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藩篱

朱中原

一个人的藩篱
——关于当下书法生态和书家生态的随想

朱中原   


接触的人多了，也就对所接触的人有了一些更为深入的判断和了解，对那些自以为是、自吹自擂的人也有了更为深入和真实的印象。

有时想想才会真的明白，作为一个书法家，一个艺术家，他的敌人到底是谁？是他的竞争对手？不是，而是他自己。

一个人什么都可能超越，最难以超越的恐怕还是自己。一个人也可能很容易说服别人服从自己，然而却难以说服自己、改变自己。

在我所接触过的书法家中，几乎没有人说自己不好的，几乎所有的书法家都很相信自己的才华和水准，而几乎所有的书法家都会说别人的字越写越差。为什么？因为艺术家的创作都是极度个人化、个性化的，他创作的标准就是自己的艺术审美标准，他判断别人的标准就是自己的创作标准，所以，一个拿自己的艺术创作标准和艺术审美标准来判断别人的人，永远都会得出别人不如自己的结论。这就是当今书法家的自负之处，也是可悲之处。

曾经跟一位画家聊天时无意中谈到了薛永年、水天中、郎绍君等人，这位画家以前不是搞画的，而是一名部队战士，但他很有才气，也没有经过科班训练。他是个很傲然独立的艺术家，我很欣赏他的这种才气和为人。但一提到薛永年、水天中、郎绍君这些人，他就说他打心眼里瞧不起。他说这些人尽管名气大，其实没什么水平。我说，我同意你的观点，但批评人不能太随意，不能想当然地凭感觉去批评，一定要了解被批评者的学术路径和学术背景，否则就是一种轻率，也挠不到对方的痒处。他又说他很不欣赏他们这些人的文风，他说他喜欢陈传席。我说陈传席是很不错的，但不能因为肯定陈传席而否定了水天中和郎绍君。因为他们的治学路子本来就是不同的。陈传席主要偏重于传统的中国山水画史研究，而水天中、郎绍君等则偏重于中国现代艺术史的研究，陈传席的学术资源大多得益于传统的画史画论，而水天中、郎绍君的学术资源则大多得益于西方艺术史和文化史，他们关注的方向不同，治学的路径不同，文风当然就不同了。这位画家当时对我的话不以为然，但后来的一件事却让他改变了观点。有一天他看了一个画展之后，突然对我说，我发觉薛永年、郎绍君这些人还是很不错的，毕竟是大家。我问为什么？怎么突然改变观点了？他说以前我是对他们了解不多，可能是看多了他们给那些三流画家写的吹捧文章吧，想不到他们真正是高手阿。我呵呵一笑。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倒觉得我这位画家朋友说的话还是有点道理的。一个本来心目中的大家，突然变得扭曲了，当然会让人反感，好的印象也全没了。按照正常的逻辑，人没有名气的时候，说话都特别大胆，唯恐语不惊人；而人一旦有了名气的时候，说话做事都特别谨小慎微，唯恐得罪人。但有时候现实又恰恰相反，人在没有名气的时候，说话做事都特别细致、认真、负责，而一旦在有了名气之后，却往往信口雌黄，甚至是胡说八道，总以为自己一句话就能指点江山，其实是不自量力。大师说话也有不对的时候，也有因为某种原因而说假话或违心话的时候。康有为是碑学大师，但康有为也有胡说八道的时候；茅于轼是当今中国经济学界的大家，但七八十岁的茅于轼也有胡说八道的时候，他经常说“中国要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还说什么房价的上涨完全是市场调节的结果，与政府没有任何关系。这些话连不懂经济学的人都会嗤笑他，何况广大老百姓呢？在我所知道的高级别知识分子中，成名之后胡说八道的就不在少数，如余秋雨经常拿全国人民当傻子，贾平凹最近为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的错字无理辩护，清华大学某校长将篆书错当小隶等等，闹出了尽人皆知的笑话。一个人说错话并不可怕，怕的是说的错话因其地位和名气而误导了一个群体乃至整个社会，更可怕的是，他并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这些人不但没有在学术、艺术上得以突破，反而还不断闹出笑话，实在让人寒心。

名气和地位往往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带给人利的同时，也在扼杀着艺术家的艺术创造力。

有些人无论是在地位上还是在名气上都达到了一定高度，而且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因此其艺术风格就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如我们经常见到的当今刘炳森、欧阳中石、李铎、张海等人的书法。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在艺术上都有所成就了，但正是因为这种所谓的成就，反而束缚了其自身的艺术创造力，或许可以说，这种所谓的艺术成就恰恰就是其自身的藩篱甚至是坟墓。这个藩篱既是社会所附加给他的，也是他自己附加给自己的。因为，当一个人的艺术得到了社会大多数人或者是市场认可的时候，他是不可能会轻易去改变自己的艺术风格的，那么又如何来继续巩固其艺术地位呢？唯一的办法就是炒作，或者说一些信口雌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话来引起社会关注。这个可能经济学家要相对多一点，但艺术家也同样存在。如当今书坛所盛行的“艺术书法”、“激活唐楷”、“回归二王”、“新帖学”、“魏碑艺术化运动”等等之类学术主张。这些学术主张从某种程度上说，在当今特殊的时代语境下，或许都有其一定的学术意义，不同的书法家都能从中找到其可取的艺术养料，但是，若细细考察就会发现，这些学术主张要么是空洞、虚无的，要么就是谬误的，弄不好，会误导整个书坛的创作动向。比如“艺术书法”。什么样的书法又不是艺术呢？“激活唐楷”的提出者说唐楷在当今中国处于弱势地位，那么我想问的是，当“唐楷”被“激活”起来之后，是不是还要“激活”汉隶、“激活”魏晋、“激活”碑学、“激活”其他呢？再如“回归二王”。千百年来，几乎所有的书法家都在学习“二王”、回归“二王”，如今再来谈“回归二王”又有何特殊的学术意义呢？“魏碑艺术化运动”的提出者认为，魏碑是民间书法，其中有很多需要进行艺术改造的地方。魏碑本身就是一种艺术，是中国书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何须再进行“艺术化的改造”呢？那种认为魏碑本身不是艺术、而只是民间书法的观点本身就是狭隘的甚至是错误的。以上诸种学术观点，看似是想冲破自身的藩篱，去创造一种新的学术和艺术体系，而实际上却是黔驴技穷的表现，仍然没有冲破自身的藩篱。

每一个人其实既是一个交往的、开放的个体，也是一个封闭的个体。每一个艺术家，也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艺术个体，因此，每一个艺术个体都会认为自己的艺术体系是最为完善的。这种自信本身是很好的，它有助于艺术家独立的艺术个性的生成，然而，这种自信也同样是一柄双刃剑，它往往会造成艺术家与艺术家之间的互不往来和各自为政。每一个艺术家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山头，那么，山头与山头之间必定是互不相让，互相攀比，你看不起我，我看不起你，结果是谁也看不起谁，谁也不服气谁。中国的很多艺术家，当别人在一个劲地吹捧他的时候，就觉得自己真像是那么一回事了，而当别人都看不起自己时，却会自我安慰，而且还时常跟人说，我自己就是按照自己的路子走，并不是说别人说我不行我就不行。总以为自己是对的是最高的，而且听不进批评、听不进逆言。这是中国文人的一大通病。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国粹主义者往往把中国文化、中国文人夸得太高、太离谱，以至于让现代人对中国传统文人和文化都处于一种朦胧的意识之中，觉得中国的文人和文化似乎真的就是完美无缺的，而实质上，中国的文人和文化一直存在着许多弊端，其中之一就是互相攻讦、各自为政、自以为是，文化体系之间出现严重断裂，原有的文化体系难以再冲破藩篱，生发出新的文化体系。中国的许多文人和艺术家，看似是非常通达、非常有雅量，但实际上却是气量狭小、容不得别人，容不下批评，容不下忠言，更有甚者，还通过不断地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和个别现象，而是一个普遍的整体的现象，而且还有着远久的“文化传统”，你贬损我，我贬损你，互相贬损，互相看不起对方，造成整个艺术界与文化体系之间的封闭、孤立乃至对立，整个艺术界成了一个名利角逐场，艺术家与艺术家之间，学者与学者之间，只有名利的争斗，而少有学术与艺术的交锋。所以，在我看来，中国的文人和艺术家，难以有着西方艺术家那种超验的艺术情怀，难以冲破自身的藩篱。

当然，从另一个层面说，每一个有成就的艺术家，都应该是一座高峰，但是高峰与高峰之间，并没有绝对的高下之分，而只有各自的风格之分。在艺术审美理念上，我们所追求的是和而不同，是求同存异。对待艺术，我们应该有着一种多元的包容的文化心态，既不能盲目地跟风，抄袭、照搬别人的风格，也不能惟我独尊、妄自尊大，不能因为自己突出就贬低别人，不能因为自己是正确的就认为别人是错误的，不能因为自己是高水平的就认为别人是低水平的。

搞艺术是需要一些灵性的，而要想在艺术上有所成就，则需要更高的艺术灵性。没有灵性，那么他所创作出来的艺术品就是死的。高明的艺术家往往能从别人的优秀中发现自己的不足，低俗的艺术家则往往是从自己的“高明”中发现别人的“不足”。有些书法家对于自己的书法创作是明智的，而有些书法家则是愚蠢的。愚蠢的书法家往往会认为自己的就是最好的，而有些聪明的书法家则即使是发现了自己的缺陷，也不会去改正。因为风格一经形成，就容易得到别人的认可，所以，宁烂勿变。已经故去的刘炳森先生就是如此。据一些接近他的人说，晚年的刘炳森先生，其实已经认识到了自身隶书的弊病，但是认识归认识，要不要改变又是另一回事。他并不愿意改变自己的风格，哪怕是提高一点点，在他看来，守住自己的风格就是最大的成功，这是因为风格一经形成，则难变化，二是因为其原有的书法审美风格已经为其奠定了坚实的市场基础，如果更改，则有可能影响其市场走势。因此，变与不变，全在于市场。非不能也，是不为也。然而这仍然是一种狭隘的庸俗的艺术眼光和市场眼光，艺术市场，短期内会倾向于那些善于炒作者和做局者，然而，从长远来看，艺术终究是会倾向于那些真正有艺术价值和艺术眼光的人的。

书坛就是一个坛，一个场，然而，事实上，所谓的坛和场，并不是一个供所有书法家活动的场所，而只不过是少部分人游戏的小天地而已。当今书法家有两个特点：一是爱特立独行，二是爱扎堆。这两者看似是矛盾的，实际并不矛盾。书法家爱特立独行并不是在艺术上具有独立的创作风格和创作理念，而是看不起别人，不能容忍别人，而是喜欢结成小团体、小圈子，各自说话，而书法家爱扎堆只不过扎的是小圈子，这个小圈子与别的圈子是互相排斥、互不相容的。因此，在我看来，所谓的特立独行与扎堆在当今书法家身上其实是统一的。

因此，当今所谓的书法家，很少具有真正独立的包容的学术与艺术心态。特立独行是为了更突出地彰显自身的价值，扎堆同样是为了借助于群体的力量来抬高自己。所以，当代许多书法家的艺术地位，不是靠自身学术与艺术修养的积淀，而是靠不断地贬低对手，不断地拉拢、奉迎自己亲近的人，不断地与名人合影来获得的。在我所看到的几乎每一个书法家所出的作品集中，前面都有长达好几页的与名人、官员和权势者的合影，更有甚者，有的还通过电脑技术，对照片进行造假，将国家领导人的照片与自己的照片拼接到一起，以达到蒙骗世人的目的。由此透露出当代书法家的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急功近利。我并不反对功利，每一个人都有或多或少的成名求利心态，但是，我反对的是急功近利。越是急功近利的人，越是缺少艺术修养，越是缺少艺术修养，就越是难以冲破自身的藩篱。所以我对很多人说，当代书法问题千疮百孔，已经不是哪一个技术环节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书法体制的问题，而是书法家自己的问题。当代书法家在技法上都远比古人聪明，对技法的创造甚至超越了任何一个时代，因为当代的书法家具备了前所未有的信息技术，他们有能力有条件去了解、学习古今中外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艺术，而古人并不具备这个条件。这并不是当代书法家自己的功劳，而是客观条件的优势所在。当代书法家在社会活动能力上也超过了任何一个时代的书法家，实践证明，越是具有活动能力、越是能折腾的书法家，越是有“出息”。但是，当代书法家的个人修养和人品之差却是任何一个时代所无法比拟的。据我所知，某地一位书法家近几年来频频进京，四处活动，已经利用其书法，为其政治仕途打开了一条通道，而据说，所有这些，都是以金钱开道的。在他看来，只要用钱，没有什么事不能办成的。我真不知道，这样的人，进入政界以后，会对老百姓的危害有多大。

吴建军

好文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