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陵地宫的两次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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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3-28) 徐学书 刘复章口述 张家钊录音、整理
〔摘要〕永陵地宫的两次发掘正值抗战期间，是我国当时组织开展的唯一一次大型科学考古活动。第一次发掘是在1942年，由冯汉骥先生主持，条件非常艰苦，经费短缺、敌机轰炸，还有袍哥的捣乱；1943年第二次发掘，由中央研究院吴金鼎先生主持，动用了当时国民政府的战时黄金储备。两次发掘出土了包括王建石像在内的大批文物。但发掘工作完成以后，却再也没有钱来搞文物的整理、修复工作。
成都永陵是中国考古发掘的第一座帝王陵墓。在抗日战争那个血与火的年代，为了保护中华民族的文物瑰宝，冯汉骥等一批学者以极大的学术热忱和忘我精神抢救发掘永陵。千年帝王陵墓是如何被发现的呢？考古发掘的过程中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史实呢？对永陵考古颇有研究的学者、以及当年亲自参加发掘的老人这样说：
前蜀皇帝王建与永陵的历史背景
前蜀永陵是我国五代时期（公元907～960年）前蜀国（公元907～925年）开国皇帝王建（字光图，公元847～918年）的陵墓，民间习称“王建墓”，位于西南历史文化名城——成都市市中区西北部。
前蜀永陵为中国现存最大的墓室建筑于地上的陵墓，其墓冢为圆形，现直径80米，高15米，以土垒筑而成。永陵墓冢历经1000多年岁月沧桑，在清代中期以后被民间误传为西汉时期著名文学家司马相如抚琴的琴台遗址而被称为“抚琴台”。1942～1943年经著名人类学家、前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冯汉骥教授等考古发掘，据出土文物确认为前蜀永陵。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该陵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王建是我国唐末五代时期一位杰出的封建统治者，许州舞阳（今河南舞阳）人，出生于贫民家庭，年轻时曾沦落江湖，后投效唐朝军队，以军功逐步晋升为将军。因保护唐僖宗有功，任神策军宿卫将军，后因宦官藩镇之争遭到排挤，贬为利州（今四川广元）刺史。公元891年，王建入据成都，很快就控制了蜀地。公元903年，王建被封为蜀王。公元907年4月唐朝灭亡，王建号召天下恢复唐室，但无人响应，遂于同年的9月在成都即帝位，国号大蜀，史称前蜀，承袭唐朝礼仪制度，据有今四川省大部、重庆市、湖北省西部、陕西省南部及甘肃省东南部近60万平方公里疆域。王建“留心政事”、“谦恭俭素”，尊重、礼遇仕人且知人善任，容纳直言，采取一系列措施发展经济，前蜀国遂成为当时社会最稳定的富国和强国，成都也成为当时华夏最繁华的城市。王建在承唐启宋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前蜀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成就，并且对宋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为宋代四川的继续高度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永陵是晚唐五代至宋代四川地区经济文化领先于全国的辉煌文明成就的见证。
永陵的衰落
918年农历6月1日王建病逝，同年农历11月3日其遗体迁入命名为永陵的墓葬中。由于前蜀国非常繁荣，盛行奢侈之风，永陵又是王建生前修建的，自然建造得富丽堂皇、规模庞大。除现存的气势雄伟的永陵地宫外，还有大规模的地面陵庙、陵园建筑。当时蜀中著名的人物画家赵德齐与擅画佛像的高道兴曾奉命在永陵陵庙中绘壁画100多堵，彩色绘画了大量鬼神、人马、车辂仪仗、宫寝嫔妃及御者侍从等内容，从中便可见一斑。承继汉制，永陵陵区内还设置有寺院，供常年驻守陵园的僧侣、官吏居住。除日常供奉和祭祀外，还有接待后世皇帝的“祭陵”。陵园神道两旁配置有石幢、石人、石马等。1971年在距永陵地宫西南约400米处，出土了一尊石人像。石人像佩剑持芴，着文官服，高约3.2米，重达数吨，系青石雕成。据考证该石像应为永陵神道两旁之物，从中可以想象永陵陵庙的庞大气势。
北宋诸帝崇拜道教，全国各地大修道观。公元1014年益州知府凌策经奏请朝廷批准，拆除了永陵陵园建筑，用其材料来重修成都著名道观——玉局化。重修后的玉局化楼观巍峨高大，十分壮观，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永陵原地面建筑的宏伟与庞大。
永陵陵园建筑因重修玉局化被拆毁后，还留下了一小部分，即附属于原陵园的陵庙，被称为“永宁佛宫”，宋徽宗赐名为“永庆院”。公元1145年春至次年夏，道宁和尚集资并主持了永庆院的修葺，使其成为成都“西郊净坊之胜”。随后不久，永庆院为火所焚，只剩断壁残墙，从此荒凉破败，再也没有被修复过。著名诗人陆游入蜀时到过永陵，在他的《后陵》诗序（公元1177年所作）中写道：“后陵永庆院在大西门外不及一里，盖王建墓也。有二石幢，犹当时物。又有太后墓，琢石为人马甚伟。”诗云：
陵阙凄凉俯旧邦，
恨流衮衮似长江。
穿残已叹金凫尽，
缺落空余石马双。
攫饭饥鸟占寺鼓，
避人飞鼠上经幢。
阿和乳臭崇韬耄，
堪笑昏童束手降。
从诗中可以看到，永陵已经破败凋零。自陆游以后，永庆院因失火被焚，且时值宋末四川抗元战争之际，人们无力集资修复，渐渐销声匿迹。此后，王建永陵只在明清方志及杂记中偶有记载，但大都是辗转抄袭陆游《后陵》诗序，并不知道确切位置。大约在清代中期，成都人将永陵墓址误会为司马相如的“抚琴台”了。
抚琴台的传说
永陵发掘之前，历经1000多年的风雨沧桑，不仅当时永陵地面原有规模庞大的陵寝建筑荡然无存，连永陵墓冢也只是一个长满野草的荒芜土丘，其形状也不像现在这样规则，而是呈东面高西面低北面陡的形状，被当时人们称为“抚琴台”。传说抚琴台是西汉辞赋大家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在成都的居住之地。司马相如，蜀郡成都人，做过汉景帝的武骑常侍，后为梁孝王的宾客。梁孝王死后，相如潦倒，回到成都。相如应邛崃县令之邀赴临邛作客时，得遇富豪家寡妇卓文君。相如以弹琴挑动文君春心，才子佳人演绎出一段当垆卖酒、蔑视礼教、忠于爱情的千古风流佳话。相如琴台作为成都的名胜，始于六朝，当时人漫指相如宅附近的一个高台为琴台。自唐代著名诗人杜甫等人题咏之后，琴台声名远播，并历经宋、元、明、清几个朝代经久不衰。琴台的故址也为数不少，其中成都西郊五里铺的琴台遗址从明代一直流传到清代中叶。估计将永陵误会为琴台大概在清中叶以后，因为琴台本是附会之说，并无一定的方位。当五里铺琴台废而不显后，人们将永陵这座早已荒芜的大土丘附会为琴台遗址，也就很自然了。1964年在永陵西侧曾经出土过清光绪年间的一块墓志铭，上面记载：朱氏过继子迁坟成都之西、司马相如琴台之侧。这说明至迟在清代光绪年间，永陵就已被附会为琴台了。而真正的相如琴台遗址，据考证应当在成都青羊宫到百花潭一带，即成都市市中区西南部。
挖防空洞碰到了永陵砖墙
1940年日军飞机频频轰炸成都，飞机一来，国民党政府成都防空指挥部就发警报，城内老百姓纷纷跑到西门外避难，当时有一个说法“出西门，求平安”。抚琴台这一带成为老百姓躲避日军飞机轰炸的地方。1940年秋，原天成铁路局因抚琴台土堆高大，遂在抚琴台下挖掘防空洞。在抚琴台的西北角挖筑防空洞有4米多时，无意引发了发现这一千古之谜的机会。
原天成铁路局当时是从永陵墓室的西北角往里面挖，第四天时他们发现了一堵砖墙，谁也搞不清楚，都误以为是抚琴台的基脚，暂时停工。消息传开后，立即引起了考古学家冯汉骥先生（字伯良，公元1899年~1979年，湖北宜昌人）的注意，他赶到现场去考察。冯汉骥先生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在美国获得了人类学和哲学两个博士学位。他受中央研究院李济先生的邀请，准备回国后到南京工作。因为抗战爆发，他就来到大后方成都，被聘为四川大学史学系教授、华西协和大学社会学系兼职教授并代理系主任。冯汉骥先生来之后着手筹建四川博物馆，成立了筹备处，当时四川国民政府教育厅长郭有守与他私交很好，支持他建立四川博物馆。冯汉骥先生后来成为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西南地区考古和民族史学的开拓者。
冯汉骥在现场考察后，力排众议，他认为不会是抚琴台的基脚，可能是一座墓葬；从砖的样式看，不像是先秦时代的，估计可能是先秦之后的古墓葬。但是否是古墓葬，最终要通过考古发掘来证明。因当时还无力进行考古发掘，于是冯汉骥便请原天成铁路局将已挖开的洞封存。
永陵第一次发掘
1942年1月，冯汉骥成立了四川博物馆筹备处。3月成立了抚琴台发掘工作小组，5月得到了教育厅长郭有守先生的支持，他在其掌握的教育经费中拨一笔钱，资助抚琴台的考古发掘。当时国民政府只有一个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馆也还在筹备中，还没有一个专门的考古发掘机构。于是发掘工作以四川博物馆筹备处为主，由冯汉骥先生主持，参加的员工有刘复章、刘绍和，另外聘请了华西大学的教师林名均、郑伯堃，英籍留学生苏立文在现场负责测绘，小学教师杨怡负责发掘文物登记造册。
第一期发掘工作最初决定在1942年7月进行。刚刚准备要进场，就遇到侵华日军飞机接连不断的轰炸，据有关资料记载，7月15日这天空袭达到了顶峰，日军出动了108架次飞机轰炸成都。轰炸的重点，城内是皇城，城外是西门三洞桥一带，这里有一些零星的房屋。当时有一个说法“出西门，求平安”，大家都到三洞桥一带避难，结果到这里来躲警报的老百姓死伤最为惨重。因抚琴台靠近三洞桥一带，虽未遭到轰炸，但在这种情况下，发掘工作也暂时无法进行，不得不延迟到1942年9月才进场。
在发掘之前，冯汉骥是否估计到这里有可能是五代十国时期前蜀皇帝王建的墓室呢？在他留下的发掘报告和有关资料中没有记载,但据他的儿子冯仕美（当时只有7、8岁）后来回忆，在发掘之前，他父亲查阅了很多历史资料。关于王建墓的史料记载，有一条很明确，宋代诗人陆游在成都时曾经到过永陵，在其《后陵》诗序中记叙过永陵。应该说，作为一个考古学专家，在永陵发掘之前，冯汉骥先生已经有这种意识：这个地方可能是前蜀开国皇帝王建的陵墓。
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因为这里涉及永陵发掘的科学性问题，这毕竟是中国古代皇帝陵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如果事先完全不知道，那么永陵的发掘就完全是意外的发现了。如果事先查阅了文献，已经有考虑，那王建墓的发掘就是有目的发掘，这个问题还从来没有人谈到过。
1942年9月15日，冯汉骥率领抚琴发掘小组进驻现场，开始了永陵墓的第一期发掘。他们利用原天成铁路局1940年已挖开的洞，先从王建墓的正北方向往南面挖，当时的设备很简陋，石匠用铁锤钢钎打了4天，才把墓室外面的金刚墙打穿。(1989年我们实测了一次，金刚墙的厚度有4米)。当时没有任何机械，全靠人工挖，挖了几天，挖成了一个两米高、一米宽的洞口，进入了陵墓的后室，发现墓室中三分之二的空间被泥土淤积了，在清理墓室时发生了塌方，幸好没有伤亡。把淤泥清运出去后，墓室显得很高很宽，说明墓葬非同一般。在清理后室时发掘出了王建的石像、玉册、哀册、谥册、谥宝等文物，谥宝上面刻有“高祖神武圣文孝徳明惠皇帝谥宝”14个字，证明了是唐末五代前蜀皇帝王建的陵墓。
在发掘出王建石像后，围观的人很多，有人说抚琴台挖出了“金娃娃”，成都人说的“金娃娃”，意思是很珍贵的宝贝。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在社会各界引起了轰动。消息传到成都树德中学，热情激动的学生听说琴台附近挖掘发现了古代陵墓，蜂拥而至，当时工地上只有几个人，根本无法阻拦学生，众多学生钻进墓室观看，把尚未来得及清理的珍贵文物哀册踩成了断片，这是非常遗憾的。不仅当时成都的《新新新闻》等报纸对发掘作了连续跟踪报道，而且当时上海的《申报》也报道了成都在发掘古墓中，挖出了“金娃娃”，由于《申报》的影响很大，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海内外。
袍哥捣乱闹风波
在发掘过程中还出现了戏剧性的风波。因为冯汉骥先生请了英国留学生苏立文（后为国际著名中国美术史专家）在发掘现场搞测绘，培英中学的学生躲警报，就在王建墓附近游玩，看见有人在搞发掘，有人在测量，就传言高鼻子在抚琴台盗墓，挖“金娃娃”。于是有人就到三洞桥乡公所报案。这本来是民众出于朴素的爱国热情，当地无恶不作的袍哥头子徐子昌为谋取私利也搅入这件事，结果闹出了一场风波。徐子昌的师爷曾是华西大学社会系一年级的学生，因为品性不端被学校开除，听说华西大学的教师在抚琴台发掘古墓，出于报复和企图占有出土文物的目的，他就给徐子昌出坏主意。徐就指使手下几名袍哥与三洞桥乡公所几个全副武装的乡丁前来阻拦发掘，并欲将发掘出的文物带走。冯汉骥先生当时正在现场，看见袍哥、乡丁来阻拦，就出示了教育厅同意发掘抚琴台的批文，但这些乡丁、袍哥根本不认，不容分说，将冯汉骥先生等人（当时苏立文、林名均不在现场）扭送到三洞桥乡公所，关押起来，其名义是保护文物，并要冯汉骥交出王建的石像。扭送途中刘复章寻机逃脱跑回去报信。
刘复章急急匆匆跑到华西大学向林名均报信，林名均赶紧找到教育厅厅长郭有守想办法。郭先生的秘书先给三洞桥乡公所打电话要求对方放人，但对方不理。当时正是抗战时期，成都实施战时管制，抓人放人，警备司令部有最终决定权。于是郭有守的秘书又给成都西城疏散区警备司令部打电话，说明不是盗墓，请求放人。警备司令部给三洞桥乡公所打了电话，命令其放人。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乡公所被迫答应先放冯汉骥。郭有守派了一辆当时最好的福特轿车，让秘书带上教育厅的批文，到三洞桥乡公所把冯汉骥保释出来，当时冯汉骥已经被关了三天。冯汉骥出来后，又设法营救其余几个人，到第七天，被关押的的人才全部出来。由于这场风波，发掘工作停工一周后继续进行。后来冯汉骥在永陵发掘报告中也谈到了由于“流氓骚扰”，发掘工作被迫停工一周。
出土文物轰动海内外
当时民国政府组织了一个以清华大学校长梅葆祯为团长的全国高校教育代表团，在全国各地考察，由于媒体的报道，永陵墓的发掘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高校代表团到成都后就准备到永陵现场参观。据说，代表团到成都那天，正碰上日军的飞机轰炸成都。据冯汉骥的儿子回忆，当时日本飞机频频轰炸成都，有一次教育界人士到永陵发掘现场参观,遇到日本飞机轰炸,其中一颗炸弹就落在离永陵墓冢不远的地方。
永陵的发掘在当时文化、学术和考古各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很多名人学者都来参观。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负责人、著名考古学家李济、陈明达、吴金鼎、夏鼐、曾昭燏等，都到永陵发掘现场参观并与冯汉骥作了交流。永陵博物馆还展出有当年他们合影留念的照片。
永陵第一期发掘工作到10月底结束，11月初，成都各家报纸陆续刊登了有关王建墓发掘的报道，重庆、上海的报纸迅速转载了这些消息，很快引起了全国轰动。
永陵第一期发掘工作完成后，为了展示考古发掘的成果，澄清社会上一些不明真相的误会、流言蜚语，冯汉骥先生等人把发掘整理的文物分别在成都少城公园（现人民公园）、皇城明远楼（现展览馆）和华西大学博物馆三处搞展览，供群众参观。成都、重庆还有上海的《申报》立即报道了这一重大的文物考古发现。我们中华民族是特别看重祖先，讲究传统的，永陵考古发现在当时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引起了轰动，引起了反响，极大地激发了中华民族同仇敌忾的信心和勇气，鼓舞了民族精神和民族意志。据有的老人回忆，当时曾有许多青年学生登上永陵墓冢顶进行抗战宣传，把永陵土冢比作“巍巍昆仑”，象征着中华民族的脊梁，誓言抗日。
永陵的发掘工作受到了郭沫若极大的关注和重视，郭沫若当时是国民政府第三厅的厅长，负责抗战时期的文化工作和宣传，包括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以及考古工作，都归郭沫若管。他从报纸上了解有关永陵的情况，同时成都的新闻记者车輻接连写了两封信告诉他。郭沫若很快给车輻回了信，一共有两封，对发掘永陵墓这件事非常称赞，而且作了很高的评价。他在信中称赞永陵考古发掘是一个伟大的发现，“王建墓的发掘，的确是件值得注意的事体，这件事如是在和平时代，如是在欧美，想必早已轰动全世界了”。
后来郭沫若一直很关注永陵，1954年郭沫若和楚图南一起来参观王建墓，在国家领导人中，他是第一个来王建墓的。当时还有一个小插曲，由于风化，墓室顶有裂缝，偶尔掉石块下来，就在郭沫若站的地方，他刚刚走开两秒钟，指姆大一块小石头掉下来，差点打在郭沫若身上，有惊无险。所以1957年就用水泥把地宫顶加固了一次。1966年3月，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又一次来参观了永陵。当时他还说，要好好保护这些文物。
永陵第二期发掘
永陵第二期发掘工作是在1943年。当时南京中央博物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内迁到四川，正在彭山发掘汉代崖墓，冯汉骥为了避免第一期发掘时遇到的麻烦，就主动邀请中央博物院一起来发掘。1943年1月，国民政府组织了一个琴台工作考察团，以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为代表团团长，代表团成员有李济、吴金鼎等人，与冯汉骥一起商量第二期永陵发掘的有关事宜。
关于永陵第二期发掘的经费来源，我（徐学书）是由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才知道的。1986年10月，我参加了在昆明召开的《中国南方、东南亚青铜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恰好与中央民族大学的石钟健教授同住一个房间，他在抗战时期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研究员。因为我是搞考古的，又毕业于成都的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很自然地就谈起了四川大学考古专业的创始人冯汉骥先生及其主持发掘的永陵。据他回忆，当时经费很困难，为了保障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不得不从战时黄金储备中拨出经费，支付研究员的工资，一个研究员每月有二两多金条。发掘永陵所需要的经费，据他所知，也是动用的战时黄金储备。永陵发掘是我国抗战时期组织开展的规模最大的科学考古活动，国民政府也相当重视。
参加永陵第二期发掘工作的共有四家单位，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梁思成的营造学社和四川博物馆筹备处，发掘单位的规格大大提高了。
主持发掘工作的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吴金鼎，成员都是国内第一流的著名学者，如冯汉骥、林纯声、王振铎、王文林（20世纪50年代主持南唐二陵发掘工作）、林名均，同时邀请了梁思成营造学社的两个职员莫宗江和卢纯，在古建筑及绘图方面，这两个人是公认的顶尖专家。莫宗江后来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建国之初周恩来请梁思成设计国徽，国徽图案的很多设计工作莫宗江都参与了。
第二期发掘分工进行，中央研究院带领一批人从墓室的正南面往北面挖，冯汉骥等人就从北往南挖，接着第一期工程做，主要是清理墓室。这次发掘，发现永陵曾经被盗过，盗口在永陵墓室门外的左上方。因永陵墓室前没有修建墓道及其他建筑，墓室内经盗墓者破坏，极为零乱。根据现场和后来的资料分析，盗墓者应先在墓顶挖掘，揭取了大量青砖，后来找到了墓室前端墓口，由墓口顶挖掘盗洞而下，达到墓门位置后，拆除封门的砖石，破门而入。盗墓者盗墓后没有封闭盗口，所以每到雨季，泥水就会顺着盗口滑进墓室，潮湿的空气也进入了墓室，对墓室内的文物造成了极大地毁坏。因此，在这期发掘时见墓室内已淤积了大量泥土，墓室里所有木质建筑，如木门、棺椁等已经腐朽。经清理墓室现场发现，棺椁的上面部分已经被盗墓者掀翻在棺床的东侧，且已经被毁。在棺底及周围的淤泥中，共清理出约15千克的水银。后来的发掘报告中没有提到尸骨问题，因此曾引起了一些人的怀疑。据原南京博物馆已故考古学家王振铎先生生前回忆，在第二期发掘工作中清理王建的棺床时，棺盖已经被掀翻在东侧，棺内发现了残存的一小段腿骨，尸骨是确确实实存在，只是因为盗墓之后造成水、空气的进入以及泥沙淤积，大部分尸骨毁坏了。
清理墓室的工作5月份开始，7月份结束。整个发掘工作9月份全部结束。永陵墓内出土的文物主要有王建石像、玉大带、谥册、哀册、谥宝、银钵、银颐托、银搔手、铁猪、铁牛等，所有出土文物都运往四川博物馆进行整理和保管。
在发掘期间，永陵附近地带曾数次遭遇日军飞机轰炸、扫射。可以说，考古工作者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开展这项工作。
永陵第二期发掘工作得到了当时国民政府中有识之士的重视，国民党元老、四川省政府代主席张群曾经亲自到现场视察发掘情况。
永陵发掘之后，著名学者陈寅恪曾经来参观过，四川大学的教师胡洲良陪他来的，据胡洲良回忆，陈寅恪看了王建的石刻造像后说，从王建的鼻子看，王建石像很像胡人。1944年著名雕塑家刘开渠到成都参观了永陵出土的文物，他特别称赞王建石像刻得好，“刀法明快，线条简练，概括力很强”，他认为比二十四乐伎刻得好。
永陵被盗的情况
从发掘现场情况看，长20多米，高、宽各达6米多的墓室，几乎被从盗口流入的淤泥和自然澄泥所填满。没有较长的时间，不可能有如此深厚的堆积，从而可知，永陵被盗年代甚早，但究竟是何年代呢？
从墓室内文物遗存的情况看，虽然没有金器发现，但尚存不少文物，而且发现几件银器堆放在一起，没有来得及盗走，说明永陵仅被盗过此一次，不然，诸多文物恐难留存。
从历史记载来看，永陵被盗的年代应当距前蜀国灭亡不久。历代帝王陵墓，都是盗墓者的首选目标，很少有不被盗的。三国时期，汉代所有皇陵几乎均被盗过。魏晋以来，史书也不时有盗陵的记载。五代十国在我国历史上又是一次大分裂时期，盗墓之风更为猖獗。据史书记载，自北周文王至后周太祖计27陵全部被盗，至宋太祖赵匡胤统一全国后，才下令具棺椁掩葬。后梁静胜军节度使温韬在其位上7年，就盗掘除了乾陵以外的唐代诸皇陵，直到后唐庄宗才下令将关内被盗诸陵由所在州府进行掩葬修葺。宋代史书记载，孟知祥于公元933年受封蜀王时，曾下令修葺王建永陵，估计此举与永陵被盗甚为关联。前蜀为后唐所灭之敌国，孟知祥不会无缘无故修其祖坟。从当时情况看，凡有修墓之令皆因其被盗，王建墓想必不会例外。照此推断，永陵被盗的年代应当在前蜀亡国至孟知祥封蜀王（公元926～933年）的数年间。
另外，1989年对永陵大揭顶（下面会详细谈到）时，我们才彻底弄清楚了永陵墓室的建筑情况，并在墓顶发现较大范围的盗掘现象，但离穿透墓顶还有很大的距离，这除了说明永陵墓室非常坚固外，也可以证明成功盗掘永陵墓室的盗墓者初时并未找到墓口，遇阻后才向前找到墓口挖掘进入地宫内。
有心发掘无力整理
1943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永陵第二期发掘之后，国民政府再也拿不出钱来搞永陵地宫的保护工作，以及文物的整理、修复工作。有关单位经过商量，决定先对地宫实行封存，把洞口封起来。当地安排了一个警察负责守卫工作。
发掘出土的所有文物登记造册后，一式三份清单：四川高等法院、四川博物馆、四川省教育厅各一份。文物由四川博物馆保存，因为四川博物馆临时疏散到郫县犀浦，这批文物于是转运到犀浦，当时刘复章参加护送，用滑竿把王建的石像抬到犀浦。后来局势一度紧张，曾经把文物埋在地下。抗战胜利后，又把文物取出来，把王建的石像抬回永陵地宫。其他文物仍由四川博物馆保存。
永陵第二期发掘工作完成以后，由于战争的影响和经费不足，文物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就停顿下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发掘工作是分两次进行的，第一期发掘由冯汉骥先生主持，有关的文字资料和图纸就由冯汉骥先生负责整理；吴金鼎先生主持第二期发掘，有关资料和图纸就由吴金鼎负责整理，第一、二期的资料图纸最后要汇总整理。永陵发掘工作告一段落后，吴金鼎就离开了成都回中央研究院。1945年抗战胜利后，吴金鼎随中央研究院迁回南京，有关永陵第二期发掘的原始资料图纸笔记也随之带到南京。结果冯汉骥先生根本没有看到这些资料，他还一直在等吴金鼎把资料整理出来，谁知1948年吴金鼎因病去世，这些资料也就不知去向。后来我们千方百计查找，始终没有找到这部分资料。
冯汉骥先生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整理研究有关永陵资料的。成都解放前，永陵出土的文物东藏一下，西藏一下。解放后，四川博物馆把埋在南光机械厂地下的文物取出来，运到皇城，冯汉骥才有机会再次接触文物，重新找人绘图，找人测绘墓室。但因为测绘的人是搞美术，不是搞古建筑的，所以测绘图画得不是很准确。20世纪80年代，我们在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莫宗江先生那里获得了20多张当年永陵考古发掘现场的测绘图，这是冯汉骥先生没有看到而引以为憾的，我们复印了一套回来。2002年，为纪念永陵发掘60周年而再版的《永陵考古发掘报告》，就使用了莫宗江先生提供的这批测绘图。
为了写好《前蜀永陵发掘报告》，从50年代起，冯汉骥先生对永陵发掘出来的文物做了系统的考释研究，先后在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永陵石刻和出土文物的研究文章，所以冯汉骥最后形成的《前蜀永陵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4年出版出版时报告改名为《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就不是一般的报告，而是有高度学术性的考古发掘记录和学术研究成果，所以它成为我国考古学的经典之作，学术界对它的评价非常之高。
〔口述者简介〕徐学书，永陵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
刘复章，永陵博物馆退休工人。
〔整理者简介〕张家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原载《当代史资料》2003年第4期
编辑：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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