局张贴大字报，也呼吁注意京津地区地震动向。

在地震前一天他又向国家地震局汇报了即将发生大地震的紧迫性；北京地震局也在唐山地震前4天认定，当年七月底、八月初，京、津、唐地区将发生大地震。

吸取教训

张庆洲本人虽然侥幸地避过地震劫难，但他的姊姊却在这场灾难中丧生。

他说自己写此书就是希望当局可以从中吸取教训，使悲剧不再重演。

张庆洲所写的《唐山警世录》却被当局列为禁书。

这部禁书的作者张庆洲由此受到当局打压，失去工作、居无定所。

张庆洲说："这是罔顾历史，应该正视这段历史。"

"人祸"因素

另外，由香港导演锺少雄所导演的20集电视剧《唐山大地震》，也因被指虚构大地震涉及震前预报未获重视的"人祸"因素，在四川播出八集就被迫腰斩。

该电视剧的艺术总监韩庆敏透露说，电视剧公开播放时遇到问题，因为国家地震局对地震预报问题有意见，要求电视剧改名并且将震前预兆的片段剪掉。

1976年7月28日，中国唐山发生强烈地震。官方报道的死亡人数是24万。

据称，由于京津唐属于中共政治中心，当时又正处于周恩来去世一个月，邓小平被打倒，毛泽东仍在位的一种情势，为了不冒政治风险，中共国家地震局没人敢向中央汇报震情预报。


BBC
又是一个无视人命的证据。这个政府从来就没有把老百姓当人待。老百姓在他们眼里怎么能与乌纱帽相比呢。



安宁
晚霞,
现在写也不晚啊。没亲身经历过的人，很难想像这种天灾人祸。

三十年了，恍如昨日。我姥姥家在天津的整栋房子在地震中倒塌，那条叫幸福里的小街毁于一旦。不幸中的大幸，全家20多人都存活下来。有空我也写一篇“幸福里”。
原新华社副总编辑徐学江披露唐山地震死亡人数如何公布


　　　　　　　　　　　　　　　徐学江

新华网编者按：7月27日，新华社播发通稿《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是如何披露的？》，介绍了30年前那场大地震中的死亡人数字是如何在三年之后才“解密”的。首次公开披露２４万多人死亡数字的原新华社副总编辑，现为本网特约高级编辑的徐学江同志，近日撰文，详尽介绍了这条“迟到新闻”被披露的来龙去脉。本网今日独家播发。

今年7月28日，是唐山大地震30周年祭日。随着这个日子的临近，缅怀死难者和颂扬军民抗震救灾精神的活动和文章明显地多了起来。“地震死亡人数为什么三年后才报道？”这个多年来为群众议论、受到不少文章诘问和批评的话题，再次被提出来。

作为写那篇“迟到新闻”的记者，我觉得有责任利用唐山地震30周年的机会把那条消息如何发出的真相告诉人们，也希望政府部门和新闻从业的后来者们通过这个典型实例认真总结教训，进一步改进重大自然灾害类事件的新闻发布。

1979年11月17日－22日在大连召开全国地震会商会议暨中国地震学会成立大会，我是应邀参加会议报道的新华社记者。最后一天的会议向与会的地震专家们通报了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我感到，这正是全国和全世界等待已久的重大新闻，必须千方百计报道出去。我抓紧时间很快写好“1976年唐山地震死亡24万多人”稿件，送给大会秘书长（国家地震局科研处处长）审核。为了说服他同意发这篇稿件，我陈述了几条理由：一、唐山大地震已过去三年多，伤亡人数至今没公布，中国人关心，外国人也关心，再不公布将更加被动；二、由于一直没有公布官方的伤亡人数，国内外有很多猜测和谣言，如香港报纸就曾报过唐山地震死亡人数超过70万等，与其让猜测和谣言满天飞，不如正式公布真实情况；三、这次会议是个好机会，新闻是从地震会议上获悉的，报道出去比较自然，不需要官方在事隔几年后向外界特别宣布。我的道理基本上说服了秘书长，但他有点犹豫，问“稿件一定要今天发吗？”我看得出，他是想把稿件带回北京请示更高的负责人。我说，一定要今天发，因为新闻讲时效，不能发“昨日”新闻或几天后新闻。我还补充说，这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并不是人为造成的，与政府没有直接关系。我终于说服了他，他就在稿件上签了字。我立即通过电话把稿件传给总社对外部。报道发出后当然成为一则爆炸性的大新闻。

这件事我一直认为自己做得对，因为当时并不是有什么人“要求”我、“允许”我报道此事，而是我出于记者的责任感积极主动争取的结果。我想，如果不是我的坚持，什么时候能公布唐山地震死亡人数实在难说。1970年云南通海大地震造成15600多人死亡的数字不是到2000年30周年纪念会上才披露吗？

我之所以积极争取发这篇报道并非偶然。我是直接参加唐山地震现场报道的40几位新华社记者之一，在一个多月的采访中，我亲眼目睹了那无情灾害所摧毁的一切，看到无数具尸体（几天后因腐烂已无完尸可言）从砖石瓦砾堆里挖出，一车又一车拉到远处路边坑里掩埋的惨状。那场灾难到底夺去多少人的生命，毁灭了多少家庭，坍塌了多少房屋，造成了多少财产损失——全国人民和世界上关心这场灾难的人们所希望了解的这一切，由于当时政治和舆论环境的原因，我们的报道没有给予回答。对此，我觉得政府有责任，包括我在内的报道地震的记者也应感到愧疚。所以，当我得知有关伤亡数字时，一股强烈的责任感驱使我必须把它报道出去。 另外，我当时是一名把中国问题向国外报道的对外记者，比较了解国外舆论对我国地震以及其它自然灾害报道的反应，尤其是“负面反应”，因此总有一种观念，想通过一些报道来澄清事实，以正视听。

作为唐山地震这一我国空前自然灾难报道的一个亲历者，我一向认为，在那次报道中，包括新华社在内的全国新闻界付出了巨大而艰苦的努力，充分报道了广大军民，包括10多万解放军、3万多医疗人员、2万多各条战线的干部奋不顾身、抗震救灾的感人事迹和“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抗震精神，充分报道了党和政府动员和调动全国资源和力量战胜困难的效率和能力，充分报道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是报道成功的一面。但是，毋庸讳言，报道也有严重偏颇。对于人们普遍关心的伤亡情况、破坏情况不作主动报道，就是一个明显的失误。7月29日登在人民日报的第一篇报道唐山地震的新华社通稿《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 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对灾情只用“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这样轻描淡写的话一笔带过。在“四人帮”主要成员之一姚文元的直接控制下，很多报道充斥了当时的政治斗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报道效果。

对灾难性事件的报道，如果把以正面报道为主的方针片面理解、推到极端，变成只报喜不报忧，只报灾不报害，以至于连死伤人数都要刻意遮盖，那就是不折不扣的形而上学，与党的实事求是原则相违背，与人民愿望相违背，是荒唐可笑的。

本人认为深刻总结唐山地震伤亡人数不报和迟报的教训，对政府和新闻机关都有很高价值。我在多篇关于改进突发事件报道的文章中，把它作为典型例子加以引用。1998年发表在《中国记者》杂志上题为“突发事件报道与国家形象”一文，以及后来经过扩充、以相同题目收入2005年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怎样做对外宣传报道》一书的文章中，都引用了唐山地震伤亡报道的例子，希望引以为戒。

时代总是在进步。九十年代以来，突发事件报道的一些禁锢逐渐打破，尺度逐步放宽，特别是2003年“非典”期间，卫生部长和北京市市长因隐瞒疫情、防治不力受到免职处分，使我国灾难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发生转折性的变化。现在，政府部门和新闻机构都规范了突发事件报道机制。国家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执政为民”，“公开”，“透明”，“人民享有知情权”，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共同理念。民政部常务副部长贾治邦去年9月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中国已经不再把自然灾害造成的伤亡和财产损失数字视为国家秘密了。”

进步了，但只是初步的。 多年来种种思想禁锢的影响很难在短时间内烟消云散，出于利害考虑而文过饰非、隐瞒真相的恶习在一些部门和地方干部中仍然存在。 因此，唐山地震报道中的教训绝对不应忘记。

附：新华社１９７９年发出的稿件原文：

新华社大连十一月二十二日电　在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发生的唐山大地震中，总共死亡二十四万二千多人，重伤十六万四千多人。这两个数字是唐山、天津、北京地区在那次地震中死伤人数的累计。这是十一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在这里举行的中国地震学会成立大会上宣布的。

唐山地震的震级为七点八级，震中烈度为十一度。地震发生的地点是人口密集的工业区，发生的时间是三点四十二分五十六秒（北京时间），正当人们沉睡的时候。地震部门事先未能发出预报。由于这些原因，它所造成的损失是很严重的。

□ 新华网

王子庸

专访《唐山大地震》一书作者钱钢：唐山大地震，纪念始于正视.

本想写点大地震当年记忆，写了几段还给丢了，没心思再写，以后再说吧。
这栏标题有点不对头。大地震本身没啥可反思的，天灾么。应该反思的是人为处置的方式。
今天刚看了个展览，对生死观有了新的感悟，待会儿贴点图来先。
那个唐山“抗震纪念墙”据说是个商人所为，死难者的名字要刻上去需要家属掏钱，正面1000元，背面800。这不是发死人财么？后来人们争议起来，当时者又推卸责任。
想想DC的越战纪念碑、或建造NY的911纪念碑，能让死者家人出钱么？


专访《唐山大地震》一书作者钱钢：唐山大地震，纪念始于正视

　　　　　　　　　　　　　　大公报记者：孙志 贾磊

一本《唐山大地震》，钱钢让今天的人们依旧感受到三十年前的黑色创痛。
钱钢说，他这本书想留住「人的死亡，人的悲剧，人在大地震中的遭际。」
三十年前，二十三岁的钱钢肩背手压式喷雾器、身穿防疫队的白色大褂，整日奔波在那片震惊世界的废墟上，用整整三个月的时间，在救灾的同时直接记录一场灾难，并在八年后先后多次回访唐山收集资料。
钱钢是一个剥开伤口的人，一层一层地让你看，让你心里一阵阵发紧，不由不佩服他的勇气。
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祭，我们近距离对话钱钢。
记者：三十年前，您是唐山大地震救援队伍中的一员；二十年前，您在《解放军文艺》上首发《唐山大地震》；而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您能否描述一下在这三个时间节点，您的思想状态是否也有所不同？有哪些改变？
钱钢：让我反过来回答吧。唐山大地震发生三十年后的今天，我特别怀念这些年里相继辞世的几位和我关系密切的唐山长辈。比如，在废墟中顽强坚持十三天后获救的卢桂兰妈妈，地震后带领盲人乐队在唐山街头演唱的资希圣老人，还有蒋忆潮叔叔，他是原唐山市的文联主席，地震时的民政局长，我父母的老朋友。你知道，因为蒋叔叔的安排，使我在救灾的同时就开始了解记录唐山人的故事，因为他的激励，我在一九八四年起，以记者的身份重新采访、追踪、调查，得以完成《唐山大地震》。要说思想状态，也许今天比从前冷静、「成熟」，可是我要说，今天我特别怀念二十年前的状态！──思想活跃，敢作敢为，热血澎湃，一种从禁锢中闯出不久的自由感。这就是大家都在说的「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热潮期。我的「二十年前」和我的「三十年前」，变化可太大了。一九七六年，不可能想象我敢把唐山人民的血泪故事作为自己的追寻焦点，把探究地震的真相作为自己的使命。那年头，有形无形的束缚一大堆啊。那十年的历史，一句话就是：人的解放，人性的解放。
护送孤儿 千万别让孩子哭
记者：《唐山大地震》被称为「全景」、「全方位」的报告文学，而其中精选的「点」，也让人入胜，如果让您想再回忆，哪几点是最打动您本人的呢？
钱钢：孤儿。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护送孤儿的故事。那时蒋叔叔让我作为他的工作人员去护送一部分孤儿到石家庄和邢台的孤儿院，当时的名称叫育红学校。那天早晨我到唐山火车站去集合，所谓火车站根本是一片废墟，天蒙蒙亮，起重机正在吊钢筋。我们听到一片唧唧喳喳的声音，一片蓝颜色。穿着新衣服的孤儿从不同的地方被送过来。一个个布条挂在胸前，上面写某某村叫什么名字、几岁。你们知道，这就是他一生的信息了，如果写错了，他的背景资料一辈子就错了。有的是城里的孩子，家里面可能还有一点财产，什么财产？那个年代中国很贫穷的，可能只有爸爸的一块手表；也可能是爸爸妈妈的两块手表──爸爸妈妈都已经去世了──然后邻居就把手表给孩子左一个胳膊右一个胳膊地戴上；还有的孩子捧着沉重的缝纫机头，那是家里最宝贵的财产。我们就把这样一大批孩子送上火车，我的任务照料这些孩子，因为这些孩子是带着极大创伤的，所以我们到了火车上面，除了负责孩子的吃喝之外，最重要的是转移他们的注意力，给他们讲故事，做游戏。当时蒋叔叔说，千万不能有一个孩子哭，一个孩子哭的话，整个车厢就都会爆发，因为他们都很脆弱，他们只是暂时离开了最悲伤的境界。一路上，这些孩子对我们越来越依恋，火车到石家庄的时候，蒋叔叔就给我们一个悄悄的指令，说不要跟他们说再见，下车扭头就走，因为这时候你要说再见，就不得了，一个小孩哭起来就整体会哭起来。当时火车站是非常喧嚷的，石家庄接的人到了，举着旗子，也有哨子响，我们趁着乱，扭头就走。
地震预报 输在「临门一脚」
记者：我们听到一种说法，唐山大地震是「天灾」，更是「人祸」。您是否同意这种观点？原因何在？
钱钢：我不同意「人祸」这种很政治化、情绪化的说法。首先我们得弄清楚什么叫「人祸」，文革是「人祸」，死了几千万人的「三年自然灾害」也主要是「人祸」，因为它是由人造成的人间惨剧。现在为什么有许多人──特别在海外，都说唐山地震是「人祸」呢？起因是两个：一是唐山地震临震漏报，被认为像非典那样，是被隐瞒被压制了；而这件事现在又不让媒体碰，神神秘秘，好像真有要「捂」的东西。二是因为那是发生在「文革」时期，地震时，全国正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有人很自然地认为中国政府的一切行为都是错的。其实我的《唐山大地震》的第七章《大震前后的国家地震局》，有详尽的「备忘录」。概括说，在唐山地震发生前的两年里，地震科学家对于包括唐山在内的华北地区有强震的危险，有正确的判断，国务院有明确的防范意见（曾下达一九七四年第六十九号文件）。一九七五年，在这个地区发生了辽宁海城大地震，但国家地震局在一九七六年年初仍然把唐山圈在危险区域内。在唐山地震越来越接近的时候，地震工作者们的确发现了许多异常情况，但意见非常不一致，争论很激烈，最终没有作出临震预报。用他们的话说，功亏一篑，输在「临门一脚」。前几年，作家张庆洲先生继续调查，发现了唐山本地几位地震监测者曾有强震预报的事实。但这些预报，在基层地震部门就没有被确认，更没有抵达国家地震局。至于文革的环境，国家地震局的工作受到冲击，都是事实，但把账全算到「文革」和造反派身上，也不合适。毕竟在「文革」早已结束的今天，我们还不能说有把握预测预报一切强震。从这些事实看，说「人祸」是不妥当的。唐山地震是一个尚未被人类完全认识清楚的巨大的天灾。在工作上有教训，也有人在科学技术上有判断失误，但说「人祸」，过了。
高度正视 荒唐年代的故事
记者：您在「政治的一九七六」一节中，记述了那个特殊时代反常的思维──中国政府拒绝国际社会的救援，这在现今许多人看来不可理解。您当时作为一名军旅作家，在二十年前进行创作的时候，提出这种反思，是不是一种很困难的事情？能描述下您当初写作此节的心理状态吗？
钱钢：如果不把唐山地震上纲上线到「人祸」，我要说，我们还是应该高度正视那个荒唐年代的种种荒唐故事。我在八十年代这样写，当然不容易，但我要说，也许并不比现在更难！现在，倒是常听到有人说，「文革」不让写啦，「极左」不让批啦。我写《唐山大地震》之前，中共在胡耀邦主持下，进行了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为目标的「整党」。它使我有可能，在作品中涉及「政治的一九七六」。而且我们的高级干部当时也勇于批左。你在我的书中看到吧，回忆起当时报纸宣扬解放军展示清理银行废墟时「一分钱不少」的明显不实事求是的报道，迟浩田将军说他感到「内疚」──为长期教育他们这样做，他们做了之后又宣扬他们而内疚。我自己也是这队伍中的一员，也是从「左」的年代走过来的。我完全理解那个年代的风气，我自己也是过了许多年，才从「假、大、空」的那一套中走出来的。
灾害应对 政府扮演的角色
记者：中国全国人大于上月审议《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把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纳入法制管理中，您如何评价？如果联系起三十年前的唐山大地震，您认为政府在灾难面前要扮演何种角色？
钱钢：灾害应对是系统工程，包括科学的预测研究、政府的危机管理、公众的协同参与。这三者缺一不可。而政府，扮演着在科学家和公众之间的极其重要的决策协调角色。今天的政府领导，可能本身就是技术出身，但任何决策者都不可能熟悉所有的科学门类。它的角色是，在灾害发生前，动用财政的力量支持减灾研究和预测预防；灾害发生，要动用财政力量甚至国家机器（军队）的力量去救灾。政府重大灾害信息怎么发布是一门学问，它要求政府决策者有丰富的社会科学知识和较高的人文素养，因为面对公众。灾害的监测者永远会用众多的预测，有的危言耸听，有的相互矛盾，政府必须将科学判断和风险控制结合起来，作出正确的应对。唐山地震发生时，震区的青龙县竟然进行了有效的防范，死伤大大减轻，原因是在地震前，县委领导了解到一些科学家的震情反映，向公众打了招呼。所以有的科学家认为，唐山地震，在时间、地点、震级「三要素」上做出精确预报是困难的，但及时把各种异常情况和尚不肯定的震情反映给中央，由政府在北京、天津、唐山地区「打个招呼」，是可能的。当然，灾害可能不发生，「打招呼」付出社会和经济的成本，但这些都是危机管理理应计算在内的。
正视历史 把真相告诉公众
记者：唐山大地震让很多人对于生死有了新的诠释，您也采访过许多失去亲人的幸存者，唐山大地震让您对生死这个人们始终试图探究的终极目标，有了怎样的看法？对于那些自救、他救，以及参与新唐山建设的人们，您有怎样的感想？
钱钢：地震让我们更加珍惜生命，看到人的脆弱和坚强，渺小和伟大，看到「爱」的光芒。有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歌唱道：「人字的结构，就是互相支撑」。是的，我们要互相支撑。在这点上，经历过地震的唐山人和经历过非典的香港人，有共同的命运体验。
记者：一九七六年，中国发生了很多事，现在回头再看，您认为该如何为唐山大地震作一历史的定位和评价，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来说，纪念、反思这一事件的价值何在？
钱钢：唐山大地震是二十世纪人类最大的地震灾害。反思和纪念，能让我们有更正确的态度，面对灾难和历史。反思，纪念，它的第一主角只能是「人」，是在历史的惨剧中付出血泪代价的人民。反思，纪念，又必须从「正视历史」开始。要把真相告诉公众，要允许人民议论、追问。因为人民是所有灾难的承受者，人民是历史的主人。

□　《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