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故宫典藏：王宠死因解析——《述病帖》综考

唐朝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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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mark]                     明代书法家王宠死因解析
                              ——《王宠行书述病帖》综考
                                                       傅红展
                                                          （故宫博物院古书画部）

王宠（1494－1533），字履仁，后字履吉，号雅宜山人，明代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他少时与其兄王守（字履约）投师于蔡羽门下，为邑诸生，累试不利，以诸生贡太学。著《雅宜山人集》。王宠是明代中期吴门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英年下世，却硕果累累，明代顾复曾不胜感慨，说他若“得享长年，岂让枝山独擅名当世哉”（《平生壮观》）。由此可见王宠诗文、书法才艺之出众，足以让后人为之惊叹。《雅宜山人集》（1）记载了他一生的诗文创作，他游历山水，广交朋友，谈诗论书，雅相推重，声誉吴中。他的书法被誉为江浙一带特别是苏州地区文人书法流派的代表，他的早逝让人们不禁为之惋惜。那么他早逝的原因为何？遍查与之交往密切的友人、学生的文字记录，均未提及此事，而此前也未发现关于他病重期间病情的任何记载。故宫博物院院藏《王宠行书述病帖》则为我们解开了王宠早逝的谜团。
一. 《王宠行书述病帖》概况
《王宠行书述病帖》是故宫博物院于1959年所购《彭年、王宠书札册》中的最后一通，全册共计十通，前九通为彭年的书札。《王宠行书述病帖》五开（十页），每页纵25.6厘米，横11.2厘米不等。
1.《王宠行书述病帖》释文：
“弟宠顿首四拜，长兄大人（2），吴侍御允祥（3）来有书，王舍人赍本来又有书，想俱达矣。
二书述弟病甚悉。弟自正月十三日血止，至三十日復下血，今日是十一，凡十余日矣尚未止，又有许多凝成紫血，见之甚可惊。左腹尚有坚硬处，若尽消得，方绝祸根也。热亦渐减，尚未长肉，交夏或可渐愈，不意有此大灾，赖天救非人力也。
得十二月书云：饶戴二公，看命甚准。有术士说：弟庚辰运底，庚子年四十七岁又有大难要死。乞与饶戴二公仔细推详，必得决吉凶，千万急写书回一报，至嘱至嘱，至恳至恳。
闻吾兄已纳妾，甚喜甚慰，从此弟放得下矣。此最是要紧事，我只与父母说，家中再不曾宣扬，有书来微隐其辞，恐此间又饶舌耳。
前书许弟卖緞匹银十两，千万作急附来，弟久病贫甚，且年来又大费，买新舟甚佳，长可一丈，望之可爱，庄上风景益好。
弟今春在城中守病，亦不曾去陆亲家（4），乃郎要入学，特差人到京来，要作书与张提学，不知理上行得否，吾兄自裁之。家中大小具安，大嫂房中乏使用，吾兄亦须作急一处。
易姓事如何，久不行，谱已亡矣。此百年大事，乘此时不榦可惜，兄试思之。”钤“棱伽居士”朱文方印。
2.《王宠行书述病帖》的定名
1959年购进之前，此帖并没有标明具体的名称，购进后此帖定名为《王宠行书札》。定名如此笼统，难免为将来检索和区别王宠其他书信带来种种不便。因此，现在有必要重新考虑并确定此帖的名称问题。
从内容来看，此帖应属生活类信札。阅文可知，王宠主要讲述了家庭的三件事。第一、自己病情的现状以及看命术士的说法。第二、兄长纳妾及家中生活事。第三、家庭易姓事。上述三事乃该书的主体内容。王宠开篇即述己病情，且所占篇幅甚重，故述病当为本札的主要议题，此其一。其二， “长兄大人”让吴侍御允祥、王舍人赍本稍来书信，“二书述弟病甚悉”，这说明“长兄大人”对其弟王宠的病情十分关切，并曾对其病况进行过分析。从“长兄大人”“二书述弟病甚悉”以及本札的内容可知，向兄长通报病情近况乃王宠书写此函的主要目的。基于以上分析，将此帖定名为《王宠行书述病帖》。
二.《王宠行书述病帖》真伪考
王宠虽年仅四十就离世而去，但其书法、诗文的成就，引起世人的瞩目。为此，也引来诸多摹勒者，其中不乏冠有王宠之名而充于市者。笔者经考察发现，现今存世的百余幅王宠书法作品中，竟有三十余件属赝品。由此可见，对王宠的书法作品进行甄别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对《王宠行书述病帖》的鉴别分析，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1.时代风格的把握。2.王宠书法的比较。3.印章的证明。
1.时代风格的把握。任何一件书法作品都有一定的时代根基，这是由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和文化土壤所决定的。特定历史时期的书法家们，总是彼此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在发展中逐步形成各自的风格。但往往是思想极其活跃、最富有创造性的书家或地域群体会成为社会的主流，引领着时代潮流向前发展，直至被新的社会潮流所替代。如元代的赵孟頫，他虽然生长在南宋，其书法亦受到南宋宗室的影响，但他的创造性却赢得了元朝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推崇，于是他的书法遂成为元代书法的主流，并影响到同时期的诸多书法家，最终形成了元朝书法特有的时代风格。赵孟頫的书法特征表现为结构严谨、出规入矩，笔势圆活匀整、温润娴雅，构成元代书法的主要基调。又如明代初年的书法延续了赵孟頫书法的遗风，但受到来自宫廷台阁体的影响。明朝初立，当务之急是如何建立和完善新的政府机构体制。对于文学艺术门类的建设也是如此，帝王的青睐和赏识举足轻重，有时会起到一定的导向作用。明成祖朱棣盛赞沈度为“我朝王羲之”，无疑影响到朝野上下、地方各派对于书法风范的确立。再如董其昌以其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书法实践，创立了独特的书法体系，自成一派，其风格特征自明代后期一直延续至清代康熙皇朝。
吴门书派的创立是明代中期书法界的一件盛事。王宠生活的时代正值明代经济繁荣、文化活动趋于活跃的时期，而且他所居之地又是文人较为集中的吴门，即江苏苏州一带。正如王世贞所云，“天下法书归吾吴”（《艺苑卮言》），吴门书法堪称明代中期书法的主流，其中，“祝京兆允明为最，文待诏征明、王贡士宠次之”（《艺苑卮言》）。他们三人同为吴门地区的代表人物，其实也代表了明代中期中原地区书法的主流。从书法角度分析，祝、文、王三家的书法风格各不相同，祝允明的书法体式多种多样，草书最具特色，落墨如行云流水，笔法顿错开张。文征明书法功力十分雄厚，用笔精道醇雅、严谨而适度，有着清正温和的书法风格，追随者甚众，影响力很大。他的书法遗风一直延续到明代末年。文征明与王宠虽为师生关系，但文征明折辈与交，成为频繁郊游的挚友，二人皆喜诗文酬唱。王宠虽然与文征明交往颇深，但书法却以晋王献之自居，独具特色，颇有亭亭玉立之风韵。祝、文、王家书法的出现构成了这一时期书法的主要基调。《王宠行书述病帖》的书法本身就具有很明显的时代风格特征。
2.王宠书法的比较。
王宠自小师从著名学者、书法家蔡羽，与兄长王守为同门弟子，其书法自然受到蔡羽影响。蔡羽书法存世不多，但若与蔡羽书法相对照，就会发现王宠书法与其师颇有几分相似之处。王宠书学思想亦受蔡羽影响，主张书有古意，始以王献之为宗，字势疏瘦，简易荒率，志在峻险。其书法风格近于平铺直叙，点画似分离，线条少映带，有斧斲之痕迹。尤其是他用金粟山藏经纸书写的作品，纸质硬而光滑，笔墨线条清晰可辨，用笔转折强健而少柔韧。其书法体势宽博，笔法沉郁，字形萧散，姿态奇特，成为明代中期“心醉大令，自许入室”（上海博物馆藏《王宠行书自书诗卷》，周天球题跋）的书家，正如明代詹景凤《王宠草书千字文卷》题跋所言：“明兴，弘（弘治）、正（正德）而下，书法莫盛于吴。然求其能入晋人格辙，则王履吉一人已矣。”（《盛京故宫书画录》）从另一个侧面也道出王宠书法的确与众不同。
但王宠晚年的书法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所谓极大变化是指从“心醉大令，自许入室”及“入晋人格辙”中有意超脱出来，即明王世贞所言：“书摹永兴（虞世南）、大令（王献之），晚年稍稍出己意，以拙取巧，婉丽遒逸，为时所趣，几夺京兆价”（5）之意。沙孟海先生曾经说过，“雅宜山人书，约三十八九岁始改观。”（6） 《王宠行书述病帖》就属于“稍稍出己意”的“改观”时期书作。《王宠行书述病帖》书作时间介于《壬辰十月廿二日夜雨章君蕳甫宿山斋作二首》（辽宁省博物馆藏）和《宿白雀寺二首卷》（苏州博物馆藏）之间，相互比较更具说服力。《王宠行书述病帖》书法整体面貌依然保留王献之内擫法的用笔，即起始转换迅捷，行笔精简，从不拖带绵绵。线条表现轻劲、峻利、收敛、生拙。间架结构停匀、内含，特点极为突出。《王宠行书述病帖》书法在字型结构方面与《壬辰十月廿二日夜雨章君蕳甫宿山斋作二首诗册》（辽宁省博物馆）、《宿白雀寺二首诗卷》（苏州博物馆）两件晚年书法有完全一致之处，如“急”、“书”、“舟”等字，以及“辶”、“子”等笔画。不难发现，他的书法在行笔顿挫过程中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从萧散俊逸、笔墨内敛、点画似分离、线条少映带的书法格调中蜕变出来，这在他的早、中期作品中绝少见到。观其用笔，笔墨坚实挺拔，转折倔强而有韧度，比早期书法更显大器。经过观察对比、相互验证，可确认《王宠行书述病帖》真实而可靠。
3. 《王宠行书述病帖》印章的证明
王宠的书画用印丰富多样，搜集起来大约二十几方，其中包括阴文和阳文两类印章。从这些印章在他的书画作品中的使用情况，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出某印章使用的年代。《王宠行书述病帖》前有款署：“弟宠顿首四拜”。后面有押印“棱伽居士”朱文方印。根据印文“棱伽居士”判断，《王宠行书述病帖》大致作于晚年。
首先，“棱伽居士”这方印在两部书中曾有著录。一部是《选学斋书画寓目笔记》（7）。该书载《王雅宜楷书庄子内篇》钤有“棱伽居士”印，但作品作于何年、藏于何处，不得而知。另一部《古缘萃録》（8）记载：“庚寅七月二日吴郡王宠书《西苑诸诗卷》，”亦钤有“棱伽居士”，但作品现存何处及真赝情况亦不得而知。“庚寅”指明嘉靖九年，王宠三十七岁。
其次，在现存的王宠书法作品中，台湾收藏并收录在《清玩雅集》（9）一书中的《王宠行草杂诗卷》和苏州博物馆藏《宿白雀寺二首卷》中亦钤有“棱伽居士”印。前者款署“壬辰九月二日雨中书，越溪病子王宠履吉父”。“越溪”即王氏居住之地，在江苏苏州西南，与石湖相通，王守在此地有“越溪草堂”。“越溪病子”也正是王宠在家养病时的自称。“壬辰”为明嘉靖十一年，是年，王宠三十九岁。后者款署：“癸巳四月朔日雅宜山人王宠书于碧峰老师房。”据《（嘉靖）常熟县志》记载，白雀寺位于江苏常熟县北三十里，为僧如瑶所建。由此可知，嘉靖十一年九月，王宠曾养病于常熟虞山白雀寺。“癸巳”乃嘉靖十二年，即王宠去世那年。从印文及刻法上看，《王宠行书述病帖》中的钤印与《王宠行草杂诗卷》和《宿白雀寺二首卷》的印文同为一方。
从上述著录书的记载以及现存实物分析，“棱伽居士”朱方印有可能是王宠晚年所用。另外，王宠用此“棱伽居士”之印，必定有其深刻的内涵。
首先，与他的居住地有关。《吴县志•第宅园林》记载：“王都宪守，弟贡士宠，并在南濠。宠有越溪。”（10）越溪即越来溪，相传越国入侵吴国自此进入，溪上有越城桥。王宠恩师蔡羽在《石湖草堂记略》中言：“吴山楞伽、茶磨并缘于湖。茶磨屿为尤美，上为郊台，下为越来溪，缘溪曲折，旋入山腹，其林深黑，治平寺也。……辛巳之秋，治平寺僧智晓方谋卜筑事，与缘合诸文士，翕至赞助经画，不终朝而成。明年改元嘉靖壬子（笔者按：有误，应为壬午），王履吉来主斯社。爰自四月缩板，尽六月，九旬而庑落成。左带平湖，右绕群峦，负以茶磨，拱以楞伽。”（11）关于治平寺，《吴县志•寺观》载：“治平教寺，在县西南十二里，上方山下，临石湖北。梁天监二年，僧法镜建，旧亦名楞伽寺，宋治平元年改今额。……旧有五贤祠，祀唐寅、文征明、王守、王宠、汤珍。”（12）从地理位置上看，越来溪与治平寺（楞伽寺）相距不远。王宠的诗文中常有他与诸友人游历治平寺和与寺僧接触的记载，那么，他称“曾是楞伽寺里僧”，也就不足为奇了。“棱伽居士”印纹中的“棱”字与“楞伽寺”的“楞”字在写法上不同，原因在于明人在用印方面，很多字都参照《说文解字》一书，而《说文解字》中没有“楞”字，故笔者分析这便是王宠改“楞”为“棱”之缘故。另外，楞伽山本身是佛书中的山名，来源于印度佛教经典，因此不同时期在译文时都有不同的版本，亦曾译作（马夌）迦山。
其次，王宠“棱伽居士”印的出现，是王宠晚年超脱尘世思想的流露。在“履吉归自国学，一病两年，竟以不起”和经历了八次应试以后，王宠入世的渴望又一次遭到破灭。自此，他志在以文墨抒写情怀，以致确信自己“曾是楞伽寺里僧”。这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发生了变化，有心出世信奉佛教，逃离现世为步入仕途而进行的残酷拼搏。实际上，他与诸友郊游时亦常常出入僧舍，也与诸多禅师过往，这些都成为他在仕途无门的状态下赖以寄托的门径。因此，“棱伽居士”印既证明此帖为王宠晚年所作，同时也可证明此帖的真实性。
此外，本札所述及的生活隐私，鲜为人知，故也可视作辅证。“闻吾兄已纳妾，甚喜甚慰，从此弟放得下矣。此最是要紧事，我只与父母说，家中再不曾宣扬，有书来微隐其辞，恐此间又饶舌耳。” 王守在正德十四年（1519年）考中举人，嘉靖五年进士。八年九月授宁波府推官，擢刑科给事中。十一年三月调往延绥纪功，延绥为军镇名，是明朝的九边之一，初治为绥德州（陕西绥德），成化七年（1471年）移治榆林卫（陕西榆林市），防地东至黄河，西至洛河上游。王守到陕军中不久，北犯之敌引退，五月接旨回京，其后到王宠去世，王守一直在北京。王宠得到“兄已纳妾”也是近期才听说的，有可能是吴侍御、王舍人从京城来，转告了王守在京城的生活。但纳妾之事也非同小可，被王宠视为“最是要紧事”，“只与父母说”，而隐瞒了嫂夫人，并告诫兄长来信时要“微隐其辞”，以免招惹是非。
“易姓事如何，久不行，谱已亡矣。此百年大事，乘此时不榦可惜，兄试思之。”实际上，言谈中流露兄弟俩曾经商量改姓一事，并早有恢复原来姓氏的打算。亦流露他们家庭原是“久不行谱已亡矣”的大族人家。王宠把此事看得极为重要，并上升为“百年大事”，急切鼓动兄长“此时不榦可惜，兄试思之。”乘兄长有京官之职，恢复并重振家业。《吴县志•选举表》卷十六记载：“（王宠）其先是吴江人，本姓章，父为后于王，遂为吴县人。”（13）明杨循吉、黄鲁曾《吴中往哲记•都御史王君守》卷一记载：“涵峰（王守号）王君履约（王守字），原姓章氏，吴江县人。”（14）《姑苏名贤小记》记载：“王守其先吴江人，自其父为后于王。”（15）可见其父改姓确有其事。《文征明集•王履吉墓志铭》记：“父王贞，以履约贵，封中宪大夫太常寺少卿。”（16） 《文征明集•王氏二子字辞》记：“王君清夫，居金阊南濠之上。地中嚣会，人习华诩，利贿惟其常。王君恬性文雅，虽塵壒鞅掌，而能收蓄古器物书画以自适。喜亲贤人士夫，与相过从为乐；视他市人独异也。”（17） 可知其父王贞在当时只是一般市民而已，他为何移居改姓还是一个谜。那么，“以履约贵”，重新恢复原有的姓氏，则成为兄弟二人制定的“百年大事”。从另一角度分析，上述“纳妾”、“易姓”，是有关家庭的隐私，对王宠家事不甚了解的人，也很难编造。上述生活隐私皆可引为《王宠行书述病帖》真实可靠的佐证。
三. 《王宠行书述病帖》书作年月考
此帖后面没有相关跋文，但是在信函前的空白处，有后人所添 “嘉靖十二年” 楷书字样，其年正是王宠过世的那年。那么注者何以推断出此帖年代，我们不得而知。对此，本文就《王宠行书述病帖》文中的内容及其写作年代进行综合考证。
“长兄大人”即王宠的兄长王守。兄弟二人情同手足，关系甚为融洽。正德元年(1506年)，兄弟二人“并以俊造选隷学官，媲声俪迹，翘然兢爽。”（18）正德六年，兄弟二人又从学于当地著名学者、书法家蔡羽先生。蔡羽字九逵，居于吴县洞庭山，自号林屋山人，为地方文豪之一，与祝允明、文征明有密切来往。他们在洞庭蔡羽处读书三年，结交诸多知名人士，并与之诗文唱和，落墨挥毫，为其后来步入文学、书法领域打下了基础。兄弟二人又一同迈入科举仕途之路，王宠从正德五年（1510年）起“举应天乡试，寻举进士。而每试辄斥。以年资贡礼部，卒业太学，又试又辄斥。至嘉靖十年，凡八试，试辄斥。”（19）长兄王守在嘉靖五年（1526年）考中进士，八年（1529）七月王守应召入京，从此兄弟二人身居两地，临行前王宠有诗，为家兄履约釋褐南宫作《欢喜口号八绝句》。
《王宠行书述病帖》文中记：“弟今春在城中守病，亦不曾去陆亲家，乃郎要入学，特差人到京来，要作书与张提学，不知理上行得否，吾兄自裁之。”可知，此帖应是王守“应召入京”以后，王宠在家养病期间寄给长兄王守的书信。信中言：“弟自正月十三日血止，至三十日復下血，今日是十一，凡十余日矣尚未止。”“今日是十一”应是二月十一日。“凡十余日矣尚未止”，可谓病情严重。如此看来，王宠所患乃致命之症。
首先，我们从其长兄王守进京召试以后开始推理：
嘉靖八年（1529），王守应召入京。上海博物馆藏有王宠七月作《赠家兄履约应召诗》。故宫博物院藏有王宠九月六日在自家的石湖居所作《自书诗卷》中又赋家兄应召诗。而就在此年九月王守被晋升为刑科给事中。
嘉靖九年（1530年）四月，王宠进京赴召试（江兆申《文征明与苏州画坛》），又以年资贡入太学（梁章鉅《退菴题跋》卷八），至六月离京，离京前又在燕都游历一番。七月在回家途中登焦山并与诸友相聚甚欢。
嘉靖十年（1531年）三月三月，文征明画《写意十二段》识：“偕子重、履吉过竹堂僧舍，性空上人联此纸索余墨戏。”（周道振编著《文征明书画简表》）。王宠第八次应试，可见他仍然在为科试举名繁忙，四月将赴南雍继续为走入宦途而努力，此时王宠过停云馆，文征明画《赠别图》以示相送（《文征明书画简表》）。
嘉靖十一年（1532年）春正月望日，于万至斋中作《旦发胥江口》、《还山》诗。春日，宠与文征明、王守宿石湖治平寺。（《文征明书画简表》）。三月刑科左给事中王守往延绥纪功（谈迁《国榷》卷五十五）。王守春季尚在家中。
嘉靖十二年（1533年）四月三十日卒。《雅宜山人集》卷八有“三月晦日，将往白雀寺与碧峰禅师虞山泛舟”的记载。苏州博物馆藏《癸巳三月晦日，将往白雀寺与碧峰禅师虞山泛舟二绝和宿白雀寺作二首》
上述五年当中，王宠兄长应召入京，王宠进京召试、应试，兄长春季又回到家中，等等活动都没有王宠身患重病的迹象。唯有嘉靖十二年《宿白雀寺作二首》诗文中透露：“木鱼声起梵音长，子夜焚香礼道场。病客斋心浑不寐，万缘都扫事空王。”这是王宠四月朔日在虞山碧峰老师房所书，这里不仅仅称自己是“病客”，“斋心”入道的出世心境也从诗文中表现出来。由此可见，王宠身体病情加重，也导致思想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可以推断《王宠行书述病帖》作于嘉靖十二年，是他去世前两个月给长兄王守的信。
其次，从他的友人文征明的信札中也可得知一些王宠的病况。故宫博物院藏《文征明尊师帖》记载：“……征明今年六十四，精力虽不大减，而懒慢成习，百事堕废，无復向来精进之志，言之可愧。履吉归自国学，一病两年，竟以不起，交游中失此良友，痛不可言，其他升沉出处聚散不常……。”文征明与王宠父亲王贞诗文交酬、往来密切。王宠从小就受到文征明的赏识，《文征明集•年谱》正德三年（1508年），与王宠订交。文征明比王宠大二十四岁，属父辈之友，与之定交，可谓是“折辈与交。”（20）文征明曾为王宠画《关山积雪图》，陆师道跋文记：“衡翁与王履吉为忘年交，意气相投，真所谓金石椒兰。每同寓僧寮道院，必浃月连旬，非砥志人品，则讬趣笔墨。”王宠兄弟的字也是由文征明所起，可见关系非同一般。“征明今年六十四”正是嘉靖十二年，王宠四十岁之时，文征明在说明自己“精力虽不大减，而懒慢成习，百事堕废，无復向来精进之志，言之可愧”的同时，表明了“失此良友，痛不可言”不能与之交游的惋惜之情。“履吉归自国学，一病两年，竟以不起，”由此可见，王宠在去世前一直病魔缠身，病况十分严重。
再次，王宠因病情严重，而急切“决吉凶”，并“千万急写书回一报”。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王宠对自己的命运十分担忧，曾经求助术士算命，得出“弟庚辰（1520年）运底，庚子年（1540年）四十七岁又有大难要死。”“庚辰”即正德十五年，当时王宠二十七岁，“庚辰运底”按照述士算命，王宠已经躲过一次劫难。但王宠难于理解的是“庚子年四十七岁又有大难要死”，面对自己命运的种种说道，王宠又求助于兄长认为“看命甚准”的“饶戴二公”，并“乞与饶戴二公仔细推详，必得决吉凶，千万急写书回一报，至嘱至嘱，至恳至恳。” 心情如此急切，不能不说他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所预感。亦说明因为病重，而求助心理显得更为迫切。
根据上述三个方面的综合分析，《王宠行书述病帖》是王宠过世那一年写给兄长王守的信。按“弟自正月十三日血止，至三十日復下血，今日是十一，凡十余日矣尚未止。” 可知《王宠行书述病帖》是嘉靖十二年二月十一日的书作。
四. 王宠死因解析
“弟自正月十三日血止，至三十日復下血，今日是十一，凡十余日矣尚未止，又有许多凝成紫血，见之甚可惊。左腹尚有坚硬处，若尽消得，方绝祸根也。”从中可以看出王宠对自己发病的时间讲得非常详细，并且描述了发病的具体情况，他已经预感到病情的严重性。那么，他所描述的病况究竟为何病？就此问题，我曾向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院长、肿瘤专家杨秉辉教授请教。他认为：“第一，‘凝成紫血’是严重的情况，血液在血管里流动一般不会凝结，（凝结便是血栓）但一旦溢出血管便会凝结，如果出血量少，而且混在粪便里，便不会凝结。此处‘凝成紫血’说明出血量多，而且不与粪便相混。第二，‘左腹尚有坚硬’，‘左腹’即左侧腹部，医学上以脐为中，分左右上下四部分，所述左腹当包括今人所称之左上腹部与左下腹部。‘尚有坚硬’意思说摸上去感觉硬。从现代医学观点来看，可能有三种情况：1.腹膜炎，2.粪块，3.肿瘤。腹膜炎必定发热并腹痛。粪便结块，能够摸到硬块，必定使肠道阻塞不通，即发生肠梗阻，也应该有腹痛，病人未述及疼痛之事，疼痛是重要的病症，不应该漏述。所以应该认为是肿瘤，即癌。人的结肠在左侧的应为降结肠或乙状结肠，所以若是该部位患癌，则称为降结肠癌或乙状结肠癌，亦可统称为结肠癌。第三，“下血”、“凝成紫血”、“左腹尚有坚硬处”三者是有内在联系的，这三个症状联系在一起，“结肠癌”的诊断基本上可以成立。”
    综上所述，《王宠行书述病帖》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有关王宠及其兄长生活方面的大量资料。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发现，王宠与诸多文人雅士一样，生活十分清苦，信札中亦经常出现借银两事，但“家中虽贫落，越溪风景日增日胜，望之如图画，独此一事慰怀耳。”（上海博物馆藏《王宠行书札》）反映出文人寄山水以自适的博大情怀，他能够在书法艺术领域成为吴门地区的代表，可见才华横溢。他的早逝，不免留下许多遗憾。惋惜之余，人们不禁猜测缘故，《王宠行书述病帖》则为我们作出了解答。

注释：
（1）《雅山宜人集》明嘉靖刻本。
（2）笔者按：王守，字履约，嘉靖五年进士，授宁波府推官，擢刑科结事中，转户部、吏部，典江西乡试最称得士，俄迁太常少卿，转大理少卿，又转光禄寺卿，进右佥都御史，抚治郧阳，寻改总督南京粮储，又改总理河道，进右都协理南督察院，《皇明词林人物考》：“公为诸生时与其弟宠俱工秇文笔札之事，而名不如弟，然状貌特伟丽，举止详华，时人咸器之。
（3）笔者按；吴侍御即吴麟，字允祥，浙江孝丰人。受业于姚江顾秋山先生。嘉靖五年与王守同举进士，录取为第二甲，第五十二名。嘉靖八年四月做刑部主事的吴麟提升为监察御史，曾出使河南。在嘉靖十一年底或十二年初期间，为王守稍信，到过苏州。称吴麟为侍御，这是官名，皇帝左右侍从车御之官，都称为御史。亦叫侍御。不久，即嘉靖十二年四月，御史吴麟等诸多人被察降斥。
（4）笔者按：《文征明集•王履吉墓志铭》中记王宠：“娶徐氏，子男一人，子阳，太学生。”而《王宠行书述病帖》补证，王守曾娶陆氏，有子男。
（5）《书林藻鉴•王宠》，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版。
（6）《书法丛刊》总第二十九期，1992年1期，沙孟海《临王雅宜诗翰卷补记》：“雅宜山人书，约三十八、九始改观，四十岁遂下世。”
（7）《选学斋书画寓目笔记》一九二二年版。
（8）《古缘萃録》光绪二十九年版。
（9）台湾中华文物集粹《清玩雅集收藏展》，国立历史博物馆1995年版。
（10）（11）（12）（13）《吴县志八十卷》1933年版。
（14）《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吴中往哲记，都御史王君守条。
（15）《明代传记丛刊•姑苏名贤小记》，台湾明文书局1991年元月版。
（16）（17）（18）（19）《文征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20）《中国书画全书》第三册，1992年10月版，《王绂书画传习录》。

唐朝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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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宠行书述病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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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宠行书述病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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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宠行书述病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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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宠行书述病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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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古书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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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书画部书法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