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典藏]傅红展：《王宠山庄帖》解析

唐朝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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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宠山庄帖》解析  
傅红展
            
王宠素描
王宠（1494－1533），字履仁，后字履吉，号雅宜山人。吴县（江苏苏州）人。王宠幼时聪明，资性颖异。明杨循吉、黄鲁曾《吴中往哲记•选贡王君宠》记载：“王君履吉，府学选贡员也，吴县人。幼闻钱鹤滩（名福字与谦，号鹤滩）先生之教，自十四岁闽中小泉林太守已目为奇童。先有闳肆之文矣，补廪多奖，道于有司，既而幡然改志于古诗之学。”
王宠18岁那年，与其兄王守（字履约）投师于久居洞庭的著名学者、书法家蔡羽（蔡羽字九逵，号林屋山人）门下。在此期间结交贤人、士大夫，相互往来，以为乐事。他喜欢游历，苏州周边的楞伽山、支硎山、鸡鸣山、包山、桐山、莫釐山、惠山和太湖、洞庭湖、石湖、越来溪以及定慧寺、甘露寺，治平寺等山湖、寺庙都是他步履之地。他所结交的朋友也多是这一地区书画、诗文界的知名人士，如祝允明、陈道復、文征明、蔡羽、吴爟、汤珍、钱同爱、王穀祥以及当时著名的袁氏诸兄弟等。在这些名人墨客中，与王宠接触最多，且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蔡羽和文征明，文征明比王宠大二十四岁，与王宠的父亲王贞交往甚密，到王家做客，与王宠当为折辈之交。
虽说王宠被贤人、士大夫们公称聪明好学，胸襟不凡，但他在科举考场上却每每落榜，“凡八试，试辄斥”（《雅宜山人集•文征明作王履吉墓志铭》）。科场上的失利对王宠打击很大，他的诗文中多有情绪流露。唯一使他宽慰的是长兄王守在嘉靖五年中举，并在京城得到了给事中的官位。
屡试不中的王宠，依旧于石湖山水间自娱。《文征明集•王履吉墓志铭》记载了他以后生活处事的情况：“君高朗明洁，砥节履方，一切时世声利之事，在所不屑。偎俗之言，未尝出口，风仪玉立，举止轩揭。然其心每抑下，虽声称振叠而醖藉，自将对人，未始言学。盖不欲以所能尚人，故人亦乐亲附之。……遇佳山水辄听然忘去，或时偃息于长林丰草间，含醺赋诗，倚席而歌，邈然有千载之思。”
《王宠山庄帖》考证
1．《王宠山庄帖》释文：
“昨辱手教，在山庄失裁答，罪罪，贱体稍佳，尚未全胜，游饮石湖之上未能也。家兄四月廿八日出京，到陕军中纪功，幸北虏引退，五月廿二日已有旨取还，此时想在京矣。前寄上尧峰卷，幸为挥洒。山僧每来致恳，望勿绐其意，千万早赐，感感。门生王宠百拜，尊师大人先生门下。” 钤“王履吉印”白文印。
2．《王宠山庄帖》创作年代考
《王宠山庄帖》“家兄四月廿八日出京，到陕军中纪功，幸北虏引退，五月廿二日已有旨取还，此时想在京矣。” “家兄”即王守，字履约，嘉靖五年进士，嘉靖八年授宁波府推官为给事中，先为户科给事中，转为工科，从右给事中，晋升为左给事中，又转为刑科左给事中。《明世宗实录》记载：“嘉靖十一年（1532年）三月丁卯（十八日），命刑科左给事中，王守赴延绥随军纪功。”作为给事中官衔，王守前往陕西军中仅此一次，因此，可以确定《王宠山庄帖》中“家兄四月廿八日出京，到陕军中纪功”是在嘉靖十一年。
王守作为给事中这一官衔的职责，主要是辅助朝廷钞发章疏，稽查违误并上达皇帝，权利颇重。这次以御史官的身份随军出征，实际上充当的是监军，掌管着稽核功罪赏罚的大权。王守随军前往延绥的身份，在《雅宜山人集》中，王宠怀念兄长做诗《卧病书事怀左给事中家兄履约时监军关西》，得以证实。
“嘉靖十一年五月壬戌（十五日）太子太保吏部尚书王琼上言：‘……今虏已退矣，乞掣回京军散造各路所调及召募兵，专责本镇兵据险防守。后兵部亦以为言。’世宗帝曰：‘既贼势稍缓，赵镇所统京兵尽令掣回……’”。王守究竟在陕军的哪个镇所还有待考察。按其旨意及部队全数掣回的时间，应在五月十五日发布掣回的命令以后。与信中“幸北虏引退，五月廿二日已有旨取还。”在掣回命令的时间上相差不多。按王宠“此时想在京矣”的口气，王守早应该回到京城，故此推测《王宠山庄帖》应作于嘉靖十一年夏秋之际。
3．《王宠山庄帖》创作地点
考证了《山庄帖》创作时间，大体上就可以判断出王宠创作的地点。《王宠山庄帖》前面的文字“昨辱手教，在山庄失裁答，罪罪，贱体稍佳，尚未全胜，游饮石湖之上未能也。”“山庄”即王宠的住所越溪庄。《吴县志•第宅园林》记载：“王都宪守，弟贡士宠，并在南濠。宠有越溪庄在石湖上。” 越溪即越来溪，相传越国入侵吴国自此进入，溪上有越城桥。王宠尊师蔡羽《石湖草堂记略》记载：“吴山楞伽、茶磨并缘于湖。茶磨屿为尤美，上为郊台，下为越来溪，缘溪曲折，旋入山腹，其林深黑，治平寺也。……辛巳之秋，治平寺僧智晓方谋卜筑事，与缘合诸文士，翕至赞助经画，不终朝而成。明年改元嘉靖壬子（笔者按：有误，应为壬午），王履吉来主斯社。”由此可以想见，王宠此时已落户石湖越溪庄。
另外，在王宠《雅宜山人集》的诗文中多有越溪之诗题。如：卷六“衡山内翰过越溪奉问一首”。卷七“新筑越溪庄，薛与忠过访喜赋三绝句”。卷八“越溪芙蓉盛开，病不可风，童子日摘三花作供二首”。“张子月鹿、彭子孔嘉、金子元宾、吴子祁父过越溪庄命酒芙蓉滩作。”在卷三“王子元肃有精庐在虞山下，去白雀不数里，缄书报之不遇，返棹怅然寄以长句”诗文中言：“我今暂返越来溪，抱瓮山中还灌畦。”袁袠《胥台先生集》诗文中有“王履吉病起，家兄弟往越溪庄相看”五言诗一首，王宠和诗“养痾山庄袁氏伯仲过访永之有作奉次一首”。再者，在书法作品的落款中也多有自识越溪住地。《清玩雅集》图册印有一幅《王宠行书十律诗卷》诗中落款：“己丑（嘉靖八年）十月十一日原荣枉过越溪庄，酒次漫书近作博一笑耳。雅宜山人王宠识。”《墨缘汇观》记载，《王宠草书自作杂诗卷》分为二纸，前一纸诗四首，自题：“右山中杂作闲书于石湖精舍，雅宜山人王宠。”后一纸又诗四首，自题：“辛卯（嘉靖十年）孟夏七日，雅宜山人王宠书于越溪庄。”《清玩雅集》图册印有另一幅《王宠行草书杂诗卷》诗中落款：“壬辰（嘉靖十一年）九月二日，雨中书，越溪病子王宠履吉父。”因此，所说的“山庄”即越溪庄。也就是王宠在石湖上的住所。就是这年的下半年以后，王宠身体的病情逐渐加重，在他的诗文及书法作品的款识文字中可以看到。
4．《王宠山庄帖》信致何人
王宠平生接触过众多的文人墨客，但接触中最亲近、最频繁的莫过于长辈文征明、蔡羽、顾璘三位长者，而且他们都与王宠的父亲王贞相友善。文征明看重王宠的文才，愿“折辈与王宠订交”（见《文征明集》），但作为晚辈的王宠仍然以“丈”和“二丈”相称，如王宠嘉靖七年在辛夷馆，正值文征明过山庄，所作《草书五言诗》称“文征仲二丈”（见《自怡悦斋书画录》）。在致文征明的信中，也有称“衡山尊先生契丈”，“衡山尊丈”。
嘉靖七年在顾璘的园林息园王宠做诗《楞伽山下同宿东桥顾丈赠歌》，《雅宜山人集》中有“同东桥顾丈夜宴赏菊”诗。在致顾璘的信中，也有称“东桥尊丈先生”。
“门生王宠百拜，尊师大人先生门下。”《雅宜山人集》卷九记载，正德十五年（1520年）王宠曾作《感旧赋》,文中言：“正德辛未（1511年）宠师事林屋先生于包山精舍。” 江兆申《文征明与苏州画坛》一书亦记：“此际王宠从学于蔡羽先生，居洞庭三年”。王宠平生称为尊师的只有蔡羽一个人，故信中“尊师大人”应指蔡羽。这样的称呼在正德十五年九月重阳日，王宠抄录《游包山诗册》落款自识：“右游包山诸作廿五首，录呈尊师蔡夫子斧政。”（见《石渠宝笈》二十一卷）。嘉靖二年（1523年）二月廿四日，文征明以诸生贡于成均，将赴北京，与蔡羽离家，同舟入京。当时汤珍、吴爟、王守、王宠宴别于汤珍双梧堂，为文征明、蔡羽饯行。汤珍命工图六人之像，文征明为之补景，蔡羽题记。王宠作小楷《林翁蔡尊师、衡山文丈偕计北征轺车齐发，敬呈四首》，落款亦以“尊师”相称。（见《故宫文物月刊》114期）由此可知，此信札是王宠写给蔡羽的。
王宠在信中与尊师谈及家兄王守之事，乃为师生情分深厚的写照。正德六年，王宠与其兄王守拜蔡羽先生为师，在洞庭蔡羽处读书三年，与先生朝夕相处，建立起深厚的师生之情。学习其间，王氏兄弟也结交了很多文人墨客，时常一同诗文唱和，落墨挥毫。这为王宠后来步入文学、书法界打下了基础。正德五年（1510年），兄弟二人又一同迈入科举仕途之路，王宠自这年起“举应天乡试，寻举进士。而每试辄斥。以年资贡礼部，卒业太学，又试又辄斥。至嘉靖十年，凡八试，试辄斥。” 嘉靖五年（1526年）其兄王守终于考中进士，嘉靖八年（1529）七月应召入京，从此兄弟二人身居两地。王宠在信中特别告知尊师，随军出征的王守“有旨取还”平安返回，这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蔡羽和王宠兄弟二人非同一般的师生感情。
《王宠山庄帖》：师生书法缘
“前寄上尧峰卷，幸为挥洒。山僧每来致恳，望勿绐其意，千万早赐，感感。”这是王宠代为“山僧”请托尊师蔡羽挥毫题诗的一段文字。
“尧峰”，山名，在江苏吴县西南，相传尧时洪水泛滥，吴人避水居住于此。《吴县志•舆地考》记载，尧峰有十景：清辉轩、碧玉沼、多景岩、宝云井、白龙洞、观音岩、偃盖松、妙高峰、东斋、西隐。按此文之意，“尧峰卷”应该是指尧峰画卷，尧峰十景在苏州地区为一大景观，尤其太湖周围的山景，清雅秀美，湖光环绕，引得更多文人骚客出没此地，不少文人雅士都曾为此留下丰富多彩的景观画卷。同样，咏颂尧峰十景的诗文歌赋，更是文人之雅好。王宠有《尧峰十二咏》，除了十景诗咏之外又增加了半峰亭和铁塔二诗。与王宠交往甚密的袁袠也有《尧峰十景》之诗咏。
王宠为“山僧”请托画卷题跋，是文人雅士之间互为赏析的一种游乐形式。那么，“山僧”恳请“诗尤隽永，时出奇丽”、书法“遒美有逸韵”的蔡羽，实为蔡羽诗文、书法于当地颇负盛名使然，《文征明集•翰林蔡先生墓志》言“我吴文章之盛，自昔为东南称首。……先生虽稍后出，而所造实深，自视甚高。” “山僧”为了得到蔡羽的“尧峰卷”题识翰墨，托人找关系，也算颇费了一番周折。
蔡羽书法翰墨存世不多，就连马宗霍搜集历代书法评论资料汇编的《书林藻鉴》以及马宗霍自己搜集珍闻逸事的《书林纪事》，亦仅有短短的三条评语，可以想见，蔡羽书法作品存世少，而书评更少。《书林藻鉴》摘自明代王世贞《艺苑巵言》中的评论：“羽正行书亦遒劲。又云蔡书以秃笔取劲，姿尽骨全。”摘自明代李日华《六研斋笔记》中的评论：“林屋（蔡羽的号）行押书遒美有逸韵。” 《书林纪事》中言：“蔡羽工书，与文待诏（文征明）齐名。间临《兰亭》、《十七帖》，人或从旁指擿其离者，曰‘不然，吾非临右军（王羲之），吾乃教之为诸生。’” 马宗霍《书林纪事》的这段评论的出处，也是来自于王世贞《弇州续稿》，可见明代就已经有蔡羽“与文待诏齐名”一说。
故宫博物院收藏一件《蔡羽行书临解缙诗卷》纵29厘米  横822.2厘米。是他在嘉靖丙申（1536年）九月廿一日所书，8米多的长卷，行书流媚多姿，洋洋洒洒。用笔若断而还连，意疏而字缓。笔法姿仪而雅丽，清润而简捷。全篇概览确有临帖意味，怎能“吾非临右军”而教之众多门生呢？但所言“吾乃教之为诸生”，应该确信无疑，门生王宠的书法明显受临帖的影响，而多呈现王献之意态。这幅《山庄帖》字势疏瘦，流便简易。其书法风格近于平铺直叙，点画似分离，线条少映带，有斧斲之痕迹。纸质硬而光滑，笔墨线条清晰可辨，用笔转折强健而挺秀。其书法体势峻险，姿态奇特，笔法内敛而字形萧散，特征十分明显，为明代书法之独具。不仅如此，若与蔡羽书法相对照，就会发现王宠书法与尊师书法颇有几分相似之处，真可谓“居洞庭三年”，习林屋之下的门生弟子。
《王宠山庄帖》：边关不安录
王守“四月廿八日出京，到陕军中纪功”。与《明世宗实录》记载的：“嘉靖十一年（1532年）三月丁卯（十八日），命刑科左给事中，王守赴延绥随军纪功。” 在时间上的确存有差异。前往的地点都为陕西，延绥在陕西的最北部，是明代北方的九处要镇之一。明初设立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后又设立宁夏、甘肃、蓟州三镇，再加上太原总兵治理的偏关和三边制府驻扎的固原共合为九边。关于九边的建制，明代魏焕有《皇明九边考》。
《明史•鞑靼》记：“鞑靼即蒙古，鞑靼地东至兀良哈，西至瓦刺。当洪、永、宣世，国家全盛，颇受戎索，然畔服亦靡常。正统后边备废弛，声灵不振，诸部长多以雄杰之姿，恃其暴强，迭出与中夏抗，边境之祸遂以明始终。” 明王朝从中叶以后，统治者内部发生很大变化，在处理边域民族及贸易政策方面出现民族之间种种矛盾。另一方面在边关守卫上亦有所松懈。在这种情况下，立国以来一直困扰着明代统治者的“北虏”的问题，逐渐显现出来。九边防线此时不再是阻挡蒙古族铁骑的坚固屏障，当初远遁塞外的蒙古残余势力，此时开始频繁地南下侵扰，广袤的北方边防几乎年年有警，自正德以后小王子诸寇，屡屡扰边，其强悍之势曾经一度逼近京师，朝廷上下无不为之惊骇。
元代灭亡后，蒙古统治王朝的后裔取消皇号改称可汗。明景泰二年，脱脱不花可汗被部将也先所杀，其子麻儿可儿继立，去汗号，改称“小王子”。此后，凡蒙古大汗，明王朝亦往往称为“小王子”。《中国历史大事编年》记：“嘉靖十一年（1532年）三月，小王子扰延绥。”《明世宗实录》记：“嘉靖十一年三月癸亥（十四日），北虏自延绥求通贡市事下兵部议，兵部言：小王子进贡，虽有成化、弘治年间事例，但其情多诈，难以轻信，宜命总制镇巡官察其真伪，无何虏以不得请为憾，遂拥众十余万入寇。上怒其黜驁，命兵部亟命征剿，于是兵部尚书王宪等集廷臣议上平戎十一事，诏皆依懝行之，仍谕总制唐龙严明号令，激发忠义，务使远近併力相机，剿杀以靖地方虏退之，日即便班师，不许疲众靡财有负委托。” “戊辰（十九日），命原总兵官刘文率所部兵三千人赴延绥策应。”
“王守赴延绥随军纪功”，就是在“小王子”大举侵扰的情况下前往延绥的。接受了世宗皇帝支援陕西延绥，抗击北虏南侵的命令。当时有一批在京官员都调往边关。根据《明世宗实录》记载，嘉靖十一年三月庚午（二十一日），曾诏户部议：“犒赏京营兵应援延绥者，部议官给人银五两，布二匹。军给银人二两，五钱，布二匹。俱于太仓银库支……”。可见当时情况非常危急，以“犒赏京营兵应援”抗击北虏。总制陕西三边军务兵部尚书唐龙曾在嘉靖十一年四月丙戌（八日）上言中提到了北虏侵犯的危急情况：“北虏拥众十余万，要求贡市猖獗之势，日甚一日，犬羊之性，其欲难厌，不从其请，侵犯必速，……。” 上曰：“虏情已议征讨尔，为总制大臣务要激发忠义，振扬国威，相机战守，以靖边陲，勿因循为目前计。”于是大量调集在京的官员，前往西北各路边关。在四月乙巳（二十七日），兵部尚书王宪又以延绥等各边有警，上言防御十事：“招募惯战勇敢，预处粮饷支费，处备骑征马匹，戒饬防守将士，招俫被虏人口，招募间谍疑虏，计处内地饥民，戒饬将领捂剋，招改京军实边，類覆建言奏疏。”并得到皇帝的认可。其中就有“招改京军实边”的战时措施。直到上述王琼在五月十五日告知“……今虏已退矣，”世宗皇帝发布撤军命令。在这短短的两个月中，仅仅是延绥地区和王守前往延绥监军，到胜利归来这段历史的一个小小的片断和明代九边战乱中的一个枝节。
而实际情况要严重得多，就像《明史•鞑靼》记载的那样：“边境之祸遂以明始终”。其中最严重的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的“庚戌之变”。从这年夏季，蒙古俺答率各部大举南下，先是入寇大同，总兵张达、林椿先后战死。到了秋季，沿潮河南下至古北口，大败前来迎战边关卫所的明军，遂后南下大掠怀柔，并围顺义，抵通州，分兵四掠，焚湖渠马房，畿甸大震。随后进逼京师，大掠村落居民，焚烧庐舍，大火日夜不绝。当时戍守京师的军队仅四五万人。后来虽然有勤王的部队入援，但是领兵的将领及京师官员要么怯懦不敢战，要么纷扰不知所为，各部所率凡十余万骑，相视莫敢前发一矢，任凭俺答部在北京城外肆意抢掠达8日之久，然后捆载而去。
综上所述，《王宠山庄帖》短短数语，为今人提供了大量的历史信息。从王宠生活的近况，到兄长王守前往陕军的恪守边关。从与“山僧”交往，到与尊师的恳请，记录着王宠四十年短暂生涯的一个又一个特写。同时，又隐含着文人雅士之间，“游饮石湖之上”，相互诗文酬唱的浪漫生活，以及明代周边动荡不安的时局变化。不仅如此，《王宠山庄帖》书法亭亭玉立之风韵和独具特色的用笔形式，也都流露出明代中期书法的显著特征。因此，《王宠山庄帖》，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都是不可低估的。
（唐朝轶编辑   曾发表在《书法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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