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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成]游目——成都历代法书巨迹再发现的文化资本价值?

发布者: 书法在线 | 发布时间: 2004-6-5 09:20| 查看数: 4213| 评论数: 0|帖子模式



            
             游目——成都历代法书巨迹再发现的文化资本价值?
                      (2004成都文化·经济论坛)??
                                                            刘正成

?   艺术历史是一种文化的存在,但它需要发现去实现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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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以来,我国的文化艺术的中心在长江三角区。就书法史来说,宋元以后基本是名家书法史了。在明代“吴门书派”和“松江书派”是核心;在清代却首推“扬州八家”。作为明、清五百年书法发展史的延续的当代书法史研究,显然与成都的历史脱节。然而,这是与书法史的真实存在是相悖的。我们当然欣赏汉唐以来文学史中成都的地位,司马相如、扬雄、陈子昂、李白、杜甫、三苏父子的文学在成都的“圣迹”辉煌。但是,只要我们突破明清书法史域的界限,同样可以发现,成都也是古代中国书法史的辉煌中心之一。而这一发现和研究,又可以为一部成都文化史开拓出新的篇章。本题仅就东晋两宋三大家的个案来探讨其当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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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王羲之《致益州刺史周抚十三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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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书》卷五十八周抚本传载:“在(益)州三十余年,兴宁三年卒,赠征西将军,谥曰褒。”东晋哀帝兴宁三年即公元365年,由此上推“三十余年”,即在晋成帝咸康元年(335 )以前,即咸和年间入蜀。但是,那时入蜀并未到成都。咸和年间周抚曾“代毋丘奥监巴东诸军事、益州刺史”,而这个“益州”乃今四川奉节县所在地的巴东郡治。本传载其“咸和初,司徒王导以抚为从事中郎,出为宁远将军,江夏相。苏峻作逆,率所领从温峤讨之。峻平,迁监沔北军事、南中郎将,镇襄阳。石勒将郭敬率骑攻抚,抚不能守,率所领奔于武昌,坐免官。寻迁振威将军、豫章太守。”豫章即今江西省南昌市。可以说,在咸和、咸康(326—340)之间,周抚活动在长江武昌上、下游一带。而这时,王羲之亦就职于武昌、九江一带。《晋书》王羲之本传载:“起家秘书郎,征西将军庾亮请为参军。累迁长史。亮临薨,上疏称羲之清贵有鉴裁。迁宁远将军、江州刺史。”瘐亮是咸和九年(334)六月代陶侃,为平西将军,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咸康六年(340),正月瘐亮卒。也就是这年,王羲之升任江州刺史。周抚曾为王羲之从伯王敦、王导的部下,与王羲之关系应该很近。但王羲之在江州任上很短,大约一年左右时间,由从兄弟王充之接任,王羲之即拜为护军之后,乃以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回到了绍兴。即此之后,周抚仍活动在巴东一带,直至晋穆帝永和二年(346)十一月,桓温伐蜀,“率征虏将军周抚”于第二年即永和三年(347)春三月攻克成都。这时,益州刺史周抚从巴东郡(即奉节县)的“益州”进入了成都这个“益州”。王羲之给周抚的这十三封信,大约就是周抚进入成都后直到去世这二十来年间所作。?
  《中国书法全集·王羲之王献之》二卷收入上海博物馆藏铜山张氏本《王羲之十七帖》,这是唐摹馆本。其中收入王羲之致益州刺史周抚的信札十三件,这十三件中有两件墨迹传世,一是《游目帖》,即本文所述之《致益州刺史周抚十三札(一)》,但此帖乾隆入内府,同治间赐与恭亲王,后归日本广岛安达万藏,一九三三年还经内籐湖南书跋,后毁于火;另一是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的《远宦帖》,又名《省别帖》,即本文所述王羲之《致益州刺史周抚十三札(二)》。唐摹刻《十七帖》中的致周抚十三札中其余十一札 ,有十札均分别为《淳化阁帖》、《鼎帖》、《二王帖》等两宋刻帖所刻入。可见,唐代所刻《十七帖》中王羲之致周抚的信札到宋代仍然有墨迹传世以供摹刻入帖。这是王羲之书法为成都历史所拥有的一笔巨大财富,把成都与千古书圣王羲之联系在一起,即在于对《致益州刺史周抚十三札》的再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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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诸遂良校对所摹刻的馆本《十七帖》比“阁帖之祖”宋《淳化阁帖》早了三百五十年以上。这是王羲之在成都的更为真实的存在。是王羲之中晚年作品最真实的记录。虽然我们尚无法进一步考证出这十三札分别更为准确的写作年代,但显然可以将之视为王羲之艺术成熟期的代表作品之一。除了上述所涉及的王羲之书法的艺术价值认定外,我们还必然要把这些书圣墨宝与成都联系起来作一些历史与文化的思考:?
    (一)王羲之《致益州刺史周抚十三札(十)》,在《十七帖》中称为《成都帖》,在历代著录中又称《成都城池帖》,这可以说是历代名家中第一个为成都书写市名而流传直今的墨宝。这足以为成都为书圣所题名而荣耀。在这一帖中,还表达了昔日成都在秦代所建的“城池门屋楼观”为王羲之“远想概然”而叹息悕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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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王羲之《致益州刺史周抚十三札(一)》,在《十七帖》中称为《游目帖》,体现了王羲之对成都——益州的人文和自然景观的双重倾慕:扬雄《蜀都赋》、左思《三都赋》诗文和对汶岭、峨眉山自然景观。帖云:
    具彼土山川诸奇,扬雄《蜀都》、左太冲《三都》,殊为不备悉。彼故□多奇,益令其游目意足也。?想足下(周抚)镇彼土,未有动理耳。要欲及卿在彼,登汶岭、峨眉而旋,实不朽之盛事。但言此心,以驰于彼矣。?
    王羲之在《致益州刺史周抚十三札(十一)》,即《十七帖》称《清宴帖》也提到亟欲“游目”成都,登临汶、峨二岭“山川形势”之心,已“驰于彼矣”!这是书圣王羲之在一千六百多年前为成都所作的最大旅游广告!当然,他也十分倾慕川藉文人司马相如、扬雄、严君平,他曾在《致益州刺史周抚十三札(六)中,再次致信问:“严君平、司马相如、扬子云皆有后乎?”又在《致益州刺史周抚十三札(八)》,即《十七帖》之《谯周帖》中,对蜀中名贤谯周之孙“高尚不出”的崇敬。这是王羲之晚年出世思想研究十分有用的资料。这当然是超越于自然景观的人文关怀了。?
    (三)王羲之《致益州刺史周抚十三札(四)》,在《十七帖》称为《邛竹杖帖》,与《致益州刺史周抚十三札(十三)》,在《淳化阁帖》中称为《周益州帖》一样,皆称赞邛崃竹杖这一成都的名物。王羲之虽没有去过四川,但是,从好友周抚所寄来的许多“邛竹杖”,他分给许多浙中老人,深切体会到了这种“尊老”的“远虑”。四川产竹,邛崃的竹杖已闻名于海内两千年矣!?
    (四)王羲之《致益州刺史周抚十三札(九)》,在《十七帖》中称《汉时帖》,在《宣和书谱》中又称《讲堂帖》。这是王羲之对成都绘画艺术的关切与倾慕。帖云:??
    知有汉时讲堂在,是汉何帝时立此?知画三皇五帝以来备有,画又精妙,甚可观也。彼有能画者不?欲因等取,当可得不?信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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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堂”者,即汉文翁治蜀设文学精舍讲堂之地。晋常璩《华阳国志》云:“始文翁立文学精舍讲堂,作石室,一作玉室。在城南。……皆有石像矣。”任豫《益州记》云:“礼殿其栾栌节制,犹古建南基高六尺,厦屋三间,通皆图画古人之像,及礼器诸物。堂西有二石室。”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云:”绍兴六年,成都教授范仲殳奏疏言:“本府学殿建于东汉之初平,汉人以大隶记其修筑岁月,刻于东楹,至今九百四十三年,盖天下楼宇之古,无过于此者。”宋乐史《寰宇记》云:“文翁学堂,一名周公礼殿。”欧阳修《集古录》云:“以周公礼殿记,蔡邕所书也。”明曹学佺《蜀中名胜记》载宋范镇云:“其柱钟会隶书刻其上。”以话大约记于范镇《东斋记事》之上。宋赵明诚《金石录跋》云:“右汉周公礼殿记者,今成都府学,有汉时所建,旧屋柱皆正方,上狭下阔,此记刻在柱上。灵帝初平五年立,距今盖千年矣,其字画完好可读。当时石刻,在者往往磨灭。此记托于庑楹,乃与金石争寿亦异矣!”诸公想想,王羲之所倾慕的汉代石室讲堂的书画,其实到北宋时代亦“完好可读”,这真是千古奇迹。传为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曾载:“予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此书未被证实乃王羲之所撰,乃六朝所出。按史实,王羲之父王旷首建过江之策,于是与晋元帝于永嘉元年七月至九月中,过江镇建邺(今南京)。时王羲之正五岁。当然,王导以钟繇《尚书宣示帖》衣带过江也在其时。后王僧虔《论书》说,《尚书宣示帖》在右军处,当然是王羲之成年以后由王导转至羲之的。永嘉元年过江之后,并无王羲之重返许、洛的历史记载,亦无这种入敌国旅游观书的可能性。由是观之,王羲之当年是有可能入蜀的,倘入蜀,则真正可以看到蔡邕、钟会(钟繇之子,亦为著名书法家)的真迹的。?
    王羲之在《讲堂帖》中并未提到蔡邕、钟会等汉魏名贤之书,而仅仅提到东汉文翁石室讲堂中“画三皇五帝”的“精妙”之画,足可见这“讲堂”中的书画遗存在当时中国境内的名声的。王羲之是否得到过周抚回信并言及上述古代名贤的书法遗存,这不得而知,但由此可见王羲之对绘画艺术的关注,希望看到“讲堂”中古代绘画的摹本。王羲之时代,亦是顾恺之时代,这种书法与绘画的并行发展的历史中,如果通过比较艺术学研究,是可以深化王羲之研究的深度的。而我在这里要提出的是,中国今日之画史,就蜀中只提北宋的黄筌与文同,连南宋的《蜀中名画记》也仅记唐以来画家。王羲之信札所提醒我们的是,中国中古和上古画史中,是否还缺佚着关于益州——成都的部份?
?   (五)王羲之《致益州刺史周抚十三札(五)》,在《十七帖》中称为《盐井帖》,是对益州的盐井、火井(天燃气)的关切。帖云:
?? 彼盐井、火井皆有不?足下目见不?为欲广异闻,具示。
    由此可见,晋代以前,古益州的盐工业生产,及其与盐工业生产相关的天燃气能源运用为王羲之关注,这不仅是四川工业史,能源史的最好注脚,也为王羲之研究提供了更宽广的视角。
?   综上所述,王羲之一再用“游目”二字关切成都,将为成都的历史文化研究打开一个新的领域,这个话题,当然超出于书法艺术之外了。

??                二、苏东坡《成都西楼苏帖》
?? 陆放翁《渭南文集》卷二十九之《跋东破帖》称:
??成都西楼下有汪圣锡所创东坡帖三十卷,其间与吕给事陶一帖,大约与此帖同。是时时事已可知矣。只不以一身祸福,易其爱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忠臣烈士,所当取法也。予以谓武子当求善工坚石刻之,与西楼之帖,并传天下,不当独称囊褚,使见者有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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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放翁在他的题跋文字中,再三提到成都西楼的东坡帖,还曾将其精者缩编为十卷,三十年间未尝释手。《渭南文集》卷二十九之《跋东坡书髓》云:
?? 成都西楼下石刻东坡法帖十卷,择其尤奇逸者为一编,号《东坡书髓》。三十年间,未尝释手。去岁在都下,脱败甚,乃再装辑之。嘉泰三年,岁在癸亥,九月三日,务观老学庵北窗手记。
? 《成都西楼苏帖》现在仅剩下两个残本了,一部份在北京市文物公司,一部份在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这两部份残帖由《中国书法全集·苏轼》二卷合壁辑入。这两部宋刻宋拓残帖,已经是我们的国宝了。但是,我们要问,这《成都西楼苏帖》三十卷的原刻石到哪里去了?“西楼”在哪里?
?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称:“成都城西南楼百有余尺,名张仪楼。临山瞰江,蜀中近望之佳处也。”成都地方志皆称张仪楼为“西楼”。左思《三都赋》亦云:“结阳城之延阁,飞观射于云中”《成都文物》在八十年代曾考证,西楼即在成都实验小学和省武警总队一带。果真如此,这一大批珍贵的宋代刻石还有可能重见天日吗?我们期待着考古发现的奇迹。而我这里所要提供大家注意和思考的是:《成都西楼苏帖》及其对成都文化艺术历史的价值。
?   (一)《成都西楼苏帖》函盖了苏东坡一生各个时段的书法创作特征和与故乡的联系。
?   《中国书法全集·苏轼》二卷所选作品中我称之为苏东坡书法艺术第一期,即从嘉祐四年(1059)到元丰二年(1078)……乌台诗案,发生前的二十年间的四十六件作品中,有三十八件选自《成都西楼苏帖》;苏东坡书法艺术高峰期的元丰年间(1080—1085)所选三十五件作品中,有十七件选自《成都西楼苏帖》;而苏东坡书法艺术成熟期,即从元祐元年(1086)至建中靖国元年(1101)的十五年间,所选六十三件作品中,有四十四件选自《成都西楼苏帖》。也就是说,苏东坡书法作品存世最早一年嘉裕四年的《奉暄帖》、《眉阳奉侯帖》,到他去世那年建中靖国元年的两帖之一《万卷堂诗帖》,均为《成都西楼苏帖》所据有。《成都西楼苏帖》作品占《中国书法全集》所选苏东坡全部作品的百分之六十,如果说北宋三十卷全部保留到今天,就可以说是汪圣锡在成都所汇编入刻的苏东坡书法全集了,而这时离苏东坡去世的时间很近,这一刻帖的价值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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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成都西楼苏帖》与苏东坡现存代表性墨迹皆可对应。
?   苏东坡的前期书法是学习二王的,《成都西楼苏帖》中治平元年(1064)年《亡伯苏涣輓诗帖》、熙宁八年(1075)的《文与可字说》均是十分典型的王羲之小楷,这对研究苏东坡书法艺术形成有重要实证资料。
?   苏东坡书法艺术的转变和高峰期的代表作是元丰五年的《黄州寒食诗帖》、《成都西楼苏帖》中约元丰六年(1083)的《杜甫暮归诗帖》则与其基本同步同形,而其稍后于元祐二年(1087)的《送杨礼先知广安军诗帖》其形神皆似《黄州寒食诗帖》。
?   苏东坡晚年书法以元符三年(1100)的《答谢民师论文帖》为代表,《成都西楼苏帖》中的建中靖国元年(1101)即同期所书的《万卷堂诗帖》如出一辙,从字势、节奏、章法均是苏东坡晚期书法的代表作。?
   (三)《成都西楼苏帖》保存了苏东坡仅有的三帖草书作品。
?史称苏东坡不善大草,有之,皆为伪作。明代即有不少以东坡名义所传的大草《赤壁赋》皆靠不住。而《成都西楼帖》却有一帖:《梅花诗帖》。此帖中诗作于元丰三年(1080)正月二十日,书于略后。其时苏东坡正赴贬所黄州的途中,在麻城县东春风岭上所作。帖云:
??春来空谷水潺潺,?的皪梅花草棘间。?昨夜东风吹石裂,?半随飞雪渡关山。
??此帖起笔用小草,渐渐展开,最后变而为大草和狂草了。常言道,毛泽东草书学怀素,但我认为极像苏东坡这《梅花诗帖》,孤高而狂放不羁,充满诗人的激情。?这三帖草书中的第二帖,即由刘奇晋先生考证约书于元祐年间的《临王右军讲堂帖》,朱熹(1130——1200)是看过东坡这一帖墨迹的,他在《晦庵题跋》中记下了他的审美感受的跋文云:“东坡笔力雄健,不能居人后,故其临帖物色牝牡不复可以形似较量,而其英风逸韵高视古人,不知其孰为后先也。成都《讲堂画像》一帖,盖屡见之,故是右军得意之笔,岂非亦适有会于心欤?庆元己未三月八日,朱熹仲晦父观永福张氏所藏墨迹,叹赏不足,乃记其左方。”这既是对苏东坡书法极高的评价,也是朱熹看到了王羲之与苏东坡的相通会心之处。所以他显然赞同东坡在帖中自跋的一段话:“此右军书,东坡临之,点画未必皆似,然颇有王逸少风气!”我在《中国书法全集·苏轼书法评传》中仍按苏东坡不善草的结论,但现在有必要进行新的思考,这可以从大约相同时间所临《淳化图帖》的记载中得到许多消息。
?《成都西楼苏帖》中的《临桓温蜀平帖》即东坡草书三帖中的第三帖。这一帖正文与《淳化阁帖》中所收桓温一帖形神皆似,桓温字亦近王,东坡临桓温,亦视同临二王,不提。其帖中自跋最后一句云:
?? 深喜临此帖,人间当有数百本也!?
    苏东坡曾有“数百本”临本,这是对东晋二王草书的执着追求。我研究王铎晚年即顺治近十年时间的书作时,王铎自言“一日临帖,一日作书”,我发现“临帖”皆是临王羲之——张芝的草书,而“作书”则大多数为自家风格的行书。以此理推之,苏东坡应有大量的”临书”样式的草书传于世,或许因其未予署名而失传罢了。《成都西楼苏轼》除了这三帖草书外,是否还收有苏东坡其它草书,我们就只有期待着成都西楼下那三十卷刻帖原石的考古发现来求解了。
?  (四)《成都西楼苏帖》包含了诗人对成都的无限怀念之情。
?  杜甫于安史之乱后流寓于成都,并在浣花溪畔建草堂,草堂建成后有一首《堂成》诗。诗中不仅将成都地区最为普通常见的桤木树描写得诗意盎然,而且颇有自况扬雄的高蹈之思。苏东坡约于元丰四年所书的《杜甫桤木诗卷》(现藏香港兰千山馆),不仅原诗书写精美异常,其跋文尤耐人寻味:
?? 蜀中多桤木,读如欹仄之欹,散材也,独中薪耳。然易长,三年乃拱,故子美诗云:“饱闻桤木三年大,为致溪边十亩阴。”凡木所芘其地则瘠,惟桤木不然。叶落泥水中腐,能肥田,甚于粪壤。故田家喜种之。得风,叶声发发,如白杨也。“吟风”之句尤为纪实。云“笼竹”,亦蜀中竹名也。
?   如果说前述《临王右军讲堂帖》是苏东坡与书圣王羲之的会心之作,那么,此帖则是与诗圣杜工部的会心之作了!蜀人的东坡与寓蜀的杜甫,皆对成都自然风物有着深挚的热爱和诗人的情怀。他们对蜀中寻常无比的桤木树皆有如此细致入微的了解与绮丽清新的描绘,这足以给匆忙于时尚追逐的当代人以当头棒喝!?《成都西楼苏帖》中的《杜甫暮归诗帖》,刘奇晋先生考证大约书于元丰六年,在黄州流放期间的东坡,与当年从蜀中流寓于湖北江陵时所作的《暮归》有着深为相同的处境与情怀。苏东坡在《寒食诗》中云:“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涂穷,死灰吹不起。”这与杜甫《暮归》诗中所云极为相似乃尔:“南渡桂水阙舟棹,北归洛川多鼓鼙。年过半百不称意,明日看云还杖黎。”杜甫在成都的近十年时间,是其一生中较为平静的岁月,他对成都的一切美好的诗意追忆与描写,与苏东坡在困境中对故乡的思恋是非常贴近的。杜甫云:“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即此之谓也。
? 《成都西楼苏帖》中值得提到的对成都有重要关系的有《送杨礼先知广安军诗帖》和《万卷堂诗帖》。前者,南宋人论《苏轼诗集》的施宿就明确记录:“墨迹刻石在成都府治,题云:《送杨礼先知广安军》。”这首诗是送友人杨礼先赴任蜀中广安军(今广安)的,诗人特别得意地提到“我家峨眉阴”,而且把青衣江称为“共饮玻璃江”。同时嘱托友人:“君归与问讯,爱惜双眉庞。”并请友人告诉亲人:“何以待我归,寒醅发春缸。”东坡只能以酒来浇灌和祭奠对家乡——“坟墓在万里”的离愁别绪了。后者,则是对成都都江堰的追忆。诗中张照明是成都人,他所居的永康军即现今的都江堰市。这“万卷堂”就建筑在都江堰离堆伏龙观附近,故诗中云:“未许中郎得异书,且共扬雄说奇字。清江萦山碧玉环,下有老龙千古闲。”这是对岷山和都江堰绘声绘色的描写,至今读来仍觉古今一瞬间。
?   我在这里还要提到的是苏东坡约书于元佑八年(1093)的《南轩梦语》,这是他急于逃离朝廷残酷政治斗争而归老故乡的强烈体现:
    将朝尚早,假寐,梦归穀行宅,遍历蔬圃中。……予取笔作一篇文,有数句云:“坐于南轩,对修竹数百,野草数千。”……
?故乡蜀中的自然景观,已经升华成了诗人和书法家的文化财富。这些自然和文化的双重财富尚在我们的发现之中吗?苏东坡是中国文化的财富,也是世界文化的财富,当然也是成都的历史文化财富,但我们尚未把这些财富完全掌握在手。在这里,我还要提醒大家在挖掘成都历史文化财富中不要忽视书法。例如,南宋蜀学大师魏了翁,元代编修《经世大典》的虞集都是成都人,而且都是非常有成就的书法家,这里我介绍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魏了翁《草书提刑提举帖》和虞集《致白云法师札》即可见其一斑。
                三  陆放翁《怀成都十韵诗帖》
?   中国唐宋时代是文学史上艺术的黄金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有四位伟大的诗人,其中李白、苏东坡生于四川,另两位诗人杜甫、陆游则成名于四川,并在四川度过了诗人的黄金岁月。陆游自乾道六年(1170)四十六岁入蜀,至淳熙五年(1178)五十四岁出蜀,“西州落所九年余”,寓居成都前后七、八年时间。这是他一生文学生涯的生发之地,故将其一生诗集名为《剑南诗稿》,一生文集名为《渭南文集》。“放翁”一名也是陆游在蜀中自号的。在成都崇庆县罨化池边仍有全国唯一的陆游祠保存至今代代祭祀,我在这里并非要总结陆游的文学业成就,而是要指出,陆游存世的两件大型自书诗卷中,一卷便为《怀成都十韵诗卷》,这是陆游淳熙中由蜀返乡后的精心之作,是陆游一生最高水平的两件大型书作之一,现藏故宫博物院。
  ?陆游是南宋最伟大的五位书法家之一,他居于其余四位赵构、朱熹、范成大、张即之之首。《中国书法全集》将其五人合为一卷,足见其在书法史上的地位。陆游于淳熙五年(1178)由蜀返乡的当年初秋,就有著名的《怀成都十韵》出,乃成《剑南诗稿》中的精品,被人称为其诗万首中最为可观者。陆游随之将其一首书赠友人省庵,便是流传至今的《怀成都诗卷》。他在卷后自跋也认为此诗此书皆为得意,我不妨抄录于此,以见其当年成都的富庶繁荣之貌和陆游的放逸之情。
?? 放翁五十犹豪纵,锦城一觉繁华梦。
?   竹叶春醪碧玉壶,桃花骏马青丝鞚。
?   斗鸡南市各分明,射雉西部常命中。
?   壮士臂立绿条鹰,佳人袍画金泥凰。
?   椽烛哪知夜漏残,银貂不管晨霜重。
?   一梢红破海棠回,数蕊香新早梅动。
?   酒徒诗社朝暮忙,日月匆匆迭宾送。
?   浮世堪惊老已成,虚衣自笑今何用。
?   归来山舍万事空,卧听糟床酒鸣甕。
?   北窗风雨压青灯,旧游欲说无人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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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放翁写了这首诗以后,又连续作了好多首标题即署成都的诗:《梦至成都怅然有作二首》、《病中久止酒有怀成都海棠之盛》、《旧在成都初春无事日访昭觉保福正法诸刹甚可乐也追怀慨然因赋长句》、《初春怀成都》等。至于其它怀念成都的诗句比比皆是。尤其是出川当年冬天所作《梅花绝句》十首,处处皆见“濯锦江边”、“蜀王小苑”、“青羊宫”、“万里桥”等,足见依恋于蜀都锦城之深挚。当然,堪称词、书俱佳,墨迹犹存的就首推这件《怀成都十韵诗卷》了。卷后明人诸家题跋赞颂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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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敏政跋:“放翁此诗甚流丽,而字亦清静可爱,观诗后所自题,盖亦自负。”
?王鏊跋:“放翁诗万首,以此最为可观。其字画尤不易得。孝宗尝称之曰:‘卿笔力回斡甚善。’观此信然。”
?   周经跋:“放翁诗意自划,皆如其所自号。——岂以其尤有晋唐人之风欤?”
?   陆放翁此书确实乃精心之作,他用“清静可爱”之笔,写“流丽”、“可观”之诗,堪称诗书合璧,并称二美。这是留给我们成都的无价之宝,理应镌刻在成都的显要处。
?   陆放翁在“西州落魄九年余”中,为成都留下了大量诗篇,如果把这些诗篇用绘画形象表达出来,真是成都的“清明上河图”。同时,他也为成都留下了大量书法作品。尤其是另一位南宋大诗人、大书家范成大于淳熙二年(1175)正月入蜀主政,到淳熙四年(1177)秋离蜀的近三年时间里,他们诗酒优游凭吊留下大量诗和墨迹。范成大在成都造筹边楼成,请陆游作记,又建铜壶阁成,亦请陆游作记。陆游又应请作《成都江渎庙碑》。范成大常与陆游讨论为苏东坡诗作注的问题,又欲为之筑亭,曾向陆游求其亭名。他们同游青城,曾将唱和诗入石。同游峨眉山,范成大有《大峨诗卷》。范成大自桂入蜀,有诗一百三十五篇,名为《西征小集》,又有《成都帖》记载。昔日佳话,尚可以从诗人书家的遗著中搜寻,但在成都故里,是否有遗迹可寻,或被今人记忆呢?
                           四  两个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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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化流失造成了当代书法的边沿化危机。
    古圣先赞在成都留下大量的书法珍品,为成都不断叠加着文化财富。本文所阐述的晋宋两代成都书法巨迹的意义,给我们呈现了当代书法的历史背景,以古为为鉴,以明得失。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到了当代书法的进步,即当代书法的数量评价,远远超过了历史的水平。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作为“文革”文化专制的巨大反弹,普通民众大量参与书法艺术活动,成了书法创作的主体与主流。当然,这种书法通俗化进程滥觞期可以追溯于上世纪初科举废除和白话文运动,但书法在历史上作为精英文化的标致被彻底取消,还是上个世纪末的群众书法热潮所造成。人民群众对文化的参与,这应该是文化的“与时俱进”。但是,另一面,人民群众的大量参与又缺乏文化的准备,也即是书法的创作主体却从精英文化层次降格为通俗文化层次。书法家不需要再如同历史上一样,是当时代政治、文学、艺术的中心人物阶层了,粗通文墨,即可成“家”。从书法作品放弃文字内容的创作,单纯从字形的美术化构成的追求,就使这门“文化核心中的核心”的艺术,几乎被变成远离文化中心的技艺表演了。这一点,我们从刚刚列举和分析的从王羲之、苏东坡、陆游等书法作品中大为显见。用一句较为通俗的话说,古时候,作家协会与书法家协会是不分家的。而今天,在作家协会里边就很少有书法家了,有,也是以作家之名以博书法之名。在今天的书法家协会里,基本上也没有文学家和诗人了,有,也是以书法家之名以博诗人之名。像王羲之、苏东坡,陆游这样横跨文学与书法的古代经典模式已邈如黄鹤。这一点,还可以从成都市近现代书法中看得很清楚。
?   清季苏州书法家、诗人顾复初长期作幕蜀中,留下了三幅楹联,文书俱擅名一时。后其书虽毁,但其文又由别的书家补书,成一段佳话。
?   昭烈庙一联:“一杯土,尚巍然,问他铜崔荒台,何处寻漳河疑冢;三足鼎,今安在,剩此石麟古道,令人想汉代官仪。”由刘孟伉补书。
?   杜甫草堂一联:“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蜷虎卧几诗客;先生亦流寓,有长留天地,月白风清一草堂。”由于立群、郭沫若补书。
?   望江楼一联:“引袖拂寒星,古意苍茫,看四壁云山,青来剑外;停琴伫良月,余怀浩渺,送一篙春水,绿到江南。”由张爱萍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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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问今天的书法家,有几人以诗能。当然,刘孟伉、郭沫若是诗人,郭沫若有一联在杜甫草堂,亦文书双佳,擅名一时:
    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
    清末四川盐茶使赵藩在武侯祠一联,书法非为翘楚,但文意深刻,为毛泽东所青睐,传一时佳话:
??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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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江津钟祖芬为望江楼崇丽阁所作“天下第一长联”,原刻已佚,但联文不废,由魏传统补书。何绍基为望江楼的吟诗楼一联:“花笺茗碗香千载,云影波光活一楼。”由黄稚荃补书,但实在令人想看到书法家的原书原刻啊。1999年,望江楼建成百年之际,向全国广泛征求联语,得到五十幅获奖作品,虽然其中也不乏佳构,但因其中并无著名书家作品,不能以书传文,故未产生更为巨大的影响。反过来说,我们书法家又被这种文学文事边缘化了,成了望江楼文化建设的看客。
?   由于书法创作主体的巨大改变,以及创作主体知识结构的偏离,不仅造成了当代书法从文化中心走向文化边沿,同时,也给这门艺术以艺术形式——审美风格的变异。成都书法家,当然也就是中国书法家,如果继续保持在当代人文学科的边沿地位,当代书法艺术在整个历史背景下,确实存在严重的危机。试想,中国书协号称五十年建国以来最高水平的“兰亭奖”均由二、三十岁的企业职工获得,当代书法艺术的高度能与谢无量、刘孟伉、郭沫若为代表的时代作比较吗?何况,建国五十年的“最高水平”本身应该由谢无量、刘孟伉、郭沫若领衔的!当代书法艺术发展的泡沫化已经到了何种不堪忍受的地位,难道还不足以令我们深长思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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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要让优秀书法遗产变成成都发展的文化资本。
   澳大利亚麦觉理大学经济学教授戴维·思罗斯认为,除了通常所说的三种资本,即物质资本(有形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外,还有第四种资本,叫文化资本。他把文化资本称为“具有文化价值的财富”。这是当代世界经济学的热点问题,这也就是联合国对非物质文化形态遗产关注的理论依据。这种文化遗产如同西班牙的绘画和德国的音乐一样,既然它是一种“资本”,就可以想见它对现实的资本价值了。
?   如果我们运用这种观念去认识成都的书法文化资本,必然发现其巨大的差距。本文所讨论的晋宋两代三位书坛巨匠留给成都巨大的文化资本,至今并未显现于当代成都的文化品牌之中,相反,却在浙江省造成巨大的文化品牌效应。浙江绍兴的王羲之兰亭和陆游沈园,杭州市苏东坡的西湖苏堤,均成了国家级的文化名牌。从最简单的文化资本的积累来看,我们至少要尽快翻刻王羲之《致益州刺史十三札》,并将书圣王羲之所书写的“游目”和“成都”作为成都旅游的标识。苏东坡的《成都西楼苏帖》,除了列为成都考古发现的规划外,也应尽快翻刻,并重建张仪楼——西楼,将苏东坡的翻刻墨宝碑廊置于其中。对陆游的《怀成都十韵诗卷》也应翻刻出来,置于成都市区陆游诗中题咏的万里桥——今府南河景区中,造亭以纪念之。成都学术界不仅要把李白、杜甫、苏东坡作为中心研究课题,也应把陆游等作为中心研究课题,从《杜少陵集》和《剑南诗稿》中去发掘成都文化资本,再以书法艺术去扩大其资本,从而增加成都品牌的文化含金量。
?   有人说,全球化其实就是西方化,这从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就可以看出来。中国的城市规划和建筑其实并非西方化,中国已经找不到任何一个城市像巴黎、罗马、伦敦那样古意盎然了。走过巴黎的国人都知道,在最为著名的香谢丽舍大道旁,就有一条巴尔扎克街。雨果、罗丹的故里是巴黎最有名的旅游点。巴黎圣母院是因其雨果同名小说而成为巨大的文化名牌。这些地方,均是数百年前的“原汤原味”的遗迹保存。雨果的手稿就陈放在他的故居纪念馆里,可以在那里读那似乎墨迹未干的诗篇。而今天的中国,从沈阳市到海南岛,从苏州市到兰州市,所有的建筑其实都是美国纽约现代建筑的拙劣模仿品,它们绝大部份将在百年之内成为建筑垃圾。信步成都,如果没有武侯祠、杜甫草堂、望江楼还顽固地存在和点缀着成都,成都和中国任何一个新兴城市没有区别。王羲之所仰慕的成都,苏东坡和陆游所纪念的成都已快完全消逝了。试想巴黎圣母院花了几百年的时间建成,建成以后又过了几百年,它仍然屹立于今,陆游的时代与巴黎圣母院的历史长度相伯仲,但陆游的书法、诗篇已和他留连的遗迹早已为世人所遗忘和毁弃。如果要说危机,这应该是一个文化资本大量流失的危机。
?   美国学者约瑟夫·多尔蒂在他的《用于全球冒险的文化资本》一文中呼吁:
?  “艺术是社会交流、沟通的核心和纽带,它让心智上的交谈有现实的基础,时刻提醒艺术参与者们贴近社会物质的现实基础。”
?  “文化艺术和社会制度有两大共同特征:它们都以具体、经验的形式表现自己;都包含着生命所必需的意义,激发人对它们进行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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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思为他们服务的各个机构之间的现存关系;重新构建社会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更新诸如把自然界和人类个体简约为经济资源的旧观念;响应号召,重新分配资助艺术与人文科学的公共基金,把这些学问作为教育的核心要素结合到社会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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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前瞻性的思考,显然不仅仅止于把书法艺术这样的文化资本从历史中拣来,热炒热买,或用于旅游业的号召,同时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要为“文化资本”的当代创造而竭尽努力。我们不仅仅是历史文化资本的继承者和消费者,我们也要成为未来历史“文化资本”的提供者。繁荣当代的文化艺术,并使之成为我们时代文化推动的火炬。将我们亲手创造的艺术,成为“社会交流、沟通的核心和纽带”,应该是我们这一代应有的“文化资本”积累的责任。??
                        
                                    2004年5月20日完稿于松竹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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