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论新著]怀素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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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素身世
     王元军
     公元737年，也就是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正是唐王朝的鼎盛时期。
这是一个为后人津津乐道的时代。就在这一年的秋天，大理少卿徐峤上奏说，今年全国判处死刑的案例只有58起。以前的大理狱院，由于杀气太盛，以至于鸟雀都不来栖息，而今年竟有喜鹊在大理狱院的树上筑巢。不管现在是否已经是危机四伏，毕竟今年还有一个好的表象。
     就在这一年，怀素降生于世。
    怀素的出生地，据《大清一统志》卷37《永州府》记载，大约在零陵县城东门外。论出身，应该算是一个小城镇的居民。
     也许，在这里还得为怀素的确切籍贯问题费一些唇舌。翻开怀素的《自叙贴》，最前面几个字便是“怀素家长沙”，而他的《食鱼贴》中也称“老僧在长沙食鱼”，怀素自称长沙人，其籍贯应该是长沙无疑了。事实并非如此。怀素的确切籍贯应该是今天的湖南省永州市。既不是长沙，也不是长沙零陵。
     按唐代的行政区划，长沙与零陵分属两个不同的州。唐肃宗乾元年间（758—760），改长沙郡为潭州，治所在长沙（今长沙市），管辖长沙、浏阳、醴陵、衡山、湘乡、益阳六县。同时改零陵郡为州，治所在零陵，即今日的湖南永州市，管辖零陵、祁阳（今湖南祁阳）、湘源（今广西部分地区）。长沙属潭州，零陵属于永州，两地不可混同，更无从属关系。
     怀素自称“家长沙 ”，或“老僧在长沙食鱼”，明指家在长沙，这又作何理解？
     事实应该是这样的。怀素在成名之后，久居于长沙，以长沙为家；另外，古人有这样的习惯，即把附近最知名的城市称为自己的家乡，以避生就熟。怀素称“家长沙”有这两方面的原因。另外，早在秦始皇时期，就曾置长沙郡，汉代长沙国的地界也包括今天的湖南全省。所以沿用成例，湖南各地的人都可以称自己为长沙人。比如，明代的书法家李东阳，本来是茶陵人（今湖南茶陵县），也以“长沙人”来自称。因而和尚怀素自称“家长沙”，是一种习惯或对外的说法，并不是他的确切籍贯。
     虽然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值得炫耀的时代，而开元时期又是唐代经济最为繁盛的时期，大诗人杜甫曾满怀激情地回忆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杜甫《忆昔二首》其二）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家在小邑的怀素有多么富庶，他的家中仓廪也看不出多么“丰实”。实际上柳宗元在《捕蛇者说》中，已经向我们描绘了下层人们生活的贫困与无奈。我们可以推断，怀素家里十分贫寒，倘不是如此，怀素就不至于连练习书法用的纸张都买不起了，而只能用芭蕉叶、用盘板练字。当然这是后话了。
     我们不知道怀素的祖辈是什么样的身份，父母是谁，家境如何。也不知道他是否有兄弟姐妹。怀素的出生，没有历史上其他伟人、名人出生时特有的祥瑞征兆，也没有乡亲父老对他的长相评头论足，是像父亲，还是像母亲？将来长大了能做什么？是否有与众不同之处？这一些，史书中全没有显现。我们只能透过零星的文人的笔记、诗文，隐约知道这位刚刚出生的小人的父亲姓钱，母亲姓刘。
     我们还知道他有一个伯祖，一个叔父。伯祖即祖父的兄长，父亲伯父，是一个出家为僧的法师，他的法号是惠融禅师。这位远离尘嚣的法师，喜欢书法，他学的是初唐著名书法家、也为湖南同乡的欧阳询的书法，水平之高，达到几乎可以乱真的地步，其书名远近皆知。这是怀素家庭背景中，惟一一位与书法有关系的人物。这一点重要的提示在暗示我们，怀素后来走上书法之路可能与这位伯祖有关。
     由此可见，怀素没有一个像样的家学传统。因为一个人出身于家学渊源深厚的家庭中，对于以后的成长，对于其以后的社会地位都有着重要的关系。僧人皎然，与怀素生活于同一时代，他自称是谢灵运的十世孙，且在诗中反复述说此事不下十次。无疑他是以此此以自豪的。而据考证，他却是梁吴兴谢眺的七世孙。他的诗《述祖德赠湖上诸沈》说中：“我祖文章有盛名，千年海内重嘉声。雪飞梁苑探奇赋，春发池塘得佳句。世业相承及我身，风流自谓过时人。”他开口闭口谢灵运，就是要通过谢灵运抬高自己的身价。这也可以看出出身与家世的背景的重要性。皎然后来被称为大历诗僧第一人，与这一点不无关系。
     可惜，怀素没有这一些，他能有的只能是对书法的浓厚兴趣和后天的勤奋，所谓勤能补拙。不久书法已为众人所知，以至于怀素那一手清新活泼的草书远非伯祖所能比，连伯祖都反过来研究怀素的书法，这时的乡里人都称“大钱师小钱”。让一位在辈份上高出自己两辈的伯祖反过来揣摩自己的书法，恐怕连怀素自己也始料不及，如果没有超凡的书法水平，是万万做不到的。
     怀素还有一位引以为自豪的叔父，并且对他以后的成长不无提携作用的叔父，他的名字叫钱起。
     钱起，字仲文，为著名的“大历十才子”之一。据傅璇琮先生考证，钱起生于景龙四年（710）左右，天宝九年（750）登进士第，肃宗乾元二年（759）春为畿县蓝田尉，宝应二年（763）以后入朝任郎官之职，卒于大历末或建中初，即780年左右。
     如果这个推断正确的话，那么怀素与这个叔父相差28岁，公元750年钱起登进士第的时候，怀素还是一个14岁左右的少年，已经加入到僧人的行列。一个入世，为“立功、立言、立德”这知识分子的“三不朽”而勤勉进取；一个出世，提前走着一条通常情况下知识分子无可奈何才走的远离尘世的路途。两人走着完全不同的路，无意之间形成了饶有趣味的对比。
     怀素很小的时候，就受戒出家为僧，他的法号是怀素。古人名字，必合祥兆，一般不会“偶然”为之。因此宋人陈恩《书苑菁华》卷18猜测怀素的法号与字的内涵说：怀素一日九醉，挥毫恣意挥洒，所书缣素不知其数，“得非名怀其素者耶？”（“怀”乃怀抱之意，“素”指白色生绢）又说，“凡人真书则藏其草，草则藏其真，得非字藏真耶？”这种猜测很有意思，但是否定当初怀素名字、法号的本意，不得而知。何况，怀素幼时落发，即有法号，此时并不能恣意挥洒于缣素，也不见得已经能够挥写狂草。从字面的意义来讲，“素”有“空”的含义，也有“朴素”、“纯洁”之意。所谓：“见素抱朴，少思寡欲”就是这个意思。看来，长老起这个法号，就是希望怀素能离开尘世的喧嚣，清心寡欲，静心修佛。怀素的字是“藏真”，意义更加明显了，就是要保持本真，不为尘世所染。当然，这也只是一种推测，不知能否成立。后来的怀素既未能静心修佛，也未能真正远离尘世的功利。不久，他就投入到自以为有价值的轰烈烈的事业中去。这当然也是后话。
     怀素为什么年纪尚小就出家为僧，具体原因不明。今天的人们往往以为，可能是由于家境的原因，家境贫寒，无以为生，才选择的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实际上并非都是如此。在唐代，出家为僧往往是出人头地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因为，唐代的寺院往往是文化繁盛之所，其中不乏高僧大师，在文化修养上或者在某一领域有着超人的能力，投靠他们，无异于拜名师。比怀素稍晚的贯林（怀素死后32年出生），7岁时，“父母雅爱之，投本县（婺州兰溪县）和安寺圆贞禅师出家为童侍”（《宋高僧传》）。因为雅爱，才出家做圆贞禅师的童待，说明贯休的父母是为了贯休有一个好的前程才让他出家的。
     另外，在唐代，出家为僧也往往有一个基本的生活条件，甚至条件还十分优越。唐代是佛教的大盛时期，佛教受到不同寻常的厚遇。寺院有自己的土，也有自己的僧祗户，这样的户民要向僧曹捐纳一定的谷物；而犯罪之民及官农亦有的被拨送到佛寺服役。因此出家为僧，起码没有衣食之忧。依怀素小小的年纪，不会深信佛理，自愿去那里修行，当是被家人送入寺院，“幼而事佛”。
     怀素就这样，从幼年开始，就加入到僧侣的行列中。
     
     为草书着迷的小沙弥
     1、经禅之暇，颇好书法
     怀素所去的寺院，离他的家并不远。寺院的名字很文雅，叫书堂寺，在零陵城北约20里处。寺院规模不大，要不然，应当出现在文人的笔记之中，因为寺院在当时是一个开放的文化中心，世俗的文化生活很多都在寺院展开，如听说唱，上香拜佛，欣赏画家的壁画等等。书堂寺的后面有一口井，名叫怀化井。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怀素的生活环境，如此简单、幽静，实为一小小的世外桃源，若在此悄然度过一生，真可以说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身为僧人，免不了事佛，诵经、抄经成为分内之事。由于佛教是从印度流传过来的，因而有些佛经还是梵文。要真正研究佛教，还是需要识读梵文的。书堂寺虽小，但竟然有能识梵文的长老。不管是否感兴趣，怀素在那里要学梵文，并且有着可喜的成就，甚至于达到了翻译佛经的水平。以后他的叔父、那位著名的“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钱起在写给怀素的诗中曾说怀素“能翻梵王字”，当不是空无实据的赞誉之辞。这是青少年时代的怀素在书堂寺学到的第一门学问。当然，在这里，通过学习，他也具备了最基本的文人雅士们应有的知识结构，如认字、习文、作诗，等等，没有这个基础，怀素根本没有可能与当时著名的文人相交往，即使勉强交往，也必将为文士们所轻视。
     很小的怀素，已经渐渐习惯了柔软的毛笔那种奇特的性能，他也逐渐喜欢上了毛笔所展示的奇异、多变的线条。闲着无事的时候，他总是喜欢涂抹一番，以至于很快找到了感觉，最终决定要在书法上有一番作为。
     苦练书法的勤苦与诵经念佛的孤寂看起来并没有多大的不同，但是，一个是用宗教改造自我，一个是用线条展现自我——用法规戒律束缚自己的思想、行为，与用充满神奇色彩的笔墨表达内心所思所想，哪一个更适合于一个天真浪漫的少年呢？无疑，怀素选择了书法。书法使他感受到了艺术的魅力，而有些不守规矩的性格使他的书法中增加了几分跌宕与起伏。
     梁启超曾说：“总而言之，趣味是活动的源泉。趣味干竭，活动便随着停止。……趣味是生活的原动力。趣味丧掉，生活便成了无意义。”①怀素选择了书法，实际上是选择了生活的意义之所在，他的生活的价值，生活的原动力，都可以从他的趣味中得到了最充分的阐释。
     相传，怀素还曾居住于永州的龙兴寺。这个龙肖寺曾经是三国东吴著名将领吕蒙（178—219）的故斋。寺后有一口井，在一次清除淤泥、疏通井底时，得到一方古印，除去古印上的淤泥，擦去印上的铜锈，怀素发现，这方铜印刻的是“军司马印”四字。他很喜欢这方古铜印，随时将其带在身边，怀素每次进行书法创作时，一般要用此印钤盖在自己的作品之上。这段记载见于清人钱泳《履园丛话》十《收藏》之中。
关于怀素发现、钤用“军司马印”之事，明以前的史料中不载，钱泳材料的出处已不可考知。
     1972年河南孟津曾发现一窑铜印，其中有“军司马印”（20枚）、“军假司马”（619枚），以及“部曲将印”、“别部司马”等印。据考证，这些官印所属之官均为“大将军之属官”，《后汉书》有不少记载。考《三国志》卷54《吕蒙传》，吕蒙曾经张昭推荐，拜别部司马，抚定荆州时，还拜偏将军。孙权曾命吕蒙西取长沙等郡，在长沙活动过，“军司马印”有可能是被埋藏于井中的官印之一。实际上明人也曾经指出过怀素钤用“军司马印”的情况。明代著名书法家、书法鉴藏家文徵明的次子文彭在其家藏怀素《草书千字文》的跋尾中记载道：“此卷共用黄素八分，每交接处以汉军司马印钳记，而书名及题年月处亦以是印印之，且素理精密，墨迹如新，真希世这宝也。”文氏是大书家，有精湛的学问和精美的书艺，有鉴定的修养，与有钱有势的藏家多半没有太高的鉴赏眼力和应有的考订知识不同。他们将家藏的法书刻于石上，这就是著名的《停云馆法贴》，现在我们能够清晰地欣赏到怀素的这个刻贴。只是遗憾的是，在《停云馆法贴》之《草书千字文》中，见不到这方“军司马印”，也许是翻刻者根本就没有将这方印子刻上。但是，后来在长安书写的《食鱼贴》中，怀素确实用到过这方古铜印“军司马印”，徐邦达先生在其《古书画过眼要录——晋、隋、唐、五代、宋书法》（第84页）中也有著录，只是不知道笔者哪一天能够亲眼目睹《食鱼贴》真亦，欣赏这一方从唐代的古井中捞出来的铜印所印出来的印文。①
     佛教徒有一种修炼的方法，那就是写经。在佛教那里，一丝不苟的抄经实际上代表了对佛祖的虔诚，它是一种积累功德的行为，抄经不工整，被视为是对佛祖的轻蔑。写经对书法上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除了字迹清晰整洁之外，美观大方也成了写经书法的基本要求。因而以至于形成了专门的抄经体。见之于写经题记中的言论时常有关写经书法的言论。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不妨略举数例如下。
     上海博物馆一号支谦译维摩经卷上卷尾题记云：
     麟德五年（后凉393年）六月九日王相高写竟，疏出，见者莫  （笑）。
     高昌写经《金光明经卷第二》（编号65TINO29）的履跋云：
     庚午岁八月十三日，于高昌城东胡天南太后祠下，为索将军佛子妻息合家写此《金光明》一部，断手讫竟，笔墨大好，言者手拙，具字而已，后有聪  媚  之者，贯其  羲，疾成佛道。
     上引文中所说的“手拙具字而已”，是不能写好经卷面有愧色，这是自谦之辞。据考证此经写于北魏太和十四年（490）八月十四日。①斯797《萨婆阿私底婆地十诵比丘戒本》写于建初元年（405年），卷尾亦题云：
比丘德佑于敦煌城南，受具讽戒，和尚僧法相、戒师宝慧、教师惠颖、时间戒场者、道辅惠卿等十二人到夏安居写到戒讽之文，成，具字而已，手拙用愧，见者但念其意，莫笑其字也，故记之。
     这则题记也表达了同一个意思。既如此，就经文书法而言，少有以草书来抄写的。
怀素踏进了寺院，抄经应该是不可缺少的日课。但是，从现在所能看到的怀素的书迹来看，怀素从来没有写过什么正书，一丝不苟、端正谨严的楷书不是怀素这样极具疏放性格的人所喜欢或者是所擅长的。书法作为一门艺术，没有亲身实践者，往往体会不到其中的乐趣，一旦你被她那无穷的魅力所感染，你就会情愿付出自己的劳动，哪怕是一生都会追寻她。怀素练习书法，渐入佳境，后来几乎达到如痴如醉的地步。深奥的佛理对像他这样年龄的人本来就是晦涩难懂，而枯木式的坐禅更叫他这充满天真稚气的孩童头皮发紧。他只有一个爱好——狂草书法。
     在禅房，人们很少看到怀素在那里“用功”，很少能够听到他的念佛声。虽然怀素自称“经禅之暇，颇好笔翰”，但对书法的痴学程度成了“经书之暇，亦懒得颂禅”，这不免会带来各种非议。而书堂寺后面的那口怀化井，人们经常可以看到怀素在那里洗墨。①怀素所洗的，不是工工正正抄经之后的余墨，而是与佛教无涉的狂草恣意挥洒后的余墨。
这样的不务正业，终于无法为小寺院书堂寺所容。另外，他的性格实在是不适宜于做一个诵经念佛的教徒。因而不久，怀素就离开了书堂寺，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中。好在他没有多少行囊，只有随身携带的凡枝练字的毛笔和其他基本的生活用品，零陵县城又不大，从城西2里处的书堂寺到城东门外的家中，徒步用了一会儿的时间就到了。
     2、蕉叶代纸，盘板皆穿
     回到了家中，这时候的怀素已经该是一位青年了。除了做一此简单的劳动之外，他还是将主要精力投入到自己最喜欢的书法艺术中去。
练字需要几项最基本的开销。墨水不成问题，甚至于用毛笔蘸水练字也完全可以，难办的是纸张。唐代的纸价不能算太贵，有史料记载，永徽二年（651）六月九日，有人曾用60钱买白纸百张。②但是，怀素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加上怀素喜欢写草书，以他须臾之间能纵横挥洒千万张的劲头，购买纸张实在是一大经济负担，无法承受。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怀素可以说是用了不少心机，进行过多次尝试。首先，他在自己的居处附近，种上了大片芭蕉。芭蕉是多年生草本植物，高可达6米，叶子而宽，叶片呈长圆形，长达3米。这样大的叶面，就像一张宽大的宣纸。芭蕉长成之后，怀素折取了一些芭蕉叶，试了试，在芭蕉叶片上挥洒感觉很好。既可以放开手脚，任意挥洒，又可以反复书写。
     等到大片芭蕉长成之后，一片翠绿笼罩着怀素的家，一派生机盎然。在炎热的夏天，顿生凉意，使人惬意非常。怀素就因此为自己的住处取了一个十分富有诗意的斋号——“绿天庵”。“绿天庵”主人每天将自己掩埋在绿色的海洋中，以芭蕉叶为纸，尽情地挥洒，别是一番“洞天”。传说怀素种值的芭蕉一共1万条株，也许是传闻吧，我们先不去管它。有趣的是，用芭蕉叶作为书写材料的，不仅仅是怀素一人。曾与怀素有过交往并写过《怀素草书歌》的戴叔伦在湖南为官时，曾写有一诗《赠鹤林上人》，诗云：“日日涧边寻茯苓，岩扉常掩凤山青。归来挂衲高林下，自剪芭蕉写佛经。”而另一位草书僧、   归郡的怀浚，在乾宁初年的一天，曾经题庭前芭蕉叶上云：“今日还债，幸州县无更勘穷。”（《太平广记》卷98）。
     怀素以芭蕉叶作为书写材料勤奋练字的故事广为流传，甚至成为画家笔下经常出现的一个题材。
     现代著名国画大师李可染先生于1982年所画的《怀素学书图》，就是一件这样的作品。作品中的怀素身置于一硕大的芭蕉树中，他手持毛笔，蹲坐在石头上全神贯注地进行书法的构思与创作。然而由于对于怀素的生平资料没有认真的研究，使这幅画在两个方面出现了背离历史的差错。
     其一，怀素种芭蕉，以芭蕉叶来作为挥洒的材料，是由于其家境贫寒，无法购买足够的纸张。这时候的怀素还是一个年轻人。而李可染先生笑下的怀素，满脸络腮胡须，一副中年时期饱经风霜的模样。中年的怀素已经离开家乡湖南，四处游历，没有可能种植芭蕉。
其二，怀素家境既然贫寒，根本不可能有类似于书童一样的待者服侍左右。而《怀素学书图》的右上部有一书童模样的人远远地看着怀素，作磨墨的样子，这幅画俨然有闲士人的雅趣图。这也是违背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当然，画家的艺术表现水平相当高，加上画家的志望，1987年1月在香港以3.8万港元拍出。1987年11月，李可染同样题材的另一件《怀素学书图》在香港拍得5.5万港元。但我们认为这样的历史题材应该基本反映当时的历史情况为好；否则，传播开来容易形成一种误会。
     徐悲鸿先生曾画得一幅《怀素书蕉图》。画面上怀素坐于石前，在硕大的芭蕉叶上写草书。怀素的形象也是满脸胡须。除此之外，怀素头上还烧有香疤，玄奘三藏法师像的头顶上也没有香疤，到中国留学的僧人如空海等也不曾有“  顶”之事。顶的流行始于元代。①看来，这幅《怀素书蕉图》也有值得商榷之处。
     话题扯远了。一片芭蕉林总应该满足怀素练书法的需要了吧？不尽然。
     芭蕉叶即便是两面都书写，甚至两面都各写数遍，那也不过是片刻之间的事。等待芭蕉叶长大可以书写，好不容易出现的创作热情早就灰飞烟灭了。瞬间的感受往往需要随时表达出来，因而需要简单易书写的书写材料。何况芭蕉的成长还需要耗费人的精神和体力。
最后，怀素想到了一个简单易行的办法。他找来了一个大木盘，还有一块方板，试着在上面书写，感觉很好，木板的纹理不粗也不细，毛笔蘸墨落将下去，不走墨。由于怀素练的是狂草，运笔速度极快，因而墨落在盘板之上，也不聚墨。柔软的笔毫与稍微粗糙的木盘木板接触，不亚于在硬纸上的表现效果。于是这两样东西——木板和木盘成了怀素取代芭蕉叶之后最经常用的书写工作。写了擦，擦了写。就这样，怀素好比练内丹的方士，他潜心探索书法的五彩世界，体验艺术的神秘。
     俗话说，滴水穿石，柔软的毛笔照样可以磨损粗硬的木盘和木块。怀素又将这两样东西用漆漆了一层，这样可以延长使用寿命。可是，漆盘和漆板最后硬是被他写穿了，如此的坚毅和恒心使人不由得对怀素产生深深的敬意。
     芭蕉叶写了不计其数，木板和木盘硬是给他写穿了，那写坏的笔头可想而知更是无法统计了。每次他都把写坏的笔头放在小屋中的一角。有一天，面对这些曾伴随自己艺术成长的笔头，他竟然感慨万千。怀素虽然性情十分狂放，但并不失感情细腻之处，他将废旧的笔头收集到一起，埋在地底下，并在上面盖了一座小塔，称之为“笔冢”。就在笔冢的旁边，有一个小池子，是怀素洗砚的地方，墨经常把池子染成黑色，人称此小水池为“墨池”。①
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么做。
     饮酒以畅志
     记得丹纳的《艺术哲学》曾说过：“一个字眼，一个手势，思想的一个触机，一个破绽，说话的一种方式之间，自有一种呼应，一种征兆，泄露人物的全部内心，全部的过去与将来。这是人物的‘底情’”。②
我以为，泄露怀素全部内心的一种“底情”，观察他的行为的一个有效的方式，是“酒”。认识怀素，不能以一个佛教徒的身份来局限，一旦以此来定位怀素，许多简单的问题将被复杂化。
     怀素是一个具有多重性格的一人。一方面，怀素心中有远大的志向，经过一番“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孟子·告子下》）的功夫，公坚信自己的目标能够实邴 甘愿为了自己的目标，忍受清苦，发奋图强；另一方面，他又具有常人的享乐观，决不放过凡世间的生活与乐趣。他既吃鱼肉，又好喝酒，且饮酒达到“一日九醉”的程度。
     怀素从何时开始喜好饮酒，已无法知道。20多岁的时候，怀素已经广与酒徒词客相交往，与他们终日畅饮于酒肆、客舍以及士人的华堂之上。至酒钱，当然不用怀素发愁。
唐代的酒价，有时很贵，如杜甫《  仄行赠毕曜》说：“街头酒价常苦贵，方外酒徒稀醉眠。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但是，恐怕怀素不会受到酒价的影响。他的狂草书法在年轻之时就已经广为士人所知。依当时书法受世人重视的程度，随意挥洒便可以满足他饮洒的需要。东汉著名书法家师官宜写得一手好字，他很自负，去酒店饮酒，从不带酒钱，酒足饭饱之后，挥毫蘸墨在酒家的墙壁上写上一气，前来观看者要为他付酒钱。等酒钱够用，就把墨迹擦掉。请怀素挥洒的人无疑需要用好酒相待。
     怀素一生爱酒、嗜酒，他这一癖好在很多方面都可以清楚地得以显现。北宋《宣和书谱》中录有宋内府所藏的怀素草书有101件，其中就有涉及到酒的作品6件，它们分别为：《题酒楼诗》、《酒船诗》、《劝酒诗》、《狂醉诗》、《醉僧图诗》、《醉颠贴》。
另外，《唐文拾遗》卷49还收有怀素的《酒狂贴》。杨凝式有《题怀素酒狂贴后》云：“址年挥素学临池，始识王公学卫非。草圣未须因酒发，笔端应解化龙飞。”（《全唐诗》卷715）虽然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目睹怀素这些书迹，但从这些贴的名称上，依然可以感受到这位令世人惊奇的狂僧与酒的分外情感。这些贴中，有劝人饮酒的，有描写酒后狂态的，有狂醉之后挥写诗篇的，有对醉僧图大发感概的。酒之于唐代，很受人们的欢迎，有许多卖酒的店铺，甚至有于专门的酒船。怀素曾在船上饮过酒，还在楼上饮过酒的，因而有为酒写诗、为酒楼题字的，等等。宋宣和年间（119—1125）离怀素去世，约有100年，当时就已经收集到与酒相关的书贴6件，不难想象，在怀素生活的时代，必有更多的与酒有关的作品问世。
出家人不食鱼肉的规矩，大约起始于财朝梁时。梁武帝依《涅  》、《四相品》等经文，制《断酒肉文》。天监中明令僧徒日进一食，食物只局限于菜蔬。自此吃酒肉成为佛门戒律之一。怀素从来没有按佛教规定戒酒戒肉，被明人冠之以“狂僧”的称号也就不足为奇了。
只是，令人遗憾的是，大诗人杜甫与怀素生活于同一时代，全仁甫与怀素的朋友李白、卢象有过交往，对怀素的情况应该有所耳闻。他在《饮中八仙歌》中，对八位酒仙嗜酒及酒后的醉态进行了形象的描写。其中有贺知章的“眼花落井水底眠”，李   “道逢麴车口流涎”，李适之“饮如长鲸吸百川”崔宗之“举觞白眼望青天”，苏晋“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遂“（饮酒）五斗方卓然”，这些人都几乎生活于同一时代，都以饮酒的豪爽而闻名。怀素的狂态，完全可以作为诗人笔下尽情发挥的题材。酒中仙李白就曾写诗称颂怀素的醉态和狂草，但杜甫的诗中却没有怀素，实在是让人感到遗憾。杜甫此诗，据萧涤非先生考证，作于天宝五载（746），地点在长安。此时怀素是22岁的青年，书名已经大盛，但是，尚没有离开湖南，声名还没有达到广为人知的地点。要不然，大诗人一定会用他的生花妙笔描绘出怀素的醉态与狂态的。
     不过，杜甫没有同怀素有所交往，也不排斥是人际之间的隔阂或者书法审美观的不和。怀素曾拜颜真卿为师，而杜甫与颜真卿之间似乎确有一些问题。至德二载（757）的五月，杜甫因谏房   之事而忤唐肃宗，唐肃宗曾诏三司推问，这三司是吏部尚书韦陟、崔光远和颜真卿。当时颜真卿对杜甫未加宽饶，幸亏拉替房   为宰相的张镐相救，才出贬为华州司马。因而对颜真卿的不通人情，杜甫应该是有意见的。要不然，杜甫洋洋万言的诗歌中为什么对于颜真卿抗拒安禄山的功绩未题一字？杜甫对于辅佐颜真卿审理关于自己案件的韩择木，都有称赞书法的诗篇，而颜真卿当时已经名满天下，为什么就一字不提？这很难让人不猜测是由于个人恩怨。同时，杜甫书法主张“书贵瘦硬方通神”，而颜真卿的书法正好是属于“肥腴”的一路。①怀素曾向颜真卿多次请教书法，作为颜真卿的学生，老杜是否会有成见呢？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杜甫与怀素没有交往具体原因党政军有特于进一步研究。
中国的艺术家大体可以分作两类，一是世故的、理性的，一是浪漫的、非理性的。但是，仔细分析起来，怀素却是一个两种类型兼而有之的人物。
     从艺术的表现来说，怀素可以说是浪漫的，其狂态、醉态已成为他最具有感染力的人格力量；但是，他又是很具有理性的，他的行为都是在他的大脑清心策划下来完成的，决不是随意的、毫无目的性的率性而为。比如他的遍访名师，比如他请诸位名人为他写草书歌，都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精心安排的。他没有自我炫耀，但他借别人的笔同样可以为自己涂上一层耀眼的光环，再加上好事者的夸张，于是艺术家被当时的社会塑造成另一个远离真相的人物。
     一般说来，世上有两种艺术最具有吸引力，一是充满了爱心的艺术，一是被压抑和扭曲的艺术，怀素书法应该是属于前者。他的书法倾注了他一生的感情，从对艺术的痴情我们实际上也不难推测对于生活的一种挚爱。食肉也好，喝酒也好，漫游也好，拜访名师也好，这一切若没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是很难持久的。在一定程度上，好名本身就是割舍不了对于现实功利心的表现。试想，心如死灰，又如何能够创作出热烈奔放的艺术品呢？
唐代的韩愈对僧人书法似乎不以为然，认为，书法是凝聚人类感情的高级艺术，所谓喜怒哀乐均可形之于书，作为僧人，小轿车漠了人间的情感与人类的感情，对于展现变动不居的草书，实在是找不到感觉。
     韩愈《送高闲上人序》说：
     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努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岩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
     韩愈的议论，对于怀素来说，看来不是那么适用。
     酒对于一般人来说，也许可能只是一个嗜好而已。僧徒中自然有不少人喜欢饮酒，但他们饮酒往往是看破人间红尘，甚至看破佛家戒律，及时行乐的一种表现。唐僧寒山有诗《有酒相招引》云：“有酒相招引，有肉相呼吃。黄泉前后人，少壮须努力。玉带暂时华，金钗非久饰。张公与郑婆，一去无消息。”总之一句话，酒往往使人消沉，使人无所作为。
但对于怀素来说，情况就不同了。固然酒可以表明他的漠视戒律，不过佛法，但同时也成为他达到艺术追求的一个手段：那就是以强烈的刺激激发他的创作欲望，并使之达到近乎痴迷的兴奋状态。
     呼叫狂走，手舞足蹈，肢体的运动使精神得以更畅快淋漓地宣泄——而纸只不过是这种精神的一个载体。酒也许并不是艺术所必须的，但它可以成为一种兴奋剂，促成通达，促成疏放。正所谓不羁的精神，往往通过不羁的形式表现出来。也许这很容易使人想起盛唐风骨，这种风骨的核心是强烈的自我表现欲，它成为人类艺术活动最根本的最原始的驱动力。被人们所称颂的“酒神精神”是否从此可以找出部分诠解呢？
     凭借酒的驱动，依靠狂的发泄促成艺术的诞生，在唐代已成为见多不怪的现象。如泼墨山水画家王默，这个人就是“醉后，以头髻取墨，抵于绢画”。而有意思的是王默的学生顾况虽不是以酒作催生剂，但他很注重周围气氛的渲染。封演《封氏见闻录》卷5《图画》中说：每当作画时，顾况先要在地上贴数十幅绢，然后研墨调色，各置一器中。让数址人击鼓吹号，上百人齐声呐喊。顾况身穿棉袄，将头缠起，饮酒至半酣之时，绕地上的绢走上数十圈，然后用墨作画，用色点染。之后，用一条长巾，一头将画盖住，让人在上面坐压，顾况抓住长巾的另一头，用力摇曳。最后根据形势再画成峰峦与岛屿的形状。
     实际上，顾况的创作，虽有狂态，但是，其中已经掺杂了太多的人为制作的痕迹，比起怀素一气呵成的气势已经相去甚远了。
     饮酒、狂醉是身为佛徒的怀素最惊人之举，倘若没有这一点，怀素能否为无情的历史淹没尚不可知。正如李白在《将进酒》中所说的：“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到处充满中庸之道的生活圈子里，一旦出现一点过激的举动或行为，便会引起格外的关注，甚至大力渲染，加重其离奇色彩以增加新鲜感。饮酒的是一位僧人，又是著名的书法家，于是酒的作用被写得神乎其神，使怀素颠狂到飘飘欲仙的神人了。其实谁都知道，酒精的刺激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使人一事无成。历史上大凡能在“雪泥”上留下“鸿爪”的人物，特别是没有政治地位的人物，总是要在某一方面有异于常人之处。
     因此，他在具有一个传统的文人具有勤奋之外，还有洞达而又开脱的境界。一个艺术家，勤奋固然是能成就他的艺术才华的重要因素，但不是他艺术特色形成的根本原因。艺术的特色与人的特性有直接的关系。综观历史上的著名书法家，凡是有与众不同的成就者，无不是在为人性情上有不同凡俗之处。王羲之如此，颜真卿如此，怀素更是如此。
嗜好喝酒与擅长草书，是怀素最大的两个特色。“饮酒以养性，草书以畅志”也许饮酒是引发他的草书创作热情的一个诱因。
     行文至此，也许还得谈一点人们一直讳莫如深的话题。有研究者认为，怀素作为一个正常的男人，有性欲，但是娶妻与嫖妓都不敢为之，本能不敢发泄，只能强烈地压制，因而心灵骚动不安，异常痛苦，便借助于喝酒来发泄心中的狂躁之气，愈唱愈狂，愈狂愈唱，不可遏止的情感，便以狂逸的草书来倾泄。①
     按照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人的心理分为意识和潜意识两个对立面，存在于潜意识中的性本能是人的心理基本动力，是支配个人命运、决定社会发展的力量。因而对于基本的性本能的分析也有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怀素。我们也想从这一基本点入手进一步研究怀素，但是，毕竟没有一点资料透露出这方面的信息，也许怀素曾有过“红杏出墙”，因为种种迹象表明，他敢于享受，也是一个苦行僧，他有荣誉，有金钱，也享受豪华奢侈的生活，是一个“穿着袈裟的士人”，难道会惟独在性方面守身如玉？但是，即便有，他的朋友，以及为他写草书歌的人也不会在他们的作品中加以指陈。即使再如何旷放，性方面的放肆总是不合乎中国人的道德规范，何况以怀素僧徒的身份，这方面更是不便言说。因而怀素不念经，不事佛，敢于吃鱼吃肉饮酒的事可以被大肆张扬，性方面总是被付诸阙如。
     如果，怀素确实在生理欲望方面没有突破佛家戒律的话，我们还是应该承认，在怀素那里，酒作为排泄性欲望的功能也不能被完全排斥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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