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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新作]帖学、碑学与现代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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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3-7-31 15:07:2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帖学、碑学与现代考古学

                 ——二十世纪中国书法的历史特征及当代书法史热点课题?

                                                              刘正成

                一`碑帖之争对二十世纪前期书法的影响[BR]
      
     书法取法碑刻,是古来即有之事。但真正形成风气,则是清代金石考据学盛行的乾嘉时期(1736——1820)。其代表性书家有金冬心(1687——1763)、伊秉绶(1754——1815)和邓石如(1743——1805)(图一)。在这一艺术实践基础上,特别是在职业书家邓石如的艺术经验中,包世臣撰写了《艺舟双揖》,确定了碑学书风的理论框架。然而,碑学书法理论的集大成者,则是在一百年以後的康有为(1858——1927)所撰《广艺舟双楫》。此书一出,碑学挤上了“正统”地位,以致误以为是康有为在本世纪开拓了碑学书风。当时,有另一本书,是蜀中刘咸?NB936?(1896——1932)所著《弄翰余渖》,被日本中田勇次郎先生编入《中国书论大系》。此书在当时和後世,均默默无闻,影响甚微。但是,它很重要,因为这本书是对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碑学理论的猛烈批判。似乎可以说,没有这本小书,也就谈不上碑帖之“争”。因为“争”,即“争鸣”。所谓“争鸣”者,就是要把自己的理论形诸文字,且能自圆其说者,方能称得上是“争鸣”。如果用“口水话”随便议论议论,岂能称作“争鸣”。《广艺舟双楫》与《弄翰余渖》虽不可等量其观,但在其碑学、帖学争论史上,却缺一不可。[BR]
      刘咸?NB936?的《弄翰余渖》的影响萧条,?NB03C?非其无惊人之论,而是当其时也,帖学书风的影响式微。二十世纪初期书坛,沈寐叟(1850——1922)(图二)、吴昌硕(1844——1927)(图三)、李瑞清(1867——1920)(图四)、曾农髯(1861——1930)、康有为(1858——1927)(图五)及其後的于右任(1878——1964)(图六)等大师,挟碑学书风而笼罩书坛,帖学书风虽有一千年(自公元992年《淳化阁帖》以来)历史,到此时已成强弩之末。“圣之时者也”。二十世纪前半期,是碑学书风的成熟期、鼎盛期和高潮。没有这一时期的碑学书风的实践与理论,在中国书法批评史上,是谈不到什麽“碑帖之争”的。[BR]
      在总结这段艺术历史的时候,通常的理论,包括康有为本人的理论,均局限在书法艺术发展规律以外去寻找依据的。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万有文库第二集》)?NF8FC?:“夫纸寿不过千年,流及国朝,则不独六朝,遗墨不可复睹,即唐人钩本,已等凤毛矣。故今日所传诸帖,无论何家,无论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钩屡翻之本。名虽羲献,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论。……道光之後,碑学中兴,盖事势推迁,不能自已也。”“今日欲尊帖学,则翻之坏,不得不尊碑!”[BR]      其实,书法艺术史发展的内在原因另有两个:一、明代以後书法用纸变大,厅堂大轴大字,难以从刻帖中寻找更多摹拟对象;二、如祝允明、文徵明这样的职业书家的推进,书法更多向视觉审美倾向靠近,以至清人从帖学范围中走出寻觅新的艺术素材。故北魏碑刻摩崖顿成大观。经过近二百年的努力,碑学理论终於彻底改变了自唐代以来所建立的王羲之、王献之经典审美标准与审美理论。显而易见,二十世纪前半纪的代表性书家的艺术创作,是继何绍基(1799——1873)、赵之谦(1829——1884)之後,更集中地代表着这一时代的书法特徵,这是与唐、宋、元、明时代迥?NB13A?的时代艺术特徵。
      
                 二`甲骨学与简牍学对二十世纪後期书法的影响[BR]
     
      时下所论,皆以“碑”、“帖”来分野近代与现代书法流派特徵。这是书法艺术批评对书法艺术创作与审美的滞後。本世纪学术界的最大成就乃始自1899年王懿荣(1845——1900)发现殷墟甲骨文(图七),同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发现敦煌遗书简策(图八)。於是,甲骨学与简牍学成了二十世纪的显学。由考古学家罗振玉(1866——1940)(图九)、董作宾(1895——1963)(图十)、郭沫若(1892——1978)等率先取资於书法,彻底改变了二十世纪後半纪的书法艺术特徵。在这个时期,虽有沈尹默(1883——1971)、林散之(1898——1989)这样的帖学书家和沙孟海(1900—1992)这样的碑学书家,对碑帖的一再身体力行地推广,书法艺术群体几乎集体无意识地向殷商秦汉书法回归。甲骨文的书写结体与笔法彻底改变了以《石鼓文》(图十一)、《秦泰山刻石》(图十二)为代表的碑刻经典大小篆的形态;秦汉简牍(图十三)的结体与笔法彻底改变了以《礼器碑》(图十四)、《张迁碑》这样的东汉八分铭石书的隶书形态。甲骨文与简牍古隶进而向草、行、楷施加影响。王蘧常(1900——1989)(图十五)的章草体便是从简牍古隶移植而来,而决非《淳化阁帖》上的章草诸帖以及史游《急就章》(图十六)、索靖《出师颂》这样的章草模式。[BR]
      现代考古学成果成就了二十世纪的一代学问,也成就了二十世纪的一代书家。试看今日大陆书法创作领域,纯粹以帖学为宗,亦或纯粹以碑学为宗的书家,已成为少数派。历数当代代表性书家,倘无甲骨与简牍书风影响者,已必然地失去了时代性,亦即失去了代表性。我在拙著《略论隶书与当代创作》一文(载《刘正成书法文集·二》)中曾有论及。而我现在提出这一问题的视点,则在於帖学、碑学之外,还应该建立一门尚待奠基於甲骨学与简牍学的书法艺术理论,从而确立一种在帖学与碑学之後更为宽阔、更为新颖的书法审美理论与批评理论。非此,二十世纪後期的书法艺术史特徵和正在展开和延续的二十一世纪书法艺术前景,将难以得到准确的美学阐释。现代考古学、古文字学已经为书法艺术史献出了无与伦比的基[BR]础性成果,即大量出土和正在出土的古代与史前文字——书法资料已经为现代书法艺术学作好了准备。我们期待着《广艺舟双楫》这样划时代的论著的出现与发现。
      
                  三.中国书法史研究的热点与课题[BR]
      
     在当代中国书法碑帖研究中当然还有大量的课题,这其中包括前人尚未解决的和今天新提出,有待我们去作大量的、细?NF9A3?的工作,而我现在要说的,仍是沿於前述的与现代考古学成果有关的新问题。[BR]
      
     1.史前文字起源问题[BR]
      没有文字起源问题的廓清,就谈不到书法起源的研究。最近,李学勤先生撰文呼吁:“文字起源研究是科学的重大课题!”(载《中国书法》2001年第2期)而在这个文字起源讨论的一个焦点,又是符号与原始文字(以及文字)的判定与区别。受到广泛关注的包括:一、山东邹平丁公龙山文化陶片上的十三个陶文;二、山西临汾陶寺陶扁壶上毛笔朱书文字;三、河南舞阳贾湖裴里岗文化甲骨文,等等。[BR]
      上述问题的解决,将明确界定两个问题:一、中国文字的历史将从距今三千年至三千五百年的殷商时代,延伸至距今七千八百年至九千年的太昊氏时代;二、彻底否定中国文字西来说的西方文化主流观念。古埃及的图画文字,包括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与中国象形——抽象文字的创造不能说没有相互的影响(见饶宗颐教授《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但毕竟是从源到流截然相?NB13A?的文化创造物。[BR]
      2.两种造字说的反思[BR]
      孔安国《尚书·序》说:“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艺生焉。”许慎《说文解字·序》说:“黄帝之史仓颉初造书契。”古文献公认,在有古文字之前,祖先皆以结绳记事。然後有“书契”,则可理解为“刻本记事”,或“刻甲骨记事”。《史记》所载伏羲氏,或称太昊氏,即新石器时代之裴里岗文化,亦即新发现之河南舞阳贾湖甲骨文所出时代,距今在八千年上下。黄帝,又号轩辕氏,即新石器时代之仰韶文化,亦即新发现山西临汾陶寺陶扁壶“文”字所出的时代,距今约四千年左右。这时有两位造字的大师,一曰仓颉,一曰沮诵。皆为黄帝之史。这就是“八卦造字说”与“仓颉造字说”。[BR]
      这两种造字说都有一个共同的来源:鸟兽之迹。许慎《说文解字·序》分别说明: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BR]
            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号〖HT4SS〗?NF75A?〖HT4K〗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NB13A?也。初造书契。
      一个从鸟兽之迹中创造八卦之文,一个从鸟兽之迹中直接“初造书契”。一在前,一在後,它们究竟有什麽关?NF8F0?呢?[BR]
      2000年10月在洛阳召开的“中国文字起源学术研讨会”上,孟世凯先生引用了《?NEF47?冠子·近[BR]迭》所说:“仓颉作书,法从甲子。”孟先生几乎已经找到了仓颉造字与伏羲八卦造字的直接关?NF8F0?了,但他却退了回来,他说,“甲子”是用以记年月日的,应当是在文字产生而较普遍使用时才有的,“故此说不可信”。(载《中国书法》2001年第二期)而我刚刚收到的洛阳蔡运章先生给《中国书法》的来稿《中国古代卦象文字略论》(待发表)中,则用有力的事实,论证了文字始於八卦。他从大量商周器物上常见的用数字组成的“奇字”(图十七),?NB03C?运用张政?NC521?先生在1978年论证的“奇数是阳爻,偶数是阴爻”的原则,把这些数字译成《周易》的卦画後,解开了这个“奇字”之谜。这些用数字组成的易卦,可名之为筮数易卦。这些刻符数字,既可视为《周易》的卦画,又可视为记数的文字。在这?NF8CE?,终於找到了伏羲时代与黄帝时代造字的决定性联?NF8F1?。许慎所描述的两种造字传说,在蔡运章先生的研究中找到了契合点。从结绳而来、从鸟迹而生的八卦与文字就这样在史前时期产生了。这个时期有近五千年左右的时间,终於酿成了安阳殷墟十分成熟的甲骨文字。[BR]
      
     3.书法的自觉时期[BR]
      在我们大约弄清了史前文字产生的粗略?NB259?索後,我们首先要问的是,书法的历史从哪?NF8CE?开始?[BR]
      书法史学界在很长一段时间的主流意见,集中在东汉和魏晋这两个时间段上,被称之为书法艺术的自觉时期。前两天,无锡楚默先生来信说,去年在杭州召开的国际书法史学讨论会上,有学者仍坚持认为东晋是书法的自觉时期,而与会诸公竟无一?NB13A?议。我认为,这种传统的观念,有它存在的价值。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真有书?NB340?、有史传可考的书法家,大多数从东晋开始。东汉的书法家,如刘德升、崔瑗之辈实在难以坐实,其书论也错综复杂,?NF9A1?言片语。尊重史料,尊重实证,是艺术史学的基本原则。但是,历史本身同样需要发现,而且发现往往就发生在视角转换之处。[BR]
      我在2000年12月北京“千年书法大展学术研讨会”中提出了一个观点:文字之始,即是艺术之始。(载《中国书法》2001年第2期)。这个观点来源於我近几年对史前田野考古关注的兴趣中。文字如果仅仅从实用去理解它的产生,那麽,史前考古中,一切实用的器物的价值,都远逊於宗教礼器的价值。而宗教礼器比之於实用器物价值之高处,主要在於宗教礼器上的艺术劳动含量(图十八)。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史前时期,人类对艺术及其艺术劳动的关注与投入,可以令今人望尘莫及。?NB05C?不过,它往往以宗教的面貌展现。如此结构精美的殷商甲骨文和金文,以及史前原始文字及其刻划符号,均伴随着当时最高级文化活动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怎麽可以说,中国先民在始造文字的时候,没有同时思考着美的创造?[BR]
      我曾经思考过?NB36B?画与文字符号之间的联?NF8F1?(见拙著《中国书法的美术化倾向》载《刘正成书法文集·一》)。彻底形成我的观点是舞阳甲骨文。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掘中,吸引我注目的除了甲骨文外,就是出土了二十三支骨笛。这些骨笛分早、中、晚三期,有五孔、六孔、七孔、八孔多种形制,?NB03C?能分别吹出四声、五声、六声和七声音阶。这是在八千年前,即贾湖原始甲骨文时代,与人类物质劳动绝然分别的艺术劳动产品。最近,考古学者们在北京召开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上,就播放出了用这些骨笛所演奏的美妙的音乐,让与会者唏嘘叹息,钦佩先民的艺术天赋与艺术劳动成果。作为中国文化与审美载体的文字——书法的艺术发生期,是应该毫不怀疑地向远古伸延。中国文字的艺术劳动与一切史前原始宗教礼器与原始艺术活动是同时发生和发展的。中国书法艺术史期待着我们以艺术发生学的视点从现代考古实践中去发现和描述。[BR]
      
     4.史前主要文字书写载体不应仅是甲骨文[BR]
      《书·五子之歌》曰:“有典有则。[传]典,谓经籍。”《说文》:“典,五帝之书也。从册,在丌上,尊阁之也。”《孔安国·古文尚书序》:“少昊、颛须、高辛、唐尧之书,谓之五典。”《召伯·虎敦》的典字书为“〓”(图十九),《殷契粹编七八四》书为“〓”(图二十),这即是用绳栓连简牍的象形和会意。在大汶口文化时代,中国先民已经在使用简牍作为文字书写的载体了。这与传说中的“刻本记事”——“书契”是相关连的。然而,却无考古学的实物发现来支持这种观点。最近,中国科技大学科技考古系主任王昌燧教授在合肥与我交谈中,也谈到了他的这一想法。他提出了在史前聚落考古中,一定要注意任何一片木与竹的发现,倘有发现,他将考虑使用红外?NB259?摄影技术进行检测,他期望从上面发现史前文字。我非常?NB373?赏和支持他的这种想法,我们共同期待着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不远之处,获得新的爆炸性的发现的那一天到来。[BR]
      反之,我们推论,甲骨文,作为宗教祭祀的特殊文字载体,不可能是原始文字的唯一载体。如果我们把更为容易,更为方便的木片、竹片作为文字书写的载体的话,中国先民的文字使用将无限扩大。由是观之,安阳殷墟作为祭祀灰坑?NF8CE?所盛的甲骨文字,便不会是突然而至的天外来客。在殷墟出土的如此成熟的甲骨文字同时和之前,必将有先民更大规模与更早时代的文字创造与使用的历史存在。某一天,当历史被“发现”出来之後,中国书法艺术史又将翻开一个新的篇章。日本已故著名书家青山杉雨先生(图二十一)在观赏了西安半坡仰韶时代彩陶纹饰後,断然认为当时即有毛笔存在和使用,否则不会有如此精美和优美的线描(图二十二)。青山先生由此感悟,进而发展了自己的草篆书风,以成一代大家。可以想象,我们从甲骨文和金文以外去发现原始文字後,将会像从秦汉简牍上发现古隶的笔法与结体一样,发现史前古篆的真正的笔法与结字。试想那时,中国当代书法家将会得到无与伦比的启发,从而延续自二十世纪後半期的书法发展史,创造出一代新的书法?NB145?作来。帖学、碑学,再增以派生於现代考古学的甲骨学、简牍学书法理论,将会为我们的书法艺术史观增添多麽丰富的思想资料呵。我们有理由作这种期待。
                                                                                                                           2001年仲春草於松竹梅花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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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瑞清   佛国离明隶书五言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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