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烈祝贺崔光烈先生荣获韩国大统领（总统）奖！

叶欣

        热烈祝贺崔光烈先生荣获韩国大统领（总统）奖！
    基于韩国<月刊书艺>杂志社社长，<美术新闻>发行人崔光烈先生通过专业新闻，对国家产业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国家行政自治部长官（部长）于2006年10月24日向其颁发了韩国大统领（总统）奖。854785488549

叶欣

[这个贴子最后由叶欣在 2006/11/14 11:15pm 第 2 次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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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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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成

[这个贴子最后由书法在线在 2006/11/15 11:45am 第 10 次编辑]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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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光烈先生---中韩和国际书法交流的友好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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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52右一为崔光烈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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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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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韩书法的破冰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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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的夏天，因众所周知的“六四事件”，外事活动极为消沉。但是，有两件事情值得记忆：一，台湾张健富先生组织了一个很大的访问团来北京，青年旅行社为了打开境外旅游，为之组织了一个超大型的欢迎宴会，将当时文艺界的名流请来一大帮，如京剧名家张君秋、袁世海，电影演员方舒，歌星杭天琪等，书法家们反倒挤一边去了；二，韩国崔光烈先生经张健富先生引荐，从香港转道北京，会见了刘艺先生和我，可谓当代中韩书法交流的破冰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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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光烈先生实际上是一个艺术出版家和韩国艺术新闻界名人。他任韩国美术文化院院长，出版《美术文化新闻》报，主办《月刊书艺》这本韩国历史最悠久、发行量最大、超越各个书法流派的大型书法杂志。1989年夏天，崔光烈先生第一次来访时，中韩两国尚未建交，他的到访让我们突然意识到，除了日本以外，还有一个书法大国就在我们的近邻。崔先生那次到访匆匆而来，匆匆而去，送了我几本他主办的《月刊书艺》，向我简单介绍了韩国书法现状。他当时的汉语水平还仅仅能在口头上和笔头上书写一些并不连贯的单词，到今天十几年下来，他的汉语水平已大大提高，已经不要翻译用汉语沟通了。第二年年初，他就带了一个书法代表团来中国，这个代表团的团长就是金膺显先生这个韩国当代最重要的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和书法活动家。当时，金膺显先生就提出要在北京办个人书法展，我们觉得这对促进中韩书法交流是件好事，就由崔志强先生为之主持筹备了这个展览。展览1990年10月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开幕，当时的中国书协党组书记邵宇先生为之写了前言。自崔光烈先生首次来北京后一年时间，在北京掀起了一个韩国书法的热潮，可以说，从文化艺术上推动了中韩两国的友好交流，是1992年中韩正式建交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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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韩国的首都汉城要改名“首尔”，因这是汉城英文的译音SEOUL，这是民意，还是政治家的谋略？就因为一个“汉”字，那么从汉城中流过的汉江也要更名吗？如果历史也可以修改，有些政治家可就高兴了。然而，在十几年与韩国书法家的交流中，我看出的是另一种“民意”，这种“民意”也许并不为中国的政治家们所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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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崔光烈、金膺显先生的中国之行后，韩国书法家不断地来中国，几乎每年都有他们的中国之行。也即是在九十年代初金膺显先生的中国之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令我有些吃惊。 那次，他们下榻在北京首都宾馆，同行者有他们的学生权昌伦、吕元九等。金先生提起了“国际书法联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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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国际书法联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晚期在新加坡成立的。中国方面是启功先生出席了成立大会，发起的召集和组织者是新加坡书法协会会长陈声桂先生。陈声桂先生的公职是一所小学的教师，但他热心书法艺术，在新加坡的老书法家潘受等支持下，当上了新加坡书法协会会长，在他周围团结了几十个书法家。当然，这些书法家也大多参加另一个书法团体，即以丘程光先生为首的狮城书法篆刻协会的活动。其实，丘程光先生本人也是从原来的新加坡书法协会里分裂出去的书法家。陈声桂先生的书法活动也得到了新加坡政府的支持，政府在九十年代中期还专门拨了一幢二层小楼给协会作为会所。陈先生在八十年代晚期的那次由新加坡主办的国际书法展上提出成立国际书法联盟的倡议，亚洲各国书法社团也希望有这样一个国际书法联络机构协调交流活动，均表示赞同。随后的一年，国际书法联盟正式成立，陈声桂先生担任了国际书法联盟秘书处的总干事，并宣布将秘书处暂时设在新加坡，待国际书法联盟机构健全后再议常设地点，中国书法家协会因为启功先生在上一年新加坡国际书法展讨论联盟时曾点过头，也就认可了这个“联盟”，还派陆石、佟韦二位先生去了新加坡。后来，因在这个“联盟”中台湾书法家参与的地位未明确界定，并于九十年代初决定在台北市举办一届国际书法大展。这便成了一个外交难题：一来，中国文艺社团参加某一个国际团体必须政府审批；二来，中国政府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同意以“国际”的名义在台湾举办国际活动。因此，中国书协决定不参加在台湾的“国际书法大展”，同时对总部设在新加坡的“国际书法联盟”采取一种若即若离的态度。这是因为，一方面要重视书法作为友好交流的活动，另一方面也要顾虑中国的整个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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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在首都宾馆，金膺显先生提出关于“国际书法联盟”一事，情绪还颇为激烈，他说：第一，中国是书法的母国，要成立国际书法联盟，中国应该成为盟主，至少第一任盟主应由中国担任；第二，联盟总部的常设地不应设在新加坡，而应设在北京。他还说，改组国际书法联盟，不仅是韩国的意见，也包括日本在内。如果中国书协出头建立国际书法联盟，韩国和日本愿意出钱。因我并不分管书协外事活动，我把这个情况向谢云先生作了汇报，也才更多了解了这个国际书法联盟在这几年的运作情况。看来，如何对待陈声桂先生的这个“国际书法联盟”还不仅仅有“一个中国”问题，还有国际友好书法团体的多边问题存在，并不简单。这时，正赶上第三届书协换班不久。大约是1992年夏天，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通知中国书协负责人去交换意见。秘书长谢云和我一同前往。在对外友协公长办公室，我们受到著名外交家韩叙会长的接见。韩叙同志给我们看了一封信，是新加坡陈声桂先生的“告状信”，声称中国书法家协会破坏了外交协议，拒绝参加“国际书法大展”，也未正式承认他在“国际书法联盟”的领导地位。陈声桂先生在自己这封信中，已将最初他担任的“国际书法联盟秘书处总干事”换成了“国际书法联盟会长”（我记不清了，也许是“秘书长”）。这封信大概受到中国书协内部领导成员的某种暗示，还点名批评了谢云先生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消极态度。中国的外交政策对陈声桂先生来说也许并不熟悉，但对我国政府“一个中国”的政策他应该不会陌生，他把国际书法联盟中中国书协的并不积极的态度归罪于中国书协的个别驻会负责人是不恰当的。谢云先生向韩叙会长汇报了中国书协在处理“一个中国”问题上的态度后，我也补充了金膺显先生所提出的关于韩国、日本书法团体对新加坡书协主办的这个“国际书法联盟”的意见，韩叙会长表示首肯中国书协在处理外交问题上的慎重态度，同时他要求中国书协用较为热情的态度向陈声桂先生再次说明情况，取得谅解，而不致影响国际友谊。后来，我们也知道，之所以由韩叙会长亲自来处理这件事，是因为陈声桂先生的这封“告状信”是写给中国政府最高领导人的“告御状”。从对外友协出来以后，谢云先生和我都同时感到中国书协的外事活动缺乏有效的管理与计划，其实，直到今天， 中国书协的外事活动几乎处于完全的被动和闭眼状态——别的国家不来提要求，中国书协基本不动，此事容后再表。自那次见到韩叙会长后不太久，这位权威外交家便病逝了，但他留给我们一个雍容大度的外交家风度至今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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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书法界在八十年代末期经历了一个突变，其社团组织和书法活动形成了新的格局。韩国有一个美术协会，美术协会有一个书艺分科委员会。这个“书艺分科委员会”就像我们的中国书法家协会，官办的全国性组织，每年得到国家津贴，举办全国性展览，具有书法界的绝对权威。现在的韩国书法界首领，当时都在这个“书艺分科委员会”里面有个一官半职，金膺显先生的兄长金忠显先生曾是这个会的第一号人物。后来，国家认为艺术社团应该自治，于是取消了美术协会及其下属的书艺分科委员会的政府津贴，于是，其权威性顿然失落，书法家便依靠自己的实力，成立了自治的书法社团。在众多民间书法社团中，有三家最大的社团：第一，是以美术协会的主要继承者金膺显先生为首的东方研书会，后来又是国际书法联盟韩国本部，当然，也继续使用书艺分科委员会的牌子，三合一结构，是全国最大的民间书法社团；第二，是以赵守镐先生为首的韩国书家协会；第三，是以杨镇尼先生为首的韩国书艺协会。这些协会基本上囊括了韩国绝大多数书法家和书法活动，经过十多年，他们也分别按任期更替领导人，但基本结构未变。韩国三大协会互相竞争，招揽人才，实行民主治会，活动很有声色。但是，在九十年代初期和中期，以金膺显先生为首的东方研书会和韩国国书联是声势最大，人才最多，与中国交流最频繁的书法社团。当然，金膺显先生也是最为中国书界以至国际书界所闻名的韩国书法家了。所以，金膺显当时向我们提出由中国书协主盟的国际书联盟的建议，是充分代表了韩国书法界的愿望的。当然，金膺显先生在韩国书法界是一位“言必称中国”的亲中派，或叫传统派。他的汉学功夫，他的书法，篆刻，以及书法理论研究，到今天仍是韩国第一人，虽然他已退休年老了。金先生从八十年代末访问中国以来，我们也经常探讨当代书法问题，我们一起在河南孟津举办国际王铎书法研讨会，一同去四川乐山乡野观摩东汉崖墓，一同在北京举办国际篆刻研究会和‘95书法史研讨会。金先生可以说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融入了当代中国书法发展潮流当中。韩国对中国当代书法潮流——流行书风对韩国的影响称为“中国风”。其实，金先生就是这股“中国风”真正的领军人物，虽然，在《好大王碑》等历史归属问题上，中韩书法家还有认识的差异，但对书法本质的认识，是水乳交融的。所谓的“冰”，只是时事政治的产物。我把崔光烈先生的中国之行称为“破冰之旅”，就是要超越于时事政治的障碍，延续东亚民族一些共同的文化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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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光烈先生几乎每年都要陪同韩国书法家来中国，他背着一个照相机，把中国的书法动态介绍到他主办的《月刊书艺》上。在这里我要提到的是中国旅韩书法家叶欣先生。九十年代中期我第一次访问韩国就认识了他和他的夫人罗静。这位在北朝鲜金日成大学留学归来的辽宁青年人，学了很好的韩语，他不仅当了我的免费翻译，也是我与韩国书法界联络交流的“交通员”。他和罗静同时还将我的大量论文翻译成韩文，发表在《月刊书艺》上。有一次，叶欣告诉我，崔光烈先生很想了解北朝鲜的书法活动，很想找到一种方法把分裂的南北朝鲜的书法活动联系起来。这谈何容易呵！如果说中韩两国的书法——邦交早已“破冰”，并已热烈，但一条“三八”线仍然是冰线，尚未解冻。有一次，崔先生用他自己的越野吉普车把我和太太带到了“三八”线的韩国一侧，隔着汉江遥望北朝鲜，我感到了崔先生的一种渴望。崔先生把连接南北朝鲜的废弃的火车与铁轨反复讲解给我们听，似乎让人感到这里随时都可以沟通似的。像崔光烈，金膺显先生这样的韩国文化人，艺术家，是如此积及地投身于国际间的文化艺术交流，从而促进人民之间的了解，这显然是一种国民素质的体现。如果用这样一种观念来检视中国书法家的素质，又有相当的差异了。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中国打开了国门，艺术家们在对方国的“邀请”下出国访问，其关注的兴奋点似乎并非全在于所从事的文化艺术之上。既后，凡已“旅游”过的国家和地方，似乎已兴趣索然，今天即使已经较为富裕，若非对方出钱，绝不 会主动走出国门去与对方交流。就更别说能像韩国艺术家一样。每年定期到中国访问，极力与中国大陆各地的书法家交朋友。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了某种责任的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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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金膺显先生对国际书法联盟由中国“主盟”的建议提出后，我首先向谢云秘书长报告，又向沈鹏代主席报告，继而又多次向文联党组书记孟伟哉同志报告，再而向继任文联党组书记的高占祥同志报告。上述所有领导同志们无一不觉得这是好事，但谁也没有实践的行动与能力。在我反复提过几次以后，高占祥同志觉得这是国际文化交流的“重头戏”，而想到要怎么去具体推行时，他已经下台了。如今，十多年过去了，新加坡的“国际书法联盟”仍在进行着，中国书协已很少参与了，由中国“主盟”的“国际书法联盟”大约早已被遗忘了。昨天，蒙古族书法家何奇耶徒先生来松竹草堂做客，聊起了姜武的小说《狼图腾》，他非常钟情于他的先辈成吉思汁的狩猎文明，而道出了中原农耕文明的弊端。当然，《狼图腾》的精神可以为张瑞敏、腾格尔吸收为精神养料，去拓展工商贸易与音乐艺术，倒不必吸收其侵略与占领的行为。但礼乐之邦不扩大自己的文化影响，必然要造成精神与物质文明的萎缩。书法家个体的言行与影响力何其渺小，但是，倘若毫无这种“野心”——责任感，艺术又将于和平何？于进步何？与人类的相互理解何？?
    崔光烈、金膺显先生是继承与发展书法文明的先锋人士，他们的“破冰之旅”不仅仅显示出中韩书法的交流重启，而是他们作为韩国艺术家与国民的素质之所在。叶欣先生刚刚发来短信，说韩国郑周相先生的弟子朴正圭先生将携他自己的一批弟子来松竹草堂作客，希望我能“展示”一下怎么写狂草的。我又深深地被韩国艺术家的学习精神所感动。我也再次感受到为什么韩国人的围棋会超过围棋的母国中国的原因。毛泽东、周恩来一辈可以用一枚乒乓球来化解中美之间用鲜血战火凝成的几十年仇恨，而今日的书界达人，竟毫无本份的实行能力，书法走向形式，走向文化意义的极大贬值又是必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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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照片是我刚刚搬进松竹堂后不久，崔光烈先生来访时拍摄的，这里也和从前沙滩的八方斋一样，每年在不断的接待韩书法家和韩国留学生，让我深深地感受着韩国民族将奋起于东亚的壮心和智慧。去年。崔光烈先生又携来日本的萱原晋先生，策划要以三国联合编辑出版《翰墨艺术》杂志。当时，这本杂志仅止于我正在策划扩大《中国书法全集》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范围的目标，他们听见消息就风尘仆仆赶来中国，商议这本国际性书法交流的刊物用中、韩、日三国文字同步发行的事。这本杂志已经策划了将近一年，因中国的出版管理无此先例，至今尚未成功。东亚地区多么需要文化与和平的交流呵！我们要花钱建设导弹部队和海军，但它只能用来防卫，而文化与艺术，我们为什么不主动“进攻”呢？这些，在中国书法界是根本形不成话题的，又其奈谁何！?
                                                    乙酉春日于松竹梅花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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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10月3日：日本《书道艺术》发行人萱原晋、韩国《月刊书艺》发行人崔光烈(中)二先生专程来京做客松竹草堂，商讨由中、韩、日三国联合创办一个书法杂志，以促进国际书法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