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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周汝昌与刘正成-北京晨报《翰墨》周刊[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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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9-18 09:19:1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这个贴子最后由书法在线在 2006/09/18 05:01pm 第 1 次编辑]

24568
北京晨报《翰墨》周刊2006年9月18日[第三期]
 楼主| 发表于 2006-9-18 09:38:04 | 显示全部楼层

对话;周汝昌与刘正成-北京晨报《翰墨》周刊[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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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红学难 讲书学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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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汝昌与刘正成关于书法的对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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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周汝昌先生不仅是国内学术界的泰斗级人物,而且在书法领域有着极其深厚的造诣。刘正成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书法家、书法史家,他们二人关于书法的对话引发了许多值得思考的话题。本报将分期连载二位学者的对话文章,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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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正成:作为后学,我一直仰慕周先生在学术与书法上的造诣。这几天我又认真阅读了您新近出版的《永字八法——书法艺术讲义》。在此之前,我还曾看过您在北大进行的两次有关《红楼梦》的讲演纪要。今天我提的问题都是您在书中及讲演中涉及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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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汝昌:这要涉及到中华文化中高层次的东西。《永字八法》一书您已见到!今天谈书法就方便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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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正成:周先生在北大有关“红楼梦与中国文化”的讲演中,着重阐述了两者关系的密切,认为一部《红楼梦》,几乎涵盖了中华文化中主要的精神,其中包括孔圣的“仁术”与中国文人才情的结合,而且您同意晚清学者把曹雪芹的书列入经、史、子、集中的子部,称之为“曹子”,归入哲人的著作,可见评价极高。早在二十年前,我还读过您的《红楼梦新证》,那本书可谓是继胡适新红学之后又一部里程碑式的红学著作,这方面周老已经是著作等身了。在《永字八法》的自序中,您说:我对书学下的功夫,比对红学多得多。那么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周先生讲书学比红学等学问都难,这个难到底难在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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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汝昌:这个问题好,这么多年来文化界朋友还没有提过这样的问题,您是第一位,真是大有意味。但是因为先前没有人提过,也就没有准备,回答也只能是即兴式的。我想第一,不管《红楼梦》的内涵涉及到中华文化多么高的层次,它毕竟是有内容、有字迹在,一切的精神活动都包含在一个完整的体系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还可以有形迹去捉摸,而书法就大大的不同了。为什么呢?如果说书法是没有迹象的,但一幅字、一行字,哪怕是一个字的一点一画,怎么能说不是迹象呢!但这个迹象是什么,又的确很难界定它。书法与绘画最大的区别正在于此。绘画不管是写意还是工笔,都不能脱离外物的那个形,以形写神是绘画中一个人所皆知的常识。但书法中的那个形迹,又有谁能够说清呢?以“永”字来说,它的篆书写法为,有水流的迹象,因为水是长流的,引申就为“永”字。通常水的形态是平的或称之为是躺着的,但篆书的却是立着的,篆书中从水生发出来的字如泉、川、渊等字也都是立着的。现在“永”字演化成这样,如果不懂汉字渊源的,怎么能够看出它与水的关联?事实上,现在的这个“永”字已经脱离了具体的物象,也超脱了具体的物象,而接近于一般意义上的“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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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正成:这个“相”是木字旁的那个“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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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汝昌:对,它已经不是那个形象的“象”,而是那个二木(目)不成林的“相”。我要说的第二点是,书法这个“相”是什么,又无以明知。它与形象的“象”之间已经不是两个字之差!佛经中“相”与“象”的区别极大。粗略地讲,在佛经中,“相”已经成为一种观念、一种认识,而不再是具体的形状。因此,我认为中国书法中的迹象,只能说是“相”而不再是那个较为具体的“象”。实际上,即便是“象”,在中国的文化中也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那么具体。中国文字的“六书”中有象形的提法,很多人就认为汉字是象形的文字,其实不然!汉字中只有很少的最原始的一部分是模拟形象的,如“人”字,就一个人的侧面,上面是头,中左面是胳膊,右下是弯曲的身躯,抽象到了极点,即使如此,这还是有象的,而其他绝大多数汉字连这样的“象”都没有。许慎的《说文解字》所指的六书是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而在《汉书·艺文志》中的“六书”,则除去转注与假借外,统统用一个象字——象形、象事、象声、象意!由此可见,所谓“象形”绝不是西方文化观念中的那种相似所能代表,也不是简单的“象”那“形”,而是包含了丰富的内容与历程,是一种复杂智力活动与智慧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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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研究汉字的起源、含义等的学问是太大了,目前的训诂学太衰弱了,这方面清代人的造诣很深。实际上讲中华文化如果离开了这个是无从谈起的。汉字并不只是“象形文字”,即便是形也已经被大大地抽象并脱离了那个具体的形状。汉字有取于形,但绝不死于形,假如列个式子,也许可以列成: 察象—取象—具象—表象(事)—离象—遗象—超象—非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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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先民早就明白,文艺虽不能弃于外象,但若死拘于象,则必迷失其神明精彩,而神明精彩才是文艺追求与努力传达的终极目标,汉字、书道也是如此。而且是最高级的非象之象,即超象的超高级艺术造诣。对一个真正的书法家而言,譬如写这个“水”,我想他的思维中不会只是简单的生活——水龙头一拧这就是水;也不是到了乡村见到小河这就是水,或见到大海——噢,水!他绝对不会只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形象!他可能会马上联想到中华文化中有关“水”的故事。想到《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当然还有可能想到写水的诗句:“月光如水水如天……”无数美妙的联想都会集中在一个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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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字本身就是一个大的信息库,你的文化水平越高,联想越丰富,感受就越深刻。如果是一个文盲,可能什么也想不到,我这里没有丝毫轻视文盲的意思,只是想说明文化积累在书法创作中的重要性。人与人之间的头脑中的知识积累是贫乏还是丰富,相差千千万万,表面看好像与书法无关,不!这才是书法的根源。我们拿起笔来写一个字,怎样才叫好、叫好看?但每个人的眼光又不同;一件作品说它美,哪里的美?是那个形、还是那个意?当我们发出真好的感叹时,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噢,这是美学、审美感受的问题。对,不错,但如果我要问一句,要求把这些说得更具体一些,就很难展开了。所以,研究《红楼梦》,还有字句、典故、情节可供我们捉摸,但研究书法我们从哪里入手?显然要困难得多。从某种意义上讲,书法在中华文化品格层次上要更高。因此,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如果研究书学下的功夫赶不上红学,就无所得、无所知。
 楼主| 发表于 2006-9-18 09:39:00 | 显示全部楼层

对话;周汝昌与刘正成-北京晨报《翰墨》周刊[第三期]

24570
周汝昌(左)与刘正成在交谈    王彦/摄
 楼主| 发表于 2006-9-18 09:39:15 | 显示全部楼层

对话;周汝昌与刘正成-北京晨报《翰墨》周刊[第三期]

24571
周汝昌背临《兰亭序》   (局部)
 楼主| 发表于 2006-9-18 09:41:24 | 显示全部楼层

对话;周汝昌与刘正成-北京晨报《翰墨》周刊[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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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阿玛”打造书画鉴赏人才
                           暨大艺术学院首批新生入学,张铁林院长上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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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报讯 从“皇阿玛”张铁林担任广州暨南大学艺术学院首届院长以来,经过一年多艰苦的努力,逐渐完善了学院筹建阶段的师资引进、专业申报、课程设置等,于9月15日迎来了第一批学生50余名,其中包括港澳台地区的学生。晚上8时,张铁林在与新生的见面会上,给学子们上了极其生动的“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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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会上,张铁林向学生们详细介绍了自己在建院之初精心设置的中国书画鉴赏、动画、音乐表演、影视编导四个专业。他指出,上任伊始,他为艺术学院郑重设计了一张蓝图,图上标示出一个平台:即电影编导演+新媒体动画+中国书画鉴赏+音乐表演。他强调这个平台的概念旨在其一,解决传统艺术学院单一学科领域营养不均衡的状况,将单一艺术学科回归到艺术范畴的大自然形态中,在姐妹艺术中呼唤共鸣;其二,本院尝试姐妹艺术“联姻”所产生新的艺术形态链接效应,所谓新动画电影,音乐动画,以中国古典名画为主题的新媒体动画,新媒体音乐等综合艺术衍生课题将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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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设立书画鉴赏专业,张铁林道出了自己的良苦用心。他认为,中国书画市场“虚火”正旺,投机者盛行,火热中隐藏危机。包装炒作、伪作泛滥、画价按照大小计价、按官职大小排列……从国内艺术人才培养的角度而言,普遍的情况是创作人才偏多,而鉴赏研究类人才相当紧缺,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盛世收藏热,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拍卖公司、海关、机场对书画鉴赏人才的需求越来越紧迫,而老一辈的鉴定家也越来越少,因此设立中国书画鉴赏专业也是为将来的鉴定市场提供后备人才。                        (朱桂铭)
 楼主| 发表于 2006-9-18 09:44:20 | 显示全部楼层

对话;周汝昌与刘正成-北京晨报《翰墨》周刊[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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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献之《中秋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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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献之书。纸本,纵二八厘米,横一二厘米。三行,二十二字。行书。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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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秋帖》,明朝汪砢玉著录于《珊瑚网》卷一,汪氏云:“又大令《十二月帖》,截中秋三行,纸色与《行穰》相似。书法遒密,亦无跋语。只玄宰题数行。”此帖是清朝内府旧藏的古代书法名迹。乾隆时,高宗弘历将其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  《伯远帖》合称为《三希》,并刻入《三希堂法帖》。著录于《石渠宝芨》,称有“宣和”、“绍兴”印。前隔水“晋王献之中秋帖”题签,为高宗书。帖末“军”字左侧有“君倩”二小字,有董其昌及项元汴跋。据杨守敬《激素飞清阁平帖记》载,《中秋帖》今缺“十二月割至否”六字。董香光又于“庆等大军”下补以《阁帖》,见《戏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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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人对此帖多存疑问。张丑《清河书画舫》称,此帖非真迹而为唐人临本。吴升《大观录》则认为:《中秋帖》书法古厚,墨彩气韵鲜润。但大似肥婢,虽非勾填,恐是宋人临仿。又因见于米芾《书史》,便近一步推定“为米元章所临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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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米芾《书史》记载,他曾经收藏过王献之《十二月帖》,为黄麻纸本,是米芾以书画宝玩向苏激换来的。《十二月帖》收刻于南宋曹之格摹勒的《宝晋斋法帖》中。文辞与米芾《书史》所记一致,曰:“十二月割至不?中秋,不复不得相,未复还,恸理为即甚,省如何?然胜人何庆等大军。”凡三十二字。虽然从文意上说未全,但是将此本与《中秋帖》相较,不难发现,《中秋帖》帖文全从《十二月帖》临出,只是略去《十二月帖》第一句“十二月割至不”六字,其后又分别缺漏“未复”、“恸理”四字,凡十字。如此可以断定,米芾所藏《十二月帖》墨迹本,乃《中秋帖》的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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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书法上分析,目前所见《十二月帖》刻本书迹,接近于王献之的书风。而《中秋帖》则逼似米芾书翰笔画之厚阔,结字之神态,用笔之习惯。若再将《中秋帖》与《十二月帖》从书法的笔画、字态、章法予以比较,又能见出许多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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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吴升推断《中秋帖》为米芾所临,当无异议。确切地说,米芾临《十二月帖》而成《中秋帖》,并非认真为之,而是随心所欲。说得文雅一点,可视为节临。类似的情况,《东山帖》亦是一例。问题是《中秋帖》何以为后人视为王献之书迹而流传下来?原因首先在于,《中秋帖》底本当时为米芾据有,外人鲜能得见,难以比较。何况米芾又略去起首与《十二月帖》帖名相关的一句,中间又脱漏四字,文辞、行款均已改观,增添了比较的麻烦。以米芾的狡黠,临书的省略,几乎是有意为之。其次,米芾有临摹古书画乱真的本领。据记载,他常以临仿之作易他人所藏古代法书绘画,当时竟有人将其临古之作视为真迹收藏。其所撰《书史》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余临大令法帖一卷,在常州士人家。不知何人取作废帖装背,以与沈括。一日,林希会章惇、张询及余于甘露寺净名斋,各出书画。至此帖,余大惊曰:‘此芾书也。’沈悖然曰:‘某家所收久矣,岂是君书?’芾笑曰:‘岂有变主不得认物耶!’”《中秋帖》是否为米芾所临“大令法帖一卷”中之一件,很难确定,但米芾生前的确临写过不少王献之书,则当无疑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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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文 : 中秋。不复不得相还为即甚,省如何?然胜人何庆等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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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丛林)
 楼主| 发表于 2006-9-18 09:44:58 | 显示全部楼层

对话;周汝昌与刘正成-北京晨报《翰墨》周刊[第三期]

24574
选自《中国书法全集·王羲之王献之》卷
 楼主| 发表于 2006-9-18 09:45:10 | 显示全部楼层

对话;周汝昌与刘正成-北京晨报《翰墨》周刊[第三期]

24575
经典刊头篆刻 陈明德
 楼主| 发表于 2006-9-18 09:57:26 | 显示全部楼层

对话;周汝昌与刘正成-北京晨报《翰墨》周刊[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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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思考中国篆刻史
                                       ●刘正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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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先前篆刻史研究中,曾讨论过几方商玺的真伪,许多论家认为,商代不可能有篆刻存在。2002年,李学勤先生曾在《中国书法》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在重释两方商玺时,介绍了在土库曼斯坦发现的一方安诺石印,考古学年代与中国商代同时,以此证明石印的出现是很早的。但是,学界对此仍有怀疑。这次在大英博物馆匆忙的参观中,我惊讶同时惊喜地发现了巴比伦印章,不是一枚两枚,而是大量地摆在那里,几乎可以说是巴比伦陈列物品的主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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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比伦大部分的石章都是圆柱形的,如同中国秦汉封泥印一样,印在陶泥上。当然,印痕以肖形印为主,但也有符号文字以记载人名。其中两枚鸟形钮印和四枚圣甲虫雕饰石印章与中国先秦以后的印章如出一辙。更让人惊讶的则是它的年代——公元前3200年!整整比中国的商玺早了两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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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现代亚述学的资料记载,公元前4千纪中叶的乌鲁克文化出现了圆筒印章。这里陈列的大量圆筒印章正是这一时期的珍贵遗存。这些圆筒形的印材(多为石头),阴刻神话中的情景、文字或动物,按在柔软的黏土上,滚动印章,就会显出连续性的小型浮雕。到了公元前3千纪的中、后期的阿卡德时代,印章艺术达到全盛,题材丰富,且镌刻精美。这一时期形成了美索不达米亚印章艺术的新经典。阿卡德王国消亡后,圆筒印章艺术中落,直到新巴比伦时期,平面印章流行起来。我在大英博物馆拍摄的巴比伦玉石鸟形平面印,是公元前3300至前3000年的古物,这当然是新巴比伦王国平面印章流行之前的作品,但其拓印的图形也已十分生动精美。我所拍摄到的公元前1700至前1550年的圣甲虫雕饰石印章,是起源于埃及而流行于巴比伦的平面印章,另外几枚石印章包括平面与圆筒形印章,则是来自FOSSE神庙的公元前1402至前1200年作品,上面镌刻有法老AMENHOTEP的名字。可以说,在古巴比伦的三千多年时间里,除了圆筒印章中国尚未发现不论外,平面的文字印章即中国人称之为“封泥印”者,与图画印章即中国人称之为“肖形印”者,俱已齐备且长期制作、使用和流行。
    巴比伦印章展品的参观,至少引起我对两个重要问题的思考。其一,中国的史前文明与西亚、北非等西方文明的关系;其二,中国的史前文明与艺术史可以往前推移的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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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学勤先生一再呼吁:“走出疑古时代!”巴比伦石印的大量存在,再次证明了历史学大师的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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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五年一月六日于伦敦   (选自刘正成《英伦行色》:大英博物馆——巴比伦2)
 楼主| 发表于 2006-9-18 09:58:17 | 显示全部楼层

对话;周汝昌与刘正成-北京晨报《翰墨》周刊[第三期]

[这个贴子最后由三马在 2006/09/18 10:06am 第 1 次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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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巴比伦鸟形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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