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成 | 关于傅山《丹枫阁记册》真伪鉴定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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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傅山《丹枫阁记册》真伪鉴定记

文/刘正成

一九九六年，我们在编撰《中国书法全集-傅山》卷时，就发现了两个傅山《丹枫阁记册》的版本，一个是辽宁省博物馆的藏本，另一个是山西省博物馆藏本，分卷主编林鹏先生认为辽宁省博物馆藏本是赝品，他曾于一九八八年写过辨析文章，自然选择了山西省博物馆藏本，我也从艺术分析的角度仔细观察后同意这个选择。但是去山西省博物馆没有找到作品的原件，于是，出书时只好使用了山西古籍出版社根据一九三四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本出版的图片，此书也标明是山西省博物馆藏品。据林鹏先生文章记载，山西古籍出版社的《丹枫阁记册》出版以后引起了身在太原的藏主注意，又因《中国书法全集-傅山》卷出版后扩大了影响，当时藏主的大儿子即渠荣箓先生找到了同在太原的林鹏先生，于是始得知真迹藏所。

《丹枫阁记册》绢本，微黄，册页装，织锦封皮。正文首开和末开每开字八行，其余六开每开字七行，共计八开。每开高三十四公分，宽二十七公分。《丹枫阁记》本文后钤有原文作者戴廷栻一印和书写者傅山一印，傅山自跋后钤有傅山一名章一闲章。首开钤有四枚收藏印，正文与跋文之间钤有一枚收藏印，本幅共有九枚印章。林鹏在二00二年一文中叙“共盖有六枚小印”，也许有误。他在这篇名为《三百年未出祁县，傅山<丹枫阁记>真迹发见始末》的文章中较为详细地叙述了他对此帖及其清道光间寿阳刘&#19232;(雪崖)的《丹枫阁记》刻石作了详尽的比对考鉴，然后对照辽宁省博物馆的藏本进行研究，进一步确定祁县渠家本为真迹，道光刻本是用渠家本上石，而辽博本是其临写本。其后，辽宁省博物馆研究员由智超先生也发表考鉴文章，对林鹏先生的文章做了回应，针对本馆的藏本做了详细的比对考证，确定本馆藏本为伪，山西渠家本为真。

博物馆藏本为伪，民间收藏本为真，在近七十年的中国当代收藏界是极为罕见的情况，在社会上也掀起一番舆论波浪。为此，二0一七年夏天我们从北京专程去了山西，会见了渠家本的藏主现年八十岁的渠荣箓先生，在他家认真观摩察看了傅山《丹枫阁记册》及题跋，及渠家收藏的傅山《太原三先生传行草卷》等及其他古代书法藏品。又在渠先生陪同下去祁县参观了渠家大院，了解了具有“士人”家风的晋商文化渊源，间接证实了晚清时期渠荣箓之祖父渠仁甫从戴廷栻家后人手中得到《丹枫阁记册》等藏品流传的可信性。

当时，我在渠家本观摩中尚有一个疑问：傅山为什么不用整幅绢本把《丹枫阁记》写成一个手卷，而是裁开写成册页？这个问题在《中国书法全集-傅山》副主编姚国瑾先生处得到了合理解释，即有关文献中记载当时有一种风气，藏家把整幅绢托了裁成单页去求人书画，这样既方便书画，又方便以后整理再加上题跋做成整本册页。

此外还有一个衍生的疑问：辽博本是不是傅山本人的謄抄本？因为古来有一种习俗，即作者写好诗文书信稿后再由本人或家人謄正送给受家。于是，我们于当年初秋又专程去辽宁省博物馆观摩辽博本。在由智超先生陪同下，我们仔细观察了辽博本。辽博本亦是册页，纸本，乌丝界栏，每页书字四行，共十八页，最后一页只书一行。正文后有傅、戴二人款，但只有一枚“傅山印”。跋文后无款字，只钤有“傅山印”一方。从艺术风格来目鉴分析，此册笔法、字法应是傅山书法模式，但笔力稍弱，行间无傅山书法的老辣苍劲气息，应该属于其子孙或后学的临摹本。由智超先生曾在辽博本研究中就此有更深入的分析，他从寿阳刘雪崖的《丹枫阁记》刻石在入石时修改了渠家本墨迹中的“由”、“廷”两个补字，而辽博本亦把这两个补字从夹行写入本行的事实，推断辽博本是按刻石临摹的。但我认为，此说聊备一格，辽博本也有直接从渠家本謄抄而来，在謄抄时将补字从夹行写入本行的可能。关于辽博本是否是寿阳刘雪崖刻石本的问题已经无碍于渠家本是否真迹的认定。

为了集思广益，《中图书法全集》编辑部联手傅山学社于二0一七年十一月在山西太原召开了一个跨学科的“傅山《丹枫阁记》国际研讨会”，展出了渠家本原作，特邀了来自日本、中国台湾和中国内地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涵盖了书画鉴定学、博物馆学、历史学、考古学、艺术史学、古典文学等学科，以及十来家有关新闻媒体的专业记者。会议在观摩了傅山《丹枫阁记》渠家本、傅山《太原三先生传卷》等后，围绕此作及其请初书法进行了学术交流，会议得出一致的结论：傅山《丹枫阁记册》渠家本为真迹，辽博本为赝品。我在会议的总结中发表了三点意见，肯定了这次跨学科研讨会的意义。现抄录于后：

一、确认了民间收藏《丹枫阁记册》是真迹

通过这个会议，对傅山《丹枫阁记册》（渠家本）作出了一个重要的鉴定结论：这是一件真迹。虽然它是民间收藏，并非博物馆收藏，但是这个作品是真迹确定无疑。在我们最近几十年的文物鉴定工作中，认可了民间藏本，质疑了博物馆藏本，几乎没有先例，这是我们会议的主要成果。这就说明，我们古代书画需要研究和鉴定的作品，不管是博物馆藏品，还是民间藏品，都需要我们一视同仁地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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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七十年代“兰亭论辨”没有做出定论的话，我们这次研讨基本上就可以确定《丹枫阁记》（渠家本）就是傅山的真迹。这是我们来自国内外的，甚至是博物馆藏本的所在单位共同研究所做出的一个确认。这个确认可能也有新闻效应，这种新闻效应将聚焦我们研究工作的热点：不要一概否定民间藏品的可信性。同时，让我们对已经藏在博物馆的作品有重新整理研究的必要性。从古代来说，皇家的藏本和民间的藏本都是并重的，但是这几十年来重视了公家藏本的研究，而忽视了民间藏本的研究。呼吁重视民间藏品的研究是我们会议的第一个意义。

二、确认《丹枫阁记册》的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

林鹏先生认为，《丹枫阁记册》是继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稿》和苏东坡《寒食帖》之后的“天下第四行书”，这个说法强调了作品的重要价值。与会专家通过对《丹枫阁记册》不同侧面的研究，确认这件作品确实是中国近古书法史上一件非常重要的作品，它的艺术价值、文献价值应该得到充分地肯定。

如果说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稿》、苏东坡的《寒食帖》是记录了不同时代国家的命运与社会历程，生动、真实地描绘出作者傅山作为一个爱国者和艺术家的个人情感与艺术意境。在宋以后的几百年中，这样的东西流传到今天是很少的。《丹枫阁记册》从文献意义上描写了一个时代的历史巨变，这件书法作品如此生动地反映了像唐代颜真卿那样有民族气节的人们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画卷。这件书法作品的艺术和文献的双重价值的认识，决定了它在中国近古书法史上是一件极其难得的珍品。对这件作品的关注与研究，也为当代书法创作做了一个很好的提示：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书法作品基本上是抄写唐诗宋词，没有傅山《丹枫阁记册》这样具有艺术和文献双重价值的作品出现。通过这次研讨会，提醒大家重新去全面深入研究《丹枫阁记册》的艺术价值和文献价值，从而服务于当代书法艺术创作研究。大家深刻地感受到一个书法家不但在其后三个世纪中影响着中国人，直到今天，傅山的精神还留存在我们山西人的文化遗传基因里。今天我们讲继承传统文化，这就是传统文化的一个标本，它不是一般的艺术作品，它是记录时代精神的伟大作品。

三、《丹枫阁记》研讨会是对传世书画作品多学科研究的倡导

书法作品的真伪鉴定研究应该是一个跨学科的问题。这次提供论文参加讨论会的不仅有博物馆的学者、鉴定家，同样有艺术史的学者，还有文化人类学的学者，以前书法鉴定都是文物鉴定委员说了算，而今天，这种跨学科的研讨活动，为我们传世书画作品研究提供了一个值得参照的示范。

我认为，我们的书画鉴定工作不要局限在书画鉴定的传统行业中，而是要放在更广泛的多学科视野中进行。我们不仅要继承传统书画鉴定和碑帖考证学问，还要从考古学、文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科技考古等学术立场，丰富书画鉴定学。以前都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委员说了算，如果鉴定委员意见不统一，鉴定就无法深入下去，二十多巨册的《中国古代书画图录》中就记录了许多这种事例。而这样一个跨学科的研讨会议，为我们今后的书画鉴定工作提供很好的参照。以后遇见了中国古代的作品以及现代代作品，遇见争议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考虑借用这种方法，从多个方位、多个视角去研究它，从而也扩大了作品良性的社会影响。例如《丹枫阁记册》的这种讨论，让社会大众不仅看到傅山精妙的书法艺术，也看到了他的民族气节、风骨与情怀。

二0一八年十月八日于北京

附

三百年未出祁县，可谓一大奇迹：
<丹枫阁记>真迹发见始末

林鹏

一九八八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傅山的书法作品《清傅山书丹枫阁记》，并注明原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我看到以后觉得他同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傅青主征君墨迹》中的《丹枫阁记》有很大出入，便写了一篇文章，《读<清傅山书丹枫阁记>》，指出辽博那件是赝品。此文收入我的书《丹崖书论》(1989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丹崖书论》一书在书法界稍微有些影响，同道们认为我的看法是对的。我没有见过辽博的藏品，只是根据印刷品说话，这是很危险的。你说某件是假的，你就有责任把真的拿出来。我怎么能拿出来呢？所以心中一直不踏实。如今真迹在哪里，毫无影响，也许早已毁坏，或者流失海外，也未可知。后来，山西古籍出版社的编辑朋友们，同意我的文章，把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丹枫阁记》，拿来重印，并把我的文章附在后面，发行全国。这事情就有点闹大了。不过事有凑巧，正是这件印刷品，引起了《丹枫阁记》真迹藏主的注意。

藏主是一位老先生。他反复研究我的文章，然后对他的儿孙们说，这篇文章是对的……你们谁认识这个叫林鹏的人?我想见见他。正好他大儿子，在上世纪70年代曾经同我一起工作，便说，想见林处长，这还不容易。这位长子，先来寒舍说明来意，并告诉《丹枫阁记》真迹就在我家中。我一听高兴之极，简直是惊喜异常。第二天，他们搀扶着老人来到寒舍，畅谈移时。老人说，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来拍照时，他就在场。事后商务给了一幅同原作一般大的照片，老人也带来让我看，我看同印刷品一模一样。老人拿出真迹让我看，绢本，微黄，册页装，织锦封皮，高34公分，宽27公分，前后共盖有6枚小印。墨气生动，笔法自然，真迹无疑。

清道光问寿阳刘<雨飛>(雪崖)将《丹枫阁记》刻石，除保留中间署名处的“戴廷栻”和“傅山”二名印外，其起首处上下共4印皆不保留，最后“既为书之复识此于后”处，二印于墨迹重叠，也不保留，又在左下加“真山”红文小印一枚。此件刻石，十分精良。老人也将拓本带来让我看。以此推测，辽博藏品的造假者，没见过真迹，没读过《霜红龛集》，很有可能是根据这个拓片造假的。这只是推测，未必符合实际。真迹每页7行，刻石每页5行，辽博藏品每页只有4行，精神气味，迥然不同。

我同老人的长子，既为同事，无话不谈。我说，见到此件无价之宝，心情激动不已，原以为已经流失海外，谁知竟然未出昭余一步，真是十分令人赞叹。从今而后，穷死饿死，不可卖掉。后来一想，人家三百年间，十几代人，精心呵护，不失故物，完好无损，还用我嘱咐吗？想来十分可笑。我说，既然我见到了真迹，我就应该写文章，同意吗?他说同意。如果出书也同意吗?他说同意。他并且说：“之所以全部拿出来让你看，就是为了让你写文章，证明真迹还在山西。”他只提出一点，要求我注意，不要透露他们的真实姓名。我向他要一份复印品，他慨然应允了。后来我提出拍照，他也答应了。他提出，让我在真迹后面写几句跋语。我说，别说我，谁也不敢，这是佛头着粪，不敢不敢。他反复要求，我说可以在另外一张纸上写下我的鉴定和拜观之幸。他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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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跋语有这样几句话：“清初祁县戴廷栻修建四层木构高楼，命曰‘丹枫阁’，以接待当时文化名流，并做《丹枫阁记》，请傅山书之。文极诙诡，字极老辣，诚不朽之杰作也。文中从始至终说一‘梦’字，自己之梦，众人之梦，民族文化之梦，充分反映出志士仁人们的真实怀抱，令人肃然起敬。而三百年来，真迹竟然未出昭余一步，此更令人惊叹不已……”

这就是这件事情的整个经过。现在将《丹枫阁记》公诸于世，以飨读者，并附1988年我的文章于后，仅供参考。人生在世，不顺心事极多，能有几件惬意的事情?有一两件，也就可以心满意足了。谨志。

二〇〇二年九月三日于太原东花园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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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跋语有这样几句话：“清初祁县戴廷栻修建四层木构高楼，命曰‘丹枫阁’，以接待当时文化名流，并做《丹枫阁记》，请傅山书之。文极诙诡，字极老辣，诚不朽之杰作也。文中从始至终说一‘梦’字，自己之梦，众人之梦，民族文化之梦，充分反映出志士仁人们的真实怀抱，令人肃然起敬。而三百年来，真迹竟然未出昭余一步，此更令人惊叹不已……”

这就是这件事情的整个经过。现在将《丹枫阁记》公诸于世，以飨读者，并附1988年我的文章于后，仅供参考。人生在世，不顺心事极多，能有几件惬意的事情?有一两件，也就可以心满意足了。谨志。

二〇〇二年九月三日于太原东花园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