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20世纪的收藏格局

别部司马

[这个贴子最后由书法在线在 2003/06/02 10:24pm 第 1 次编辑]

                     
                     回首20世纪的收藏格局


                                 李雪梅


     世纪更替，与人类文明史同样久远的收藏也跨过了一个世纪而进入新千年。时间不留痕迹地流逝了，而那些流传于世的艺术品，却能让人体味到时间的价值与份量。
     回首20世纪，中国百年收藏的诸多辉煌与遗憾都值得大书特书--20世纪是中国考古发现的黄金季节，也是中国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大发展的时节，殷商甲骨、敦煌遗书、周原古物，以及大批的封泥、瓦当、陶俑、玺印乃至"北京人"化石的发现，都曾刮起一阵阵收藏旋风；20世纪也是中国文物流失数量最多、藏厄发生最为频繁、真与伪的较量最为激烈的时期；由于社会环境的变迁，中国人的收藏观发生了重大改变，传统的一家一姓的世代秘藏已成为过去；政治动荡，经济兴衰，京派、海派收藏以及后起的港台收藏，无不影响着一时一地的收藏风尚；古玩市场的辗转起落，艺术品拍卖的兴起与蓬勃发展等，无疑都是20世纪中国收藏最值得回味的话题。刚刚过去的20世纪，为新的世纪收藏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新世纪的收藏发展指明了方向。再此，回顾20世纪的收藏格局，也许很有意义。
     20世纪，中国收藏发展的时代色彩浓重。世纪初，敦煌秘笈、西域古文书及甲骨卜辞等考古的重大发现似乎来得太早，因为国人尚无力掌握它们的命运。这为当时及以后的中国收藏家留下诸多遗憾。民国初期，古籍善本风行一时。二三十年代古钱、邮票大有市场，40年代追逐故宫流散书画，50年代捐献文物。"文革"时期，"毛主席像章"、"毛主席语录"风行天下。80年代，邮币市场风风火火、古旧家具率先复苏。90年代，皇家传世珍品受到热烈追捧，名家书画被大肆炒作。世纪末，老照片带来怀旧潮。鲜明的时代特色，使中国百年收藏跌宕起伏，情节生动。
     20世纪的公私收藏，交错共生、互动发展。中国私人收藏源远流长，至清末民初迎来新的发展高峰，而公共收藏则是20世纪的新生事物。自1905年张謇创建中国第一所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及1912年北京古物陈列所成立后的10余年间，全国各省相继建立了博物馆和图书馆。公共收藏起步虽晚，但它在嘉惠学者、恩泽后代及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等方面，无疑较私人收藏具有更多的优越性。中国近代局势动荡，公共收藏较私人收藏相对安全稳定，同时也符合世界收藏文化发展的潮流，故在20世纪的上半叶，由私人秘藏转向公享、公用，成为社会进步人士的共识，私人收藏因而成为公共收藏的重要补充。
     解放初期，百废待兴。共和国新生的文博事业急需得到民间收藏的支持，社会上层人士及著名收藏家带头捐献家藏秘笈文物。如，当时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叔通、天津市副市长周叔弢、教育部部长马叙伦、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柳亚子以及著名陶瓷学家陈万里等，先后将数十年甚至数代来之不易的家藏珍品捐献国家博物馆，从而带动了全国范围的捐献文物热潮，使新中国博物馆事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
     50年代的文物捐献运动使长期延袭的以收藏为荣为文雅的时代成为过去，但民间收藏仍有相当规模，这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和抄家风中得到验证。当时"造反派"从许多人家中抄出的文物、藏品都是以多少卡车来计算的。经过席卷全国的"抄家"与"打砸抢"之后，残留在人们家中的秘宝已被人们视为一种瘟疫的象征，避之惟恐不及。中国悠久的民间收藏活动陷入沉寂的谷底。
     在私人收藏受到极大扼制并复归隐秘的时期，公共收藏除大量接收和低价收购民间流散文物外，考古发掘品也在不断充实着各地的博物馆。20世纪50～70年代末，公私收藏关系，大有扬此抑彼的势头。
     20世纪的最后20年，随着社会的开放和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质量显著提高，政治氛围日渐宽松，长期以来受压抑的收藏热望被迅速鼓动起来。全国上下对方寸邮票的痴迷与狂热，至今令人记忆犹新。停办已久的古玩市场和新兴的艺术品拍卖行，不仅把人们收藏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更把海外的收藏家也吸引了过来，全国的收藏队伍迅猛增长。
     可以说，20世纪最初的30年和最后的20年，是中国公私收藏尤其是私人收藏发展的黄金时代，而这两个时间段的对比也颇有意味。当然，导致这两个阶段收藏蓬勃发展的历史背景迥然不同：世纪初收藏的兴起与剧烈的社会变革密切相关，世纪末中国收藏的复苏勃兴则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真实写照。由于辛亥革命带来的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的深刻变化导致藏品聚散和流转速度大大加快，以致这一时期的收藏家层出不穷。这一代收藏家不仅实力雄厚、社会关系复杂，而且多有一定的学术根底，注重考究，著述颇多。世纪末的老收藏家如王世襄、朱家溍等依旧保持着这股自清代乾嘉延袭下来的勤于著述、考证的学者风范。而新起的中生代收藏家则具有更多的时代气息，他们无疑是最善于把握机遇的人。当人们的收藏意识尚未觉醒时，他们便已先人一步投身收藏，并由此而积聚实力。在多年的摸爬滚打中，他们练就出的文物鉴别能力和积累的经验，甚至比有的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和考古专家更扎实、更丰富。他们中许多人都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也勤于笔耕、善于对外交流，而成为中国新时代收藏家的杰出代表。
     世纪末，民间收藏发展最具说服力的莫过于它的群众性大大增强，收藏社团组织的快速发展便是明证。世纪初是中国收藏社团活动的酝酿期，在最初的10年里，仅有文人雅士之间的诗画会等书画鉴赏活动。20～30年代，古钱币学社和集邮组织活动频繁，但在抗日战火的氛围下，各地收藏社团活动难以为继。80年代以后尤其是90年代，是中国民间收藏社团活动最为兴旺的时期，全国大部分地区相继成立省、市级的综合性收藏组织，全国性和地方性的专业收藏团体也为数不少，全国各地的收藏联谊活动更加频繁紧密。
     民间收藏门类已不再局限于字画、青铜、陶瓷等文物古玩，是世纪末收藏的一个突出特点。举凡古旧钟表、老式照相机、月份牌、招贴画、电话磁卡甚至烟标、火花、钥匙、算盘、筷子、啤酒瓶盖等，都成为人们的收藏新宠。那些颇具特色的家庭收藏馆，成为当代社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世纪末的公共收藏也在迅速发展。仅文物系统的博物馆，即从1978年的349个增长到1999年的1374个，20年间增长了3倍多。公共收藏的数量虽然发展很快，但一些弊端也日渐暴露：由于展览内容单调，形式呆板，除那些大型、有特色的博物馆保持经久不衰的活力外，许多博物馆门可罗雀，甚至面临举步维艰的境地。由于许多重要的、有文献史料价值的文物被长期封闭在库房中得不到有效利用，一成不变的公共收藏管理体制及运作方式受到许多人的质疑。而此时，新型、运作更灵活的私人博物馆和企业博物馆应运而生，为略显沉闷的公共收藏增添了新的活力。
     在国外，由企业财团和各种类型的基金会建立大型的博物馆，是人们习以为常的事儿。可在中国近百年博物馆的发展史上，却很难找到这样的实例，直到1999年12月保利博物馆正式开馆，才突破了我国主要由政府以及极少数的个人开办博物馆的传统格局。可以预测，在21世纪，除传统的私人收藏和20世纪新生的公共收藏外，企业收藏将是中国收藏发展的新热点。
                                             （摘自《收藏》杂志）