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化启蒙运动(双溪楼笔记之三）

虫甬

“旧”文化启蒙运动(双溪楼笔记之三）
                                                                                 陈崇勇


    近年来，随着国学热的兴起，穿汉服、读经书等活动在民间的少数人群中流行开来，作为中国社会部分向传统回归的一种表象，如果只是像一阵潮流那样，流来，又流去，却没有一些更深沉、宝贵的东西积淀下来，那也只是聊胜于无罢了。
    不妨先将中华文化积淀在现今中国不同年龄层次人群中的分布状况作一些粗浅的分析。
    （有必要先说明一下，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整个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意识都是以反传统为能事的。1949年以前，经济越发达、文化越开放的地区，中华文化的积淀可能越少。受新式教育的时间越长，文化层次越高的人群，中华文化的有形积淀也很可能越少。到了建国后，由于国家机器的参与，对中华文化而言，几乎是玉石俱焚。时至今日，只能“失礼求诸野”了。倒是在一些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相对落后、封闭的地区，才可以看到一些保存较完整的传统文化生态。）
    以年龄划分，出生在1949年前的人群，如今都七老八十了，他们小时候或许上过私塾，读过些《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中华文化启蒙读物，中华文化的有形部分在他们身上，或许有些薄薄的积淀；1949后出生的人群，已经很难接触到中华文化典集了，而在1952年开始推行的简化字，对中华文化的传承是一次釜底抽薪的举措（就是说，从此后受教育的中国人在阅读中华文化典集原件时，连文字关都很难过了）；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使整个社会的年轻人几乎成了中华文化的敌人；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文化得以复苏，许多中华文化书籍得以面世，这让一些立志于中华文化传承事业的人，有书可看，有事可做了；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商品经济的大潮在中国大地上汹涌澎湃，对中华文化而言又是一次无情的荡涤；到了二十一世纪之交，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国学开始渐热，此时也已经是网络时代，有了更便捷的交流方式……
    从以上粗略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华文化在中国不同年龄层次人群中的有形积淀虽有不同，但都普遍浅薄，而且并非随着年龄的增大而递增。将中华文化传承的形势简单图示如下：

虫甬

还有，影响几代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鼓励人民内斗，特别是文革时期的“批判与揭发”，对中国传统社会那种重亲情、友情的维系方式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后遗症影响至今。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由于独生子女家庭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如，“四二一综合症”，由四个老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两个大人：爸爸、妈妈；和一个独生子构成的家庭，对传统文化中所提倡的“孝道”（继承传统文化其实也是一种“孝”的表现方式）产生根本性的颠覆；独生子女，独枝一根，使亲情联系无法向横向发展……等等。这些都会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产生很不利的影响。
    当然，这其中可能会有异数，但就总体而言，在泱泱十几亿中国人中，如今已经很难找出几位像样的中华文化传承者。堂堂的中华民族落得如此境地，可悲可叹之余，也引发了沉痛而深刻的反思。
    其实，中华文化和以西方文化为主体的现代文明之间并没有先前想像的那样不可调和的矛盾，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方面的问题。如同处中华文化圈的日本、韩国等国，它们的现代化进程中并不以反传统为能事，而他们国家、民族、社会由传统向现代化过渡的过程则远比我们顺畅且和谐得多。倒是中华文化圈的宗主国——中国却产生出许多反传统的“创举”，让人感到痛心和无奈之时，也充分领略到历史车轮的无情与诡谲。
    面对现今的中国社会，中华文化传承状况如此不堪，也想到让将来的人们不再在传承中华文化的问题上重蹈我们覆辙，真希望能够发生一次全面、彻底，持久、稳定的“旧”文化启蒙运动！

    下面不妨再以自身经历为例，粗浅地谈一下对传承中华文化方面的个人感受。
    我1968年出生，从小就生长在“批林批孔”文革氛围当中，在我的记忆中，现在仍能哼出的最早的歌曲是“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嘴上讲仁义，肚里藏诡计……这种充满了文化毒素的东西在我那幼小的、如同白纸般的心灵里涂上了一层最初的底色，它可能影响了我后来对中华文化的深入。稍大一些时，借来的小人书《三国演义》，让我看得如饥似渴；看了一场越剧《红楼梦》，也感动得不不行；根本不知道有线装书、繁体字等回事……再大一些时，才开始借阅《西游记》《说岳全传》之类的小说。到了初中时，受风靡一时的电影《少林寺》等的影响，我甚至产生了离校（当时住校）出走的念头。到了高中时，我开始对中华文化中的诗词产生兴趣，并在毕业前有意识地陆续购买了《唐诗鉴赏辞典》《古文观止》《康熙字典》《四书五经》之类有关中华文化的书籍。
      高中毕业后的我，回到乡下当诗人。凭着自己对中华文化的一知半解，制订出学习的基本方法：
      读书：阅读唐诗、宋词、古文观止等古典文学文学著作，遇到自认为好的，就背诵下来；
      识字：把新华字典里的汉字逐个识去，琢磨字意，识别繁简、平仄等；
      抄写：用毛笔抄《草字汇》等，以期掌握行草书的结字、用笔等；
      散步：多在傍晚，沿着山间道路随意行走，或看山看水看夕阳，或思考问题。来了灵感就吟诗，回家后还可能乘兴用毛笔进行书写。
      除了读书、识字、抄写、散步处，我还在做一个颇为独特的《陈诗梦》。受《红楼梦》、《说岳全传》、《西游记》等古典文学作品的影响，构思出一部以“陈诗”为主角，从书院，到战场，最后上天入地等情节的长篇小说，虽然小说最终没能写出来，但这部小说的构思和我旧体诗的创作是有关联的，也使我以“做梦”的方式打开了一条与中华文化之间进行情感交流的私人通道。
1988年秋天，我写下了《神女峰》一诗：
朝发三峡行梦里  烟云上笼玉女峰
大江茫茫东流去  唯此江岸驻江神
清歌一路随风远  自语情思诉佳人
曲曲石径深深路  行行碰雾微微寒
渐入云中渐无语  更上青山更无言
未仰山石横当面  匍匐跻攀似不前
如何云中探玉手  牵我直上碧云间
怎的蒙蒙不见路  旋身兀坐心茫然
      擎我宏宏志  平生当自强
      岂能低顾语  昂然入云中
      直上八千仞  万里云雾未开边
登高眺望空化羽  飘飘云气我为仙
大笑烟云开万壑  长空丽日照高林
      泠泠风激衣  昂扬不可止
      立此高山上  羡彼青云飞
      返身入林中  随心观所遇
山依杂树争红绿  水枕乱石兼声情
静时迎风坐流水  闲来高卧清泉边
岂能山中空度日  往往观望碧云天
谓我神州龙凤土  龙凤腾飞看来年
日日独行高山上  山中之气清且寒
余将诗心寄流水  泉自石出不喜平
奔流宛转碧峰下  喧嚣直向万里鸣
此时的我，内心的冲动不可扼止，我看到了旧体诗的生长空间。也就是说，要写出与古人不同境界的旧体诗并非完全不可能，无论是情感内涵，还是表达方式，以及呈现意境等方面都有我们可以探索的地方（当然这还存在着如何言说与界定问题）。
    可是紧接着不久，这种虚拟情境下的旧体诗写作很快就进入了绝境（所谓绝境，当时只是一种强烈的感受，现在归纳起来大约可分为三方面：一是道统的绝境，即由内圣而外王之道，在现实中已没有了实践的途径；二是文言的绝境，即文言世界与白话世界的断裂；三是自然的绝境，即在古人那里，文言语境与自然世界相对和谐，而现代人的存在与自然有着根本的对立，这使得诗中的“我”追求与自然和谐，从根本上是徒劳的。这三个方面的绝境我都无法度过，只好选择放弃），此时，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存在问题。在无奈放弃旧体诗创作后，我开始尝试写新诗。徜徉在文言与白话之间，使我真切地感觉到文言世界与白话世界之间的断裂存在着一个历史的伤口，它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关。大约在1995年前后，我逐渐确立了以中华文化在现实中的存在状况为依托的抒情主体（即诗中的“我”），同时开始了对中华文化的存在问题进行认真的思考。我的思考从寻求“我”存在的理由开始，然后拓展到对中华文化在现实中的存在状况，再到认识中华文化的存在问题，等等，问题域渐渐形成。
    近年来，我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向了书法这个中华文化遗存在现今中国社会中仍生长着的部分，提出了“汉字的综合之美”、“书法的文化重建”等一系列观点……
    因此，我认为，就传承中华文化这个领域而言，虽说也有无数的技艺高超、知识丰厚的工匠、艺术家或专家、学者之类，但如果就情感投入之专注，忧患意识之深度，思考问题之广度等方面进行综合来看，我还是有一些自信的。
    即便如此，当我沉下心来，想要进入意识的深层，从中华文化中寻找到一种类似于宗教信仰的“情感慰藉”之时，心里依然空落落的，皈依之根没有可能驻扎的土壤。惶恐、焦虑之感始终萦绕心头！为什么会这样？
    除了我们这一代人，在幼年时被先入为主地灌输入那些具有文化毒素的意识，以及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甚至步入社会，我们接受的知识体系是以前苏联或西方知识体系为参照建立起来的，一旦形成认识主体，中华文化就成了“他者”，人们很难再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存在问题”，即便能够认识到问题的存在，由于无根，所有的感受与思考都成了种在纸上的浮萍……等原因之外，是否还存在着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呢？

    （后记：前些日子，也许是因为自己也投了稿的缘故，对九届国展十分关注。昨夜无眠，忽然想到：所谓的“国展”，不过是一场浮浅、世俗的书法狂欢活动而已，何必太在意。还是做自己该做的事，思考自己该思考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