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43）谁是主角的批判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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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43）


                          谁是主角的批判理性


     前两天，上海王南溟先生不速而至，作客松竹草堂。自青岛一别后，好几年未见了，据说，这几年他忙于国际艺术交流，去年刚刚在伦敦大英博物馆作了他的“字球”展览，还应邀参加了一个重要学术会议。王先生是和许宏泉先生一块来的，寒喧过后，我第一句话便问他，你为什么要批判王镛？他说，这是他对当代书法创作的一种理性认识。我说，你知道中国书协头面人物发动媒体工具，大批“流行书风”和“丑书”的背景吗？他说，我不认识王镛，我的批评没有考虑社会功利，我对王镛没有任何恶意。如果我认识了王镛，也许就没有这个批评了。说到这里，我已经释然了。尽管我不同意他对王镛批判的内容，但我理解他的一种超越的理性的批判动机。我只委婉的地说，“时间”与“时机”的选择，在批判的社会功能的作用。两天以后，在一次聚会中，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王镛，王镛并未释然，可见这种批评的力量。我也理解王镛，将近十年前，也就是1994年年中，马啸等在《书法报》连续对我展开批判时，我的心情和王镛颇为接近。
     这张照片是马啸先生和我在2001年12月下旬拍摄。当时，我正应邀在兰州举办“陇上行”个人书法展。那天，老朋友赵正先生、林经文先生也都来捧场，还开了一个座谈会。会后，马啸先生与我有了这张合影。这一次，马啸先生还为我写了一篇专文，发在《书法导报》上，对我的书法展给予了积极评价，其中有一句话，在当时我觉得有可能太刺激而担心，大意是：谈当代书法二十年发展，绕不开刘正成这个点。我并非认为马先生是在逢迎我，他自有他某种批判的立场在里面。别人也不会误会他在为一个“失势”的人说话时的动机。不过，我在这里想到的问题倒不是这些。我看见这张似乎亲切的照片，是否会调合我们相互之间的批判立场与敏锐度？李廷华先生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要为我写一本书，但我们共同约定了一个书名，就叫《刘正成批判》，我们生怕被朋友关系障碍我们批判的理性。十年过去了，马啸先生更为成熟与历练了，我感觉到，我们都会对十年前在《书法报》的那场“恶斗”保持一种欣赏的审美态度。-----而今，真诚与执着的文艺批评已远离我们而去，尤其在用构陷的污水把我泡得变形的时候，不能不为曾经经历的学术环境所感动。
     这时，我翻开《刘正成书法文集》第一卷中那篇《谁是主角？》论战文章时，我仍然感觉到我文章中的“火气”和当年论战的“火药味”。这场“论战”由马啸先生发起，主要针对五届中青展的评选结果来的。我们开了两次书法批评年会，不正是倡导批评吗？办了展览，马上来一场批评，不是“响应号召”的题中应有之义吗？但是理性和感性与知性是有相当距离的。当时，《书法报》已发了不少我称为“投枪”、“匕首”式的文章，我自以为这是对我工作的否定。他们的文章最先点了五届中青展“获奖作者”李木教、张锡良等的名字尚嫌不过瘾，由楚三先生还写了一篇《呼唤主角登场》的文章来“引蛇出洞”，企图挑起与我的直接论战。我终于忍耐不住拍马上阵，写了这篇文章，投入了“论战”。我现在当然无意于去分辩这场“论战”的是非与具体内容，我是在想，在我担任中国书协主要业务领导工作的近十年中，如果没有这场论战，包括我后来和陈振濂先生的温和的“论战”，这十年肯定会被史家称为“黑暗的十年”。在欧洲的历史上，所有人的著述都把“中世纪”与“黑暗”视为等同。因为在那个未经改革的宗教时代，罗马教廷的裁判所就是真理的代名词。人们对中世纪黑暗的恐惧，就是对教会一言堂的恐惧。今天，我们有了一个社会学新词汇，叫：权力话语。而批判对象的选择，往往与权力话语联系在一起的。我在心急火燎地撰写这篇《谁是主角？》一文时，我没有意识到这种权力话语的强制性。当时，我有一种情绪，我认为对那么多中国书协不干事的领导，包括比我地位高的领导你为什么不敢去批他们，专门来挑我的刺。当然，更客观地来说，我如果没有这种“火气”、“论战”也就没有“战”可言了。何况，我能超越自己的角色吗？
     也是前两天的聚会，石开先生向我解释，说他的批评棱角并没有磨平的，他马上就要写批评文章以显示自己宝刀未老。这是因为他看了我撰写的这个“我与书法二十年”回忆录时，曾提到关于他的批评的回忆，他也许认为这是我对他委婉地批评。人是很难超越角色的规定性的。拿我自己来说，如果放在2002年8月以前，尽管我有一肚皮的批评话语，我也未必会像今天这样颇为直露地写出来。我欣赏《边缘》杂志这个刊名所隐含的社会哲学洞察力。
     《读书》杂志这一期上发表了李泽厚先生讲述自己的思想与阅读的经验时，提到了他“文革”时在乡下偷偷精读康德的故事。康德一生有三部重要的著作，均予冠以“批判”之名：《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实践理性”是康德论述伦理学的问题，他所阐述的社会伦理现实的实质，其优势在于其深度，而非在其自己经历过的广度吧。康德一生除了有一次去但泽的旅行外，一生都没有离开他那个东普鲁士哥尼斯堡，在他的母校哥尼斯堡大学作了四十二年教授直到退休逝世。王国维在他早期《红楼梦》研究中，曾提出“主观之诗人”和“客观之诗人”的概念，康德显然在他的大学中成就他“主观之诗人”的大业。在各种中国哲学教科书中，康德都被冠之以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创始人”。记得我在与王南溟和许宏泉等的交谈中，也提到王国维的这两个概念。要作一个批评家，要么就彻底地入世而鞭劈入里，要么就彻底地绝世，保持着人类未受社会环境污染的“童心”，而“直指本真”。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难题，怎么超越社会功利环境，去作出艺术领域的“实践理性批判”。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还要提到马啸先生的那两本《书法门诊室》。我想，应该读到它的人未必能读到它，或根本不愿意读到它，以至于简直就不知道它。我在儿时读安徒生童话时，就留下过疑问：难道皇帝真的不知道自己的“新衣”是什么东西吗？或者只是在别人戳穿真相后他才知道的吗？马啸先生已当了甘肃省青年书法家协会主席，他的书法作品水平已经令我刮目相看了，当其书法作品将获得某些商业市场的时候，竟然敢在这里“树敌”，全然不顾可能遭致的“封杀”，来写这些“得罪人”的文章，真是令我钦佩不已。要想成为一个有作为的学者，或者成为一个有成就的艺术家，这种可以称为“实践理性批判”的生命素质，其实都是不可缺少的。

                                          2003年7月4日于松竹草堂

北居

当今书法的通病是缺乏思想！倡导理性的批评，到是一味好药。可惜书法界文化档尺不如其它1级学科。哀！！！！！！！！！！！

溪山无尽

北居说得没错.那么我们可以反思,为什么档次不够?从当今大环境的人文思潮来看,即便是书法批评也应当站在艺术史的角度(之所以用"即便",在下意思就是说当今的书法理论或书法史研究就更应该)，没有”史“的观念是造成学术价值不大的原因之一，而目前人文学界在”艺术史“上的研究成果或远非书界理论称尊者所可梦见———仅仅仰仗传统艺术史观已难敷其用。希望书界不要固步自封。这里还仅谈其一而以。

溪山无尽

书界理论家也有大谈"史观"的,但考其言辞,于传统史学精义未逮,于今世史论莫睹,图逞皮毛之说,遑论当今容纳诸学的"艺术史研究"哉!

溪山无尽

既树立史观意识,还要在"艺术史"的层面通盘考察,不要囿与"书法史"一隅,___限于"书法史"的"书法批评"=坐井观天

溪山无尽

既树立史观意识,还要在"艺术史"的层面通盘考察,不要囿于"书法史"一隅,___限于"书法史"的"书法批评"=坐井观天

北居

下面引用由溪山无尽在 2003/07/04 11:25pm 发表的内容：
书界理论家也有大谈"史观"的,但考其言辞,于传统史学精义未逮,于今世史论莫睹,图逞皮毛之说,遑论当今容纳诸学的"艺术史研究"哉!

             心酸！

踏雪寻梅

马啸先生在刘得势时'批"刘,在刘失势时又能公论.这是真正的艺术家和学人.
李适华先生不囿于友情而能始终具有"批判'精神也令人可敬.
王溟南等先生有学术争呜而无其它功利.书坛君子.
无论如何.就应当体制边缘化的刘正城.王镛.在开等,更当具有和保持学人的敏锐和批判精神,艺术家的狂狷.和先生的风范.有了如此众多书坛同仁和各路精英的不懈努力,追求.抗争.或许这书坛还有点救!

北居

马啸是个人物！真正的批评家。大家拭目以待！

飞越极限

书坛的发展需要这样的艺术家。艺术与批判同轨，才会滋生新的更有生命的艺术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