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流沙河：我固然爱我的故乡，但我深知她的短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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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沙河：我固然爱我的故乡，但我深知她的短处
  
                           ——与中国书法在线记者聊天记录

     编者按：流沙河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诗人，其书法同样也有着极深的造诣。春节期间，《中国书法在线》记者唐朝轶前往成都大慈寺四川省文联家属院给流沙老拜年，代著名作家、画家许宏泉先生向流沙老赠送其画作，并请教了许多书法的问题。因为他们都是四川金堂人，顺便聊起了关于金堂县的历史、文化的一些话题。流沙老回忆了在家乡前后呆了二十一年的经历，从文化的立场去观察，对家乡金堂旧有的人文环境、思想观念等提出了批评，编者以为虽然是反映一个小县城在解放后知识分子曾经遭受的命运与文化遗产遭到严重破坏的一些情况，但足以令人深思！现整理成文，以飨网友。

     唐朝轶：很荣幸今天能坐在这儿当面向流沙老请教一些问题，我也是金堂人，在外面大家问起我的家乡，我都问他们知道流沙河先生吗？我和他是老乡！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先生大名的。据我所知，在文革期间先生被划为右派，下放回金堂劳动，有过十余年挨批斗的劫难。中国科技大学朱清时校长的父亲和弟弟都曾在金堂工作，他说金堂给他们全家曾留下的是不愉快的回忆，他父亲去年去逝后他坚持要在成都为其举行追悼会，而不愿在金堂办，他在追悼会上，面对许多金堂来的父母官，朱校长说的第一句话就说：“我的父亲今天在这里，是他一生中感到最高兴、最快乐的地方。”而朱校长的弟弟是金堂县的中学特级教师，中国数学学会会员，却提前退休去了成都七中。朱校长一家与流沙老都是国宝级高级知识分子，提起故乡金堂这块土地却有这么多苦涩意味，这引起了我的疑问。我想请教流沙老，为我讲讲历史，开启我们晚辈的心智。行吗？
     流沙河：我生在成都，但我的老家在金堂，是老金堂县城，现今青白江区城乡镇，我姓余，老家的院子有160多亩。
     唐朝轶：还在吗？
     流沙河：已经破烂不堪了，我姓的这个余家，在城乡镇的磨子桥，还有大同镇的乡下，也有很多余姓，这几个地方的余姓都是三百年前，我们的一个祖宗迁到金堂县城里面来的。生在成都，老家是这儿，后来我在金堂县城读的小学和初中，小学六年，初中三年，加拢来九年，读了我又工作。解放半年以后，我就出来，分配我到淮口女子小学。我那时候，头脑啊，是很革命的，尤其是绝对信仰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淮口女小教书算是好得很的啊，那里是街上。我在教了一个月书的时候，我就居然去申请，找县上管教育的，说我要根据毛主席指的这个方向，要到农村头去教书，他说你何必到农村呢？我说，好体验生活，好写小说，我真的就那样子说的。然后县上管教育的，叫文教干事就笑起来了，说这个事情你就用不着再来找我们了，因为在那个乡下教小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都希望要调到街上来，你随便去找他们直接换一下就可以啦！所以，在这个时候，有一个我的家乡人，也是城乡镇的，年纪比我大点，他就赶快来找我，说我们两个掉嘛！于是，我就到了淮口镇的乡下，大概距离淮口镇有十多华里，那个地方叫黄家场，黄家场那里下面的又一个山里头，叫场梁子那儿里，我又到那里去教这个小学一个月，这一个月教书，写了两个短篇小说，在解放初期发表在当时的党报的副刊上，而且有一篇比较长的，《党报》的副刊还两次给我连载完了的。所以，实际上就教了这两个月的书，后来，报社就把我调去了，那个时候叫《川西日报》。我去《川西日报》才十九岁。然后，我就当记者、编辑，搞到二十一岁那年，省文联这边又把我调过来了，我去省文联当创作员，又是当编辑，这九年在省文联机关里做各种活，挖地种庄稼九年过了，就抵拢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了，人家就把我遣送回老家，我又回到城乡镇，回到我老家做体力劳动。在文化大革命里头，有六年拉这个锯子——木料横起摆，两个人你站那头，我站这头，哗、哗、哗、拉！后来，又改行，就是那个凿厂，出的那个凿刀，做包装箱。七六年刚开始，文化大革命早已经结束，这个时候才跟我摘掉右派帽子，县上就把我调到县文化馆去，工作了整整一年。这一年就是一九七九年。到这一年快要完的时候，省文联就落实政策又把我调回来，我就回到作家协会。八0年起，我又回到原单位，后来写了些文章，编了些刊物，就搞了这些，然后直到现在，我的简单的经历就是这些。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说说我们这个家乡。我跟金堂县的接触，只有童年和少年九年的接触，然后文化大革命前夕，我又回去，有十二年，九年加十二年，有二十一年的这种接触。它空气闭塞的原因，是不在交通线上，新都、广汉这些在川陕公路上，它在旁边插过，解放前，金堂上五区、下五区，呈一把扇，金堂一条线，金堂管得长，两百华里长，从城乡镇这头一直扯拢下头土桥，在本县内交通就很不便，下五区和上五区，简直隔离得很，隔离到了什么程度呢？我进初中的时候，有下五区的同学来，就觉得不晓得从好遥远的地方来的。首先是语音上的差别，下五区有许多土语。不过，我最近发现上五区和下五区的口音差距大大缩小，不像我在小时候，口音差距大得很。
     金堂自身内部的交通也很闭塞，和外部的关系也很疏远。他不在交通线上，就导致了这个地方空气与风气基本上是一种凝固状态，这种凝固状态在解放前那个时候，有国民政府，有县政府他管得到。但是县政府所能管得到的，到镇为止。镇以下全部属于地方自制状态，那么，地方自制状态实际上是那些人在管呢？是和袍哥有关系的士绅阶级，这些士绅阶级比不得成都的士绅阶级，成都的士绅阶级文化程度高。我们那里的士绅阶级，不管你们底下到我们上五区，一般都低，因此，见识也就浅陋。再加以袍哥也是一个镇一个码头。等于你那个镇跟我这个镇两个，就好像春秋战国时代，你那个国跟我这个国，隔离得也很开，所以就注定了这个地方的风气闭塞。后来，共产党执政，进行政权补救，于是就把县制所在地，从城乡往赵镇迁，他想尽量往这条线的中间走，结果他都还没到中间，中间应该是淮口。
     解放后，文化进一步衰落，还不如解放前。解放前已经就很闭塞了，为啥子解放后更加闭塞呢？第一，它又不在铁路线上，成渝铁路走它边上五凤镇跑了，这头不在川陕公路，那边又不在铁路上。其文化同样的也很闭塞，和其他外地方的一比，思想特别僵化。说起搞运动，整什么人呢，他就特别积极，而它的商品经济又不发达，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解放后，使赵镇这个商业水码头的地位全部丧失。因为，从前旧社会的时候，虽然是落后，但是赵镇作为一个水码头，它那江里面有一两百只的大货船，因此，货运业相当之发达，导致了它的商业文化发达，而解放后，连这个都失去了，简直水运就彻底地瓦解了，因此进一步衰落。在这个地方出来的人，多半就没有什么见识。固是在旧社会的时候，如果一个学生不到成都，不到外地，一直就在金堂读书，金堂出来就在金堂工作，见识都很浅陋。那么，后来都除非离开了那儿啦，到了成都，到了重庆，他们的眼界才打开。共产党的政府，还更加厉害，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旧社会当这些官的，是需要流动，它不允许你永远在那儿。共产党的这个官生了根，土生土长的官，一直都在那儿做了，就全部变成了金堂人统治金堂人，土人统治土人，旧社会的官员从省上委任来的，是外地人，有见识的人他来统治。你这里，从县领导起，一直到乡、到村，全部是本地的土人，土人在这里他们就形成一种帮，外部力量就更难插入啦！因此就导致它更加封闭，这就是你的家乡，我的家乡所遇到的这种状况，但如果你要不离开那里，你就甚至不可能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你连意识都意识不到。为啥子今天你对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就是你出去眼界开了，你才回头反醒我们的故乡是什么样子。我们的故乡在这个状况下是很不好的！但是，我再跟你说明一些，我本人虽然在家乡做了十二年的体力劳动，但我还是并不认为就是很惨，我没有那种想法。
      唐朝轶：您这是庄子的精神境界。
     流沙河：但是，我并不等于说我就把啥子（这一切）原谅了！而我不是出于我个人的这种遭遇，我是从文化的立场去观察我们的家乡。我固然还是爱我的故乡，但是我深知她的短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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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轶：刚才听了流沙老从历史、地理这些背景的分析，我一下子就释然了。流沙老讲“我固然还是爱我的故乡，但我深知她的短处”，令我十分感动，正因为是金堂人，才会对家乡的一切格外关注，想为家乡的文化建设尽一份力。这次春节回家，我专门去了一趟三学寺，拍了许多图片，准备回去贴到网上。我发现三学寺附近的土地上，处处都是宝。
     流沙河：就是，南北朝时代的。
     唐朝轶：我看到公路旁边有墓室、壁画，十分精彩。三学寺附近随便一家农院前，可能就立着一尊南北朝时期的佛像，当地农民祭祀天地祈佑五谷丰登的菩萨，造型十分奇特，有三星堆出土文物之意趣，还有唐代的一些经幢等等，来不及仔细寻访，总之很多南北朝及隋唐时候留下来的珍宝。还有，云顶山也有许多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我所知道最早的历史是三国赵子龙曾于此处校经和刘禅在此读书，以及清代的一些文人墨客，比如于右任先生曾登过云顶山。
     流沙河：唐代有很多文人、诗人都到那里去过。他们的诗集中间都有《登云顶》的！李商隐都去过，陆放翁、苏东坡全部都到过那个庙子，所以那儿是一个名胜。
唐朝轶：因此，我想把云顶山、三学寺等金堂的名胜介绍出去。去年，余杰和许宏泉在彭县白鹿镇一条很深的山沟里，发现一个上世纪六十年代一位法国的传教士建造的教堂，位于青山绿水间，非常漂亮！然后写文章配上许多图片予以宣传，法国的一个基督教会知道后就主动联系，出资来修缮这个教堂。如果能挖掘到更多的文化遗产，将云顶山申请成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金堂的旅游事业，可能会上一个台阶，经济也因此而带动起来。这两年，金堂的变化也是很显著的，新的县委领导班子要打造“花园水城”，已取得初步成绩，倘佯于绿岛湖畔，处处充满了水的气息，让人身心顿觉清明。这是令成都周边任何一个郊区都羡慕的自然资源，如果能将我们的文化遗产加以利用，当更好地增加金堂这座花园城市的历史厚度。对于家乡的文化建设，您有什么好的想法？您还知道更多金堂的历史遗产吗？
     流沙河：其他就说不出了，从前在城乡镇有一个很大的庙子，明代的，后来就毁了，变成中学和公园，里面的佛像，塑得非常好，现在这些东西都去了，我们还能够看得见的，都已经残破不堪了。这与低文化统治大有关系。你换一个地方，比如你换到广汉和新都，人家就保留了好多，我们这地方就是偏僻。
     原来的云顶山，我告诉你，从成都这里的五担山，就是军区里头高的那个塔的顶上就看得到云顶山。是由于云顶山整个被大树给覆盖完，看不见山体。整个水土的小气候，都与今天不同，为啥子取名叫云顶山，就是那个时候，一年四季，任何时候都看到山把云顶到，山的顶上都有云，所以叫云顶山。只要是这种状态，就必然是晴天，所以金堂县的八景，第一景叫“云顶晴岚”，晴天的云，山把云顶到，如果云往底下来，山就不得了（被遮了），现在从远处看，绝无一朵云。这是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整个气候变了，整个水枯了，江河的流水少了。第二个是山那个给砍了。楠木林都已经消失，我在童年好多大的楠木林都被砍完了。解放后，把全部那些大树子，都是柏树啊，一下子砍来拿去修啥子仓库啊、修啥子县委机关的宿舍啊！现今云顶山大的树子，全部都是砍了以后留下的杂树，树种不好的，经过几十年，又重新长起来的，但是已经永远失去了原来的那种生态。连山体所含的水份，都大大减少。从前，在水山王庙这边，那个山上好多水流下来，整天地流，现在滴水皆无，全部都干了。所以，整个环境的恶化，很多建筑都毁了。现今唯一剩下的就是淮口那个塔，南北朝时期的。
     唐朝轶：是座斜塔，叫白塔寺。
     流沙河：原来在我们城乡镇这边也有很多古建筑，好多大的院子，回廊楼台，修得非常漂亮，全部在解放后都毁了。如果那些院落，那些古建筑保留下来，绝对是一个很有买相的地方，但是都毁完了。
     唐朝轶：你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去的云顶山？
     流沙河：几个月前去过。如果你要开发那里，必须要从江中按起水管，抽到山的顶上去，这是一个；第二到了那个山顶，没有好多东西可供观赏。一个地方要吸引人，必须要有绝妙之山水！
（此文尚未经流沙河先生本人审阅，倘有谬误概由整理者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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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沙河（1931-），原名余勋坦，四川成都人。1948年高中时期开始发表作品。五十年代初任编辑开始写诗。1956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农村夜曲》。1957年1月参与创办诗刊《星星》，并发表散文诗《草木篇》，由此为诗界、文学界瞩目。但后者不久即遭到公开批判，被认为是“站在已被消灭的阶级立场”上，“向人民发出的一纸挑战书”，由此被打为右派，遣送回原籍劳动。“文革”期间又遭受冲击，七十年代末回归文坛，仍然以诗作为主，记叙自己以往的生活遭遇和心理体验，后结集为《流沙河诗集》（1982）、《故园别》（1983）、《游踪》（1983）等。（宇慧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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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流沙河：回望流年
　　人生无常，没有什么规律，没有什么必然，或富或贫或贵或贱，或左或右或高或低，无非环境造就，皆是时势促成。
　　60年前，我3岁，住在成都市北打金街良医巷（晾衣巷），一日悄悄溜出大门，跑到巷口，呆看街边挑着担子卖糖果的，舔手指，流唾液，不知不觉跟着糖果担子向前走，愈走愈远，涎而忘返，害得家中母亲惊惶，领人四处追寻，跑遍十几条街巷，以为我长相乖，被拐子偷走了。最后，谢天谢地，终于在东大街找到我，还在呆看糖果担子，舔手指，流唾液。
　　稍长大，我住在金堂县城槐树街，喜见盟军B—29重型轰炸机雁序蓝天，远炸日寇东京去也，秋季突闻国军血战衡阳，牺牲惨痛，不得不大撤退，致使日寇追到贵州独山，陪都重庆震动，虽人儿小我亦深切感受亡国灭种之威胁，遂读文天祥《正气歌》，而很快能背诵。
　　40年前，我23岁，住在成都市布后街省文联，做《四川群众》月刊编辑，写些短篇小说，读契诃夫，读马克·吐温，读莫泊桑，唱原苏联歌曲，看原苏联电影，崇拜斯大林，学《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到新繁县禾登乡新民社“深入生活”，赞美农业集体化、协助基层强迫农民卖粮食给国家，梦见共产主义明天，要好“左”有好“左”。
　　30年前，我33岁，住在成都市北郊省文联农场，戴右派铁帽子已有8年，恶名远播，人避我如瘟疫，我避人如芒刺，昼则炊饭养猪，按季节种油菜植棉花，夜则深钻《说文解字》兼读天文学的初级著作，闲适便抄《声律启蒙》自娱，观星辰，伴猫狗，看报刊而惊心，逢棍棒而丧胆，畏闻五类分子之提法，怕见四清运动之批斗，犹记农场场长赠我良言有云：“不要读你那些古书，争取早日摘帽要紧！人一辈子有几个33啊！”
　　20年前，我43岁，押回故乡金堂县城拉锯钉箱已有9年，家抄了又抄，人跪了又跪，做不完的无偿劳役，写不尽的有罪自谴，想起昔年农场，好像梦回天堂，落到今日绝境，便是身陷地狱。
　　10年前，我53岁，回到省文联《星星》编辑部继续做反右派运动前我做过的那个工作已有5年，得了奖，出了国，长了脸，翘了尾，说些捧场话，写些帮腔诗，拼命积极，改革就像是我家务事，抱病工作，胃病似乎是他人溃疡，著文随抛新名词，发言乱骂老棍子，可笑可笑，该挨该挨。
　　今年，我63岁，住在省作协宿舍楼，身衰杞柳，诗散云烟，壮志已全消，往事眼前过电影，痴心将半冷，旧交头上起霜花，淡淡的悲伤，深深的惆怅，演南华经成现代版，仿东方朔著Y先生，提篮去买菜，写字来卖钱。
　　每一个前10年都想不到后10年我会演变成何等模样，可知人生无常，没有什么规律，没有什么必然，或富或贫或贵或贱，或左或右或高或低，无非环境造就，皆是时势促成。
　　所以我要劝人：你可以自得，但不应自傲；你可以自守，但不应自卑；你可以自爱，但不应自恋；你可以自伤，但不应自弃。

    《人民论坛》 (2005年 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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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然物外，求得心灵的静逸

　　如今是挣钱的时代。谈到文人的穷困，先生坦然说：“富有富的活法，穷有穷的乐趣。”为生活计，他也卖字。自撰对联，写在宣纸上，卖给顾客，或让一朋友裱好后出售。这个朋友曾经在杜甫草堂开了一爿书画店，名叫“喜雨轩”。先生的对联，时时透露出真性情来，如“四方风雨写史笔，百尺楼台读书灯”、“雪后孤松别样翠，山间野水自然清”、“偶有文章娱小我，独无兴趣见大人”、“艺思深入海中月，玄想远及天外星”等。先生撰联创意奇巧，出语诱人，思路诡异，趣多鲜活，棉里裹针，言皆中靶。先生的书法，一如他的人品，纯正而生静气，幽峭温蔼；于古拙中见灵秀，透出一股儒雅纯正和宁静淡泊之气。
　　先生的书柜与桌椅，都是老掉牙的家什，丝毫看不出一点现代文人的居室气息。而且书房临着喧嚣的大街，不待开窗，已是市声如潮。可他却能安坐寒斋，心神专注地读一些怪异的书。这是诗人陶渊明式的超脱？是古贤士颜回式的安贫？还是先生历经沉浮世事洞明后超然物外的一种彻悟和升华？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先生是修身养性之人，修身养性强调心灵感受的质量，以达到心中理想的自我形象塑造。善于修身养性的人无一不是思想者，他们的精神境界、灵魂质量、社会行为都令一般人望尘莫及。他深知，平静地生活，才是人生的真实目的。
　　先生走路的步态有异于常人，似乎有点脚不着地，给人一种飘逸感，但又不是飘飘欲仙的那种，身子薄菲菲像只风筝。风筝飞在蓝天高处，轻轻漫漫，引人仰望。先生一生中只有有限的几次出川游历，最远的一次是南斯拉夫。虽然足迹未远，虽然已逾七旬，却足以担当起一个“老才子”的名分，写起文章来纵横捭阖，才情横溢，机智幽默，反讽甚至狡黠，都在字里行间随处可见。
　　闲暇时，先生喜欢养养树。他家布满了各种小树，却没有一盆花。最高大的一株是橡树，他似乎颇有些为之自豪。那株橡树站在窗前，为他挡住了市尘与市声。太阳出来时，他的书桌上便满是叶影晃动。
　　先生对家乡菜肴偏爱有加，对成都一川菜馆题壁赞曰：“民以食为天，食以民为铨，百姓所赞扬，物美价且廉。”并对“白肉拌蒜泥，腰花炒猪肝，落座便可啖，爽口即为鲜。鸡丁说宫保，豆腐说淮南，锅巴烩肉片，炸响满堂欢……”大加推崇。有朋自远方来，如台湾诗人余光中等来访，便以烧饼小菜、蒸牛肉和夫妻肺片等招待客人，于是主客尽欢，念念不忘。先生还在《Y先生语录》中说：“春天的苕菜，还有香椿拌嫩胡豆哟，夏天的凉粉，还有酸豇豆炒碎牛肉哟，秋天的泡海椒，还有干煸狗爪豆哟，冬天的泡青菜，还有豆豉熬腊肉哟。”引得读者口水长流，望梅止渴。
　　先生日常居家好静思，喜读书，此外亦奖掖后进，扶持新人，基本谢绝社交应酬。常以春蚕吐丝之态，为中国文学的宝库倾吐着字字珠玑。沧桑岁月终末使这条河枯竭干涸，相反，它正满载至清至纯之水，以自身独有的流向，静静地汇入我们民族文化史的无尽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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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门避嚣，庄子的精神境界

　  阅历的沧桑，岁月的剥蚀，对于先生来说，已如遥遥一曲《渔樵问答》，喧嚣滤尽，只剩下如水的宁静。近年，先生蜗居书斋，杜门避嚣，浸淫于庄子那份旷达的精神境界。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58年，先生就对博大精深、行文诡谲的《庄子》产生了感情，并认为先秦诸子中，思想最杰出的是庄子，连曹雪芹也借《红楼梦》中妙玉之口认为天下文章最佳的属庄子。于是殚精竭虑，历时近两年，终于将凝结心血与智慧的30万字的《庄子现代版》奉献给了读者。
　　《庄子》一书立意玄奥，普通人很难理解其中的大旨要言。先生在忠实于原著的基础上，用通俗的文笔对《庄子》全文加以串讲，并在篇首的“庄先生的故事”一文中，阐释了庄子的思想和哲学观点，同时在文中各篇之前加了数千字的“引读”，从而为读者了解《庄子》带来了方便。《庄子现代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新推出。
　　四川文艺出版社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推出的《流沙河随笔》，是先生10年来所写的随笔精华。如书中之《可怕的曾国藩》，明明要写读《曾文正公家书》后，对曾国藩这一曾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历史人物的价值重估，却偏偏以反话去给曾国藩戴帽子，打棍子，叫人忍俊不禁。《这家伙》一文，以第三人称为自己画了幅漫画，其中有云：“这家伙瘦得像一条老豇豆悬摇在秋风里。别可怜他，他精神好得很，一天到晚，信口雌黄，废话特多。他那鸟嘴1957年就惹过祸了，至今不肯禁闭。自我表现嘛，不到黄河心不死！”正话反说；《小小汤圆悟大道》，记百姓编故事笑洋人吃汤圆，“那钩钩鼻子轻轻咬开，拈在眼前逼视许久，见汤圆皮子内外皆无包合的痕迹，便探问汤圆心子是怎样弄进去的。”笑过之后，他就一本正经地做起汤圆。“且说汤圆下锅即沉，沉底不动如潜伏之间谍，火候一到纷纷浮上水面，各自游弋转圈，互相挤撞，活泼好玩。可就是不翻身，北半球老在上，南半球老在下。这样下去，北半球温度低，永远夹生，南半球温度高，必定过熟。正在犯疑，哈，忽然一个个相继翻身了。原来汤圆有灵，晓得自己翻身。”先生悠然地做着汤圆，从“君子不耻言利”到“自然之理”的大道都一起煮熟了；于是一碗包进了大道的心、蘸了白糖芝麻酱的香甜可口的汤圆由先生亲自精心地做好了，端到你的面前，让你慢慢地品尝……
　　《锯齿啮痕录》一书，先生以平实的文字叙述了自己20年右派生涯的艰难岁月，旁涉家人亲戚邻朋，也辐射出了整个中华民族在那场大浩劫中的共同命运。文中所记各色人等，均用白描，却人物凸现，颇能品读出那个特定年代里人的良心与“凉心”。《锯齿啮痕录》虽不乏调侃和俏皮，但沉痛与沉重才是其基调，乃是“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鲁迅语）。
　　先生的400则精美短文集成的《Y先生语录》堪称一绝，真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先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活字典，标新立异，出语有典，理据有度。流传颇广的《庄子现代版》就是佐证，充分体现出他的学者风范。
　　如今，先生不怎么写诗了，“人上了年纪，写诗的激情就枯干了，爱用哲理思考问题了”。先生慨叹现在书刊编校水平每况愈下。他的文章时常被“强不知以为知”或“好心办坏事”的编辑误改。如一首咏北戴河的诗中“比浪花为响雪”，被想当然地改为“响雷”，殊不知“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一类以雪形容浪花的诗句古已有之，如何改得？说到当前诗歌创作，先生毕竟诗人气质，最终道出了几句精辟之见：在商品经济大气候下，因人们的价值观念、文化生活、审美取向更新分流等诸多因素所致，诗歌创作乃至整体文学创作都呈现了低谷现象，这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但现在我们许多诗作虚浮空洞、言之无物，不能正视现实、离人民生活相去甚远，亦当是今日之诗歌不受读者欢迎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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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识扬名，因清脱为人仰重
   
    因才识扬名，因清脱为人仰重，因谦虚而备受爱戴，这便是人们心目中的著名诗人流沙河。
　　流沙河曾在中国诗坛上笔走龙蛇，饮誉海内外。十年前，先生突然“见异思迁”，弃诗而作文，鼓动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拨弄出举世瞩目的一个大漩涡。近年来，突然又波澜不兴，一时间，文化人都在询问他的“流向”。蜀国的文学圈子压根儿就消失了他那瘦比黄花的影子，消失了他那让人心头搁不下的谦恭，消失了他兴之所至谈笑惊座的幽默。先生的近况如何？难道真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先生已逾七旬，身高1.7米，体重却只有90多斤，怎一个“瘦”字了得，他的样子，容易使人联想到经霜后的枣树，秋塘里的残荷。光阴似箭催人老，先生已是两鬓如霜了，但双眼依然睿智深邃，神态依然恬淡超然。
　　问先生近来可好？他说身体尚佳，无大病，一日三餐，素食而已，不饮酒，烟已戒十年。素闻先生仅吸烟这一嗜好，因何戒了？为健康？为生计？对此先生笑侃一趣：我吸烟从来均属低档，十年前在烟摊购回一条便宜香烟，回家拆开一看，竟然是伪劣品。退不掉，扔了又可惜。于是乎，硬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努力坚持一支支抽完它。意想不到的是，多年抽烟的愉悦和快感也随之烟雾而散了。
　　先生言谈海阔天空，雅俗共赏，亦庄亦谐。他幽默的质量，可谓绝唱，上下五千年，纵横数万里，引经据典，从早“幽”到晚。先生说：有两个人逛书店，看到一排排包装精美的书，两人在浩叹祖国文化博大精深的同时，各自大发了一番高论。一人说，这个作家太骄傲了，出了一本书，竟然在封面印上“老子著”；另一人说，那个作家太谦虚了，自我作贱署名“孙子著”。先生说：有天一来访者到家中，交谈一阵后才发现来者语无伦次，神志不清。原来是个精神病患者，赶忙将其哄骗出门。此后装置了一门镜，每有敲门声，便先趴在门镜上仔细观察，并大声提问，确定来者正常无异后，再开门迎客。
　　先生是四川金堂人，生于1931年11月11日，幼习古文，做文言文。1947年入省立成都中学高中部，1949年入四川大学农业化学系，1952年调四川省文联，历任创作员、《四川群众》和《星星》诗刊编辑。1957年“反右”运动中，因《草木篇》被毛主席亲自点名，“假百花齐放之名，行死鼠乱抛之实”。流沙河在全国上下被批倒批臭，后连续接受多种“劳动改造”，累计二十年。1979年他被调回四川省文联，从1985年起专职写作，并先后出版了《锯齿啮痕录》、《独唱》、《台湾中年诗人十二家》、《流沙河随笔》、《流沙河诗话》、《故园别》、《游踪》、《庄子现代版》、《Y先生语录》等著作。迄今为止，已出版小说、诗歌、诗论、散文、翻译小说、研究专著等著作二十二种。
　　先生原名余勋坦，“流沙河”中的“流沙”二字，取自《尚书·禹贡》之“东至于海，西至于流沙”，因国人名字惯为三字，遂将“河”复补。先生说，“流沙河”三个字都有水，哪知命中注定就与河沾不得边。8岁时，母亲找八字先生算命，说我26岁那年要在河中淹死。母亲就对我严加管束，我也小心翼翼，从不到河边玩耍。岂料是祸躲不脱，1957年，就在我刚好26岁的时候，还是被淹死在流沙河里了。那时，在报上一见“流沙河”我就胆颤心惊，有一次，《人民日报》有一篇文章，标题赫然入目：《坚决同流沙河作斗争》。我吓了一跳，读了文章后才知道，原来河北有一条流沙河需要治理。后来，我还知道全国有五条流沙河。那个时代，没有真正的文艺批评，只有“活学活用”的政治批判。我发表的《草木篇》，本来是个微不足道的东西。借草木咏志，古已有之，白居易“寄言立身者，勿学柔弱苗”之类的诗句，千百年来，没有人批它为毒草。而我却因几首小诗，被打成“反革命”，引来全国上下一片声讨。为什么要选《草木篇》作为大毒草的典型呢？因为它篇幅短小，符合当时“节约闹革命”的精神。毒草太长看都要看半天，批起来太麻烦。其他毒草都长，惟独《草木篇》短，全国大专院校、各省市县政协都把这篇毒草打印出来，人手一份进行批判，节约多少“革命”的纸张和时间？因为有了《草木篇》这根毒草，“多、快、好、省”一下就牵出了25000多个右派。这种短平快，其他毒草行吗？祸福相倚伏，大批判让我成了举国上下的“名人”。平反后，人们的逆反心理又认为我的诗水平不得了，其实现在我自己读起来就很惭愧。我儿子读了我以前写的诗后也说：爸，你写的啥子诗哟，我就看不出有啥了不得的。这评价倒很中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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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瘦比黄花的诗人，/却因借草木咏志而获罪。/笔走龙蛇的文思被扼止了，/作家的衣冠蝉蜕了。/夜读诗书微笑灯前，/滤尽喧嚣剩下如水的宁静。/流沙河水依然悠悠流淌，/诗人颖悟后已蝶化为哲人。

（前三贴文字摘自明红著《流沙河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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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许宏泉赠流沙河先生《墨竹》

流沙河：中国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国人
流沙河：美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各位朋友（热烈的掌声），我比在座各位朋友蠢长得多，我今年已经74岁了。我这个人谈不上什么“思想”；但是由于我的年龄比你们大，我曾经亲身经历的事比如抗日战争你们没有经历过，这就是我跟大家不同的地方。

　　我要告诉大家：美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中国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国人。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第二年的“庚子赔款”所有的八个列强，其中只有一个国家拿到这个钱没有动，就是美国。后来以各种方式退给我们了，其中一种方式叫“庚款留学生”，还有的拿来补贴我们的大学。我告诉你们，抗战时期山西有一个“铭贤学院”迁到我的家乡来。这个学校是和美国欧柏林学校挂了钩的，欧柏林大学有个“山西基金会”就是美国政府用庚子赔款设立的。“山西基金会”的钱就用来资助办铭贤学院，从30年代创办就是用的这个钱。后来抗日战争了辗转数千里逃到我们家乡，我们家乡最大一个姓曾的地主，他主动把自己一个寨子腾空，全部免费借给这个学校。这个学院就这样一直办了下来。政权改制后它就变成了“山西农学院”和“山西工学院”，然后跟美国交恶后每年的这个钱就没有了。那头也没有作任何解释，我们这头说“我们革M国家，谁要你帝国主义的臭钱”，就这样从建国以后这个钱就断了数十年。
　　
　　
　　 　　到了改革开放初期，欧柏林大学的“山西基金会”派了一个工作人员，一个27岁的小伙子到中国大陆来，找到中国政府。问他有什么事情，他说你们国家从前有个铭贤学院还在不在？哦，大家就告诉他说这个铭贤学院从建国后就迁回了山西，在它的基础上办了一个“山西工学院”和一个“山西农学院”。然后这个小伙子就去找，找到里面一些老的教师，果然证明这是事实。考察后他就走了，也没有说什么话。过了一段时间美国方面就正式派代表来，说是要接触你们原来铭贤学院、现今是“山西农学院”和“山西工学院”的人，要拨一大笔款给他们。你想我们这边的官员听说有“美圆”来，那个积极性之高啊（笑声），马上把工学院、农学院的党的领导，党委书记、院长每个单位派起代表团来。但是一接触没有发现一个真正是原来铭贤学院的人。人家“山西基金会”说你们来的都是官员，我们要见铭贤学院的人。怎么办，怎么办？最后才想起山西农学院有个右派分子是原来铭贤学院的，于是去把这个扫厕所的教授老头找来，说让你加入我们这个代表团，你走在前面。结果人家还认得到他，从此以后每年20万美圆就没有断过，10万给农学院，10万给工学院。这样大家才知道，原来尽管中共夺取政权后这个钱就断了，但美国人一分钱都没有动，全部拿来存起连本带利增值了几十年，现在就能够每年拿出20万给这两个学校。这是我一个在铭贤学院读过书的朋友讲给我听的，我听了当时就哭起来了（掌声）。八国联军中没有一个国家这样做。其中最恶劣的有两个，一个是日本，日本把我们赔的钱都拿去制造武器再来打我们；第二个就是俄国，极其无耻贪婪。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八国联军走后，中国的赔款绝大部分不是给的银子，根本没有那么多现银。是通过什么方式给的呢？是从中国的海关收入里每年扣出。中国总署由八国推举的代表、一个叫赫德的美国人管理赔款帐目，赫德管理的帐目那是一清二楚。美国人在这方面的品行也为世所公认。
　　
　　
　　 　　抗日战争爆发时我刚进小学，到我进初中的时候抗战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也是最艰难的时期。我13岁那年曾经与其他同学一起去美军的军用机场，跟所有大人一样参加劳动。一样吃的是糙米饭，米汤是红颜色有气味的；一样是八个人一桌，只有一小碗不见油花的盐拌萝卜丝。就这样修了一个星期机场。我们这些娃儿是怎样想的呢？——再不出力国家就要亡了。因为从小我们的老师就跟我们讲：一定不能当亡国奴！当了亡国奴就要像朝鲜人那样，见到日本人来了就要立正鞠躬，日本人要骑马还要垫背让日本人踩着上马。这就是亡国奴！因此我们从小就知道要爱自己的国家。当时国民政府也好、老师也好，要我们爱国从来没有说过“爱国主义”这几个字。你要知道，“爱国”成了“主义”，就是一种“学说”，一种学说是不含任何情感的（掌声）。我们的老师说“要爱国”，余光中对我说“爱国是一种感情，不是一种主义”。我从小就是被这种感情所制约的。
　　
　　 　　另外我还要讲讲美国人的善良。我们中国人，我们贫穷，我们没有自尊心，我们不争气——我们那么多中国人，去偷机场里面美军的军用品，美军从来没有来追查过。在我的家乡，每天黄昏后地下摆的摊子卖的全是军用品，贼货。偷来的美军皮靴、腰带、衣裳、罐头——连花生米罐头都偷，最后就是美军卫生用纸，一捆一捆的偷出来在那里卖。任何美军都没有来追查，换了其他国家是做不到的。美国人单纯天真，而且体谅穷人，晓得你们这个国家没有办法。搞到什么程度，连美国人的枪都要偷，流落出许多卡宾枪，美国空军战士用的那种短卡宾。是由于这些美国兵，他们自由散漫惯了，他们进食堂吃饭有个规定：不允许带武器进入。所有卡宾枪都在食堂外的墙边排成一排，结果吃了饭出来发现枪被偷了。偷了美国人还是就算了，说没关系他又去领。偷美国人皮靴的情况是，美国兵的营房晚上睡觉他们要空气流通不关门，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哇啦哇啦闹鞋子没有了，于是再去领一双。
　　
　　
　　 　　后来我在60年代文化大革命前所在的农场，靠近凤凰山飞机场。那里的农民对美军也很熟悉。当时有个姓黄的老大爷是“贫下中农协会”的主席，属于“无产阶级”，党很信任的那种人。他跟我摆起过去的事说：“美国人都是些瓜娃子！”我说：“咋个喃？”他说： “嗨呀，我们净整他们！”说是美国空军因为要有营养，就在天回镇那边买了许多鸡，委托他们去熬鸡汤。“我们只要炖的鸡汤一煮开，就把整鸡捞起来丢在潲水桶里，每天下午挑潲水走时美国人又不检查，结果挑了几十只鸡出来每天晚上在天回镇卖白斩鸡，嗬哟，吃的人还多得很！”（笑声、叹息声）“——美国人居然还不知道，不是瓜娃子吗？”
　　
　　
　　 　　另外还有我亲自见到的一件事。在广汉机场那里有一个小娃儿——那个机场虽然是军用的，但小孩进去美国人根本不管，我就进去很近的看过飞机——有一个小娃儿突然就丢失了，于是那些农民就闹，说美国人把娃儿偷了。结果过了一个月那个美军休假回来把娃儿带了回来，给他换了一身新衣服，送他回家。这些我亲眼看见的事情，使我对美国人的单纯善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不管在朝鲜战争开始后说美国人咋个咋个的坏。50年代初我们国家编了一套连环画，是中国那些最有名的画家集体创作的，叫《美帝百年侵华史》，拿来在全国宣传，连每个村庄都贴得有。那美国人简直是青面獠牙啊，美国人坏得不得了。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前我在凤凰山机场挖地，因为那里过去是美军机场，有个“左派同志”就说：“不晓得他们在这里强奸了我们多少中国妇女！”我当时忍不住冒了一句“——还要调查了才晓得。”嗬，这下报告上去，说我是“坚持反动立场”（笑声）。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人的记忆无法抹杀。人们信仰的“主义”可以改变，记忆、事实却无法抹杀。
　　
　　
　　 到了80年代我年纪很大了，也都可以出国了，这种记忆依然在起作用。我两次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一次作为团员、一次是团长。作为团长那次是到菲律宾。去之前我就知道菲律宾马尼拉南郊有个美军墓园，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军牺牲的七万人，有二万五千零七百多人埋葬在这里。80年代中国大使馆绝对不会允许去参观。到后来第二天我们就要走了，每个人包包里都还揣得有几百个比索，那天下午我就说“今天下午放假，各位同志你们要采购什么的赶快去”。等大家走了，我就一个人找到当地一个写诗的华侨叫李云鹤（音），请他带我去。他说“可以，可以，但是你们中国作家从来没有哪个去的啊。”我说“台湾呢？”他说“台湾是每个作家非去那里不可！”我一下就明白了：人各有感情。我们这边是枪杆子造反打出来的江山，当然就把美国当成敌人；而台湾那边他们记得到，是他们曾经的战友。在我们这边的人里，我是第一个去的。
　　
　　 那个下午我真是感慨良多。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墓园，更让我惊奇的是下面的情况。首先是所有的墓碑上一律只有四项内容：一、姓名；二、籍贯；三、部队番号；四、牺牲年、月、日。起先我很纳闷：这里埋葬的军人中既有将军，又有其下不同军衔的和普通士兵，怎么一点没有反映？后来一想才恍然大悟——别人认为将军也好、元帅也好、士兵也好，都是活着时候的一个身份；他死了在上帝面前就都是一个普通人了，就没有这些区别了。这是鄙人受的第一个教育。其次是不分军阶所有墓都修得一模一样，占的面积就那么一点——他们那个不能叫“坟”，中国式的坟是要鼓起来的，而它是平的，上面是一个十字架墓碑。别人的政府花的是什么钱？绝对是我们这些脑筋想象不出来的。80年代我的全部财产加起来还抵不上这个小小的十字架！为什么呢？那是从意大利西西里岛产的“雪花大理石” 专门采下来，刻制好了再绕半个地球运到这里来——我连运费都出不起，而且每个都是一样的。我们的“八宝山革M公墓”分14个等级，好多老干部临到要死的时候，千方百计都要争取到“八宝山”；有些家属还要去闹“我们该享受哪一级待遇”，包括我们这里写讣告——人都死了它下面还要加个括弧“相当于副厅级待遇”！（笑声、掌声）真是见鬼了——他都变了鬼了还有啥子待遇！（笑声、热烈鼓掌）只有一个丑陋的民族才去搞这些事情，自己还不知道丑陋（长时间掌声）。这是我看见的：别人没有分任何等级。别人坟墓的排列次序是按ABCD的顺序区分的，你叫Adam你就排在前面，在A区；叫Zemota就在最后，查找起来很方便。别人不仅活着的时候要平等，死了都要平等（掌声）。这样的事情是在中国我看不见的。还有在墓园前面刻了很多标语，都是黑色大理石填金，它的英文翻译出来就是：“主啊，在我们和强大敌人搏斗最艰难的时候，是祢鼓舞我们勇往直前”，——是“主”，你注意：不是“民主党”、“共和党”（掌声）——“上帝啊，祢从太平洋海底把他们的灵魂带回去吧”，“主啊，原谅我们的软弱，多亏祢的支持我们才坚持到最后英勇牺牲”等等——里面没有一个字提到“民主党”、“共和党”。这是不是就是说他们迷信呢？不是的。因为在这里“主”是一个符号，意味着平等——“我们所有的人，死后在上帝面前大家都是一样的”。因此无论你对“主”，对上帝怎样崇拜，都不会造成个人崇拜、领袖崇拜。这就是别人的制度之所在。然后到了整个墓园的中心区，有一座灰色水泥方塔，三面都是光的，只有一面刻有浮雕，没有任何文字。这浮雕也令当时的我十分惊诧。因为按照我们的想法，它的内容应该是歌颂这些牺牲了的美国将士，如果要我来为我们的革命墓园设计的话，那就是一幅战士端枪冲锋、领袖在后面挥手之类的图景；但我一看却完全不是这样，很让我感到惊奇。它刻的是一个半裸的小伙子双手持剑，这样握着，边上有一些树林——哦，我明白了。这是圣乔治。所有欧洲人都知道的民间传说里斩恶龙、救爱人的圣乔治。这是用圣乔治这个形象代表全体牺牲的美国将士。而且圣乔治脸上没有一点胜利的喜悦，完全是面临大搏斗的紧张，两手紧握宝剑、双目凝视着远方正在扑来的恶龙。这形象一下打动了我。
　　
　　 后来我又看见有个墓碑，上面既无姓名籍贯又无部队番号，只刻了一些英文分三行排列，翻译出来就是：“这里躺着一个武装的同志——只有上帝才知道他是谁”——这是一个无名战士的墓。按照我们这边，任何革命墓园，都要审查历史。如果你连姓名都没有，就没有资格进革命陵园，因为万一你是叛徒呢？而别人就是没有姓名的也一样给他立了碑。]
　　
　　 我的菲律宾华侨朋友对我说：“有几个墓的墓碑不是十字架，我们搞不懂是什么东西，是不是你去给我们认一下？”于是我们就一起去找，找到了我一看，是一个六边形的墓碑，上面还是刻着姓名、籍贯、部队番号、牺牲年月日。我说：“他是犹太人。”凡是读过《旧约》“出埃及记”的都知道，摩西带着以色列人（犹太人）在沙漠里走了几十年都没能回到故乡，摩西死后由大卫王继续，每次迷了路天上都有颗星指引方向，这就是“大卫星”。我说这表明别人尊重他的宗教信仰。然后他又说“还有个墓碑非常奇怪，不是大理石的。”在他的指引下我看见有个东西在夕阳的余辉里闪着金光，到了那块碑前上面刻的文字又一次使我震惊：“这里躺着我们十八个战友，由于他们身体的部位已难以互相区别，因此让他们在这里一起长眠”——这是那些身体被炸成碎块、难以区别这块是张三的、那块是李四的，只晓得是这十八个人。如果喊我来管，干脆刨 18个坑，每个坑里弄一点进去不就了事了？结果别人不。就是说人死了都不要欺骗他，不能欺骗死者，要让他死后都能够真实（掌声）。这些都使我感动。离开时偌大一个墓园只有我和我的菲律宾朋友，在黄昏的夕照之下依依不舍。最后我去看它那个纪念窗、纪念图，比这个墙还高。其中有一张图，地图上画的是从中国内陆、从四川画了一个红色箭头，越过整个中国、越过黄海直插东京——这就是画的我修过的广汉机场，从那里500架B-29去轰炸日本东京的示意图！看到这张图我一下子泪洒衣襟，因为我修过它的跑道，这跟我有关！
　　
　　
　　 所以在10年前，二战胜利50周年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二战我修飞机场》。这篇文章是台湾的约稿，后来占了一个整版，说是这篇文章让我们又回复到当时中国的艰难情景中，连小小13岁一个学童都要去修飞机场，可见国家、民族的危机之严重。文章发表后就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有个名叫“林达”的美国女士，到成都后通过各种关系找我，最后由一个考古队的朋友带到我家里。她问我：“你是不是写过一篇文章《二战我修飞机场》？”
　　
　　 我说：“是的。”
　　 她说：“你这篇文章是不是发表在台湾《中央日报》某年某月？”
　　 我说：“是。”
　　 然后她出示一张照片，一言不发盯着我。
　　 我一看那是我最熟悉的——“超级空中堡垒”B-29。我就告诉她“这是B-29，但是你们已经把它背上的炮塔拆掉了；它的腹部还有一个炮塔，像锅一样凸出来的也没有了。”
　　
　　 她说：“对，你说得完全正确！”
　　 于是她才告诉我，说“我来找你是因为，我的父亲曾经从广汉机场驾驶B-29去轰炸东京，他读了你的文章后要我采访你。”我连说那时我还是一个13岁的孩童，也只是修了一个星期的机场。她说你把当时关于美国飞行员的各种所见所闻都讲讲吧。我说好，我来讲讲。
　　
　　 于是我就把当时所见美国飞行员是什么样子给她描述了一下，林达回去一年后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们美国有一个“B-29协会”，美国全国还有400多个B-29飞行员在，他们要建立一个B-29纪念馆，美国政府给了他们一架飞机，相片上那架就是。这个纪念馆中心砌了一个台子安放这架B-29，周围砌墙用的每一块砖上都刻着一个名字，凡是跟B-29有关的人员——飞行员、地勤人员等等全都有份。她父亲说“那个13岁的年轻人为B-29修过跑道，我出钱！”她父亲出钱订了一块砖，上面用英文拼的是本人“流沙河”的名字（掌声）。
　　
　　 这件事使我深深感到美国人的认真。比较起来，有位志愿军战士对我说他们重新到朝鲜去，他战友的墓已经非常潦倒，有些早被朝鲜人挖了。这就是“亲兄弟”，“鲜血凝成的友谊”；而那个是“帝国主义”，别人还记得起太平洋这边一个13岁的娃娃，修过7天飞机场！
　　
　　 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美国人是我们的朋友。今天我要告诉在座各位的只有这件事，其他的道理我讲不清。我讲得拖沓占了大家时间，对不起。（长时间热烈鼓掌）
[ Last edited by 因为冬天已往 on 2005-9-13 at 19: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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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厅一角]

再论美国第一次退还部分庚款的决策过程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王娟娟
［摘要］美国决定退还部分庚款，与当时的清廷驻美公使梁诚的积极推动两国政府之间的正式交涉分不开，但其中美国政府在此问题上的积极主动性不容忽视，若没有美国政府本身的主动性，梁诚的劝说努力难以成功。美国退还庚款的决策是梁诚的努力推动和美国国内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两国之所以能在此问题上达成一致，是因为它不仅仅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且也符合中国的利益。
［关键词］美国政府，梁诚，退还部分庚款，中美关系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Remission of Boxer Indemnity
Abstact：The United States could make a decision to remit portions of boxer indemnity to China, because，Liang Cheng，Chinese ambassador in the United States，persistently urged two governments on offcial negotiations．But what's more important was that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ook initiate in remitting the money to China，or Liang's efforts wouldn't work．So，Liang's efforts and many domestic factors of the United States jointly affected the process of the decision-making．At the same time，two governments could come to terms on the issue． because it accorded with the interests of not only the United States but also China．
Key Words：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Liang Cheng，Remission of Boxer Indemnity， China-U．S．Relations
20世纪初，美国政府第一次退还中国部分庚子赔款，以此作为派遣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和在华设立学堂之用。但对于何人首倡退还庚款一事，学术界尚有争议。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当时的驻美大臣梁诚是首倡者，而有的学者则认为美国国务卿约翰海为首倡者①。对于第一种观点，笔者认为梁诚虽有首倡和推动美国政府退还庚子赔款之功，但退款之事的成功离不开美国政府的积极回应和配合。对于第二种观点，笔者认为约翰海并非首倡者，他之前的退款表示仅是一种姿态，距离实际的行动还相距遥远，而梁诚才是真正将退还庚款余额问题纳入正式谈判的第一人。本文认为梁诚为首倡退款者，对于其历史作用应予以充分的肯定。但是美国政府的态度也应引起重视，若没有美国政府的积极回应和配合，梁诚的退款努力难以成功。
一、20世纪初的美国对华政策与庚款余额的由来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美国逐渐崛起为世界大国，其对外政策也表现出很强的扩张性，对华政策亦是如此。其著名的标志就是“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门户开放”政策表面上承认各国在华势力范围，美国只要求“利益均沾”，实际却透露出美国不满于西方列强强占势力范围的行径，决计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使中国所有地区向其敞开大门。也就是说，美国“将势力范围的存在视为对其在华贸易的一个日益增大的威胁”［1］（p.49）。但美国又不仅仅满足于追逐其在华经济利益，它亦很注重在中国扮演“保护人”的角色，时时宣扬它对中国的“公正”和“友善”。所以在“门户开放”政策中有“保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和行政完整”的内容，俨然以一副中国的“保护人”的面孔出现［2］（p.16）美国政府亦自认为这一政策“将使合众国受到中国政府的尊重”，“中国政府将在合众国身上看到一种阻挠帝国受到肢解的强烈愿望，它将大大提高我们在北京的威望和影响”［3］（p.44）。
但是，这并不能改变美国只是诸侵华势力一员的事实，中国人民也并不因此而对其心怀感激［1］（p.50）。所以，当中国掀起义和团运动时，美国亦是中国人民反对的目标之一。义和团运动遭镇压后，中国成为战败国，不得不与各国议和，而赔款问题是议和的重要内容之一。各列强无不想趁此时机从中国捞取一笔巨额赔款，美国当然也不例外。但它又不仅仅止于此，而是又扮演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公正人”的角色。它先是力图限定各国向中国索要赔款的最高限制额，继而又建议各国按比例减少所索要的赔款数额。
1900年，美国国务卿约翰海（John Hay）首次就赔款问题训令美国谈判代表康格（Edwin H．Conger）：“要尽力促成一次总的赔偿方式，然后在各国中间安排（赔款）分配。”［4］（p.349）1901年4月9日，约翰海又电令美国驻华全权谈判代表柔可义（William W．Rockhill）：“命令你再次向你的同僚们力陈就列强之间公平分配的一次总付之款不超过4000万英镑达成协议的迫切愿望，如果协议不可能，便诉诸海牙仲裁法庭。”［4］（p.356）随后，约翰海又多次训令柔可义和康格坚持总额不超过4000万英镑的要求。但是，美国最高限制数额的建议遭到各国的一致反对。俄、日公使认为，目前将赔款定作4000万英镑还为时过早。法国公使则声言中国完全有能力支付更多的赔款。德国公使更是毫不妥协，认为中国应偿付各国全部的开支，没有理由在这一问题上对中国表现出过分的仁慈［4］（p.367）。这样，在列强的一片反对声中美国的这一计划惨遭破产。
最高赔款数额的建议遭到各国一致反对的结果，其实约翰海早有预料，为此他又设计了另一招棋——由美国率先提出愿减少自己的赔款数额诱使其他列强继之仿效，即建议各国按比例减少索要赔款数额。但美国又不想因此而使自己受损。于是，约翰海就采取了多报美国开支及损失额的手法，将“浮数”部分作为未来与列强进行讨价还价的筹码［5］（p.76）。这一点就连柔可义和康格都认为约翰海索求超出实际损失过高，未免过分［6］（pp.541～542）。约翰海虽然设计得颇为周全，但是其建议与限制赔款最高数额的建议一样，不但无人附和，反遭列强的谴责。列强认为如按比例减少，得利的只是美国。德国公使强调，美国建议将赔款总额定为4000万英镑，而自己却索要2500万美元，如此德国应需求8亿马克。他一语击中美国的要害：减款建议是一种伪君子作风，美国借此获取了实利［5］（p.77）。
鉴于两项计划都难以成功，约翰海指示柔可义：“如果没有希望实现美国的减款建议，就不要因此导致无限期地延误决议。”［4］（p.372）此时美国的算盘是：少拿按比例摊派给美国的钱不仅不会减轻清政府的负担，反而会增加其他列强的份额，不如美国名正言顺地取走这部分赔款。这样，约翰海按虚报、多报而获取的赔款便正当地入了美国政府的腰包（按：美国分到的赔款数额为2444万余美元，而美国实际损失为1165．5万美元，超索1278．5万美元。如果加上利息，则美国所得超过5300万美元）［7］（p.2）。
二、梁诚与退还庚款的交涉
梁诚②于1903年接替伍廷芳出任驻美公使。他接任后，在美国国务院阅读其秘密档案，又在美京国会图书馆翻阅各种记载、文件，核实出美国政府在1901年向中国索赔庚款数额与其在京等地所受义和团焚杀、抢掠的损失（含生命、财产）额严重不符，并且自此有意促使美国政府返还“多取”的部分。梁诚先是将其发现的事实与文件分别编录成册，使自己对事实证据了然于心，然后与其所认识的美国国务院及其他政府部门的官员仔细商讨此事。
而为其想法变为实际行动提供契机的则是他与国务卿约翰海的谈话。1905年1月，梁诚就庚款付金付银问题与约翰海交涉，要求美方同意付银。虽然约翰海拒绝了梁诚的建议，但在梁诚坦言：“中国财政支绌，如律付金，势必增加租税，民间负荷过重。仇洋观念益张，大局动摇，亦不符美国利益。”约翰海为之感动，“默然良久，乃谓庚子赔款原属过多”［8］（p.74）。这样，梁诚不仅对美国索赔过多的事实了解得非常清楚，而且还知道美国政府或许有意改正，退还中国政府其多取的部分。
在这种情势之下，梁诚决定放弃付金付银问题的交涉，转向主动要求约翰海退还超索庚款的交涉。中国外务部于1905年5月13日收到梁诚的第一份报告，称约翰海已接受其建议，要求美国政府与国会退还其多索取的庚款。同时梁诚四处活动，在其努力下，“上流议论已觉幡然改变，即固执如户部大臣疏氏者，亦不复显然相拒……美使桑可义尚表同情”［8］（p.108）。就在梁诚努力推动美国政府退还多取庚款之时，中美关系却因为一系列事件走入前所未有的低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梁诚的努力。原因之一是美国的排华运动。原订的中美禁止劳工输入条约即将期满，中国方面希望废除旧约重新订立新约，从而提出了新的草案。美国政府开始是拒绝修改，继而又讨价还价，使谈判难以进行下去，陷入停顿。梁诚作为驻美公使，亦参与到两国的交涉当中。他希望双方能达成妥协，在8月份提出了一个新的修订草案，但为美方所拒绝［9］（p.234）。美国驻华公使柔可义奉命来华交涉，但此时中国的反美情绪已被激起，难以遏制。中国的商界、学界和教育舆论界从1904年秋就开始酝酿抵制美货，到1905年已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抵制美货运动。抵制美货运动在美国国内激起了很大的反响，被一些政治家视为“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挑战，是对美国维护海外利益的能力和意志的考验”［10］（p.31）。原因之二，是中国坚决要求收回粤汉铁路。美国合兴公司获得粤汉铁路的租让权时，曾允诺三年内修成全路。但直至1903年秋仅修成广州至三水一段支线，广州以北的干线工程几乎寸土未动，而且它还违背合同将股票出售给比利时人。这不仅招致中国政府的反对，而且也引起了湘、鄂、粤三省人民的极大不满和愤慨。三省人民因此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废约自办运动。清政府对此也不敢过分压制，生怕“此路不能收回自办，必致酿成事变”［11］（p.100）。而梁诚为了国家主权，与美国政府进行了严正的交涉。他照会国务卿约翰海，告以合兴公司违背合同，中国政府决定收回粤汉铁路租让权，请求美国政府不要干涉。但美国政府尤其是总统罗斯福却对此横加阻挠，多次向梁诚和清政府施加压力，拒不接受中国政府的正义要求［11］（p.106）。原因之三，在中国广东又发生了连州教案，五个美国人被杀。虽然清政府表示要惩罚凶手和赔偿损失，但这一事件已在美国公众心目中激起了对中国的不满情绪”［12］（p.308）。再加之，主张退款的国务卿约翰海于5月29日去世，新任国务卿罗脱（Elihu Root）正是之前代表合兴公司与梁诚交涉之人，其态度自然比约翰海强硬。所以，1905年11月16日罗斯福总统在接见丁韪良时，就明言：“抵制美货及杀害传教士之事，使退还庚款之事不可能，至少目前无法向国会提出。”［13］（p.280）这样，由于发生了一系列恶化中美关系的事件，退还庚款的交涉不得不暂时停顿下来，梁诚的努力因此受到阻遏，一时难以突破和获得进展。
尽管梁诚推动美国政府退还庚款的努力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但他仍不放弃。期间，梁诚仍继续活动，他招待记者，公开发表演说，并游说国会议员以支持中国的合理要求。同时，他还委托友人如新任内政部部长格斐格（J．R．Carfield）和工商部部长脱志士（O．S．Straus）向罗斯福总统秘密重申之前的建议［12］（p.81）。在梁诚的努力下，事情还是获得了进展，梁得到了罗斯福总统要尽力办理此事的私人允诺。而更为重要的是，罗斯福总统得知梁诚即将要回国的消息后，允诺要在梁诚回国之前办妥此事。罗斯福总统在1907年12月3日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正式提出要求国会授权总统减免和取消对中国超出之数赔款要求，他称：“我请求授权重订同中国规定1900年赔款的协定，借以豁免并取消为中国规定的超过11655492．69美元（利息为4％）的那部分赔款的支付义务。”［14］（p.LXVII）但当1908年1月国会正式讨论这一提案时，梁诚已经离职回国。而参、众两院则出现了不同意见。参议院顺利通过，而众议院则在邓拜（Edwin Denby）等同情美国贸易商的情况下，要求保留200～300万的赔偿金，此外还表示退还的钱是美国人的。接任梁诚的是伍廷芳，伍也四处活动，也有一些收获。最终，邓拜意见虽获两院一致通过，但为商人保留款项减为200万美元［7］（p.5）。两院通过后，由罗斯福总统在1908年12月28日签字执行。这样，美国政府同意索赔之款由原来的24440778．81美元减为10785286.12美元（其中包括众议院在讨论过程中要求增加的200万用以支付迄今尚未得到赔偿的私人损失的备用款额）。它与原定中国付给美国的24440778．81美元之间的差额——10785286．12美元退还给中国［15］（p.1013）。
从以上过程可看出，梁诚是首先提出美国退还庚款的建议者，也是积极推动美国政府退还者。但是，如果只有梁诚的首倡和积极推动，而美国政府不予以积极回应和配合的话，退款之事是难以成功的。
三、美国政府的态度和影响美国政府退还庚款决策的国内因素
针对梁诚积极推动美国政府退还超额索取庚款的努力，美国政府基本上是积极回应和配合的，表现出很强的积极主动性。更为重要的是，不仅美国政府官员、议员如此，而且在华传教士、国内教育界和大众传媒等也对此持赞同态度，这无疑也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决策。
初始，国务卿约翰海在赔款谈判中所提两项建议遭其他列强反对后，决定将美国所分得的赔款（包括起超额索取的部分）悉数装入腰包。但他还是有些心虚的，因为不仅他自己明白美方索取要求过高，而且其余列强也洞知美国的行径，清政府当然也知晓，只是无力抗争而已。这无疑有损于美国“公正”和“友善”的形象，于是约翰海表示将超额部分退还给中国［5］（p.77）。但是，笔者认为，此时约翰海所表现出的仅是一种姿态而已，距离实际和真正意义上的退还很遥远。他之所以这样做，其一，是因为诸列强已对美国所提两项建议的意图有所洞察，认为美国一方面想获得实利，另一方面想获得人心，讨好中国舆论和世界舆论。德国的公使就称美国的做法是“伪君子作风”。其二，是因为约翰海超额索取的行径不仅没有得到其得力助手柔可义和康格的认同，而且国内舆论也认为这种“不公正”的做法，有损于美国在中国人心目中的良好形象。
尽管，约翰海表现出的仅是一种姿态，但也证明美国政府存在退还超索之款的一种极为可能的意向。所以，当梁诚在1904年12月向约翰海首次提出：“各国若将赔款核减，于我财政殊有补益，贵国如能倡者，义声所播，兴起闻风矣”［8］（p.81）约翰海对此表示：“所言确有至理，自当极力代谋，惟总统甫得蝉联，举动不宜过骤，易徐图之，必将得当以报。”［8］（p.74）从中可看出，约翰海对于梁诚的提议并不反对，而是持赞同态度的。而柔可义更是对此持同情态度。他在1905年中国发生抵制美货运动之际，向罗斯福总统建议用退还庚款余额的方式平息中国人的愤怒，并建议将退还之款供中国政府派遣学生赴美留学之用［16］（pp.253～254）。
除了约翰海与柔可义对此持赞同态度外，总统罗斯福对此问题的态度也很关键，他在关键问题上支持了“中国通”们的意见。与此同时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太平洋帝国论”者，他认为“今天的太平洋将继承大西洋的地位，成为未来世界的主要舞台”，当时“世界上所仅有的最大富源（即中国），则是这个太平洋帝国的中心”；“美国必须在争夺中国市场的斗争中取得领导地位”［17］（p.85）。所以，对于庚子赔款问题，他采取的也是赞同退还的态度。
而在华的美国传教士由于长期生活在中国，对中国发生的反美运动了解得更为清楚，而且也为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感到忧虑，特别是当柔可义退款办教育的建议被总统否决之后。所以，中国抵制美货的风潮刚刚平息，他们就围绕着柔可义的建议，向美国政府展开了大规模的舆论攻势，敦促政府早日批准退还庚款余额并用于中国教育。他们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人物是明恩博（A．H．Smith）。明恩溥于1906年特地返美游说政府及政界人士，而且还经他人引见直接晋见了罗斯福总统。他认为，退还庚款的实际目的就是要“避免将来中国再次发生类似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和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并大谈教育的重要性，称：“随着每年大批的中国学生从美国各大学毕业，美国将最终赢得一批既熟悉美国又与美国精神相一致的朋友和伙伴。没有任何其他方式能如此有效地把中国与美国在经济上政治上联系在一起。”［16］（pp.254～255）对于明恩溥的劝说，罗斯福总统表示认同，并同意将退还庚款用于中国的教育［3］（p.448）。
而美国国内教育界人士中力主向中国退还庚款并用于中国教育的代表人物则是伊利诺斯大学校长詹姆斯（Edmund J．James）。他于1906年向罗斯福总统呈交了著名的《关于派遣教育考察团去中国的备忘录》，鼓吹政府应将退还之款用于中国的教育事业。他强调：“中国正临近一场革命。……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一方面所付出的努力而在精神、知识及商业上获得最大可能的报偿。他断言：“商业追随道德和精神上的优势，这比它追随于军旗之后更加难以避开。”［18］（pp.214～218）
大众传媒也起了积极推动美国政府退还多取庚款的作用。梁诚曾利用大众报刊等工具对美国政府施加影响，他在与罗斯福总统谈话后，便积极“运动议坤、报馆发论赞成，以期决可”［19］（p.102）。而国务卿罗脱也对梁诚的“鼓吹议绅、报馆发言催促早日退款之事极为不满……”［13］（p.280）。美国舆论界对于退款一事一直很关心，当美国政府的决定一经公布，舆论界立即予以积极回应，纷纷表示支持，《华盛顿邮报》报道：“我国不向中国索取不义之财，我国是一个具有同情之心的国家。所以那些想重重索取赔款牵制中国的国家一直为我国人民所反对。而退还庚款之举正符合我国正大光明的宗旨。”《纽约时报》也报道：“我国因为禁止华工入美而得罪了中国，减少赔款向中国表示友好，十分公道。而将来商业所得，一定不止此数。”［13］（p.286）可见，当时美国政府确实面对着巨大的舆论压力。
正是由于美国政府内部官员对此事的积极回应和配合，再加之在华传教士、国内教育界和舆论界人士的积极配合，使原本对此抱有“愧疚之心”的美国政府最终同意退还超额索取的赔款。
总之，梁诚是第一个正式向美国政府提出退还多取庚款的建议者，也是正式开启中美两国政府交涉此问题者。他除了最后的国会辩论阶段因回国未参加之外，几乎参与了此事的每一个重要环节。而当时的中美关系正处于最低潮的时期，梁诚为此事冲破多方阻碍，终于在符合两国共同利益的情形下使中美达成一致，可谓“历尽艰辛”、“殚精竭虑”。因此，对于梁诚的功绩应给予历史的肯定。这其中不仅可见梁诚为维护国家利益所做的种种努力，而且也显示出梁诚个娴熟的外交技巧和对美国政治运作机制的熟稳。
但是，必须承认，仅凭梁诚个人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美国政府的态度也很关键。可以这样说，如果美国政府没有退还庚款的主动意愿，梁诚再努力促动也是不能成功的。两国之所以能够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是因为这不仅仅符合于中国的利益而且也符合于美国的利益。而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当时是一个弱国而美国拥有更大优势和主动权的情势之下，这种一致更多地是体现出美国政府的利益和价值取向。当时中国财政紧张，而诸列强又强迫中国政府必须付金，而美国政府在此种情况下，肯放弃部分赔款，用于中国的教育事业，对中国政府来说当然是一件有利的好事。而对于美国来说，退还部分庚款不仅可以缓解一度紧张的中美关系，重新赢得中国人民的好感，而更为重要的是退还庚款是有条件的——即须用于中国的教育事业。这恰与美国的长期对华目标相吻合。美国的目的就是要在中国通过此种“文化投资”，培植一批亲美力量，为其谋取最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正如当时的《每日领事和贸易报道》（Daily Consular and Trade Reports）所说：“中国学生来美就读，与美国学生为友，回国后，外交上亲近美国。……他们将成为一支亲美力量，非其他欧洲国家及贸易团体所能竞争的。”［6］（p.668）。这一行动体现出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所在。当然也必须承认，退款办学在客观上起到了增强中国人才培养、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了解和文化交流的作用。
［收稿日期］2003年10月
［作者简介］王娟娟，女，1978年生，山东潍坊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001级硕士研究生。
注释：
①第一种观点可参阅徐建平：《美国退还部分庚款史实考》载于《中国近代史》(人大复印资料)1998年第8期，第63～67页。第二种观点可参阅张乐天：《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决定过程》载于《史林》1987年第2期，第75～84页；李守郡：《试论美国第一次退还庚子赔款》载于《历史档案》1987年第3期，第100～107页。
②梁诚（1863—1917年），广东番禹人，父亲为商人。1875年随容闳赴美留学，进菲力浦学院，肄业，1881年归国。初任总署章京，1886年为驻美使馆参赞，1901年为中国政府赴德谢罪使团首席随员，有表现。1903年接伍廷芳为驻美公使，交涉收回粤汉路权，制止美国不人道的华工契约，协助五大臣在美国的考察及交涉退还庚款问题，1907年归国。后于1910年出任驻德公使，1912年返国交卸。袁世凯为中华民国大总统时，隐退香港，1917年因病去世。
参考文献：
［1］Warren I．Cohen，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Second Edition New York，Alfred A Knopf，1998.
［2］A．T．Steele，The American People and China，N．Y.，Mcgraw-Hill Company，1966.
［3］阎广耀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
［4］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ppendix（1901）,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02.
［5］张乐天：《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决策过程》。《文林》，1987年第2期。
［6］Michael H．Hunt, The American Remission of Boxer Indemnity：A Reappraisal 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31.No.3, 1972.
［7］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三联书店，2001年。
［8］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1，目录号1，案卷号1：1）。
［9］Michael H•Hunt, 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
［10］王立新：《试论美国对中国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的反应和政策》。《世界历史》，1999年第4期。
［11］朱卫斌：《西奥多•罗斯福与中美粤汉铁路租让权较交涉》。《世界史》（人大复印资料），1999年第5期。
［12］FRUS（1905）Part I，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09.
［13］王树槐：《庚子赔款》。转引自中华民国史学纪要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学纪要》（1908）（初稿）之“庚子赔款”附录，中国台北，1979年。
［14］FRUS（l907）Part I，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10.
［15］W.W.Willowghby，Foreign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China， Baltimore，John Hopkins Press．1927．Vol．Ⅱ．
［16］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人民出版社，1989年。
［17］张静：《美国退还“庚款”和在华“兴学”论析》。《中国近代史》（人大复印资料），1998年第3期。
［18］A．H Smith．China and　America　To－day，Edinburgh．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1907.
［1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外务部档案，第3476号卷，转引自李守郡；《试论美国第一次退还庚子赔款》，载于《历史档案》，198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