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宏泉文集：《乡事十记》、《燕山白话》

孙传宝

        

孙传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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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传宝

   

刘正成

     
     两本好书！昨日上午到手，一口气读了好多篇。
    《乡事十记》是小说，典型的黑色幽默，一种土得掉渣的生活成了后现代的好故事，有趣而令人心酸得很。虽然缺少“典型环境”的刻画，我认为比真实更为真实，使我想到了我们曾经走过的时代。
    《燕山白话》是随笔，选材新颖，文采灿然。
     许宏泉的文学语言简洁干练，足与一流作家相颉颃。
     两本书，实在让我佩服而刮目相看。
     多年前，朱培尔便向我推荐他，足见培尔的相知，故《想起恭王府的朱培尔》尤为传神。
     余杰为之所作序言，亦实非谬赏也。

唐朝轶

《许宏泉文集》讨论会变成十几位作家学者学术之争
   研讨者变成“正方”“反方”
   
    顾晨燕

??８月３０日下午，国林风书城召开的“走读乡城——《许宏泉文集》讨论会”却变成了十几位作家学者的学术之争，黎鸣、徐有渔、余杰、丁东、李辉、焦国标、老村、蒋泥等作家学者分别作为“正方”和“反方”，对作者文章进行了较为激烈的褒扬与批评。
??引起众人争议的主角许宏泉，本行是绘画，现为《边缘艺术》杂志主编，此次由作家出版社推出的两卷本文集分别是小说卷《乡村十记》和随笔卷《燕山白话》。前者记录了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对皖东一带农村生活的回望与思考，后者则表达了作者对文化的向往和批判。面对批评与表扬，除了偶做解释之外，他多数时候保持沉默，未发表任何意见。
??“正方”代表余杰把许宏泉的《乡村十记》中一篇《生与死》称为《阿Ｑ正传》的姊妹篇，他认为“许宏泉文集采用奇特的小说和散文相结合的形式——笔记小说，无论从内容和体裁上都有它的价值。”徐有渔则“欣赏许宏泉文字里的怜悯、同情和慈悲。文字老到，思想相当成熟。”
??反方作家丁东等则反对把小说的价值意义拔高，画家写小说固然很美，可不要指望从他的作品里认识当今农村的情况，还不如去看一些报告文学。著名文学批评家焦国标则认为，“出版不能只考虑到作家和出版社的利益，应该是内容第一位，读者购买力第二，其三才是经济目的。”
??“文中提到很多文化名人，有很多是文化的摆设。”作家老村则拿起手中的文集，抖了抖，重重地放下，一旁围观的观众不禁鼓掌，为这种真正的文学研讨叫好。

唐朝轶

《许宏泉文集》研讨会
时间：2003-8-30 下午2:00
地点：北京国林风书城（海淀图书城）
林金荣（作家出版社、本书责编）：
我是出版社的一个编辑。我们平时只把他（许宏泉）当成一个画家，一个很好的杂志编辑，当最初看到他的书稿的时候，我觉得老许的随笔和小说写得挺好的，出乎我的预料。因为我们比较熟。看他的小说的时候，让我的心非常的沉重。他用非常简洁的语言，写出乡村在那个年代、那些场景、那些人物、那些故事。我相信在座的这些专家，都会有这样同感。他的随笔集又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把他艺术家的那种率性表现出来了。所以我做这两本书挺高兴，而且挺用心，做的也挺漂亮的。
冯晓哲（主持人）：
今天我们见到的这种两本书，应当是说别具风格，从它的内容和设计。因为他的主题是两个方向的。一个是乡村，另一个方向应当说和城市的生活有很大关联。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走读乡城。今天请了很多各界的学者和批评家，实际上今天借此机会会聚一堂，来进一步解读乡城。乡村问题和城市问题应该说是中国近几十年代整个社会进程里面两个基本的坐标。过去它代表着我们的生活形态，代表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同时也体现我们生活的视角、社会的视角、文化的视角、历史的视角和虚伪的视角。当初，我们所选择的一个路线是农村包括城市，应该是80年代以后，中国再次经历了这样一个乡村和城市大规模的过渡。作者这两本书实际对这样的一个时代生活经历的缺欠补充。《乡村十记》虽然它的目光是过去的历史年代，但是从里面也折射出了我们当今时代的影子。
徐友渔（哲学家）：
这部书应该说非常的难得。我是一口气把它看了。我的第一感觉是文笔很老道，我以为是老先生写的，后来一打电话，听起来（声音）很年轻。现在看更年轻。而且知道他是画画的，这点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震撼。现在写书的花样百出，但是我认为一个作家写书，文笔很好这是个基本的要求。我自己不是搞文艺，我说不出什么理论上的东西。但我感觉到它文笔很老道，看了很舒服。没感觉到浪费时间，我甚至没感觉到看书时间很快地过去。这本书的语言不象很多书，至少不会误人子弟的，这是我的第一个很粗浅的想法。第二，我刚开始看他散文集的时候，我心里非常急，因为我看书的习惯是先翻一下，再看。我看到他论到那么多人那么多事，心想，会不会论到一个地方，就会有你不喜欢或有反感的地方，这种情况我觉得太容易有了。现在复杂社会很多现实他都有论述，伊拉克战争到历史都要论述，那么多事情你要把它说得清楚不容易。我打个比喻，比如孔庆东，因为孔庆东我是看余杰的面子，他的书我有时候也翻一下。他有的时候好像也挺大胆的，挺幽默。看了一点东西，我就觉得不能忍容，他对历史的偏见，让我觉得年纪轻轻的怎么写这种“反动”的观点。所以我在看许宏泉随笔的时候，我就很紧张，你有那么多的历史和事情要论，也许就会被专制，残暴，人道，可能就象我说孔庆东那样，冒出来那些歌颂的文字来了。结果我看完了以后，我还相当放心。我觉得文笔老道以外，那种道义的立场，那种自然的情感又非常深刻。比如说他写华君武，我对华君武的印象非常不好。比如那时候他画著名的右派罗隆基和他夫人，他把两个落难的人，一对情人，他画漫画那么的下流。所以，我看到了许宏泉的文章，我很担心，我想你怎么写？但他的语言非常的委婉，但是还是没有入骨的批评，对表面上德高望众的人没有作大打出手的批评，但是他自己的道义立场表现的非常之好。就我的标准来说，现在中国作家中，能看的书很少。但许宏泉的书，我不但看了，而且很喜欢，这只是我个人的感受。我觉得确实最近我看到难得的书。
王东成（学者 北京青年学院中文系教授）：
我对许宏泉先生是先睹其人，后读其文，感触和友渔有些相似。我读这本书就觉得很快的就读过去了，读的很流畅。这本书应当说是它唤醒我的生活经验，我的生活体验，这两本书我最关注的还是“乡村”这本书。因为我觉得中国的作家、艺术家，我看他有没有良心，我看他有没有价值，我有一个立脚点，就是他是不是写出了中国实实在在的东西。我看了余杰序中谈到的两篇，也是我共鸣的。比如说《生死场》，除了余杰在序里面的谈的问题，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作者有非常巨大的反讽精神。那个女人为什么死了呢？就因为他的男人必须去参加毛主席逝世的追悼大会，他必须去参加，他去参加追悼大会的结果就是他的夫人命丧黄泉。读了这本书，我又一次意识到我和其他无数的农民就是草民，生命是没有价值的。在这块土地上什么都没有价值，就是人没有价值。所以说我们是草民是蚁民，是一只脚踩下去把几百个蚂蚁踩死掉的蚁民。作者很高明，他把毛主席逝世作为宏大的叙事的背景，来展示有一个最微不足道的个人叙事。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比如说《牛奔子》，也是我觉得叫绝的一个东西，因为他唤醒了我的一个生活体验。比如说我下乡的那个地方，有个公社的粮食管理所的人，几乎把公社的像样子的女人都干过，为什么呢？就因为这些农民需要吃饭，他手里有这个权力，他可以给这些农民五斤、十斤的料粮，他就可以玩弄了那么多的农村妇女。而这个《牛奔子》我觉得有惊人的真实。许先生这个书好就好在，它特别的土，特别的直。但是他内在的巨大的悲悯，有的凝重，有的苦涩，我觉得这本书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像友渔说的，思想非常的纯正。我认为在饿尸遍野的时候，还在写着什么“喜看稻穗千重浪”，还在唱着什么什么来到我们村庄，那就叫没良心，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巨大的愤怒。在这点上看，许先生是个有良心的艺术家。
宋文京（书评周刊主编）：
读了《燕山白话》，我觉得宏泉有两点给我印象很深，一点就是他的怀疑感，有很多的事情和他当时写书画评论的时候是一样的，比如说不轻信。他写到了很多很敏感的人，比如说吴祖光，华君武，甚至写到了我不太喜欢的姚雪垠。我当时先看的姚雪垠，想看他是怎么写他。我是跟徐老师一样，我觉得他不动声色，但还是把很多重要的事情交待进去了，而且说的非常自然。你可以感觉到他内心的对这件事情的把握。我觉得宏泉一直在捕捉生活当中非常有趣的事，包括荒缪，包括现实生活当中的别扭，你就发现非常小的一件事，他都能写。他原来以各种各样的名义，发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好多文字我都看过。有的时候感觉他内心非常宏大，他对一个事情的看法与态度是有一个内在的恒定的。恒定的对一个事情、状态的思考。
旺忘望（设计师）：
我这次做封面的设计，主要是用我们视觉的效果来把许宏泉的文字衬托起来。老许的文字是比较直白，我的设计也比较简洁，基本上传达出他的文字的精神。老许比较满意，我也很高兴。
姚仁杰（北京大学生物学教授）：
我是这里唯一一个不是文学家，来对文学作品发表一些意见。我是一个自然科学家，但是我跟搞文学的朋友一样，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社会，所以文学也是我所喜欢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一个好的文学作品一定是通过作者的亲身感受，或者说对社会的观察，来表明作者的态度。我原来以为许宏泉是一个画画的艺术家，现在看来他还是一个文学家，当然艺术文学可以说是不分家。许宏泉是不是有良心？我觉得从他《乡事十记》里边看来，他是有良心的。我们不管是来自农村，还是生下就生活在城市。半个世纪以来，我们有很重要的问题。毛泽东搞革命有个口号要解放农民。但是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最苦的最没有得到解放的还是农民。而作者对我们苦难的农民兄弟们给予了巨大的关怀，我觉得，这是个有良心的人。原来有一本书，也赚了不少钱的叫《星光大道》。实际上现在的农民真没有看到星光大道在什么地方。前不久有几个北大博士生向人大常委会建议取消了城市收容的恶法，强迫农民的一个恶法，从而解放了成百万的农民。农民很苦啊，可以说是中国最低层最苦的，而农民的子女是低层的低层。所以许宏泉能够用他缘的视角来反映这些问题，我觉得许宏泉没有忘记我们的农民兄弟。第二点，原来人们只知道许宏泉是一个画家，不是一个专业文学家，但他的文笔确实很好，很简练。点到为止，点的很到位。我在“国林风”参加了几次年轻作者的作品研讨会，为什么说是年轻作者，我可能是今天到会年纪最长的一个，我今年70岁，所以我觉得我很高兴有这么多好的年轻作家在中国出现。我老是说我们的青年时代，没有现在的青年作家那么幸福，能表达一点不同的意见，尽管还不敬如人意。但是我仍然希望象许宏泉，象余杰等被一些媒体视为“另类”的人，总有一天要发展成中国文学的主流。所以我祝愿大家写出好的东西来。
黎鸣（学者）：
我跟许宏泉12年前就认识。他到北京来与徐聚一办了这么一份杂志，我觉得相当不错，《边缘·艺术》。说实在话，我们这个时代是个什么时代，老村先生著作在这（国林风）发行的时候，我就讲，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道德真空时代，道德真空的时代是什么时代，是一个政治退化，经济发展、文学艺术退化的时代。说实在话，一般的画家、音乐家，我有一个印象，没有文化，只是画画，画匠，音乐家只是唱歌。他们都是一种中国古代东方朔式的人物，歌功颂德，莺歌燕舞，小桥流水。到大的节日，画家，音乐家就有用处了。但是许宏泉很不容易，这份杂志就说明了这点。现在搞美术的搞音乐的，丝毫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思想不是某一个人的现象，还是普遍的现象。不要说艺术家，就是今天所谓的作家、文人，我就感到非常可悲，他们都是海上江上的弄潮儿。别看现在中国有那么多所谓出名的这个家那个家。过了50年之后我看要全部烟消云散，谁也不可能认得它，谁也不可能知道他。大家想想，50年来，中国留下多少所谓一流的作家呢？所谓一流的文学家呢？他们写了什么？他们根本不关心中华民族的命运。我觉得许宏泉这本书很不错，让我感觉到遗憾的是字数太少了，如果有30万字，我就解气了，我就高兴了。许宏泉的作品是一个有良心的艺术家的眼睛去看我们中华民族最低层的人民的生活。他不是象那些文人弄浪花。说实在话，现在电视剧上的海岩，王朔这些人，他们不过是海上的波浪，这种人根本成不了大作家，我对现在的文学评论家，说实在话非常有意见，他们把金庸之类称作中国的大作家，实在是中华民族的耻辱。我对某些所谓自由主义者也非常恼火，他们也骂鲁迅，如果自由主义者在这骂鲁迅的话，我觉得这些自由主义者没有良心。有篇文章还是我敬重的一个老先生写的。说什么鲁迅是一个封建官僚，这是其一。第二，说鲁迅是一个业余作家。我就想了，如果鲁迅先生还是一个业余作家，那么中国还有什么人能配作家呢？鲁迅都是业余作家，那么真的作家是什么东西？怎么能这样呢？说实在话，自由主义就是什么言论人都能够发表？即反对人类专政，思想专政，而不是跟着别人骂人，而且骂的毫无道理。我认为许宏泉正在走鲁迅的路，余杰在他的序言里面讲的很好，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就是写农民，写中华民族最不幸的那一层人，在中国当今最不幸的依然是我们农民。站在后里的很多人都是北大的学生，中文大学的学生，如果你们是农村来的，你们想想，现在农村的孩子要上大学不是更容易了，而是更困难了，为什么会是这样？中华民族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生活在农村，他们的生活的状态的，就是许宏泉先生在这本书里面写描述的。看起来他们很无知，但是也很纯朴，非常贫穷，也非常的可怜可悲，他们的命运是谁造出成的。我认为不能简单的把这种罪恶归于某一个组织某一个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自己也是个没有良心的。就象我们现在反思第二次大战一样，如果你们德国人要把当时的所有罪恶都归于希特勒的话，那么你们就不是一个有良心的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相当一部分德国人是支持希特勒的。所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醒，应该是一个民族的反醒。对我们中国的情况也应该是这样，反醒的不仅仅是某些统治者，而是，某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该正视的。而许宏泉先生他就用自己的著作不加任何修饰，最朴实的语言与我们农村同胞的存状态产生强烈的共鸣。这可能即是这本书的价值。我对对许宏泉先生提出一个希望：如果你真的要这一辈子都做一个有良心的中国艺术家、作家，那么你就应该在现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发掘，写出煌然大作。
徐晋如（学者）：
黎老的话，我感触颇深。许宏泉先生的作品我是前几天拿到的，当时我对许宏泉先生一无所知。我刚读了几篇文章，就立刻说这是一个画家所写的文章，后来验证了我的推测。我一向认为世上有三个文字，第一是科学化的文字，科学化的文字讲究归纳，讲究推理，他希望从普遍的现实当中寻求出一些更加适用的规律，比如说胡适，潘光旦，这是科学化的文章。第二是文学化的文章。他会从现象当中寻找具有生命力的东西，从生命当中推出他对世界的认识。比如说梁启超，陈独秀到今天的余杰。还有一个是艺术化的文章，画家的文章是把一个活生生的现实直截了当地展示给我们看，许先生的作品，是我所欣赏的艺术化的文章之一。在许宏泉的作品里，我很明显的感受了一些东西，两个都是关于时间的。第一个是时间禁止了，从他的《乡事十记》里面很明显的感受到当年鲁迅笔下的那个东西，现在仍然还是那个东西。《江南》上发表了新编的一个《沙家浜》，《江南》的主编是我们北大的一个校友，因为这个事情现在正在受处分。他在受处分之前，去了一趟延安，他很希望从严安当时的老红军那里，得到一个很神圣的东西，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理想促使您进行革命活动。老红军回答说，我们当时的标语口号是打下“陕西榆林城，一人几个女学生”。刚才黎老他说目前是一个道德真空的时代，我对这个时代概括叫“倡优”时代，“倡优”就是刚才黎老讲的东方朔的时代。在一个以大多数标准为社会的最终价值的时候，每一个人被迫去相信别人所认为正确的东西，而不愿意相信自己所认为正确的东西。从《乡事十记》里面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农民他所相信的东西，并不是他自己认为的东西，而是别人灌给他们的一个东西。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这是一种会妨碍良知的一件事情，所以是道德真空。统购统销以前，农村很城市差别还不是很大，自从陈云搞了统购统销以后，农村跟城市完全两个世界，农村的时钟就停止了。我对这个感受是相当的震惊。和刚才几位讲的不同，我感受最深的反而是《乡事十记》的第一篇《徐与鲁》。表明了在农村里始终以一种循环的状态下成长着，就是余杰在序里说的，他要么是奴隶的时代，要么是想做奴隶的时代。徐与鲁，徐他是一个秀才，鲁他是一个徒匪，在农村里，这两种是排斥的，但是这种排斥更多是对于秀才的排斥。如果说他背后成为异端了，那他宁愿成为徒匪而不愿意去做秀才。我在看陈独秀早年的一些著作，也有这类的感触。他提到一点，说恩格斯在临终前向人们告诫，说共产党以后干任何事情绝不能依靠流氓，就是象匪兵乡勇，所谓的大革命的叛徒。他提到了三个人，一个是李立三，一个是向东花，还有一个是周恩来。他们就是依靠了这些人。象鲁这样的土匪正是因为被某些组织所依靠才导致暴君的统治，要比暴君的统治更加可怕，这样的时代也令我们更加悲伤。在《燕山白话》我感受到的依然是时间的问题。我觉得是时间流逝了。从齐白石、黄永玉，这些人身上，我看到对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的艺术来讲，齐白石他终究是一个伟大的农民艺术家，我这不是贬视农民艺术，但是士大夫的艺术是讲究含虚拟的，而民间文本而是讲究对事物的描抹的。齐白石他这样的人竟然被捧为中国的大师恰恰是说明中国社会已经与高古的精神太遥远了。
余杰（学者）：
许宏泉的这本书是我给他写的序，可是遗憾的是这个序在出版的时候，有许多段落被删掉了。当然，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新闻出版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我并不说要责怪出版社，责怪编辑，每个出版社每个编辑都面临一个“无物之阵”一双看不见的手。这个“无物之阵”这双看不见的手所恐惧的恰恰是那些来表达描述中国现实的真实的语言文字，他们从每一个这样的汉字都能够读出一种反动的，所谓颠覆的力量来。我对许宏泉作品的评判实际上在这个序里都已经充分的表达出来，现在只想继续谈几点。第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两本书的文体我非常感兴趣，他这个文体我觉得是鉴于小说与散文随笔之间的很奇特的文体，在中国传统的文体中加以概括，我觉得它类似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笔记体，这个笔记体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是非常少见。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当代时代》是研究清末民初的笔记，我把它作为一个社会史的材料来研究。而这个文体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出现，我觉得跟在清代末年的笔记有相似之处，但是许宏泉的这个笔记跟当代文学的一些笔记有非常大的差异，我在序中也提到，像很著名的作家贾平凹的“商州系列”，他也是采取笔记体的一种写法，但是他们相似的仅仅是题材的一种相似，所以我对贾平凹的笔记的评价是装神弄鬼，他的笔记中没有许宏泉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怜悯同情和慈悲，他把自己放置在乡村生死场的外边，他没有进入到乡村的内部，他自己是站在外边，高高在上的、居高临下的，来看着这个芸芸众生。但是，我在许宏泉的这本书的背后都能看到他的真挚的怜悯慈悲同情，这样的一些品质我觉得是当代文学中最缺乏的。这样的方面是关于农村视角，就是怎么样来写一个真实的乡村，我觉得农村题材直到现在仍然是一个份量最大，每一年关于农村题材的小说有几百部出版，但是真正涉及到真正敢于来表达农村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并不多，可以说寥寥无几。前几天，我看到一个新闻报道，在陕西的一个县，一个时期有三个农民被当地官僚逼的喝农药自杀，所以，我写了一篇文章，当然只能在海外发表，我说，现在已经从当年的官逼民反发展到今天的官逼民死，已经把农民推向不得不死的这样一种生活状态，大家都知道中国有好死不如滥活的文化传统，但是到了今天是怎么样的力量使他那样勇敢去喝下一大杯农药，走向死亡？我觉得这些答案都可以在许宏泉的这本书中找到。第二，我在这本书中看到正确的很清晰的历史感和现实感。要建立这个常识，跟一个人所受的教育完全没有关系。许宏泉没有受到正规的教育，也没有上过清华北大这种所谓的中国第一流的名校。徐友渔老师也谈到，许宏泉这两本书中他对中国历史问题现实问题，几乎每一个问题他都有很清晰的认识，很清晰的立场。相反的是，在我就读的北大中文系，（北大中文系现在已经堕落为“新左派”的摇篮）有若干位获得博士学位的人，连基本的常识都没办法具备。毛泽东究竟是一个暴君还是一个人民的大救星，这样的问题应该已经是个常识，现在在这些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的人都建立不起来，比如说像旷新年，像现在海这样的一些文章写得非常漂亮，也精通很多种外语，他们的文章中能够用很多英语单词，能够把文章写得像翻译过的一样，这样的一些所谓的学者，包括象徐老师谈到的也是我的好朋友的孔庆东孔先生，虽然他是我非常好的朋友，但是我对他的某些意见，我依然持严厉的批评态度。让我非常痛心的是，他这样的一个三十多岁的文学博士有过1989年之痛，从1989年走过来的文学博士，今天竟然是这样的观念，我觉得非常遗憾，非常痛心。这样，从反面来看，我就觉得许宏泉有这样的一种立场，一种认识，尤其的可贵。
朱竞（《文学争鸣》主编）：
我是赶过来参加这个会的，之前，贺雄飞先生给我打电话，说，许先生是画家，编辑，又是作家，我本身也是学美术的，也编理论刊物，自己也写文章，所以我对他非常感兴趣。我坐火车特意赶过来了，来了之后才看到他的这个书。看到余杰写的一些话，我就非常认真的想要读下去了，余杰说他跟贾平凹的装神弄鬼不同，他笔下是一个带着血和蒸汽的乡村，一个被权力扭曲的乡村，就这些话吸引了我，我想把这本书好好的读下去。我想用我的良知和热心尽量的对许先生做一些宣传的工作。
丁东（学者）：
有些事再麻烦再不好说，他反倒说得清清楚楚，而且很从容，这是才气。既有才气，又是明白人，“明白人”本来是一个很低的标准，徐友渔觉得这个很难得，我也觉得很难得，尤其他是一个画家。过去我听说，作协和文联一起开会，文联这边就显得弱智，作协这边好像还明白点，现在是作协这些作家也不明白了。那些艺术家，唱歌的，跳舞的，画画的，他们价值关怀就更比较差一点了，把黑的看成白的，白的看成黑的，明明这东西不太好，他却在歌颂，这种现象很常见。但许先生不管黑的白的他都明白，他还要说，说的不是很激昂，说的很从容。
贺雄飞（出版家）：
刚刚拿到书，没有看，但是我是一个农村出生的人，一直生活在农村，我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农村的生活我也是非常熟悉的。这几年我也是一直编乡村的散文，还有乡村的小说，像阎连科的，刘庆邦的，刘亮程的，而真正的乡村小说能写好的，还是很少的。去年，我在内蒙参加了“首届中国西部文学会论坛”，西部很多作家，当然是写乡村散文乡村小说的，对刘亮程的散文，批判的很多，他把农村“诗意化”了。中国的农村的更多的是苦难，而中国的文学在整体上缺乏一个苦难的意识，这个苦难意识实际上包括两层含义，一层含义对肉体的痛苦的一个反应，第一种是对精神的痛苦的一种反应。尤其是现在社会变革时期。但是，中国的小说恰恰缺乏的是苦难意识。宏泉的有一句话写的非常精彩，“余秋雨去过的地方我不去了”，“凡是余秋雨去过的地方不要带我们去了”。我觉得他是有个性的。中国的艺术家有个性的有创造力的人多，但真正追求自由有创造力的人却比较少。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最起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灵感，中国艺术家有灵感的很多；第二个条件就是有苦难的经历，这一条有一半以下就不具备了，有苦难的经历就能够对生活对社会有一定的深度认识。去年，我去新疆有一个座谈会，有一个女作家就说了，你们谈苦难有什么价值？她最大的爱好就是洗澡和睡觉。她说我刚写完一篇文章是冷暖自知的猫。后来，她说苦难离我们这么遥远，写这东西有什么价值。当时也是这么大的座谈会，紧接着几个人来拍照，都是安全部的人。后来我就把安全部的人给哄走了。受干拢没有，有人还要不断的拍照录音，你感觉到你有资格要睡觉洗澡，我觉得没有资格。所以我们没有资格写这种轻飘飘的文字，逃避现实，逃避苦难，逃避历史，我觉得这样是一种耻辱。第三条我觉得最可贵的就是知识分子的情怀。前两条有很多作家具备，但第三条，恰恰不具备。昨天晚上我看朱竞编的一个稿子，访问一百多位学者，有很多都是大学的博导啊！但这些文章说实在的，写的太差了，而且他一会希特勒，一会他又毛泽东，待会他又要唱走进新时代，真是莫名其妙！他就是“晃来晃去”。所以我前两天写的一个文章“可怕的文坛晃晃”，实际上他没有一种稳定的价值取向，也没有一种信仰，为这种信仰去坚持不懈的奋斗，没有这样！包括像朱竟国先生他会去歌颂刘小庆。还有韩石山，他说看到赵薇的一双水泪泪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把人的心都煽乱了。他这样的文章，待会又去赞扬海岩，待会去批评北大的谢冕。我希望宏泉能保持知识分子的精神，能够对国家对社会对民族对自己对家庭，有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焦国标（农村问题研究专家，北大教授）：
我觉得宏泉的内心有一种品类的追求，可能就是旧文人的一种风格，一种口味，我为什么这么说呢？读《乡事十记》的时候，我感觉到他的写作心状如果是心电图的话，是一条直线。我觉得我做不到。我看有的时候，这个地方加上一个狗日的，加上一个畜牲我就觉得来劲，但他没有加。我觉得周作人的作品，还有汪曾祺的作品，有些地方他是不是在追求这样的风格。追求这样的风格没有什么不好，风格是多元的，但是我个人来说，我不喜欢。《燕山白话》里第231页有一句话，“楝树生长很慢，是做板凳农具的好材料。”这句话从我们新闻学的角度上讲它不准确的，为什么呢？我看宏泉五六岁以后离开农村，并不知道楝树其实百无一用，做圆木的时候它裂，做板凳也裂，平面也变成曲面，所以根本不能做什么东西，做板凳根本不能做。这样的话呢，我想要准确。用个不好的词就是强不知以为知。
老村（作家）：
这个书给我的第一时间，我翻了一下，第一感觉就是中产阶级那种悠闲式的写作；第二个感觉就是文化占有者的优越感。无论从设计上，还是内文的文化准备上，都可以看出来。我今天见了许宏泉以后，我觉得这人特别好，所以我在考虑，我的话说出来他是不是能接受。我确实是一片好心，我在谈一个问题。这个书印这么大的字是不是有什么意图，或者是不是送给眼睛老花的领导人去看。要不它不可能占用这么大的材料去做件事。而且还能做得起。他的观点和他的那种情感，我没有发现他纠结在内心的眼泪。比如他在里面讲一些农村的故事，刚刚发生悲剧的时候，他不写了，在最揪心的时候，他不写了。他走了，他死了。很简单就这样结束了。他这种对材料的占有量，对文体的占有方式，都表现出中产阶级的优越感。所以我希望他能有一种刻骨的东西，展现纠缠在内心不能够说明，但非要说清楚的东西。他的随笔把有些不值得写的人都塞里面，成为一个文化的摆设，这上面很多人我看是文化的摆设，没有什么多大的意思，要他干什么，我决不写这些人。
蒋泥（作家）：
我最欣赏他的地方就是语言还不错，我感到有一种聊斋的味道，有一种古雅的味道。余杰说拿他和贾平凹比，我感到是没办法比的，可以说贾平凹是首屈一指的作家。中国的小说是没有文化，你们翻开莫言，翻开余华的文章，看看，没有文化的，就是贾平凹有文化，他在尽力地把他们融合起来，他神神叨叨的那些东西是有他的目的的，他想构成《红楼梦》的形而上的经验，但是他现在还没有达到那种高度。但是他这种努力的方向是对的。（李建军插话：“方向”这个词是丁关根讲的，不是你讲的。）当所有的作家都避开文化。如果一个作家不努力把中国的文化融进来，那么这个小说没多少值得看的，我之所以喜欢看《红楼梦》《金瓶梅》这样的东西，他是因为不管故事他还是好多东西融进里面去的。包括《红楼梦》那里直线思维，确实是没法比的。贾平凹想尽力把那些东西包容进来，但他没有包容好，至于他将来能不能包容好，那我就不知道了。中国的小说可能要分好几类，不能混为一谈。像沈从文、汪曾祺这一类，纯粹写美文的。宏泉先生不是这一路，他写的性事比较多，他是点到为止。他没有深化的东西，就是写到这儿就完了，这也是他的风格，中国大概也需要这样的作品。真正从作家的角度来看，宏泉还是要扩大一点，把主题再深化一点，再包罗万象一点，将来会有很大的成就。
李辉（作家 人民日报编辑主任）：
我不是太同意黎鸣先生的意见，我们在谈一个问题的时候，当强调某一些作品，你不能把另一种文学的样式，文学的风格给否定了。我觉得金庸的作品和王朔的作品不是简单一句话就可以骂倒的，那么他就有他存在的一些因素和一些道理，比如王朔的东西也不是说一无是处，而且甚至有深刻的历史内容在里面的，这里不展开说。我就是说在谈论问题的时候，我是希望尽量实事求是的比较宽容比较具体的，比如说谈论的一个对象，进行深入的感悟和分析。我与宏泉先生没有见过面，昨天通了电话。《边缘·艺术》我是每期都收到的，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本杂志，我想这两本书和《边缘·艺术》是可以放在一起谈的。我觉得他有一个自由的心态，他写小说是自由的，写随笔是自由的，他是一个自由的边缘人物，他可以写的很随意，他可以不需要严谨的。他的小说有他可取的地方，但肯定是不成熟的，随笔也是不成熟的，但这个不成熟恰恰有他闪光的东西，我认为就是有他自由的心态，这种自由的心态对我们现在的创作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谈意识也好，谈思想也好，谈某一个具体对象也好，都需要一个自由的心态。我认为不能把他的作品拔的很多，但却是非常可取的贡献，这个贡献是比他年纪大的人所不具备的，我常常认为五十年代培养的作家、知识分子，知识是非常欠缺的。外国文学的修养主要是古典文学，尤其是俄罗斯文学，后来俄罗斯文学很少了，主要是苏联文学了，所以50岁到70岁左右非常欠缺顶尖的人物。我们知青一代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常欠缺的，外国文学很多都是在高考之后才能接触的。而宏泉这代还有比他更年轻的一代会有很多新人出现，不必过多的把历史的关注强加在他们身上，他也可以有也可以没有，甚至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反应那种时代，所以他写的农村应该是比较艺术化的东西。同时他的思想是和我们新时期文学一脉相承的，是发展过去的，是非常可取的，所以我第一祝贺他的作品出版。第二，希望他不要把过多表扬的话看的太重，把自己压得写不出东西。我希望你坚持你的边缘立场，坚持你的边缘写作，把你的文化融到现实或历史里面去，甚至你不写都可以，但是还是要在这路上继续发展。我们社会是多元化的，任何文学的形式都有他存在的价值，王朔也好，金庸也好，包括在座的余杰也好，压力太大根本没什么必要，每个人应该共同发展。假如我们文化里面不能容纳武侠不能容纳王朔的作品，不能容纳蔑视文化的东西，或者扭曲的东西，都是不可取的，都是单一的。我觉得我们在强调每一种东西，我们要警惕很可能把自己束缚在一个比较小的天地里面，而失去我们更多的读者，更多文化关爱的一些群体。
周江林（剧作家、批评家）：
刚才我听到一位先生说：“跟贾平凹比，……”。任何一个作家是无比性的。再说老许他不是你们所要求他成为作家的人，他也不是批评家，如果诸位想作批评家的话，他的这期“边缘”上有句话：批评家是艺术家的敌人。我们诸位说的话很多都有道理，我听起来，道理是可能有，但大多数是错掉的，很小一部分他自己清楚。为什么？他没有一个标准，所谓这些作家，老许甚至说过一句话：贾平凹的东西根本算不了什么。这句话可能很多人听上去很大，我听上去很舒服。确实，贾平凹可能是一本书有道理的，他不可能四十五本书都有道理。老许这次写了一两本，他没有站在一个我是作家了我是艺术家了的角度，没有。诸位可能把写文字太严肃太把文字同自己的职业有关。写字其实是很轻松的一个东西，如果我从事这个东西，我只要敬业就行了。而对文字的态度应该是从容一点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只要不犯某个错误。因为大家都在犯错误，他只要不犯某个错误就行了。人不可能不犯错误，那么就少犯一点，说不定他想多犯一点也有可能，那么这是他的事。那么至于文本我看来他比现在很多作家的文字都要好，他的白文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度。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很多作家自己是作家，他有自己读者的。如果老许有读者，他的读者不是在这，有可能是以后的一代，有可能是一个虚拟的人。大家的学问都很多，我也问不出，但我知道有一类写作可能为最优秀的人写的，他不在今天不在场。如果在场他需要某一个读者，读到他一本书甚至一段话感到很舒服，他已经是完成了一个我认为是一个伟大的作品。伟大的作品不是写给所有人的，如果在座有很多人怀有某一种想法，把书写给所有的人，是可疑的。理解老许的东西，他这么从容，然后想想我们有没有这种从容，因为我们的职业写作导致我们写作里面有问题，而且我们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形成了所谓的一群人，这一群人的写作也有问题。所以现在最好随他去，怎么弄都是他折腾的东西。刚才也说到希望他以后第二步怎么样，第三步怎么样，他自己可能也有这个想法，我却以为写不出了就不写了，没有必要，让很多人永远失望，那么这些东西才是骄傲的。（贺雄飞：要是你这么说的话，今天的座谈会一点意义也没有了）我这是一家之言，他会同意我的观点么？可能不同意么。你反对那么你就这样作下去。（贺雄飞：你的意思是，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可以很从容，这样你就不对，写作是一种很神圣的职业。）我发现你这位先生太厉害，连人家说说话，你都要来压制，干什么啊？我们相互交流。我错了，我向你道歉，但是我在说老许的东西。我刚才说过了任何人都可能犯错，我现在也可能在犯错，犯错只要不伤害到大家，大家为了这个目标来说点话。（徐聚一：他有犯错的自由）说不定我这样说了，他就马上回去写第三本书了，要是这样的话我也很开心。但是我这么说，难道我错了？我说出来的话就是我的意思，但我可能还潜伏着另外一种声音。我刚才说老许的文字在某个程度上比很多作家好。那么我告诉你们，如果老许要当作家只是为了一个文字去较劲，那么这个作家，如果他想做我们也没办法，但我劝他不要做。不要为了文字去较劲！文字他有自己的生命的。你是不是作家，打着作家的名字，我以后印名片就印5个作家，有什么用，比如我再印上批评家。文字的东西有的时候写的好有的时候写的差，也无关紧要。所以老许的那个东西，肯定有很多可以挑刺的东西。一个人试想把自己的一部书二部书作成经典，一个人甚至要不被别人挑刺，这个太可疑了。他有一些东西不那么高，就是所谓的情调也好，文字的语法错误也好，我认为一个好的作家里面肯定要保证有。有一个诗人老车说过，写作里面如果没有矛盾的东西，就很可能是做出来的东西，跟生命是无关的，要么是有目的的。书是作家的产品，作者的儿子、女儿，它完成了，有很多读者去读它。但是肯定是有人很喜欢，有人不喜欢，都成立。这才是一本好书。如果我们这个会议真是所有人统一到最后一个人的观点上，这就没意思了，大家应该有不同的观点。但愿老许以后为成矛盾的人，但你的信念不变。
李建军（人民文学出版社、文学家、批评家）
最后一个发言是个很恐怖的事情。你们该讲的话都讲完了。所以我刚才走出去了。我怕听完大家的话自己不知道该说什么。刚才大家争论起来我就很高兴，讨论就应该是这样，这叫讨论的常态，就应该有话语的交锋，就应该有冲突。一个文本的价值，就是能提供各种各样的声音，然后在这个地方交会，冲撞。我们再产生出一种有真理的思想出来。那么我刚才听了这边所谓反方的意见，像贺雄飞的观点我是比较赞同的，像李辉、蒋泥的观点我是非常怀疑的。首先是蒋泥，他把贾平凹吹得那么高是非常成问题的。我对整个当代文学有个批判，如果80年代许先生写作，他就可以成名。像这个文本可以被批评家捧的很高，因为那个时候批评的空间与文学的空间还非常之大，你写了就可以成名。现在不一样，空间全部占满了，莫言、池莉、余华、格非、贾平凹，个个都像大师一样。贾平凹的书现在印多少册，贾平凹自己在文章里说1200万册，这样一个数量和巨大的外在形态把我们想像全部占满了，那么像这样从21世纪初起开始写作的人往哪儿站，没有空间。但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判断一定要清楚，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吗？真正是所谓的大师吗？真的唯一有文化的人吗？不是这样的！我写贾平凹的批评文章很多，贾平凹在很多地方咬牙切齿的不点名的说我。现在我们的写作，我把它定义为消极写作。什么叫消极写作？就是没有敬业精神，没有现实感，没有批判精神，没有基本的真实感的写作。这是骗子的写作，这是灵魂倒失的写作。我们现在没有真的文学，没有现实感的文学。刚才李辉说黎鸣老师的观点不能接受，说要多元化，要宽容，这个很好，就是要多元化，就是要宽容。但是，如果让我们宽容的对谁都不表示我们的态度，都不表示我们的可否的话，那么这个宽容意味着什么？批评家是什么？他就是一个匪徒，他就是要除暴安良，打富济贫。他肯定有自己的批判尺度，肯定有自己的区别立场，他说我什么都包容，金庸我包容，王朔我也包容，这是不可以的。王朔我对他很反感，他老是用自己游戏的，调侃的，所谓的“我是流氓我怕谁”，公开承认说我是无耻的，你是伪善的，我就讲伪善比无耻好，因为伪善他还有个善的东西在，说明善对他还有意义。无耻呢，完全没有道德尺度，哪个更好一些？！像他嘲笑文学教授，说他玩理论。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他的相对论，把我们作品杀死了，然后继续玩，再一次显示他的道德忧越性，第二次把我们很高贵的东西踩在他的脚下，所以我在想我们这个时代是非常可怕的，看起来像宽容，实际上是恶劣的相对主义。我们不能像俄罗斯的知识份子，那些人有很稳定的价值立场，一种道德姿态，一种评价尺度。我不会说，好了，我要宽容一点，然后放弃我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就缺乏像余杰这样的，我就说是和非，说我的爱与恨。我们很多时候缺乏这种东西。
许先生的两本书我都认真看了。这个作品我们应该怎么评价他，他究竟有没有成就读者会认可，未来会认可。我们不要提前的去给他那么高的地位，我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我觉得应该多谈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我看到它是真实的，它写到了农村底层的人，在那个荒诞的时代，因为独裁者，一个农民必须去参加追悼会，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或因某个权力者，女人付出了贞操，付出了肉体上的痛苦，这是很真实的。因为我在出版社做编辑，读到大量的不出版和可以以出版的作品，苦不堪言。我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中国当代的文学缺乏优雅，或者叫美，写性写什么都可以，只要是人的生活内容，和我们相关的都可以去写，但你要把他写美了。像许先生这样的作品大量的涉及到了性事，能不能把它写含蓄？这是一种考验。这个方面，是我对这本小说所不满意的。我讲了三个姿态，一个审美姿态，一个叙述姿态，一个修饰姿态。从叙述姿态来讲，这个作品显示出的是平易亲切，而且轻盈如画，像看连环画，很简洁，很吸引人，没有现在很多小说家繁复的结构、时间不停地转换。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来了，小说是不是这个一目了然的程度，这还叫文学作品吗？刚才大家也讲了，自由，随笔小说就是没有拘束的写法，但是能不能有耐得人咀嚼的意味出来。另外一个修饰姿态，指的是两种，一种是反讽，一种是语言的，他的反讽非常智慧，春秋笔法，尽得风流。在我看来，这本小说的四个代表作，一个《朱得康》，一个是《牛奔子》，一个是《生与死》，一个是《麻书记》。这是这里面最好的四个小说。反讽意识非常成熟。那么，我就觉得在语言和叙述上的问题一样，过于疏朗，过于寡淡。他的古典文学修养很好，确实很雅，有味道在里面，但能不能使他像汪曾祺的小说那样，我认为蒋泥刚才判断是错的，他说当代没有一个作家有文化，贾平凹有文化，是错的，汪曾祺先生有，而贾平凹没有。像许先生的小说如果能融入这样的东西，就会是更好的东西。
王东成：
我觉得李辉刚才提了一个非常好的观点，许宏泉他有自由的心态，他不是一个作家，不是艺术家，但是他既是艺术家也是作家，他不是为什么去写作。这本书，我从文学的角度讲，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有原生态语言。如果他优雅了，他就糟糕，他就像水里捞出来的海鲜，没有经过过多的去洗，他的味道就存在了。如果他优雅了，他就没有那么大的生命力。用原生态的语言去写原生态的生活，我不觉得他那里没感情，那里的悲悯，那里的苦涩，那里的凝重，那里说不出来噎不下去的东西太多了，看了《牛奔子》，欲哭无泪的啊，看了《生与死》，看了《朱得康》，都是欲哭无泪的呀。我情感是非常浅薄的人，我也特别迷恋于那种伪抒情，因为我是那个年代长大的，我们有过那样的生活，但是我们缺乏了西方人文的东西，古典有点高贵的东西，这都缺乏了。所以千万别改原生态，千万别优雅，千万别装饰自己，就这样写出来就行了。
黎鸣：
对王朔这几个人的意见，我是一种批评。你给我加了个帽子，不宽容！什么叫不宽容？！现在很多人反对鲁迅，说鲁迅不宽容，什么叫不宽容？谁对我宽容？金庸、王朔发表了多少文章，出了多少书？而我黎鸣有三百万字压在我的书橱里，出不来。谁对我宽容？你们对我宽容吗？你们对我不宽容！你是《人民日报》的，你不可能对我宽容，我的文章到你儿发表不了！（徐聚一：那个报纸不是李辉的。）我不是说他，鲁迅先生宽不宽容我们可以比较一下，鲁迅先生有什么资格对别人宽容，他自己还要躲在一个地方发表自己的言论，他没当权，他没有扼杀别人言论自由的权力，他不宽容。我黎鸣不宽容，我凭什么对别人宽容，别人可以把我的文章扼着不发表，过去是左派不发表我的文章，现在是所谓自由主义的派不发表我的文章。你们对我不宽容，我不怕。但问题是，我没资格对别人宽容。第二，刚才丁东先生说我拔高了许先生，不对，我没有拔高他，我也没有拔高到把他当作鲁迅。我只是有个最大的希望是你仅仅写5万字太不够了，你应该继续写，这是我对他的期望。我还不像余杰先生对他评价那么高。但是我认为既是这样，余杰先生对他的评价也是一家之言，也不谈不上什么拔高不拔高。宽容是两个字，我希望大家从自由两个字去理解，有没有言论自由，有没有新闻自由，有没有思想自由，没有这个自由，就没有宽容。我不过是对金庸，对王朔发表了我不喜欢的意见，如此而已。发表的对不对，没关系，你可以说我不对，但是不能说我不宽容。
徐聚一（策划人）：
先谢谢站在那里的读者，辛苦你们了，谢谢了，听了那么久。许宏泉有点腼腆，因为这番话本来是他来说的，现在我帮他说。乡事十记是怎么是一回事情，他跟我说了这样的几个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说你把他写下来，他就这么作了，我说你再说一篇的时候，我来录音给你录下来，然后再叫人打字。第二本是许宏泉的文化修养的功力在起作用，就是取舍。他把他的语言变成文字，这过程特别强调刚才王东成先生跟我们比较吻合的一个说法。我特反对在文字里无端的发议论无端的抒情，为什么呢？我觉得这有点把读者当傻逼的现象。Sorry，我用了不干净的词。但是我向来很敏感这点。因为现在人家的阅读时间很宝贵，读了你的书，他可能还想读张三的书、李四的书，很多的书要读，你没有权力在那里自顾自的抒你的情，发你的议论，这个不用看。所以我老在那里提醒他，你又在抒情了，你又在议论了，把这个东西全掐掉。这样的做法不太专业，书出来的时候许多人看到这点就不满意，刚才老村先生。我觉得许宏泉的文体，反差还不是太多，改不了那个东西，我觉得那个东西还是能够打动人的，首先他打动了我。贾平凹没有这么平实的东西，这不能说老许到了至高无尚的境界才写出这样的平实，而是因为他平实而平实，只不过因为他的取舍不平实，他的取舍非常到位，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很能打动人，他刚开始的时候很不相信，觉得这算不算东西，我说绝对算个东西，果然，今天也证实了。《燕山白话》他是在非典时期写的。他每天在家里写文字，我是跑掉了，跑回南方老家去了。他每天写一篇在电话里读，我说，很好。为什么？今天在坐的美术圈的人可能没有到场，所以显得隔坐。刚才老村先生觉得这些人不值得一写，你要知道每天有大量的文本是怎样写他们的。我认为现在美术圈是肉麻吹捧最厉害的地方，也是和权力搅得最近的地方，老许还有更厉害的文字在网上有，就叫《这片画坛》，批评的力度非常到位，比《燕山白话》厉害多了，包括刚才有人说姚雪垠，姚雪垠有一段文字提到八九的时候姚要退党的事，只能删掉。老许写这些人，很有深意，与许多人写文化人的角度用意不一样。写文化批评是老许的本行，他就是在这一个边缘的状态，当初我们办《边缘》杂志的初衷，其中有一点，就是要对权威质疑，老许的文字其实就是一个记述者的文字，有感而发，他并没有像老贺（雄飞）他们常提的终极关怀的想法。终极关怀是要由许多人的点点滴滴才能构成的，要由许多人的融入才能够构成真实的终极关怀。说许宏泉以及他的作品是什么家、时代的声音等等，是一种故作拔高之谈，但许宏泉做到了一个真实的纪录者，我相信在坐的包括所有的读者，你也可以纪录发生在你周围的事情，说不定你的纪录的文本也会很有意义。这可能比那些根本不是那块料却想做大师的人所写的文字更有意义。
许宏泉（作者）：
首先非常感谢许多老师提了不少宝贵意见，还要感谢站在后面的读者朋友们。其实《乡事十记》两年前就已经写好了，说是写，实际上是说。讲述这些事物的时候，我不可能去抒情，又想到什么深度、高度，只是很平实的把我所看到的我所了解到的这些东西把它讲述出来。我生活在农村的时候，对身边的事物好像并没有感觉怎么样，相反，而是更多的是在别人的小说里，比如《金光大道》、《红旗谱》以及贾平凹，试图从他们那里去了解农村，对我身边的农村里发生的这些事情反而感觉麻木。离开农村之后，当我再次回到了乡下的时候，当我再看到某一个村子人，我觉得只要把他的名字写在纸上，我马上就能写出一段故事，每个人的身上都会有一段故事，一篇文章、一本书。现在的文字就是出于这样的一种冲动。包括书里的照片，都是我用傻瓜机在村子里到处转悠时随手拍下来的，无论是写作文本还是插图与摄影都称不上是专业，我是反对“技术”的跟作家、摄影家不搭界的，完全就是我自己的一种感受，用最直接简单的方法把它纪录下来全是真实的。第二本书《燕山白话》百分之八十的东西是在非典的时候写的，实际写的还要多，编的时候已经删掉了三分之一。大家谈到其中写人物的文字，既不是对老先生不尊重，也并无附庸、点缀的嫌疑反而是我要表达一种对权威的怀疑，我很质朴的情感把内心的东西表达出来。部分文字发表在美术报上以后，有一个读者说，这些文章，就像一个小孩扯着老爷爷的长辫子打秋千，好开心啊，不过要当心一不小心会打屁股的。嘿！黑底白字（报纸发表时的样子）怕个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